分家析产的诉讼费怎么收取通用20篇

委托人(下称甲方)：

受托人(下称乙方)：

甲方因与北京泽佳科益科技有限公司劳务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代理诉讼，经双方协商，订立以下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石锦双律师为甲方所涉纠纷案北京泽佳科益科技有限公司劳务纠纷诉讼代理人。

第二条甲方委托乙方的代理权限为：

1.甲方委托乙方为第一审的诉讼代理人

乙方代理权限：代为调查、取证、答辩、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提出反诉

2.甲方委托乙方为第二审的诉讼代理人

乙方代理权限：代为提起上诉、调查取证、答辩、出庭应诉、庭外和解，代为提出、变更、放弃、承认诉讼请求和调解、和解

3.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申请执行程序的代理人

乙方代理权限：代为向法院提起执行程序及相关工作，代为收转被执行标的

甲方委托乙方上述1，3项代理工作。

第三条双方协商同意律师代理费及交纳办法如下：

1.如一次性付清，甲方应在本协议双方签署确认之10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额代理费人民币3000元;诉讼费400元(多退少补)将于本协议双方签署确认之10日内支付给乙方。乙方或乙方所在之律所需在收到代理费10日内开具正式发票给甲方。

2.如分期支付，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元，其余代理费于之日缴足，共计人民币元

3.风险条款，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________日内，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人民币_______元，如_________________甲方向乙方加付人民币__________元

4.其他特别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条乙方指派律师受甲方委托到甲方所在地和乙方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工作时，除非另有特别约定，办案律师的交通、食宿等差旅费由甲方依据票据实报实销。

第五条乙方律师须依法维护甲方合法权益，按时出庭，并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对其执行代理事务中所知悉的甲方的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如有违反，乙方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如乙方承办律师不按规定程序认真负责地从事代理事务，与对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恶意串通，损害甲方权益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合同，要求乙方如数退还或拒付代理费，并可依法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七条甲方须真实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案件的证据及乙方要求的其他材料。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有权中止代理，依约所收费用不予退还，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第八条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代理费全部退还甲方;如甲方无故终止，代理费不予退还。

第九条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办理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

甲方：乙方：受托律师：

地址：地址：

邮编：410011邮编：100102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传真：传真：

注：

银行账号：

户名：

酒泉市能源局:

位于疏勒河中游的桥湾水电站，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运行三十多年来，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电站运行年久，发电设备老化，存在众多安全隐患。为确保电站继续安全运转，20xx年业主单位委托市水电设计院编制了《桥湾水电站维修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自筹资金480万元对水电站淘汰机型进行了技术改造，并补办了项目水保、安评、环评等手续，现申请贵局对项目审查核准。

一、项目名称:瓜州县桥湾水电站技改项目

二、建设性质:技改扩容

三、项目单位:瓜州县桥湾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四、项目法人:陈生福对该项目的质量和安全终身负责

五、建设地点:河东乡、疏勒河中游。

六、建设规模及内容:对水电站淘汰机型进行了技术改造，将原4×120千瓦机组，改造为4×160千瓦，并新装400千瓦新型节能立式发电机组2台，总装机容量为1440千瓦。

七、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480万元，由瓜州县桥湾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自筹解决。

妥否，请批复。

刑事诉讼中需解决问题调研报告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司法观念有了重大的变化，从把打击犯罪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定位的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的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重视程序的公正观，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上述这些转变必然带来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变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下列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证据采信问题

1、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所谓违法证据就是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和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所谓违法证据排除，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上述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据。

现代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成为定案根据，却既有共识，又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异的处置。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区别，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主张把“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取得的证据”相区别，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能仅因手段非法而否定“客观事实”的证据价值。

第二，主张将非法获取的证据加以排除，认为凡是以违反诉讼程序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主张排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获得的证据，但可以以这些证据为线索，根据这一线索依合法的程序重新取证，即允许采纳所谓“毒树上的果实”为定案的根据。

我们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意义在于在刑事诉讼中遏止非法取证的行为，而非法取证行为的动机是获取证据，只有针对这一动机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利益性，才能有效地消除非法取证行为。因此，第一和第三种观点不能取消非法取证的动机，也就难以遏制非法取证的行为。

2、瑕疵证据的完善问题

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是指存在残缺因素可以通过补证弥补缺陷的证据，如证明被告人身份的证据，只有其身份证而没有其户籍地公安机关的证明，或者价格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充分，没有被害人提供的物品购买发票等。身份证本身是公安机关核发给公民的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有效的证件，但是现在社会上伪造身份证的情况大量存在，有些人为了违法犯罪，有些人因为年龄不到而想提前领取身份证，有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都存在使用伪造的身份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被告人的身份证做一个鉴定，认定它系公安机关核发的真实有效证件，这样才能作为确定其身份的依据。有些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对失窃物品的描述是一致的，但是被害人提供不出原始的购买发票，价格鉴定结论仅依据被害人陈述提供的购买时间、品种、型号等而作出，这样的证据存在瑕疵，应当对被害人的陈述补充相应的证据，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如同事的证言、有关部门登记资料等），使之形成证据锁链，才能采信。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认可，但确实无法提供鉴定详细依据的，可以只认定其犯罪事实而不计盗窃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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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一、什么是非法证据 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某一事物客观存在或某一主张成立的有关事实材料。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证据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阐述，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2、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形式共用七种，包括（1）、书证、物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6定、鉴定勘验、检察笔录；（7）、视听资料。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4、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根据以上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取证行为：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包括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等；2、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3、非法定主体取得的书证、物证。 二、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态度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对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 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大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违法不会改变证据材料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证据的价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对非法证据均持肯定的态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条件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即（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来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这一判例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在注重实体真实性的同时已开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四、目前我国法律界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不同观点 1、一律排除说，即否认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证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因非法取证行为与所取得证据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同时，也应该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如果仅从程序外以其他方式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处理，在诉讼法上却承认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则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非法取证，侵害公民～的现象。 2、真实肯定说，即主张把“非法手段”与“证据”区别开来，对违法取证的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若与案情相关，仍可采用。其理由是：“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刑事诉讼法追究实质真实，而不是只要求形式上的“合法”，把起初而相关联的证据予以排除，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从而导致放

纵犯罪。 3、线索转化说，即把非法取得的材料看做“证据线索”并以此为线索，依法定程序重新取证和查证，从而将非法证据转化为合法的证据。其理由是：（1）、我国目前的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薄弱，如果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不采信的话，将妨害最终完成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2）、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则下偏重实体；（3）、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联系性和合法性。 4、区别证据种类说，主张将非法取得的口供与物证材料区别开来，，前者无论真实与否，都应予以排除。后者是以物品的性质、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性的证据，与言词证据相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对此应以采信为妥。其理由是：“非法取得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把非法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无异于承认或允许刑讯逼供。而物证不同于口供，实物证据不会因为收集程序而改变其性质。” 5、例外排除说，即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不能采用，但应设若干例外。这些例外情形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1）、案件的危害程度；（2）、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法律可以从上述两个因素的单独或综合之中设定若干个例外情形。 五、非法证据效力认定的价值冲突 以上各种学说的分歧是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在： （一）、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冲突的集中体现。所谓实体真实也被称作实体正义是指司法活动中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作出的裁决或处理是真实的。所谓程序正义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对于认定非法证据的效力而言，采信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明能力优先于证据的证据能力，就是证据的证明性优先于合法性，这将有助于发现实体的真实，实现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排除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据能力优先于证明性，将有助于维护程序的公正，实现刑事诉讼的目标价值。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冲突的集中体现。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惩罚犯罪、保护～这两种社会价值的追求，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一方面，国家通过刑事诉讼活动，要在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国家还须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非法的、无理的侵犯。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却难以保证完全一致。体现在对于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对于非法证据的舍弃，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的排除，尽管因非法取证的行为使证据材料丧失其合法性，但因此而舍弃其证明性与相关性，可能造成犯罪分子逃避刑罚处罚的结果。而采信非法证据，则可能鼓励司法人员违法办案，只在乎结果而不在乎过程，造成公民权利被侵犯的后果。 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最大限度的统一，应当树立刑事非法证据运用中价值冲突时各种利益的均衡观念和均衡价值观，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反映在刑事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应当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六、关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绝对排除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即以人的言词陈述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其真实性不仅受到客观因素、陈述者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且还与陈述者的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力密切相关。这类证据是否真实可靠与人的因素联系较大，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更是以损害～为代价的，其真实性也会受到破坏，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此类刑事非法证据应予以绝对排除。在我们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可以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进行规范，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有的权利；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赋于律师刑事侦查在场权等。 （二）、相对排除刑事非法实物证据 实物证据是以物品的性质或者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以及内容有证据价值的书面文件。非法实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相当非法言词证据而言，所起比重不大，其非法取得的物证并不因为非法取证行为而会破坏其真实性，因此在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上应加以区别：对于在案件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物证，且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真实的证据应予采信；对于在案件中虽起到不可替代作用但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的应予排除；对于在案件中并非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证据应当及时的用其他证据代替或者将其转化为合法证据。 （三）、加强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更新执法观念 建立并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势必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侦查人员充分了解非法取证的危害性，规范侦查和取证行为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收集证据；正确对待排除非法证据的做法，积极配合有关各方排除非法证据。要求检察人员了解每个证据的取证过程，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不得将非法证据作为批捕和起诉的证据使用。要求审判人员坚持司法独立，提高法律水平和逻辑能力，对于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实行自由裁量权。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思考

一、现行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现状及质疑     精神损害，又称非财产上损害，是与物质损害相对应的概念，这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它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也有别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一般精神方面的不愉快。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是指犯罪人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而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而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对自然人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名誉等人身权利进行不法侵害所造成的非财产性的损害，且后果严重，因此而由被告人承担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一种法律制度，这是针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财产责任。在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是否应得到赔偿，是各国立法时颇感棘手的问题，对此，各国做法不一。德国、瑞士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采取一定的限制原则，而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法国则立法较为宽松，只要是存在精神损害的事实，被害人即可提起此项诉讼。英美法则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赔偿范围，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特别的限定。 我国现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表明在刑事诉讼中只允许被害人就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院于XX年12月4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项规定将刑诉法法律条款过于笼统的规定更进一步明确了，更具操作性。但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是否能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与其他法律能否协调以及被害人对诉权处分可能引起混乱等方面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具体提出下列质疑意见：     1、刑诉法的规定与民事法律规定存在冲突。     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的，有权要求赔偿损失。XX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除上述规定，更进一步将精神损害的范围扩展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总之，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原理上应适用民事法律规定，而刑诉法第七十七条仅限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的”，由此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则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此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排斥在民事诉讼之外，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样出现了刑诉法的规定与我国民事立法所确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相抵触的情形。     2、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是否赔偿适用法律出现混乱。     刑、民之间相互矛盾的规定形成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不能请求赔偿，而情节轻微的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的不正常现象，造成了立法上的不统一。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用于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通过根据不同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这种可请求赔偿的民事侵权中的严重后果往往表现在侵权人会触犯有关法律，直至是刑法。而刑事犯罪行为通常是情节严重的人格侵权行为，这就形成了精神损害程度较轻的不可以适用损害赔偿，而后果严重到触犯刑律时同样法律规定不得赔偿。同时，这也会造成如被告人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被害人所获赔偿反而较多的情形可能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3、可能会造成被害人对诉权的不同处分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       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后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同意了被害人对犯罪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如果精神损害不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有的被害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会放弃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案件性质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就不适用刑诉法和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样，以获得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被害人这种变通寻求民事法律的全面保护的方法不仅增加诉讼成本和当事人讼累，还会因附带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结果不一而影响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4、对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的说法的质疑。     不少人认为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被罪量刑，受到了制裁，这本身就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在此时已最大限度保障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是抚慰了被害人在精神上的损害，不需要用精神赔偿再次制裁犯罪者以补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此观点得到了刑诉法和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同，并予以采纳。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虽然，我国法律体系受原苏联影响，认为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赔偿的，但是一旦人的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等被犯罪行为侵犯后，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并不能全面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损害，也不一定就是对被害人最为有效的救济方式，而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也许是我们迄今为止的法律智慧所能找到的最重要的救济方法。     5、对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赔偿义务的人不仅限于犯罪人时，法律未禁止向犯罪人以外的被告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可向犯罪人以外的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其一造成了对同一事实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法律程序才能解决问题，其二，对同一事实

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其三，在适用不同法律规范时可能会因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而面临对冲突规范的选择，其四，使同类型案件中同样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因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得到不同的保护结果，被害人之间处于事实上不公平的地位。 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立法上对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认可，并应逐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理由如下：     1、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法规定，对刑罚的功能起补充作用。     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其规定的精神就是“又打又罚”，此条明确在论罪判刑的同时可以判令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里的“经济损失”，刑法并未将其局限为物质损失，笔者认为应包括因精神损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刑法这一规定与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不一致，但刑法修改在后，按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就适用刑法规定。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给予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尽管属于民事责任，但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制裁，而且是带有强制性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金钱赔偿具有惩罚功能，因为责令被告人支付被害人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能使加害人发生有所失之感，并得以赎其加予被害人之痛苦。且从作用来看，无论从别预防，还是从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出发，附带民事赔偿的威慑力并不小于判处刑罚的威慑力，由被告人承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而言，其惩戒效力不低于刑罚处罚。     2、将精神损害列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是有法律依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明确了民事赔偿的范围包括精神损失，这当然也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     3、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且违反刑法规定，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名誉降低、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因为，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有的犯罪如杀人、等均会给被害人及其亲属造成造成巨大精神损害，与之相比，物质损失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民事被害人尚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刑事被害人更应享有此项权利。某些侵害生命、健康等人身权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及创伤很深，也难以消除，其精神痛苦是长期且巨大，在精神损害方面给予被害人一定的金钱赔偿，具有使被害人获得某种满足之功能，因为金钱赔偿所具有购买力等功能，可以使被害人有所满足而冲销痛苦。法院也应从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之立法宗旨出发，给予被害人最大限度的法律保障。所以，应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法律真实意义上的正义和公平，切实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4、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体现公权对私权的特殊保护，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刑事诉讼中一直强调公权优于私权，被害人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但是在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公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总与被害人的利益一致，公权对社会利益的倾向完全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忽视。而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价值和人格尊严的重视，是人类发展高度文明的产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当今国际潮流，对私权的关注逐渐加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恰恰符合这一历史潮流。公权的功用应越来越有利于对私权的保护，使被害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而不是与私权相互冲突。在刑事诉讼不断趋于对被告～利保护的今天，在附带民事诉讼上则应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利益冲突的平衡。此时应允许私权的适度自由，因为犯罪行为毕竟侵害了被害人独立于社会利益的个体利益，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个体利益应予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实践中，许多国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关于一切就追究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国际上刑事法律的发展趋势，符合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       5、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立法原意。     首先，从法律角度讲，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身权中一个重要的权利，而健康的含义通常又包括生物属性的健康即生理健康和精神属性的健康即心理健康。精神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对公民心理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时而给予的补偿。其二，犯罪行为除了造成可以用金钱计算的损失外，还可以使被害人受到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损害，这种损害甚至还可以引起更大的利益损失，对被害人的损失不底论其是否可以金钱表示而给予赔偿，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其三，对精神损害进行民事赔偿，不是将人格、名誉视为商品，而是对被害人精神上受到的痛苦损害以物质赔偿的形式进行心理上的安慰、补偿，是对犯罪人的一种制裁。它不是降低人格，而是对人格尊严予以重视，并从而提高人身价值。其四，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导致的，所以在这里民事案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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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适用辩诉交易规则的问题研究

XX年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实施的第四年，也是法院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关键一年。公正与效率，是法院改革的主题，也是改革的方向。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刑事诉讼法作为三大诉讼法中最完整、最严格的诉讼法，它的完善与发展，无疑对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讲就我国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的可行性问题作一些探讨研究。 一、辩诉交易概述     1、辩诉交易的概念及适用条件   (1)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庭开庭审理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辩护律师进行协商，并在征得被告人同意的情况下，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plea  of  guilty ）。     (2)辩诉交易规则的适用条件     a、程序要件—控方提起权与辩方参与决定权。“交易”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平等主体之间就某项标的物进行平等协商，讨价、还价，并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最终决定标的物的价值或其归属的一种行为。那么，辩诉交易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否真的平等呢？当然不是。“交易”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交易双方对交易客体具有处分权，即决定其法律上命运的权利。在辩诉交易中，这一交易客体就是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此罪与彼罪。很显然，在现行的中外司法制度中，对被告人不予起诉、降格起诉和撤销起诉的决定权在检察官，而不在被告人及辩护人，所以也只有检察官才有权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向辩方提出进行“交易”，辩方无权自己根据案件提出这样的“交易”。但是，在控方提出这样的交易以后，控方与辩方就处平等地位，只有辩方同意控方提出的交易请求，交易才能够成立，这就是辩方的参与决定权。     b、实体条件—案件存在争议。辩诉交易的规则决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适用的，其适用的案件有特定性。设立辩诉交易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司法成本和诉讼资源，所以只有对那些经过侦查及检察官的审查，案件部分事实清楚，且有相应证据支持，而其他虽然实际存在的部分事实，但却没有证据证实或者证据不够充分，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也予以否认的案件，可适用辩诉交易规则，被告人对检察官指控的事实予以承认，换取检察官对其较轻的指控，从而减少检察官复杂的取证、认证过程，使案件得以迅速解决。而对于其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案件，法官、检察官不需要再花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取证，法官根据现有证据就能够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此时就不能适用辩诉交易，否则就是检察官违背事实与法律，变相放纵犯罪，这既违背了合法性原则，也不符合设立辩诉交易规则的本意。     c、时间条件—开庭审理前。辩护交易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控方与辩方之间关于定罪量刑方面的协商，必须的在法庭开庭审理前达成。一旦法官开庭审理案件，则案件的裁判权就由法官行使，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也就只能依据法庭审理所查明的事实、证据来进行认定，由法官裁判被告人无罪或有罪、此罪或彼罪、罪轻或罪重，控方与辩方再无协商的可能。 2、 辩诉交易产生的根源    （1）社会原因。二战以后，美国由于种种社会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复杂化，犯罪成为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犯罪日趋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手段与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犯罪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为了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解决日益增多的案件，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由于这种结案方式迅捷而灵活，因而在联邦和各州得到广泛采用。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个判决中指出的：“如果每一项刑事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法官的数量和法院设施增加不知多少倍。”由此可见，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辩诉交易的产生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以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 （2） 法律原因     a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众所周知，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法官在诉讼中所居的地位如何。在英美法系中，法官处于消极的裁判地位，当事人是诉讼的中心环节。在当事人主义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均有处分权，所以不仅追诉人对起诉与否有自由裁量权，而且也允许被告人承认起事实而服罪。因此，在当事人主义之下，就当事人而言，通常在审判前，有一道“罪状认否程序”（arraignment）,使被告人对起诉事实作承认与否的答辩。如被告人答辩有罪，则不举行审判，直接对被告人就其所答辩之罪科刑，这就是被告人对诉讼标的进行处分的结果；就法官而言，它的审理范围受原告人提出的主张所限制，审理和判决不能超出控方主张的范围，只有当事人提出并加以主张的事实，法官才能予以审查，如果被告人已经承认犯有检察官所指控的罪行，亦即双方对指控的真实性已不存在争议，法官便可据此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和处刑。换句话说，审判在英美法系中仅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各个方法这一，而非属必经途径，双方当事人之所以自愿进行某种处分，是因为为了通过协商而达到到某种妥协，而且这种协商，妥协不仅可就罪名进行，同时也包含科刑。而辩诉交易正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基础之上的。     而在大陆法系中，所采取的是职权主义原则，该原则不承认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故不设“罪状认否程序”，即使被告承认有罪仍须举行或继续进行审判。被告人之所以被认定有罪，是基于审判调查证据的结果，而不是基于被告人承认有罪的结果。因此，只要有起诉，则审判便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必经途径。“辩诉交易”被视为不道德行为甚至犯罪行为而加以禁止。     b 、检察官广泛的起诉裁量权。“交易”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交易双方对交易客体重具有处分权，即决定其法律上命运的权利。在美国，没有全国统一、上下隶属的检察系统，联邦和各州的检察机关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检察官是特定的司法管辖区中真正的主要的执法官员，行使一

种独特的准司法与行政权力相混合的权力。他可以自由地把法律适用于他的管辖区并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1883年的“人民诉瓦已什•圣路易和太平洋铁路”案，1930年的“威乐森诉马歇尔邵案，1965年的“州诉严当斯”案和1974年的“人民诉伯林”案，几乎一致确认了检察官在刑事追诉方面不可分割、不受监督的权力。检察官可以根据一定时期刑事政策的要求或者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决定对犯罪人不予起诉或者降低起诉的规格。而且在美国，检察官通常由选举产生，有自己独立的权力来源—选民，只要他认为能最好地为选民服务，他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不可推翻的。根据这一原则，如果被告人能够满足一定的条件（如在经济上赔偿，正常就业等），符合多数选民的利益，检察官就可撤回起诉。因此，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为辩诉交易的盛行从制度上提供了便利条件。正是因为检察官拥有了自由决定降格起诉和撤销起诉的权力，才有了与辩方交易的资本，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诉方的其他要求，从而以较高的效率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    （3）心理原因。在美国广泛盛行的辩诉交易，也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从心理因素上来探究辩诉交易存在的必然性，至少与以下两个要素有关：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欲望。     一方面，自从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由私力救济发展到公力救济以来，司法审判一直以其和平性和非自助性被视为文明的标志。但是刑事司法审判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由于争端不是由双方协商解决，而是提交给作公共权力机构的第三方，而第三方的裁判并不取决于双方的共同意愿与选择，而是基于法官的裁判。所以审判结果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可预测的，要么被告人被判有罪即控方的指控成立，要么无罪即控方的指控不成立。这种“非合意性”对当事人而言，必然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而另一方面，“那种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与冲突的欲望实际上固有于人的天性之中。”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指出，“我们社会中的普遍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个世界上，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人的这种天性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刑事诉讼领域也同样存在。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强判决的可预测性及获得有利于己的判决，控辩双方一般都积极地充分地参与到审判程序中。尤其是在“辩诉交易”中，当事人通过对自己权利的适当处分不仅避免了正式审判程序中的不确定发生，而且被告往往能获得较为宽大的处理，使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胜诉与败诉，避免了两败俱伤的结果，也避免了接受刑事审判可能带来的情感负担，符合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因此，辩诉交易的产生与人类之天性亦有相当的关系。 二、辩诉交易的理论依据、合法性     辩诉交易作为英美法系中的一项诉讼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一项制度仅仅因为其有现实价值性及合理性而存在，却与法律之根本精神相悖，那么这项制度就不是一种合法的制度，其存在也只能满足部分法律主体的需要，却会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我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存在，不仅因为其具有现实的价值性，而且亦符合法律的根本精神和原则。下面，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制度存在的合法性。     1、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原则，意大利的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和刑罪》一书中解释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于辩诉交易制度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该制度的理论源泉。前面我们讲过，辩诉交易制度是建立在控、辩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也只有先认定被告人是无罪的人，是合法、守法的公民，双方才有平等协商的可能；如果在被告人在被侦查或者起诉时，已经被检察官认定为是罪犯，也就是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那么“检察官不会为金钱或者懒惰向法律和罪犯低头”，在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时，辩诉交易就不可能进行。     2、自白合法性原则。辩诉交易规则中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检察官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完全认定被告人有罪或罪刑轻重时，以作出对被告人较为有利的指控，来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换句话说，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主要证据就是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而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即自白能否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这就是自白合法性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法律允许检察官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那么辩诉交易方可成立，否则就属非法。那么如何正确理解自白合法性原则呢？我认为自白合法性原则应当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自白排除法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     （1）自白排除法则。自白排除法则又称“考门罗原则”，就是指把基于不当的自白或不自由的自白，从证据中排除出去。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成为不利于己的证人”。其基本精神就是，政府对于公民罪行的控告，负有提供罪证的责任，即举证责任；而有关犯罪的证据的收集，必须严格遵守宪法的有关规定，不得使公民在“被迫”的状态下提供不利于己的证据。同样，在辩诉交易中，因为检察官以较轻的指控为代价，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自白，这里面就有可能存在着被告人直接或间接“被迫”而做出有罪自白的情况，这样的“自白”很显然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辩诉交易也就不能成立。直接“被迫”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指检察官通过对被告人的人身进行强制、拘禁、实施暴力等方法，使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正常交易，而是一种强迫交易”的行为；而间接“被迫”因为其表面上并不带有暴力或者强制色彩，而不易被发现，从而成为检察官的有力武器，其具体表现如下：a欺骗交易，检察官承诺对被告人作出较轻的指控，在其获得被告人有罪的自白以后而毁诺；b单独交易，检察官与被告人交易，而并没有告知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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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法律地位

代位权制度成型于法国古老的习惯法中，最早由法国民法典以明文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强制执行规定的不完善。法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表明代位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终于得到了确立，使代位权制度从以往学者的理论中走进了社会生活。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应当通过法院予以主张，即应当通过诉讼方式进行。而所谓代位权诉讼，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以原告的名义，将债务人的债务人（即欠债务人）作为被告向人民法院除提起诉讼，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一种诉讼活动。代位权诉讼的（实质是债权人“越过”债务众向欠债务人提起诉讼。由于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来进行，因而必然会涉及到当事人这一诉讼法上的法律问题。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次债务人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对此，诉讼理论上并不存在争论，而对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则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论。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债务人之诉讼地位的确定问题，常常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及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之讨论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若债务人否认债权人之代位权，则可以就次债务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被告之参加人，但不能就债权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原告之参加人，因为对于代位权之存否问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害相互对立。债权人亦可以在起诉时因）债务人否认其代位权而直接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债权人代位起诉后，因次债务人否认债务人对其有权利，则此时债权人可以告之债务人，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债务人亦可以在代位诉讼系属后，自己对次债务人起诉，于此种情况下，法院应驳回代位权诉讼⑴。（2）债权人对次债务人起诉后，不论次债务人有无否认债权人之权利，债务人都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指我国台湾地区之民事诉讼法）参加诉讼。至于是辅助债权人，还是辅助次债务人，则因原、被告的主张不同而有异。而债权人或次债务人亦可以依据第65条（同上）关于告知参加的规定，通知债务人参加诉讼⑵。（3）可考虑采取当事人主导的引进权制度，即在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时，应承认次债务人可能申请法院命债务人为原告，而成为共同诉讼人。这样既能给债务人提供较为充分的程序保障，也有助于解决关于代位诉讼判决之效力应否及于债务人的争论⑶。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讨论来看，对于代位权诉讼，依据诉讼参加的规定，原则上债务人可参加诉讼，或者由当事人告知其参加，但对于是否仅限于对被告（次债务人）为参加的问题则存在着争论，此其一。其二，由于代位权诉讼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方的利益关系，因而基于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提供程序保障、统一解决纠纷、确定既判力范围等方面的考虑，出现了应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将其引进为原告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合同法颁布之后，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们对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主张应将债务人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⑷。（2）认为债务人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⑸。（3）认为应当将债务人列为共同原告⑹。（4）认为在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只能充当证人⑺。（5）认为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地位可因案而异，但并非当然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案情，确立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地位。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a、应当列债务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b、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c、列债权人、债务人为共同原告；d、充当证人⑻。笔者认为，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诉讼地位之界定，不仅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对债务人的程序保障问题。依照合同法解释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该解释确认了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为第三人，但未明确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本文拟对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作一探讨。     一、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应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笔者认为，债务人如果参加代位权诉讼，其诉讼地位应当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非原告、被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证人。理由如下：首先，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的诉讼实施权应当受到限制，债务人原则上不得对次债务人提起同一诉讼请求的诉讼，因而债务人不应与债权人一起作为共同原告；另外，代位权行使是一种强制介入权，如债务人以原告身份出现，则代位权的意义将失去。其次，债务人又是次债务人的债权人，就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并不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因而将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缺少必要的实体法基础。第三，认为债务人处于证人的诉讼地位也非合理，因为债务人与代位权诉讼的结果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要受到判决效力的约束，这一点与证人有着显著的不同。第四，在代位权诉讼中，将债务人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也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众所周知，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1款的规定，所谓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全部或部分的独立的请求权，而以起诉的方式参加到诉讼中来的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本诉中的原、被告双方对立，他既不同意本诉中原告的主张，也不同意被告的主张，认为不论是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都将损害他的民事权益。实际上，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起了一个新诉讼。显而易见，对于代位权诉讼，债务人并不具备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构成要件。因为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一项权利，债权人在法定条件下代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有着正当的法律根据，并不存在债务人对该诉讼标的有所谓独立请求权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因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利超出债务～利的范围

，代位权并不导致债权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直接债权，所以应推定债务人是权利人。因此提出由于债务人对自己的债权可以独立主张，他应是代位权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笔者对此观点不能苟同，因为虽然代位权在法国法上称为代位诉权或间接诉权，实质上它并不是诉讼上的权利，而是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债务人虽是实体法上次债务人的权利人，但在代位权诉讼过程中，因代位权的行使将使债务人的请求权受到限制，他不能同时也行使对次债务人的请求权，不能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当事人，否则，这不仅损害次债务人的利益，也可能使代位权制度形同虚设。此外，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成为诉讼当事人，其参加诉讼的方式，只能是以起诉的方式参加。如果债务人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债务人应与本诉的原告即债权人、被告即次债务人对立，也就是说，债务人若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他既不同意债权人代位权的主张，也不同意实体意义上次债务人的主张。对债务人来说，无论债权人胜诉或自己的债务人即次债务人胜诉，都是对自己民事权益的侵犯。因此，在代位权案件中，若将债务人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则债务人就有权将债权人和次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新的诉讼，而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本来是作为原告的，但由于提起代位权诉讼后，竟成了自己债务的被告，这是非常荒唐的。     由此可见，在代位权诉讼中将债务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绝对不是代位权制度的立法本意。笔者认为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审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之诉讼地位是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基本特征相符合的，故债务人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理由如下：     首先，债务人对债权人和次债务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这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明显特征，它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共同诉讼人区别开来⑼。许多学者认为，代位权是从属于债权的一种特别权利，它是一种形成权。所谓形成权是指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可以使权利变更和消灭的权利，债权人代位权就是仅依债权人之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并不需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过程中，债务人对债权人和次债务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上文对此已有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其次，代位权案件处理结果，与债务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本质特征⑽。债务人对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争议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是他与一方当事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该当事人败诉，他就可能在法律上负有某种义务；如果该当事人胜诉，他就可能在法律上维护了自己的某种民事权益。就代位权诉讼而言，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主张的是债务人的权利，如代位权人胜诉，则债务人的实体利益直接归属债权人，如次债务人胜诉，则代位权人就不能从债务人的债权中获益。因而不管是债权人胜诉还是次债务人胜诉，该裁判结果都与债务人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第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以有独立的实体权利人资格提起了一个新诉讼，以起诉的方式加入到诉讼中来，而在司法实践中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通常是怠于行使债权，在代位权诉讼开始后，绝大多数是被动加入到诉讼中的。合同法解释（一）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可追加债务人参加诉讼，而基于不告不理原则，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般法院是不能追加其参加诉讼的。被动加入诉讼也是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一个特征。     二、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应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既然已明确债务人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到代位权诉讼中，那么，他有哪些诉讼权利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历来是理论界和司法界颇具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引起，又与立法本身规定的矛盾和模糊分不开。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一方面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放在“当事人”一节中加以规定，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为当事人的一种；另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又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显然，又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当事人区别开来，这一规定意味着需等到第一审判决之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才可能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那么，在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之后，到一审法院判决之前，他是否都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具有明确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适用意见》）第66条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如果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的规定，显然不能为债务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如果适用《适用意见》第66条规定，则在法律适用和选择等方面均缺乏正当性的基础。同时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上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进入原、被告已开始的诉讼程序，是在原告或被告的法律关系外存在一个新诉讼标的，还是依附于本诉原、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也并不明确。立法上的漏洞导致了理论上的诸多争议和实践中的混乱局面，同时也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法院判决将涉及到其所享有的实体权利，而这样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又不被明确地赋予诉权，必然会造成诉讼结构的倾斜。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原、被告对立的诉讼结构中，只能总是辅助一方当事人，依附于原告或被告一方，支持或帮助一方，反对另一方，站在所支持的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提供证据，进行辩论。在诉讼中，因其既不是案件的原告，也不是案件的被告，第三人享有的实体抗辩权、支配权等权利也不能向对方独立主张。正因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这种可怜的依附地位，法律对其诉讼权利并未给予和原被告同等的保护。不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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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票价改革行政诉讼案件剖析

xx市公交票价改革行政诉讼案历时半年，以xx市物价局胜诉而告终，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很多。随着公民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要求越来越高，本案即是一件很典型的公益诉讼。作为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对垄断行业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商品价格的调整，应当谨慎操作，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办事，才能确保行政行为经得起司法审查，立于不败之地。每一个物价干部应当把握住：坚持价格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不动摇，坚持清费治乱减负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不动摇，坚持执政为民维护群众利益不动摇。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规范行政行为，严把语言文书关，全面提高执法水平，树立物价部门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现将该案例介绍、剖析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案由     XX年5月13日，我局收到市政府办公厅转来的市政公用局《关于公交票制改革的请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受省物价局的委托，于XX年7月26日举行了“公交票价改革价格听证会”。根据江苏天华大鹏会计师事务所的评审报告，兼顾我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经我局价格集体审议委员会审议，报市政府同意，省物价局批准，于XX年8月27日作出《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宁价服[]276号），并于8月29日在汉府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XX年9月12日，市民陈某向xx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诉我局行政许可行为违法，请求撤消xx市物价局宁价服（）276号《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的第一项内容，即“改革现行的成人月票卡（120次/40元，隔月作废）、学生月票卡（120次/20元，隔月作废）和普票卡（每次乘车享受九折优惠，可跨月使用），实行三卡合一，统一改为公用ic乘车卡（可跨月使用）”。原告诉称，月票不是价格，是福利和制度，而xx市物价局作为政府的价格管理部门，只能管价格，276号批复实际上是取消了月票，超越了职权范围，侵害了其作为ic卡使用人的利益。     二、法庭辩论的焦点     XX年10月17日，玄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辩论中，原被告双方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即被告的批复是否超越职权、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激烈辩论。原告认为，月票是制度，是福利、政策，不是价格，制度的设立和取消应由法律、法规确定，而被告是价格主管部门，其作出的批复名为票价改革，实质上是取消了月票这种福利制度，超越了职权范围，是无效的。我局辩称，《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中明确规定的是对现行的公交ic卡计费方式进行改革，即将目前按月计次和按次计费并存的票价方式，统一改为按次计费、可跨月使用，实行三卡合一，其内容涉及的是价格问题，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无论是按月计次的月票还是按次计费的本票（而目前的公交ic卡正是本票的电子化版本），只是公交票价的不同方式。原告还提出，xx市市政公用局提出的是《关于公交票制改革的请示》，而物价局作出的却是《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票制和票价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价格，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我局指出，市政公用局提出虽然是《关于公交票制改革的请示》，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措辞问题，其请示的核心内容以及后来提交的听证申请等涉及的是票价调整和改革，且市政公用局向市政府提出票制改革的请示后，市政府批转给市物价局承办的确是票价的改革和调整，因此，我局就此批复改革公用ic乘车卡的计费方式和具体价格，并未超越法定职权。     三、法庭判决     XX年11月11日，玄武区人民法院作出了（）玄行初字第0007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内容中，只就改革公用ic乘车卡的使用次数、划扣款额、实施计划进行了批复，其内容是价格问题，被告的批复并未超越职权，故被告的批复是合法的，”“被告xx市物价局的行政许可行为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且符合法定程序”，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xx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市中院于XX年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就我局行政行为进行了全面审查。法庭经审理认为：“xx市市政公用局向xx市人民政府提交的《票制改革请示》，核心内容是公共交通票价的调整，属于价格法规定的政府定价行为”，“经法庭查证，276号批复行为职权依据明确，事实证据充分，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本案诉讼终结。     四、本案的几点启示     此次公交票价改革行诉案件，是我局近两年来的第三起涉及行政许可行为的诉讼案件，其中除一起轮渡案件是针对行政程序合法性问题外，两起公交案件针对的都是行政许可行为有无超越行政职权范围，其中原告也提出了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应当说这三起案件的争论焦点涉及了政府行政决策中的核心原则，即“法无授权无行政”、“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公正”、“合理、适当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随着行政法规的日臻完备和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近年来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行政行为中具体情况的千差万别，仍不免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现结合本次公交票价改革案件，谈几点启示。     1、牢固树立“法无授权无行政”，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履行行政权利。     本案中，原告提出，市政公用局向市政府提出的是《关于公交票制改革的申请》，并未就票价改革提出申请，而我局却作出《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申请和批复不相吻合，且制度的设立和取消应当由法律、法规确定，即认为我局的批复行为超越职权及缺乏法定缘由，其立论对规范行政行为不无警示。垄断行业的价格调整，由于其牵涉面广，社会影响重大，更是应当谨慎操作，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应当经得起司法审查。对于调价申请方案，应当严格审查，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坚决退回重新申报。     2、依照程序全面规范行政行为，严把语言文书关。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规范行政行为，不仅要做到程序的不可或缺，更是要发挥程序公正对

行政行为合法、规范的保障作用。虽然在本案中，市政公用局在申请中所提出的“票制”和我局批复中的“票价”所涉及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但“票制”和“票价”的一字之差的确对本案庭审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一字的改动正是我局在严格遵照《xx市物价局制定价格集体审议规则（试行）》召开的听证会前的价审会上作出的，严谨了文书用词。     3、正确认识行政诉讼，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全面提高。    鉴于行政权利对社会和公民影响的巨大，法制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政府行政权利进行限制和制约，这也是适应建立政治文明的需要，其中行政诉讼就是一个重要途径。所以作为行政机关要正确认识行政诉讼，把它作为进一步规范依法行政的推动力，不仅要从程序、实体上而且要从用语规范、行为严谨的角度，全方位提高行政水平。近两年我局的几起行政诉讼案件，都是典型的公益诉讼，原告作为广义上的利害关系人，其利益与所诉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对此我们应当正确对待、认真剖析，进一步推动规范行政。

委托人(以下简称甲方)：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或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以下简称乙方)：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法律法规及《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甲方就本合同所涉民事法律事务委托乙方提供法律服务。甲、乙双方经协商,订立下列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

为甲方因_______________与就_______________一案在下列第项程序中提供法律服务,担任代理人：

1.一审;

2.二审;

3.执行;

4.再审;

5._______________。

第二条委托权限为本条所列第项：

1.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上诉;

2.一般授权。

第三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真实、完整、客观地向乙方律师介绍本合同所涉民事法律事务的有关情况,并提供有关的资料,不得隐瞒虚构。

2.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案。

3.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不得向乙方律师支付任何费用。

4.甲方认为乙方指派律师在服务过程中不负责任或不适合办理甲方委托的法律事务,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但甲方应向乙方说明要求更换律师的具体理由。

5.甲方应在乙方办理法律事务终止时,如实完整地填写《重庆市律师服务质量反馈意见卡》,并及时交由乙方归档。本合同涉及的《重庆市律师服务质量反馈意见卡》的编号为。

6.甲方不得要求乙方律师进行违法活动。

7.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本合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

第四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了解案情,根据案情的需要调查取证。

2.分析案情,确定代理思路及办案策略。

3.代理出庭参与诉讼,依法提出有利于甲方的证据或意见。

4.在委托过程中,对涉及与本案有关的活动向甲方提供法律意见;若为特别授权代理,应遵循有利于甲方利益的原则谨慎行事。

5.乙方律师应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泄露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知悉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非因法律规定或当事人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但以下内容除外：(1)当事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2)可以公开查阅或取得的信息和资料;(3)为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必须披露的信息和资料。

6.乙方律师不得私自向甲方收取费用。

7.乙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收取律师服务费、差旅费。甲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收取的律师服务费、差旅费不予退还,甲方尚未支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的,乙方有权继续追讨。

8.乙方同意并保证,一旦出现甲方认为乙方指派律师在服务过程中不负责任或不适合办理甲方委托的法律事务时,乙方在收到甲方正式投诉及核实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另行推荐候选律师,经甲方确认后,立即另行指派律师予以接替,以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

第五条律师服务费、差旅费和其他费用的约定：

1.律师服务费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元。

2.差旅费

乙方按照下列第项方式收取差旅费：

(1)乙方与甲方约定包干差旅费的,乙方按不超过律师服务费的10%收取差旅费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元。

(2)乙方预收差旅费的,由乙方向甲方提出差旅费预算并经甲方同意后预收差旅费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元,乙方凭差旅费清单及有效凭证与甲方据实结算。

3.律师服务费、差旅费支付时间和方式

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向乙方一次性付清以上费用。如有特殊情况经双方协商可在本合同第七条中另行注明。

4.乙方律师在办理甲方委托的法律事务过程中发生的鉴定费、公证费、公告费、查档费及应由甲方支付的其他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

5.除非乙方书面同意,因甲方未按照约定足额付清上述费用,导致乙方律师不履行或未及时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的责任由甲方承担。

第六条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共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七条本合同以上条款不能概明之事项,可在本条款下特别约定：_______________

第八条本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委托事项终止时止。

甲方因调解、和解、撤诉等原因造成本合同无需或不能继续履行的,均视为乙方已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甲方应依据本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差旅费。

本合同有效期届满,如甲方需委托乙方继续提供法律服务,双方应另行订立合同。

第九条甲方确认下列通讯地址及联系人是乙方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向甲方履行通知义务的通讯地址及联系人：_______________

乙方按上述通讯地址向指定的联系人履行了通知义务,视为乙方已向甲方履行了通知义务。

甲方如变更通讯地址或联系人,需提前七日通知乙方。

第十条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纠纷时,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提请乙方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调解处理,也可以采取下列第项方式处理：

1.向________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本合同壹式份,甲方持份,乙方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

第十三条甲方承诺：已认真审阅本合同所有条款并完全了解其详尽内容,本合同所有条款均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

甲方：_____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____

签约代表：_______________签约代表：_______________

签约时间：_______________签约时间：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账号：_______________

原告：_________________，女，汉族，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上海市__________区__________路__________弄__________号__________室

被告：_________________，男，汉族，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上海市__________区__________路__________弄__________号__________室

诉讼请求

一、请求依法确认20__年11月20日的自书遗嘱有效;

二、请求依法确认上海市__________区__________路__________弄__________号__________室房屋为原告与被告共同所有，其中，原告占2/3份额;

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系父女关系，原告为女儿(见证据一)。20__年9月7日，原告、被告及原告之母__________共同出资购买上海市__________区__________路__________弄__________号__________室房屋一套【产证号：_________________】(见证据二)，三人为共同权利人，各占1/3份额。

20__年11月20日，原告之母__________立下自书遗嘱，遗嘱载明“本人__________，女，生于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居住__________路__________弄__________弄__________号__________室，为产权房，产权证号为__________，本人占有三分之一份额，本人百年以后(去世以后)我的产权份额全部归女儿__________(原告)所有，任何人不得干涉。”(见证据三)

天有不测风云，原告之母__________于20__年5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见证据四)。现原告依遗嘱欲办理更名手续，但是遭到被告的无理阻挠，万般无奈之下，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 ___________

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原告：_______________住所地：___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居住地：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

1、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于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_______________的《__________市商品房预售合同》;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日，原被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的《__________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位于区路户商品房一处。合同签订后，由于无法顺利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手续，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按照合同约定，原告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判决。

此致

_______________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编号：_________甲方：_________地址：_________邮政编码：_________电话：_________乙方：_________地址：_________邮政编码：_________电话：

_________甲方因_________向乙方提出申请，要求乙方为起提供法律援助，现经乙方审查，认为甲方符合法律援助规定的条件，同意为甲方提供法律援助，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_________担任甲方一案的_________代理人。二、乙方应依照法律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如乙方指派的办案人员因故中途不能执行职务时，乙方另行委派办案人员接管。

三、甲方对乙方办案人员就案件提出的分析意见有不同看法时，可以向乙方反映，乙方经调查，如办案人员提出的意见合理、合法的，甲方应当接受，乙方有权撤消甲方受援资格;终止代理;办案人员提出的意见确有不当的，乙方应当督促办案人员及时调整，拒不调整的，乙方可以另行委派办案人员。

四、甲方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稳定。乙方接受委托后发现甲方有违规集会等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有权撤消甲方受援资格，终止代理并按规定追缴法律援助费用。

五、甲方必须真实地向办案人员叙述案情事实，提供与本案有关的证据。乙方接受委托后如发现甲方有捏造或隐瞒事实，弄虚作假行为，有权撤消甲方受助资格，终止代理并按规定追缴法律援助费用。

六、甲方为原告的，可以将乙方办案人员办案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列如诉讼请求。此项诉讼请求下获得的款项归乙方所有，如经热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甲方应申请人民法院将款项直接支付乙方。

七、甲方委托乙方权限如下：(一)一般诉讼代理。(二)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八、本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生效，到本案终结止(即判决、调解、案外和解或撤消诉讼时止)。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年___月___日 _________年___月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

上诉人：______________，男，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生，汉族，住址：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

被上诉人：______________，女，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生，汉族，住址：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

上诉人因不服_______人民法院(20_______)_____民初字第_____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出上诉。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

1、请求依法撤销_______人民法院(20_______)_____民初字第_____号民事判决书

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甲方：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查证网址：_________________东方律师网-上海市律师协会)

地址：_________________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971号钱江大厦15楼D-E座

电话：_________________021-传真：_________________021-邮编：_________________200122

甲方因与

纠纷一案,委托乙方律师代理,经双方协议,订立下列条款,共同遵照执行：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许斌龙律师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

二、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_________________具体事项见授权委托书。

三、根据《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的规定以及甲、乙双方的协商,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共计人民币元,乙方律师出差的费用及其他行政收费由甲方据实报销。

四、在本合同有效期间,甲方可随时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如乙方无故终止履行合同,所收代理费全部退还甲方。

五、本合同有效期限,应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章) ___________

乙方(签章) ___________

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民事起诉书

原告：_________________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电话、邮政编码。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电话、邮政编码。

被告：_________________(同上)

(一)诉讼请求：

1、要求与被告离婚。

2、儿子(女儿)随原告(被告)生活，被告(原告)每月支付抚育费元。以上就是民事诉讼离婚合同范本供您参考

3、财产依法分割(见清单)。

4、_____________房子(产权或使用权)归原告(被告)所有，原告(被告)一次性补偿被告(原告)元。

5、诉讼费由承担。

(二)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于年月经人介绍(自行)相识，年月登记结婚，年月生育一子(女)姓名。----------(结婚前后感情如何、现为何要求离婚)。

主要证据：_________________

结婚证、身份证、房屋产权证或公房租赁凭证(复印件)、财产清单等。此致

__________市__________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___(手写签名)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原告：______________，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汉族，无业，住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实际经营地_____________(邮编)，注册号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系公司董事长。

案由：_________________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

1.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

20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____日

原告：____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_____民族：_________________出生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籍贯：_________________现住址：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被告：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

案由：_________________一般劳动争议纠纷

原告不服深宝劳仲庭(案)字第号仲裁裁决书/不予受理通知书，现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劳动合同行政起诉状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1.2.3.4.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_

入厂时间：_________________，是否签有劳动合同：_________________，离职前工资：_________________，

离职前职务：_________________，离职时间：_________________，离职原因：_________________，

何时提起仲裁：_________________，裁决内容：_________________

不服裁决理由：_________________。

其他事实：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人民法院

年         月         日

附：_________________本起诉状副本份

常州市××区人民法院：

原告邹××诉被告俞××、××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在贵院审理之中，因之前原告向贵院提出司法鉴定，现司法鉴定报告已出具，故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如下：

一、请求贵院判令被告承担医疗费119904.35元、司法鉴定费1500元、残疾赔偿金373600元、护理费219000元、交通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131元、营养费39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97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合计892815.35元。其中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2万元，余款772815.35元，扣除被告(一)已支付的47500元，即为725315.35元，由被告(一)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580252.28元。合计要求被告承担700252.28元。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以上申请望贵院裁准。

申请人：邹××

年 月 日

申请人：彭建云，男，汉族，1988年11月7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神岭村。

被申请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住 址：长沙市湘雅路87号

法定代表人：陈方平 职务：院长 电话：

申请事由：

申请将原诉讼请求第一项：“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9658.48元;误工费1447.2元;交通费11000.00元;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补助费 168.00 元;营养费 5000元;亲属处理医疗纠纷住宿费300.00元、误工费300.00元、交通费904.00元”。变更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13249.91元;误工费1447.2元;交通费11000.00元;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补助费 168.00 元;营养费 5000元;亲属处理医疗纠纷住宿费300.00元、误工费300.00元、交通费2145.00元。”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诉被申请人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贵院定于20xx年7月12日开庭，因申请人在起诉与开庭之间产生必要费用，所以申请人提出上述请求，敬请同意。

此致

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20xx年7月9日

天津市宁河县人民法院：

贵院重新审理的原告钱长猛与被告宁河县教育局人事争议纠纷一案，原告将原诉讼请求变更如下：

变更后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聘用合同，恢复原告教师工作;

2、判令被告补发原告自20xx年10月至实际恢复工作期间的工资;

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整理后事实和理由：

1987年10月至1991年5月，原告在宁河县教育局芦台二中担任汽车司机工作。

1991年5月11日，原告被调入宁河县教育局芦台镇成人学校任教师。

1993年1月份，经当时的天津市第二教育局批准，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书面聘用合同，合同期限为1993年1月1日至1995年12月31日。

1995年8月1日，经当时的天津市第二教育局批准，被告续聘原告继续担任宁河县教育局芦台镇成人学校教师，并向原告颁发了《聘用制干部证书》，此次续聘自1996年1月1日起，没有约定聘用终止时间。

此后，原告一直在宁河县教育局芦台镇成人学校担任教师工作，并于20xx年10月被停发工资至今。

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自1996年1月1日起即建立无固定期的聘用合同关系(劳动合同关系)，非有法定事由或经双方协商一致，被告不得解除该聘用合同。

目前，被告不给原告安排工作并停发原告工资，已经构成违约并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劳动权益，原告故此依法起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申请人(原告)：×××

20xx年1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