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解决方案调研报告优秀7篇

篇1：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与解决办法_调研报告_网

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与解决办法

费、行政规费、公共卫生费、政府调节基金；税务部门要按税法规定，减免营业税、免征所得税；水、电部门对残疾人从事特种行业用水用电按生产生活标准计价收费。四是残疾人凭残疾证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五是农村残疾人免除义务工、以资代劳、一事一议、农田灌溉水费等社会负担。 3、提高特困残疾人保障标准，改善残疾人基本生存条件。一是解决部分残疾人的五保待遇。二是建立残疾人基本生活特别保障制度。根据调查测算，要绝对维持最低生活，农村每人每月至少要50—60元的生活费，城镇每人每月至少需要150—200元生活费。在不考虑普遍提高城乡低保标准的情况下，可考虑建立残疾人基本生活特别保障制度，其标准低于五保，高于城镇、农村低保。三是一般残疾人如确有困难，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进入城乡低保。四是积极为残疾人无房户建房，解决住房困难。 4、完善服务体系，提高对残疾人的服务水平。一是扎实开展就业培训，提供就业服务。加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开展对外劳务输出，推荐就业岗位；全面推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工作，对达不到安置比例的，要按规定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所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鼓励社会有识之士举办残疾人福利企业，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二是扩大残疾人康复服务层面，提供康复服务。有针对性的选择可以康复的对象，免费提供如白内障复明、安装假肢、佩戴助听器及其它辅助用具，帮助残疾人摆脱残疾痛苦。三是广泛开展残疾人维权服务。加大《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和现行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残疾人的社会地位，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增强人们的扶残助残意识。

篇2：城市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城市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畜牧业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并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畜牧业是我市农业生产中的传统产业，在为农民增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我市农业特色产业之一，是我市未来重点经营的产业项目。深化特色产业的发展，对我市今后的经济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一、产业现状

1、生产情况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重视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创建畜牧大县为载体，以农民增收、牧业增效为目的，不断优化畜牧产业结构、转变畜牧业增长方式，重点抓好畜牧产业化建设、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畜牧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建设进程，不断增强畜牧经济综合实力，实现了畜牧产业快速发展，全市生猪存栏65万头，牛、羊分别存栏8.3万头、4.5万只，家禽存笼195万羽，长毛兔存栏12万只；全年生猪出栏85万头，出笼家禽298万羽，实现牧业产值12亿元，农村人均牧业收入达到1550元。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全市畜牧事业发展有五个方面的明显进步：

（1）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有突破性发展。通过政府强力推进，惠牧政策拉动、办试点带动、激活了民间资本投资畜牧业的热情，标准化规模养殖势头强劲。建成万头猪场一个、生猪标准化150养殖模式猪舍30栋、10万套种鸡场一个、1万只以上的蛋鸡场10个。去年8月上旬，市人民政府在汪营镇召开畜牧产业发展推进会，8月中旬州政府在利川召开规模化养殖现场会，从而我市的规模养殖有了亮点、激发了群众投资畜牧业、发展畜牧业的热情和积极性，带动了全市畜牧产业的快速发展。

（2）畜禽品种改良有明显进步。近三年，市政府列支专款，每年引购良种公猪20头投放到养殖大户，建好了100个生猪中心人工授精站，能繁母猪达到5.8万头，能繁母猪可以突破6万头，加快了生猪品改进程，生猪三元杂交率达到65%以上。

（3）动物防疫工作成效明显，没有发生大的疫情。近年来，国际国内动物疫情形势严峻，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动物防疫工作，每年市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订了动物防疫工作责任状，并将动物防疫工作纳入市对乡镇的经济工作综合考核内容，同时落实了相关的防疫工作经费，防疫的质量和效果明显好于往年。

（4）党和政府的惠牧政策得到落实。一是落实了中央的能繁母猪补贴、保险政策；二是去年《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利川市创建畜牧大市实施方案的通知》（利政办发[]2号）文件出台的六项奖励扶持政策得到了较好的宣传和落实。

（5）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多仁多实业有限公司年屠宰禽类加工300万只的生产线于6月正式投产，产品销路看好，目前正着手准备迁入工业园区；土家牧业有限公司30万头生猪肉联加工厂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总投资800万元，完成了征地60亩、三通一平、规划设计和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主体工程即将动工，可在底前建成投产；乐福畜产有限公司购销加工兔毛450吨，实现销售收入5500万元；五洲牧业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饲料加工厂正在安装和调试设备，预计在本月下旬正式投产。这些企业的建设、发展、壮大，改变了过去我市无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格局，拉动了畜牧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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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_调研报告_网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不同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等，促使城市居民逐步突破了传统单位体制的局限与束缚，开始寻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改革思路要求政府和企业将大量的社会和服务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会或者市场来承担。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已成为时代之需。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管理中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对大城市的区级建制进行合并重组，形成市、区两级政府。区之下的基层管理体制在1954年之前有三种类型：一是设街道人民政府，如武汉、大连；二是设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如上海、天津；三是不专设机构，只在公安派出所内设民政干事，承担领导居民的有关工作，如北京、重庆。街之下均不设政府组织，由居民在政府指导下自行组织居民委员会、防护组、防盗组或者居民组等[1]（P188－192）。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统一规定：十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应当设立街道办事处；十万人以下五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也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派出机关。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每一百户至六百户设一个居委会，由各居民小组推选的委员7－17人组成。企业职工居住集中的住宅区或者较大的集体宿舍，可以设立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委会的工作。这样，街居两级组织的名称、性质、任务和机构设置实现了全国统一。自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正式进入国家政治制度的视野。

从封建社会的“什伍”制、“邻保”制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都是以对居民个人的控制为基础。街、居体制建立的初衷也秉承了这一思路。1953年6月8日彭真在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我们现在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同时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即使在现在工业较发达的城市中，仍有很多不属于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这种人口在有的城市中，甚至多至百分之六十以上。为了把街道居民逐步加以组织并逐渐使之就业或转业，为了减轻现在区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在很多城市中除建立居民委员会外，还需要设立市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我们的意见是设立街道办事处。[2]（P241）”这就是说，国家通过机关、学校、企业等行政化色彩浓厚、功能无限放大的“单位”实现了对体制内居民的控制，还需要设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管理那些没有正式“单位”的体制外的城市居民。因此，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事实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包括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在内的党政单位、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等。它吸纳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组织形式。二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他们的管理对象是极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市区政府无法透过“单位”与这类居民发生关系，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作用就可以发挥了。可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单位”在整合城市社会、行使城市管理职能上发挥的是主体作用，街居组织只是必要的辅助和补充[3]（P121－124）。

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街道和居委会的权力很小，功能有限。除了国家主要通过“单位”传达各类城市管理信息，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资源分配，街居自身处于边缘性地位外，区政府各类职能部门还在街道设立了相应的对口单位实行所谓的“条条”管理，于是“区政府政策实施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然后再由各局传达到街道各所，街道办事处只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宣传和动员，以及随同税务人员和工商人员进行检查等。[4]”尽管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街居组织的职能有所扩张，机构也不断膨胀，功能的虚拟性有所改观[5]（P29－34），但其边缘性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创办托儿所（幼儿园）、副食品经营网点、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有限度的社会保障等，也都是以为“单位”外居民提供服务为主，并不侵入传统的“单位”内居民原有的利益圈。二是“单位”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和服务职能，起到了“把市民组织起来”的作用，压缩了社会权力的存在空间。在“低工资、高就业率”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为居民及其家属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服务。源于军事供给制的“单位”制度承担的不仅是经济职能，更多的是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后勤服务等职能，这种复合功能特征使它具备了超强的动员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把街居组织的城市管理职能压缩在数量极少的无单位居民范围内。三是造成居民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区域分离。对单位体制内的城市居民来说，“单位”就是其福利共同体，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负责为其分配工资、福利及各种政治、社会资源，大到就业、升迁，小到结婚、吵架，“有事找单位”，与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没有太多关系。街居组织由于无法介入居民生活，不可能有效实施社会管理①。四是强化了居民的身份特征。在“单位”与街居组织的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市居民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有单位的可以根据单位性质享受相应的政治、福利和社会待遇，没有单位的则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由于个人在单位中的不同序列及单位在整个单位体系中的不同序列，使得具有不同单位身份的居民拥有不同的社会感受。单位的封闭性特征则使单位外人员很难有机会流入单位内，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成员流动也大都借助“关系”等非正式资源。

19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个体私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城市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的转型对传统的二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挑战。一是“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迅速转化。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弱化了“单位”对职工的约束力，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大量“单位人”开始向单位外流失。过去，“单位”可以决定职工的政治、福利甚至社会待遇。现在除工作外，职工需要向“单位”寻求帮助的内容越来越少，职工越来越多的个人隐私可以不必在“单位”内坦承。另外，大批国有企业的破产或准破产以及职工“下岗”也迫使“单位人”丧失单位依托，迅速转化为“社会人”。二是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除传统的行政事业单位外，出现了大量不具备“单位”体制特征的组织。比如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民办非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据1999年的统计，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吸纳了8300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6]。三是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由于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打破，城市居民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开始涌入城市，使得城市流动人口空前增加。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市的流动人口都达到上百万人。流动人口显然无法纳入“单位”体制中管理。四是“单位”职能开始向社会转移。单位办社会的后果是制造了大量的后勤服务人员，工作效率奇低。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高校后勤管理改革以及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等的目标就是把“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转移出来，使“单位”只从事自己的本业，其余的交由社会来办理。“单位”的服务功能、福利功能、保障功能以及政治宣传功能正在弱化，居民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正在向纯粹的雇佣关系发展。五是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就业及弥补财政的不足，街居创办了大量经营性组织，其经济职能迅速膨胀，街办经济、居办经济发展迅速。城建、市容、社会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社会救济金发放、再就业培训等过去闻所未闻的工作统统压向街居。“街居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就是最形象的描述。六是居民的社区参与要求愈来愈强烈。包括福利分房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密切了居民与居住地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去没有人关心的治安、绿化、卫生、违章建筑等成了居民们人人心系之的头等大事，促使他们越来越关注并渴望参与街居组织的决策过程。上述六个方面的变革表明，“单位”制度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在走向衰落，其整合社会的组织功能不仅日益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走向瓦解。因此，以“单位”组织为主体，以街居组织为辅助的城市二元基层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新形势，进行相应的变革。

二

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从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项目的需要出发，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对社区服务的内涵作了定义，明确了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1991年5月31日，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谈到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推进社区建设的要求。1992年10月，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这样，以开展社区建设为标志，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逐步深入，城市基层基础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如前所述，附着在“单位”身上的政治、社会、教育、保障等功能迅速剥离，单位组织的整合作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先后开展了社区建设试点工作。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自此，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入全面转型时期。

上海市在探索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方面起步较早，1995年就开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试点，以街道为核心推动社区建设，通过调整“条块”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下放管理权限，促进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7]（P28－36）。沈阳市则从构建新型社区组织体系入手，按照有利于实施管理、有利于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将全市2700多个居委会调整为1277个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社区居民委员会。1999年1月，民政部发布《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各城区中选定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进行全面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验，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发展。目前，大部分城市的社区规模调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已逐步建立健全，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已初步形成。

从近些年来各地开展社区建设的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从单位主导型向街居社区主导型转变，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弱化单位的复合功能。主要是指国有经营性单位和国家财政供养单位继续分离办社会的职能，逐步与所办的幼儿园、食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性机构脱钩，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把单位的后勤保障逐步推向社会，实行市场化管理。二是通过简政放权，强化街居职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区政府的授权，街道办事处享有或者扩张了综合协调权、执法权、处置权、监督检查权等，从而能够行使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对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便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街区建设等进行有效的管理。武汉市江汉区按照费随事转、财随责走，责、权、利相配套的原则，把职权和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使社区居委会有职、有权、有钱。三是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这是新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组织基础。对原来的居委会按照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等原则进行重组，以适应功能扩张、人口居住密集度增加以及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客观情况。调整后的社区居委会规模一般在1000户至3000户之间。原来从属于各单位的家委会也一并转制为社区居委会。四是加大居民社区参与力度。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是社区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证。目前的居民社区参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参与渠道有所拓宽，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除了三年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外，日常议事和决策的参与制度也有所完善。北京、上海等地都开展了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的试点工作，并准备大面积推广。沈阳、武汉等地在社区内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社区内的重要事项。居民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决策中来。

向街居社区主导型体制转型反映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新理念，对于当代城市基层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体制关注的不是基于行政区域划分后的控制，而是对人的关怀，强调的是与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日常事务。从管理目的来说，由过去的控制向服务转变。单位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固化了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强调资源在单位内部的相对公平的分配。通过政府－单位－资源分配－职工实现城市管理的目标。社区体制则以服务为核心，强调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努力为社区居民营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人文居住环境，并不关注居民流动或其工作单位的变更。实现城市管理的链条是政府－社区－居民。从管理形式来说，由过去行政命令式的统治向强调居民参与的治理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社区体制则强调透明、回应与参与，要求社区事务的处理、各项措施的制定、实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从而拓宽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对话渠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方式。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导向下放权力是街居社区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海、北京等地都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下放部分管理权，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多的权限[8]，街道也同样向社区居委会下放权力。政府权力的回缩为社区组织的发展释放了更多的权力空间，不仅为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等法定性社区组织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促进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晨练队、法制宣传队、秧歌队等非法定社区组织的发展。街居社区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社区不总是为了“管”居民，居民也不再“躲”社区。社区成了居民实现利益诉求的必备通道，居民愿意为社区发展出策献力。当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生活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社区，能够通过参与各种法定性或非法定性社区组织的活动，对社区事务的处理“说三道四”，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受单位的束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为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打下了基础。

三

推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性工作是开展社区建设。尽管目前全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可喜局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单位体制在城市基层管理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基本态势。许多城市开展的社区建设尚处于示范和总结阶段。总体上说，目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处于初始阶段，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人们经济收入及福利分配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最具活力的社会成员仍然集中于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5]（P199）。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体制正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街居社区体制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正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

社区主导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主张合作、参与、效率、共享，符合当代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念。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以善治为目标。“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9]（P326）”这一体制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区事务交由社区自己管理，强调居民与政府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将“善治”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10]。对照善治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性六个基本要素[11]，可以发现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一，行政化倾向诱发了社区管理机构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合法性是指被社区居民内心所体认并服从的权威和秩序，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居委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按照街道办事处的指令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并没有被居民体认为“自己的组织”。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社区管理机构多数由户代表象征性选举产生，即使是在直接选举的地方，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功能上与过去的居委会没有实质性差别，主要工作仍然是承办“上级”部署的任务，工作人员的薪酬亦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在社区管理机构看来，政府是老板，社区居民是管理对象。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表达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第二，居民参与不充分导致居民与社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出现断裂。社区是居民生活的环境依托，只有居民知道社区真正需要什么。社区管理机构如果不了解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就会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所以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必须容纳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建立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协调的、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居民参与普遍不足，参与机制很不完善。一方面，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缺乏足够的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另一方面，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是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就召集居民来开会、布置、传达，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了要求，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赶快组织居民。即便是在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或规定作支撑，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第三，法律滞后模糊了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界线。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社区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法律没有清楚地划定社区组织、居民之间的权利界线，就容易引发争议，造成管理的低效率。如果法律的规定得不到遵守，也同样不可能实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前者制定于1954年，后者于1990年颁布实施。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两部法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对居委会结构、功能、范围、组织、产生等方面的规定就与当前社区建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也可以说已经突破了法律所调控的范围。关于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街道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将居委会“改造”为自己的“派出机关”，形成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等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效、协调的社区管理机制的形成。

第四，职能转变不到位妨碍了社区管理的成效。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如果居民没有足够的权力参与社区的选举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就不可能热心于社区事务，所谓的善治也就丧失了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功能模糊不清。有些方面越位，包揽了过多的应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职能；有些方面又缺位，对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工作团体的培育、指导不力，对介入社区发展的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性投入”不足[12]。另外，还存在着职权不足的问题。虽然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也都按照重心下移、费随事转的原则开展了简政放权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条条上的实权部门并不情愿将权力下放给街道，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基层管理新格局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由于职能转变不到位、责权利不对等，街道的管理尽管门类齐全，但效率并不高。街道对社区权力的制度性侵蚀，又削弱了居委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阻碍了社区自治的正常发展。

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是构筑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各地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社区立法进程。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尽快制定《物业管理条例》、《社区服务办法》等一系列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居委会组织法》应吸收近些年来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使之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

二是深化街道体制改革。重点是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认真转变职能，进一步理清与区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之间不同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要努力完善自身职能，依据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管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深化“服务”入手，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并从制度上约束街道的“创收”冲动，使其专致于指导、监督和资金、政策上的引导。尤其要彻底摈除街道随意向居委会下派任务的制度根源，使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落到实处。

三是推动居民利益社区化。以街居社区整合城市居民的关键在于居民利益社区化。当社区与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时，居民的生活重心自然就会转向社区。因此应当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愿望。从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社区建设本身就是居民利益社区化的重要表征，只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显不足。由于“单位”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许多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仍然非常紧密，这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降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之外的其它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

四是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平台。参与冲动的强弱受制于社区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和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在城市，由于工作单位不同，居民们尽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彼此却大都不认识。人文环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此必须努力构建适宜的参与平台，使居民的参与冲动能够有机会释放出来。构建居民社区参与平台应以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法定性平台为主，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秧歌队等非法性平台为辅。

五是促进社区自治制度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社区自治应走制度化之路，逐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使社区居民切实享有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要依法选举社区自治组织，逐步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其次要规范居民日常议事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议事规则；再次要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监督。

六是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基层社区的需求也逐步向多元化迈进。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社区需求。因此，应将社区工作者及相关的社区专业工作，纳入正规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同时要加强社区工作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和岗前培训，尽快造就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篇4：城市卫生安全应急管理技术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城市卫生安全应急管理技术调研报告

从国内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系统的研究和应用现状出发，指出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系统建设的核心要务是集成现有的卫生信息系统、消除卫生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与交换；并提出了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系统数据采集类型和业务支持部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基于数据仓库、以gis为应急响应支持平台、能统一管理信息、可与其他电子政务

系统互连互通的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系统框架结构，并详细阐述了各业务模块的基本功能和系统实现的关键技术方法。

1 引言

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自然或人为灾害。近年来，由于人口持续增长、城市盲目扩张、工业高度密集，资源环境破坏，人与人的安全卫生距离不断缩小，使预防公共卫生事件的形势日趋严峻 。因其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预测、预警与应急管理成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危害的重要手段，并引起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如熊光魁 等研究了救灾防病应急反应专家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潘海东等 提出了构建国家级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思路；王平 、杜江等 设计了基于web gis的公共卫生安全监督与控制系统方案；杜鹏等 基于模型分析规划了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的建设；李琦等 在北京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分析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突发公共卫生疫情分析与决策系统的构建方法。这些思路和方案从不同角度对系统功能模块、体系结构、业务模型等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对丰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系统的应用功能，促进地区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有积极作用。但有关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系统的应用范围、系统需要的数据类型，以及系统支持部门等问题尚未明确提出，特别是如何处理公共卫生领域各部门现有的信息系统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这些信息系统建于不同时期，采用不同软件平台和数据格式，系统之间的卫生数据无法共享和交换，形成大量的卫生信息孤岛。另外，这些信息系统存有大量有价值的历史和现实数据，如果放弃它们，则需很大的重复投资，并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这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主题相违背。因此，集成先进技术，整合城市现有卫生信息资源，消除卫生信息孤岛，实现公共卫生数据的共享与交换，成为当前城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建设的核心要务。

基于上述情况，在“十.五”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区域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延续项目“中小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系统技术集成” 的支持下，通过调查和分析广州市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情况，本研究从新的视角提出了建设基于城市的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系统的技术方案。

2 系统总体设计

2.1 系统建设目标

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是在城市现有公共卫生安全体系下，围绕城市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综合运用计算机工程、卫生统计、人工智能、数据仓库、中间件、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建立一个能快速、及时、准确收集、存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并以超媒体(文字、声音、影像等)方式显示各类信息和分析结果，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构提供全过程、多层次信息服务和多种支持手段的应急指挥和辅助决策系统。系统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将现有公共卫生领域各业务部门相对独立的操作型系统集成在一起，以基础空间地理数据及各类专题图形数据为基础，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卫生数据仓库和相应的预警指标、应急预案等知识库和模型库；以数据上报一采集一管理一分析一决策一展示为主线，建立具有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仿真预测、虚拟现实、指挥调度、信息发布等专业应用功能的各子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服务平台，以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和指挥调度能力，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决策指挥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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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定居台胞基本情况急待解决问题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定居台胞基本情况急待解决问题调研报告

按照市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8号文件的要求和我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的第一阶段工作安排，我带领办公室的二位同志通过全面摸底走访，就全市定居台胞的基本情况和他们当前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就调研情况报告如下：此次调研的题目是：全市全市定居台胞的基本情况和当前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经摸底调查，解放前迁居我市的中国台湾籍同胞已从第一代繁衍到第四代，共计53人。其中第一代2人（蔡老和简老）。第二代13人（钟淑华、陈生源、胡根生、赖明德、谢秀兰、陈宜宁、吴蔷薇、简秀英、简秀兰、简军10人为城镇户口；徐治源、胡樱花、丁松青3人为农村户口）。第三代26人（钟燕、石磊、阮凡、简磊、赖云风、赖国栋、胡芳丽、谢堃、钟良、王欢、陈喆、谢娟、陈龙、刘海涛、钟俊15人为城镇户口；徐月庆、徐月琴、徐月贤、徐新、丁南雁、丁李飞、徐达云、徐正云、徐荣霞、徐满霞、胡云珍11人为农村户口）。第四代12人（5人为城镇户口；7人为农村户口）。53名中国台湾籍同胞中年龄最大的是蔡老92岁，1917年出生；简老83岁，1926年出生。年龄最小的2岁（陈宜宁同志的外孙）。

第一代台胞蔡老和简老均为离休人员。不存在生活困难和就医难等问题。第四代年龄尚小，或上小学或在襁褓之中。存在就业、养老和医疗问题的主要群体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如第二代13人系城镇户口的10人中，只有简军在职，其余2人已办内退手续，6人办了退休手续。钟淑华虽已64岁，因其所在单位宿松县轧花厂早已倒闭，钟淑华没有能力缴纳养老保险，所以直到现在拿不到退休金，医疗保险每年自掏腰包交纳120元到社居委。胡根生在达到退休年龄时，四处借钱补交6000多元养老保险金后，才给其办理退休手续。医疗保险也是自己拿钱交到社居委。已办理退休手续的6人中，有2人在退休后各自拿出壹万余元一次性缴纳了医疗保险费（即陈生源和陈宜宁）。其中陈生源因身患糖尿病等疾病，需常年吃药或住院，迫不得已四处筹措资金一次性缴清了医疗保险。简军虽有工作，月收入壹仟元左右，但妻子下岗失业，身体多病，自己拿钱缴纳养老保险后，再无能力缴纳医疗保险费。孩子又在上大学，所以家庭生活相当困难。、

身为农村户口的三人中（徐治源、胡樱花、丁松青）徐治源、胡樱花都已年过花甲，徐治源每月发100元生活费，胡樱花靠子女抚养。胡樱花和丁松青两人都自己拿钱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徐治源的医疗保险也是自己拿钱交到社居委。

第三代26人。身为城镇户口的15人中，有3人工作比较稳定（钟燕、石磊、阮凡）。1人上大学（简磊）。6人在外打工（赖云风、赖国栋、胡芳丽、谢堃、钟良、王欢）。5人下岗失业，有时做做临时工（陈喆、谢娟、陈龙、刘海涛、钟俊）。26人中下岗失业的5人生活相当艰辛。有的孩子小，需在家看护孩子；有的因无一技之长，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其中宿松县钟淑华的大儿子下岗后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四处借贷买了一辆二手出租车。因办不到营运证成了“黑户车”，经常遭遇罚款。

身为农村户口的11人。1人是在校学生（丁李飞），1人失业在家带孩子（徐月琴），5人在外打工（胡云珍、徐月庆、徐月贤、徐新、丁南雁），4人在家务农（徐达云、徐正云、徐荣霞、徐满霞）。此11人都未买医疗保险。

总之，定居我市的中国台湾籍同胞因历史原因,他们的工作单位系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工矿企业、商店居多，单位倒闭、下岗失业，他们首当其冲。他们就医难、生活窘迫状况,省、市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市委统战部都很关注,并为此多次做过努力。其中动作较大的一次是XX年2月27日，市委副书记程继兵在市委统战部多次反映后，亲自召集由市委统战部、市台联、市信访局、市工商局、市劳动保障局、市工会领导参加的会议，专题协调解决我市定居台胞退休后的生活保障问题。程继兵副书记要求市委统战部、市工商局、市劳动保障局等单位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1981]38号文件关于“对生活困难的台湾同胞，要采取各种办法给予补助，使之不低于当地中等生活水平”的精神，逐步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会后，市工商局、市工会认真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对个别生活非常困难的中国台湾籍同胞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排。台胞吴登楼的遗孀因和养女关系紧张，我会多次与三城寺念佛堂联系，将老人送到该处生活。老人病故后，我会又与念佛堂的居士们及简军同志一道共同将老人后事料理完毕。XX年，通过省台联的积极争取，我市5名60岁以上的中国台湾籍同胞（陈生源、胡根生、徐治源、赖明德、钟淑华）都领取了每月100元的生活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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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供销社应突出解决好问题状况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供销社应突出解决好问题状况调研报告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国家一系列重农强农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农村农业正在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供销社作为涉农经济部门，如何积极应对，迎难而上，再上台阶？这是每一个供销人必须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问题。当前，正值市委安排部署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旨在“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并把千方百计保增长、尽心尽力保民生、全力以赴保稳定作为最根本的检验标准。为此我就供销社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试图从不同层面与同仁们商榷。

一、关于创新问题。或者说寻求新的发展问题。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和独特品格，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依靠创新，人类摆脱了史前的愚昧时代，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依靠创新，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生活日益丰富。英国的工业革命，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信息技术的突破，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毛泽东同志把“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建立了新中国；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创新，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召唤。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只要勇于创新并善于创新，就有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安徽省供销社在全国供销社系统综合业绩考核中连续三年名列前4名，受到总社和省政府的通报表彰，得到省委书记王金山的批示：“供销社工作很出色，有成绩。祝贺取得优异成绩，并望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牛年更牛！”**市不少县社和基层社能够从一个负债社、亏损社、包袱社，变成一个盈利社、发展社、先进社。除了一些利好因素外，靠的就是创新。正如省委常委、副省长赵树丛在全省供销社工作会议上指出：“供销社之所以取得显著成绩，关键的一条就是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关于创新问题，马克思早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一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所引出的这条传世经典名言告诫我们，现实的出路是充满荆棘和艰辛的过程，既然真理并不在我们伸手可得的地方，那么只好用我们的双手双脚去实践。在历史的天空下，现实生活催生了我们的新思维，而实践让新思维在我们的工作创新中得以检验。时下正值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认为创新就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民消费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拉动农民的消费需求，既是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也为供销社改革、创新、发展、服务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更是我们供销社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按照回良玉副总理的要求，就是要积极推进组织创新、经营创新、服务创新，努力使供销社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骨干力量、农村现代流通的主导力量，农民专业合作的带动力量。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更新服务内容，调整经营方式，千方百计把广大农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在新一轮农村市场启动中发挥中坚骨干作用，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关于网络问题。或者说发挥供销社点多、面广、线长的作用问题。网络，是供销社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所在。无论是服务“三农”，还是参与新农村建设，或是构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都离不开网络。网络既是供销社的抓手，也是供销社的希望。近年来，全国供销总社启动的“新网工程”，为供销社发展网络建设指明了方向，争取了政策。**市供销社按照总社、省社的部署与要求，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进一步挖掘潜力，整合资源，全力打造贯通城乡、布局合理、双向流动、产权清晰、机制灵活的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五大网络。目前全市供销社系统共有网点总数6281个，其中农资网点1240个、日用消费品网点1297个、农副产品收购网点129个、烟花爆竹连锁门点3349个、再生资源网点176个。这些网点已成为“新网工程”建设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但全市供销社网络建设，仍然存在着基础薄弱、龙头不多、网络不全、技术含量低、与国家产业支持衔接不够等方面的问题，迫切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上加以发展。一要牢固树立项目兴社意识。就是要立足县情、社情，密切关注国家投资取向，研究制定新一轮“新网工程”项目规划，争取把“新网工程”项目纳入地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规划之中，围绕地方主导产业，重点筹建农资配送、农副产品购销、日用消费品连锁、再生资源利用、烟花爆竹仓储等五大项目，努力取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切实把项目做大、做强、做好，真正起到富民强社作用。二要优化资源配置。“新网工程”建设，实质就是运用现代流通方式，对供销社传统经营网络进行改造、提升、整合、优化，以构建适应新农村发展需要的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用活用足各种政策，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产生“马太效应”，好上生好。三要加强联合与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并购现象时有发生。作为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我们要抢抓发展机遇，积极整合资源，勇于敞开胸怀，借势借力发展，努力构建和扩充网络布局。总之，供销社要整合资源建网络，优化提升活网络，城乡对接壮网络，抢占先机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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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对“以社区为主”的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新机制的探索_调研报告_网

对“以社区为主”的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新机制的探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大量的社会性服务职能转交给了社区。机构精简和企业深化改革等，使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走向社会（社区）。加上住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社区里汇聚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人户分离的现象普遍存在，计划生育的“条条管理”和“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内非常住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管理和服务不到位的现象，给人口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深入开展带来了困难。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以社区为主”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和服务新机制已势在必行。     在此共识下，建邺区计生局及时进行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改革创新，按照国家计生委对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属地管理、单位负责、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的要求，与时俱进，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寻求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新机制，经共同努力，确定了试点工作的总体思路、原则和目标，逐步探索出一套具有试点社区特色的“行政指导、形成制度，社区为主、整合联动，信息互通、协同管理，综合服务、满足需求”的工作机制。     一、试点工作的基本情况。     XX年2月，我们开始着手筹措试点方案，积极探索依托社区的街道、社区、单位“三位一体”良性互动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新机制的发展途径。经认真调查摸底，最终选定具有代表性的滨湖街道玉兰里社区作为试点单位。该社区商业网点较为集中，占地面积约28万平方米，社区内建有48幢居民住宅楼，48间平房，有住户1989户，居民8688人，户籍人口6906人，寄住1303人，流动人口387人。驻区单位有125家。由于试点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借鉴，为使试点工作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进而保证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找准开展工作的切入点，紧紧围绕服务群众，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注重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作用，成立了以分管区长为组长，计生局、试点街道、社区和区工商局、劳动局、税务局、卫生局、市容局等区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副组长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至此，一套“以社区为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之有效的，以城市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为主，单位法定代表人责任制为依托，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户籍管理与现居住地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的试点工作在建邺区滨湖街道玉兰里社区正式启动。     二、试点工作的具体做法。     “以社区为主”的管理新机制，是一种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依托社区，依照相关法规和各自职责，形成政府、社区和单位“良性互动”，对城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共同管理和服务的工作模式。由于它适应新时期计生工作的发展要求，把计生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社区，直接面向社区，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尊重社区居民的计划生育主人翁地位，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区居民在计划生育、生殖保健、家庭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解决了社区里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外来打工、经商人员，以及个体、私营、民办等非公企业人员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方面存在的“盲点”和“死角”问题。半年来，在领导小组的正确指导和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初步构建了“以社区为主”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模式，建立健全了社区计生工作网络和服务保障体系。     （一）加强行政指导，形成工作制度。指出：“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首先提高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认识度，然后是解决好日益增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对此，我们把加强对新形势的认识和理顺工作关系摆上了议事日程。     1、深入调研，掌握情况。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对辖区内单位进行了调查摸底，弄清驻区各企事业单位和经营户的人员基本情况，并分门别类地进行登记造册，为商讨、制定实施方案准备了第一手资料。     2、上门走访，取得支持。通过街道、社区计生专干携带计生宣传折页上门走访，取得各企事业单位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对不理解、不配合的单位采取多次上门宣传的办法，以真诚、负责的态度和对工作的热情，争得他们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3、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在清楚地掌握社区的基本情况及取得各方的理解、支持和积极配合的基础上，我们又通过召开座谈的方式，征求多方意见，明确各有关单位，特别是驻区企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法定职责。经过多次交流和协调，理顺了街道、社区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和各自职责分工，进一步提高了对推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属地化管理工作的认识。     4、健全制度，加强指导。经过多次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没有可靠的制度作保障，试点工作将难以取得长效的发展和切实的成效。为此，我们在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支持和帮助下，召集区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献计献策，以召开座谈的形式共同研究商讨形成了试点工作的规范和制度,作为一种常规性的工作常抓不懈。     一是决策制度。针对计生工作形势的发展变化，由区计生局牵头，由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街道、社区居委会以及企事业单位法人等共同研究调整工作方案。如企事业单位定期向社区上报信息、年度的工作安排等事宜。     二是协调制度。主要是针对驻企事业单位计生专兼职干部等的人员变更情况，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对其进行工作方法、原则和共驻共建等有关计生工作的培训。     三是会议制度。主要包括例会制度、年会制度和群众制度。通过召开每季一次例会制度，就近期工作目标提出议题，进行讨论，以平等协商的态度达成一致、形成共识，并就反馈信息制定指导意见。以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制度，就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理论进行研究讨论，总结交流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查找不足，并进行经验推广。不定期地主持召开由社区居民、驻区单位职工和辖区内流动人口以及计生信息员、楼栋长、协会积极分子参加的群众会议，广泛征求群众对计生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他们发挥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人翁地位提供参与机会。     （二）围绕社区重心，资源整合联动。我们在认真分析驻玉兰里社区的125家企事业单位的基本情况，把125家企事业单位分成了指导性的管理单位和委托性的管理单位两种类型，针对各家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管理和服务措施，充分发挥企业计生协会的桥梁、纽带和楼栋长、会员小组长的号召、带动作用，使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服务、自我监督作用得到充分体现，逐步形成了社区内资源共享、各方联动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良好局面。     1、以“召开联系会”为纽带，指导管理驻区中较大的企事业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改制步伐的加快，企业由对政府依附关系转到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竞争主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从驻玉兰里社区较大的47家企业看，大多数企业虽有计生机构，但由于机构精简、人员减少，工作只能疲于应付，难以担负新形势下艰巨的计生工作任务，尤其是负责计生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身兼数职，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和能力抓经常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只能满足于统计报表和节假日的宣传教育，难以满足广大育龄人群的保健需求和对计生科学知识的掌握。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企业在改制、扭亏、发展新项目、开发新产品等经营活动的压力下，要想让企业领导拿出一部分精力抓计生工作是不现实的，企业要在工作时间抽出人员搞计生活动和培训也是很困难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找准问题的焦点，以5种途径打开企业计生工作开展的突破口：     一是通过街道与企业签订人口与计生目标管理责任书，坚持实行目标管理。二是通过社区与47家企业签订计划生育双向服务协议书，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责任制，明确管理职责，落实企业计生管理措施，特别是明确在社区计生管理中的职责，用法律约束力取代单位和户口的约束力。三是成立47家企业参加的驻社区计划生育工作联系会，制定了联系会的章程，推荐了联系会的会长、副会长和理事，由联系会成员单位来共同研讨、交流企业计划生育工作，实现资源共享、共驻共建、双向服务、信息通报、计生政策宣传等计生工作的一体化管理和服务，并对签订的“计生工作双向服务协议”执行情况进行相互监督和检查。四是制定企业与社区计划生育信息联系单，指定专人定期上报，社区根据联系单上的服务需求做好服务安排。五是在100人以上的企业中成立企业计划生育协会，通过发挥计生协会群众组织的特点和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功能，提高对计划生育的参与意识。     从实践来看，企业计生工作纳入社区，走属地化管理的道路，一方面有利于减轻企业工作负担，便于企业集中精力抓生产经营，抓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保证了企业职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利益保障，并满足了企业职工的保健需求，为其更好地发展经济提供了健康支持。     2、以“划片管理”的方式，把个体经营户和“三人公司五人店”的从业人员列为社区的委托管理对象。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的社会职能逐步弱化，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力度日益减弱，加上非公有制企业的大量增加，使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从玉兰里社区的125家驻区单位看，只有47家单位的职工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人”，其他的78家个体工商户和“三人公司五人店”，基本上都没有承担起计划生育的社会管理功能和责任，使其计划生育工作处于无人管的真空地带。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单一的行政指令对其不具有威严性，对这些组织和从业人员的管理不到位，存在较多漏洞，仅仅依靠街道来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包揽不下来。依靠非公经济组织落实“单位负责”，往往会落空。到底怎么办？我们与时俱进，审时度势，整合社区资源，把社区内78家个体经营户当作社区的“自管”对象，以委托管理的形式纳入社区的“自管”范围，享受与社区居民同等的管理和服务待遇。指导78家个体经营户与社区签订计划生育委托管理协议书，并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和应尽的义务，并把78家个体经营户和“三人公司五人店”按照地段划分为5个计划生育管理片，每个片推荐产生了一个片长，由片长把各片的计生信息报告单定期反馈给社区，由社区定期向个体工商户、“三人公司五人店”进行计生的宣传教育、计生信息的沟通和提供避孕节育、生殖保健以及参加常规性的环孕情检查等计生优质服务，做到计生社区划片管理“包管到片”、“服务到人”。     3、以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企业计生协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企业自觉参与计划生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人翁意识提供载体作用。     为进一步深化计划生育的优质服务，切实满足社区居民、企业职工、计生家庭、流动人口、未婚青年等多层次人员的多种计划生育和保健的需求，我们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计生工作由直接的行政干预向居民自治转变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社区计生工作只有通过居民自治，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顺利完成计生工作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我们在试点工作中注重发展企业计生协组织，不断地优化会员结构，提高队伍素质，健全服务网络，力争使企业计生协工作全面渗透、全面融入到社区，与社区内以楼栋长和会员小组长为首的社区计生协自治组织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和沟通，进行工作经验和信息的相互交流。通过居民自治，发挥好其在企业计生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优势。试点以来，组织企业参与了以“关爱女童”为主题的广场活动等，并充分发挥企业计生协会自治组织的服务功能，组织有一技之长的志愿者为流动人口开展插花技术、计算机基础知识等技能培训，帮助流动人口掌握一技之长，为流动人口就业送温暖、献爱心。实践证明，把企业计生协会组织融入社区，与社区计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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