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睡眠质量调研报告【9篇】

篇1：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总理指出：“建设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努力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切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已成为全国各地的普遍共识。在时间和操作层面如何推进，在地方(区域)依法治理中如何实现，尤其是地方“法治城市”如何创建，是当前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中共同面临的首要任务。我局承担着党委依法治市办公室职责，应积极行动起来，对标一流，把建设“法治太原”作为当前工作的有力抓手，全面开创依法治市工作的新局面。

一、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情况

通过实地调研、函、电沟通等方式，我们对部分省会城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杭州、成都、重庆、武汉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

3月7日-3月15日，我们对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采取座谈交流经验、查看实证材料、参观先进典型等方式进行。

四地市普遍认识到，“法治城市”建设是一项涉及到“点多、线长、面宽、体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设立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具体的机构来推进。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略有差别，其中成都、重庆、杭州为“法治建设领导小组”，武汉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成都、重庆、武汉的领导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杭州市分为“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和“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其中“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设在杭州司法局，“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在杭州市委办公厅专设的法治处。

四地市相继出台了“法治城市”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文件。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争创浙江省创建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杭州余杭区出台了《“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成都市出台了《XX年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重庆市出台了《关于对申报评选重庆市“法治区县”创建活动先进区县开展自查评分的通知》;武汉市出台了《武汉市法治区、法治单位创建考评实施细则(试行)》《武汉市法治区创建考评标准(试行)》《武汉市法治单位创建考评标准(试行)》。

杭州市制定的《杭州市争创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评细则内容包括考评和民意调查两大部分，考评指标分为依法执政、法治政府、公正司法、法制教育、基层民主5大类21项100条。杭州市的考评工作是在浙江省“开展创建法治市、县(市、区)创建活动”前提下开展的。习总书记主政浙江时期，提出“法治浙江”建设目标。XX年，以浙江省委相关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杭州市委为推动此项工作，在市委办公厅增设法治处，市属各区(市、县)委也有相应机构设置(余杭区除外)。杭州市委法治处年底对全市各县(市、区)创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杭州市的最大亮点，是将法治市县的创建活动提高到了市委中心工作的重要地位，在具体的考评指标中引进了群众满意度测评指标。

XX年，杭州市余杭区(是杭州市唯一将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的)，根据《“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对本区法治状况进行评分，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71.6分”，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该评估体系由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九张“调查问卷”组成，将余杭区提出的九大法治建设总体目标进行分解量化。针对区本级、区级机关各部门、各镇乡(街道)和村(社区)四个层面开发了四套法治建设量化考评方案，采用目标绩效的加减分制。同时设计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和满意度九方面的调查问卷，并将该部分民意调查得分按一定比例纳入最后“法治指数”计算。尤为重要的是，余杭区成立专门考核组，考核评估年度法治建设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并根据综合得分对镇乡、街道、余杭经济开发区进行排序通报。对被扣分单位，余杭区依法治区办受区委委托，分别约见扣分部门主要领导，面述法治指数评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且要求问题部门3天之内回复，由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同时，余杭区的领导干部年终述职内容涵盖述职述廉述法三项内容。这些举措使得法治指数不只是对现存法治状态的简单量化评估，更成为各单位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成为推进法治余杭建设，提升整体法治理念的抓手。余杭制定的这套评估方法，法治以量化形式考评，因其所具有的开创性，对全国各地都有借鉴的价值。杭州市余杭区也因其法治建设的创新地方实践，连续四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年度报告》的“地方法治建设经验”引用。

成都市制定的《XX年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核评估内容包括基础指标、特色指标、行业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四大部分，其中，基础指标分为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社会安全秩序、经济法治建设、法律服务质量、法制宣传教育、基层民主法治、法治监督效能等9大类70项268条;特色指标特指年度1项最突出的工作成果;行业评价指标指市级牵头部门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对法治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绩效指标包括荣誉称号、经验推广、宣传报道、整体评价等4大类5项11条。成都市政府目督办将创建法治城市工作纳入区(市、县)目标绩效考评体系下达全市，市人大、市政协领导每年都分别率队，对创建活动进行调研和视察。

成都市的法治城市创建工作主要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高规格的启动仪式，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及省市主要领导出席启动仪式。二是市委XX年1号文件印发“”普法规划，政府9号文件印发创建全国法制城市的意见，体现对法治建设的充分重视。三是突出群众制定，构建开放型测评体系。成都市为保障法治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的群众参与性，召开了1000余场群众座谈会，与23000多名群众面对面征求意见。四是在安排普法依法治理专项经费外，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经费单独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重庆、武汉市级层面的法治建设考评体系，基本上是对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的贯彻实施，缺乏亮点。

(二)全国其他城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

为对全国的地方法治创建工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向全国省会城市及重要城市采取发函发文、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调研。截止目前，共收到13个城市的回函或回复。这13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南京、福州、沈阳、兰州、石家庄、合肥、郑州、海口、呼和浩特、贵阳、长沙、昆明。这13个城市，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也基本分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和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两类，或两块牌子同挂。合肥、郑州、武汉、石家庄、长沙、上海、福州、沈阳、兰州、贵阳、呼和浩特领导组办公室均设在司法局。南京市设在市委政法委，海口市设在市人大常委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海市，上海1999年设立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XX年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改为政治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厅，XX年重新改设为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改设在司法局。

13个城市对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基本都有安排、部署和考核。上海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合肥出台了《“法治合肥”创建工作实施细则》、《“法治合肥”任务分解表》，南京市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福州市出台了《福州市法治建设考核测评指标体系》、昆明出台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长沙市出台了《关于成立法治长沙建设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的通知》等。

昆明市历经3年创建出的《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较为科学系统，该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模块，13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构成。它提供了三种不同使用方式，通过对3个一级模块的不同方法运用，服从于不同的评价目的，具体运用方式见下表：

昆明在指标体系构架过程中，成立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课题组由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政法委、市政府法治办、市人大内司委、市政协社法委等部门及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财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部分法学专家共20人组成。课题组组长由昆明市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其体系构建吸收借鉴了香港、杭州市余杭区、南京市等地的指标体系创设经验，历经了收集候选指标，征集社会意见，召开论证会等阶段，最终形成“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于XX年4月24日首次发布了“昆明法治指数”，成为全国第一个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的省会城市。

长沙市为推动法治长沙建设，确定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经营、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等六项专项工作，成立了六个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通过分支机构推动法治长沙建设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评价

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通过中央引导下的强力推动，已取得了可喜的变化。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快马加鞭”新景象。许多领导几乎都将法治建设作为本地区的“一把手工程”，纳入到重点工作中。一些地方先后提出了诸如“法治浙江”(习总书记主政浙江时提出)、“法治湖南”(周强主政湖南时提出)、“法治昆明”(仇和主政昆明时提出)等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尤其是部分城市、县区在法治城市创建中为了力争“全国首创”进行了有效探索与尝试。杭州市余杭区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南京连续几年推出“法治南京建设十件实事”的民心工程;昆明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成都市构建对全市法治县区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深圳制定45项举措推动深圳社会主义法治模范城市创建工作;苏州出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等等。可以说，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热潮，法治(城市)建设将被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地方发展的综合考核中。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又一个积极追逐的 “先导区”。

三、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经验

对各地法治建设的调研，是我们了解外部社会法治进程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各地法治城市建设的分析对比，我们总结出以下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党委重视程度越高，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历史上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因此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凭借领导人的作用来推进和实现，地方法治建设更是如此。地方领导人重视，法治建设工作中遇到的权威问题、规划问题、组织协调问题、经费问题、编制问题等等问题，都容易得到解决。地方领导人重视程度越高的，越能取得不俗成绩，在全国法治城市建设工作中越能获得良好评价。

(二)办公室职能发挥主动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杭州余杭、成都、昆明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模式设立，南京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主导，人大监督，政府配合，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政法委”的模式设立。在实际运行中，将办公室设在党委的，权威性更高，将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构的，执行性更好。无论是哪种模式设立，办公室发挥职能越好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越能推动法治建设步伐。

(三)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力度。从对各地的材料分析中，我们看到各地普遍制定了城市的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然而，引起全国关注和有力推动法治建设的是那些制定了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城市。这些指标体系的创建，对法治运行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呈现，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社会适用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不同层次展现了城市法治化发展的现实状态，是当代法治改革的一个尝试和突破。

(四)指标体系制定科学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效力。良好的法制建设指标体系，呈现出准备充分、调研充足、论证严密、社会参与度广泛的特点。各地普遍设立专门课题组。吸收社会各界，尤其是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经过严谨的调研论证，发动广泛的群众参与。昆明市更是以政府立项，专项招标的方式开展此项工作。实践证明，前期准备工作越充分的，正式实施后，统计数据越真实，推行阻力越小，社会效果越佳。

(五)人员经费保障充分的，法治建设工作越有动力。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人员充足，比如，成都市16人，昆明市10人，武汉市16人，杭州市11人(依法治市办公室7人、市委法治处4人)。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经费保障充足，具体情况见下表：

*部分城市和地区法治经费情况一览表

(昆明市的经费包括为构建指标体系，政府招投标专项经费30万，和后期测评经费20万)

*部分城市和地区人均法治经费一览表

四、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的一些其他做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调研的所有城市中，各城市法治创建中创新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杭州市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开展“律师进社区”活动，全市六个城区497个社区全部配备社区律师。社区律师每周定期到社区服务半天，政府每年向社区律师补贴6000元。法律服务覆盖社区，大大缓解了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导大量的民间纠纷、上访案件进入法治轨道。《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国家媒体给予相应报道。

(二)大规模的法制宣传主题活动。成都启动了“人人讲法共建和谐”的“法治大讲堂”活动，全市组建了37支1000余人的普法讲师团、1544名驻村(社区)律师队伍、4600多名村(社区)法治宣讲员队伍和492个法治文艺演出小分队，开展各类法治宣讲活动8000多场次，组织各类巡演2500多场次，印发各类法治读本近百万册。大大拓展了法制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的表扬。

(三)成立法制宣传协会。武汉市成立社会广泛参与的法制宣传协会，吸引高校、民企、传媒、教育等广泛行业参加协会。全国成立法制宣传协会仅有四川和武汉。但真正有效运转的仅武汉一家。协会的成立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法制宣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效的促进了法制宣传的纵深开展。

五、“法治太原”创建的基本建议

习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这是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新形势下，对深化改革开放，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新要求。太原市被山西省委依法治省领导组推荐申报为“—XX年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在法治建设的地方实践中，应该在《关于加快“法治太原”建设的意见》、《—XX年“法治太原”建设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在吸收借鉴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法治城市的建设有更大的作为。为此，我们建议：

(一)加深认识。“法治太原”建设是凝聚各方改革共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太原综改试验区整体推进、深度发展的法治保障工程。党委政府尤其是一把手要高度重视“法治太原”建设工作，把“法治太原”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将这项工作同太原城市建设的中心工作以及城市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同党委和政府的战略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同全体市民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开创吸引全国目光的新局面。

(二)加强组织。“法治太原”建设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必须与本市的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制宣传等工作统筹进行。客观上，必须有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组织机构来组织推进。目前，我市主要领导在依法治市领导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具体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则主要由依法治市办来组织推动。应加强依法治市办的组织机构建设，在“党委统一领导，政法委组织推动，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下，设立专门的办公场所、配备专职的工作人员，加大经费投入，保障“法治太原”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加紧实施。“法治太原”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应加紧制定科学合理、重点突出、简便易行、切实管用的“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应尽快成立以专家、学者、法治实践者为主体的课题组，经费上实行专项列支，以“项目”推动和引领“法治城市”建设的指标考评体系的搭建，要明确目标，落实责任，确定任务，列出时间表，画出路线图，提出推进方案。要赋予“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一定的拘束力和强制性，加大奖惩力度，切实保证相关指标对法治建设工作的推动落实。

(四)加快步伐。“法治太原”建设是展示城市形象和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内容。全国部分地市已经先行一步，通过法治建设塑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但从各地出台的指标体系来看，虽各有特色，却也存在一些不足：昆明注重评价，指标体系未能与全市综合考核结合;成都注重考核，指标体系仅仅覆盖区县，未将市直部门纳入;余杭仅在区级层面展开，未能在杭州全市推广。“法治太原”指标体系若能在克服上述不足基础上，尽快形成《法治太原指标考评体系》，并予以加紧推进，明确实施起始时间，积极有为地务实工作，定能使我市的法治创建工作在全国傲立潮头。

篇2：全国专业剧场发展情况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全国专业剧场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近日，文化部财务司发布《全国专业剧场发展情况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在数据统计、实地调研和专家研讨的基础上，对全国专业剧场的基本情况、专业剧场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专业剧场突出问题的原因分析、促进专业剧场繁荣发展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详细论述。《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专业剧场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推动艺术市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总体上看，专业剧场的总量还明显不足，运行管理机制仍不健全。应进一步明确专业剧场的性质，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培育健康市场环境，加大专业剧场的建设力度，引导专业剧场健康稳定发展。

《报告》显示，截至XX年底，我国有专业剧场873家，占全国演出场所的30.7%。全年专业剧场演出4.05万场，观众总人数3229万人次。这些剧场从区域分布看，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从行政层级看，呈现上重下轻的结构;从剧场规模看，以大中型剧场为主;从建成年代看，本世纪以来建成的专业剧场最多。它们的经营模式呈现多样化，大体可分为自主经营、托管经营、院线式经营和场团合一四种模式。相较演出收入和配套设施及其他服务收入，政府补贴仍是专业剧场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专业剧场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当前存在较为突出的主要问题有四点：一是总量不足和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同时并存;二是分布不均和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同时并存;三是快速发展和管理运营相对滞后的现象同时并存;四是演艺市场潜在需求旺盛和实质消费不足的现象同时并存。

针对专业剧场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报告》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解读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报告》认为，我国专业剧场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机制、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也有人才、经费等方面的现实原因。专业剧场定性定位模糊、建设管理和服务标准欠缺、管理和运营人才匮乏、我国居民文化消费习惯尚未形成、引导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剧场的渠道政策仍不完善等一系列难题亟待破解。

《报告》指出，专业剧场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必然要求。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进一步发挥专业剧场的服务效能，统筹规划，多方协作，合力推进。对此，《报告》建议，应明确专业剧场性质和定位，加强相关配套政策及资金的支持。借鉴发达国家的公共剧场经费模式，建立政府补贴、社会基金(赞助)、演出收入三者结合的多元化剧场经费保障体系，并以税费优惠政策降低专业剧场的运营成本。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对专业剧院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给予必要的规范、指导。制定专业剧场建设标准，杜绝新剧场盲目立项;制定剧场建设规范，建立全国统一的专家论证机制;改善剧场分布结构，对老剧场、小剧场与县级剧场的建设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和引导;建立专业剧场管理的质量体系，提升运营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剧场经营管理人才培养、考核、认证制度。积极构建剧场从业人员认证制度，通过培训考核和继续教育等多种方式培养剧场专业人才。从宏观层面上引导培育健康的演艺市场环境。一方面规范惠民演出，提高剧目创作质量;另一方面着力扩大文化消费市场，重视群众文化消费观念的培育。

篇3：2024年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情况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2020年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情况调研报告

由中国食用菌商务网、食用菌市场编辑部发起并组织完成的、备受行业期待和关注的“XX年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情况调研报告”在10月9日-12日江苏连云港举办的“全国第十一届菌需物资博览会暨食用菌工厂化发展论坛”上权威发布，得到与会者的认可。

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食用菌市场行情调查及投资可行性评估报告》显示， 年食用菌工厂化产品年产量达 152 万 t， 比 XX年的 99万t 增长了54.0%，比XX年的 65 万t增长了134.0%。XX年全国食用菌工厂化年产量达到204.97万吨，比XX年的152万吨增长了34.8%。XX年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年产量为183.59万吨。

XX年-XX年食用菌工厂化产品年产总量

XX年全国食用菌工厂化产品日产量达5 079.9t ，比 XX年的3 183.1 t增长了59.5%，比XX年的1 712.8 t增长了196.6%。XX年全国食用菌工厂化产品日产量达到6159.24吨，比XX年日产量5079.9吨增长21%;XX年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日总产量6133.96吨，较XX年6159.24吨减少25.28吨，降幅为0.4%。

XX年-XX年食用菌工厂化产品日产总量

随着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的快速发展，生产技术日趋成熟，管理手段不断完善，工厂化生产中生产原料配比更加科学、生物转化率显著提高，使工厂化企业的单品种日产能得到提高。据统计，XX年工厂化日产能达到20吨以上企业有68家，相比XX年的53家增加了15家，增长率为28%。

XX年-XX年食用菌工厂化各企业产能情况

近几年，食用菌工厂化年总产量和日总产量以XX年为节点，XX年和XX年的产量都有所下降，这与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式和食用菌市场的需求变化以及各企业的技术创新等有关。

-XX年食用菌工厂化产量分析

-XX年工厂化品种产量情况

XX年金针菇日产量2568.34吨，较XX年的2679.61吨有所减少。杏鲍菇日产量2075.38吨，较XX年的1831.52吨下降了10%。双孢菇557.9吨、海鲜菇195.8吨、白玉菇279吨、白灵菇61.5吨，其他菇类如秀珍菇、茶树菇、虫草花等品种日产量均在20-30吨左右。

据本次调查统计，XX年关、停、并、转的企业数量为55家，主要原因是市场效益不好、成本上涨、技术人才缺乏。

XX年新建、扩建项目191个，主要生产品种有金针菇、杏鲍菇、海鲜菇、秀珍菇等。减产企业40家，主要是金针菇生产企业。

XX年食用菌工厂化企业关停情况

篇4：小学四年级语文学科质量调研检测分析报告_研究报告_网

小学四年级语文学科质量调研检测分析报告

屯溪区参加市四年级语文质量调研检测的学生是1788人，平均分为66.9，及格率为75.6，优秀率为18.3。平均分偏低。其原因之一是学生整体的语文基本功有待提高；其二是全区统一阅卷，严格执行统一的评分标准，较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语文程度。这样，不仅达到了此次的检测目的，还规范了语文阅卷工作的要求，对今后语文阅卷工作的规范化有一定借鉴作用。为此，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一分析和小结。

一、卷面试题分析

从总体看，本次全市小学四年级学科质量调研语文试卷的命题方向比较明确，能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融合，注重命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既检测了学生对双基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考查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删繁就简，回归本位，让考试较好地发挥了评价所具有的促进学生发展的本质能。

1、关注人文性，注重语文学科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有机融合。

在本次检测试卷的卷首，设计了一段情感韵味浓厚，能激励学生个性发展的“温馨提示”，另外在第四、五、七、八、九等题的要求中，也注重以富有激励性的话语给学生饱含情感的人文关怀，这样既能消除学生考试时的紧张情绪与焦虑心境，还能使他们充满跃跃欲试的乐观心理。另外，在第六大题中，尽管是对课文内容的检测，但充满人文性的命题方式既打破了此类命题常有的枯燥性，又能很好地现学生对文本的真正理解和多元解读。

2、关注工具性，灵活处理传统语文观与新课程语文观的矛盾。

从学生答题的状态及反馈的成绩来看，本次试卷关注全体学生学业基础水平的检测，难易程度适中，命题简单明了、类型多样，从拼读检测、字词辨析到词句训练及仿写表达等，体现了“双基”的要求，较之课改初期一味追求趣味性与创新性的命题理念多了几分沉稳与回归。本着扬弃的态度，这次命题淡化了考试甄别与拔高的功能，突显了检测的意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语文观与新课程语文观的矛盾冲突。但单项测试的基础题比例偏多，综合运用题型较少，学生课外阅读积累的量与质未能通过个别有效的题目来体现，因而好、中、差之间的差距没法拉开。另外，引导学生进行语言的积累和运用缺乏一定的语言环境。特别典型的是要求学生用“心悦诚服”造句。这个词的运用一定要有语境。阅读片段因为节选的内容较较少,这个词在节选内容缺乏语境。因此学生用这个造出的句子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意思表达不完整，且缺乏一定的意义。

3、关注开放性，注重阅读检测及与其他学科的积极配合 。

今年的试题有一个亮点：加大了阅读检测的容量，突出了阅读训练的综合性。其中，第七题“生活中的语文”的命题内容富有时代感，以绿色及环境保护为材料，站在“大语文”的高度引导学生要开阔视野学语文，面向社会学语文，面向生活学语文。第九大题课外阅读题命题富有时代感，以举国上下皆很关注的“汶川”地震中的感人故事为题材，注重学科知识的渗透，把对语文知识的检测放置在丰富现实的生活情境中，让命题焕发了时代的气息。且既考查学生在短时间内读懂资料的能力，又能从学生的表达中看出逻辑思维能力及语言组织能力的好坏与否。作文命题为“感动”，虽然所有的学生都有话可写，但因为各类新闻媒体对汶川的密集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这类文章题材太过集中，而“感动”的话题又太大。作为四年级的学生难以从深层次提炼中心，致使大部分这类文章“文过白，情太浅”。另外，由于学生选择的有关汶川地震的题材都是从电视、网络、报纸上看到的，听到的，因为缺乏实在的感受，习作的表达仅停留在简单的叙述上，缺乏生动、细致的描写，虽有感却难以动心。因而作文得高分的不多。当然，这与教师的指导、学生思路的狭窄也不无关系。

4、关注整体性，注重辨析能力的培养。

试卷的第一—六大题是标准化试题，综合性较强，从辨析错别字、词义、按要求写成语、组句等基础知识点入手考查学生字、词、句的综合运用能力及辨析能力。落笔虽简单却要经过一番思考，对于基础教差的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七题的出题意图明显与传统阅读题型不同，加大了难度，要求学生既有较强的阅读分析、辨析能力，还要求学生具备关注生活，关注环境的能力。从卷面反馈看，部分学生还是在此题上栽了个“跟斗”。

从卷面情况看，大部分学生基础知识掌握较扎实，语言表达能力较强，取得成绩较好。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同音字的辨析有误，不能正确理解与审题，阅读理解的片面性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教师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努力改进。

二、阅卷操作小结

语文试题的批阅历来是尺度最难把握、水分最多、问题最多的。由于屯溪区期末考试阅卷工作是以城区各校和各乡镇为单位组织进行的，虽然有统一的评分参考，但由于各种原因，在具体的操作中，执行标准有差异。这不仅影响教育教学的评价，也直接影响到平时的教学。为此，根据目前教育改革力求科学、扎实稳步推进的趋势，结合高考语文试卷的新要求，细化评分标准，使之便于操作；规范阅卷要求，使之教学评价更趋于合理。这对今后教育教学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在阅卷中，我们力求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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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调研报告

党的xx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总理指出：“建设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努力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切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已成为全国各地的普遍共识。在时间和操作层面如何推进，在地方(区域)依法治理中如何实现，尤其是地方“法治城市”如何创建，是当前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中共同面临的首要任务。我局承担着党委依法治市办公室职责，应积极行动起来，对标一流，把建设“法治太原”作为当前工作的有力抓手，全面开创依法治市工作的新局面。

一、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情况

通过实地调研、函、电沟通等方式，我们对部分省会城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杭州、成都、重庆、武汉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

3月7日-3月15日，我们对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采取座谈交流经验、查看实证材料、参观先进典型等方式进行。

四地市普遍认识到，“法治城市”建设是一项涉及到“点多、线长、面宽、体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设立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具体的机构来推进。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四地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略有差别，其中成都、重庆、杭州为“法治建设领导小组”，武汉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成都、重庆、武汉的领导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杭州市分为“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和“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其中“普法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设在杭州司法局，“建设法治杭州领导小组”在杭州市委办公厅专设的法治处。

四地市相继出台了“法治城市”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文件。杭州市出台了《杭州市争创浙江省创建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杭州余杭区出台了《“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成都市出台了《2019年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重庆市出台了《关于对申报评选重庆市“法治区县”创建活动先进区县开展自查评分的通知》;武汉市出台了《武汉市法治区、法治单位创建考评实施细则(试行)》《武汉市法治区创建考评标准(试行)》《武汉市法治单位创建考评标准(试行)》。

杭州市制定的《杭州市争创法治县(市、区)工作先进单位考评细则》，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评细则内容包括考评和民意调查两大部分，考评指标分为依法执政、法治政府、公正司法、法制教育、基层民主5大类21项100条。杭州市的考评工作是在浙江省“开展创建法治市、县(市、区)创建活动”前提下开展的。主政浙江时期，提出“法治浙江”建设目标。2019年，以浙江省委相关文件的精神为指导。杭州市委为推动此项工作，在市委办公厅增设法治处，市属各区(市、县)委也有相应机构设置(余杭区除外)。杭州市委法治处年底对全市各县(市、区)创建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杭州市的最大亮点，是将法治市县的创建活动提高到了市委中心工作的重要地位，在具体的考评指标中引进了群众满意度测评指标。

2019年，杭州市余杭区(是杭州市唯一将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的)，根据《“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对本区法治状况进行评分，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71.6分”，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该评估体系由一个“法治指数”、四个“评估层面”、九张“调查问卷”组成，将余杭区提出的九大法治建设总体目标进行分解量化。针对区本级、区级机关各部门、各镇乡(街道)和村(社区)四个层面开发了四套法治建设量化考评方案，采用目标绩效的加减分制。同时设计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权利救济、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和满意度九方面的调查问卷，并将该部分民意调查得分按一定比例纳入最后“法治指数”计算。尤为重要的是，余杭区成立专门考核组，考核评估年度法治建设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并根据综合得分对镇乡、街道、余杭经济开发区进行排序通报。对被扣分单位，余杭区依法治区办受区委委托，分别约见扣分部门主要领导，面述法治指数评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并且要求问题部门3天之内回复，由主要领导签字、盖章。同时，余杭区的领导干部年终述职内容涵盖述职述廉述法三项内容。这些举措使得法治指数不只是对现存法治状态的简单量化评估，更成为各单位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成为推进法治余杭建设，提升整体法治理念的抓手。余杭制定的这套评估方法，法治以量化形式考评，因其所具有的开创性，对全国各地都有借鉴的价值。杭州市余杭区也因其法治建设的创新地方实践，连续四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年度报告》的“地方法治建设经验”引用。

成都市制定的《2019年成都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考核对象为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未纳入考核。考核评估内容包括基础指标、特色指标、行业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四大部分，其中，基础指标分为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社会安全秩序、经济法治建设、法律服务质量、法制宣传教育、基层民主法治、法治监督效能等9大类70项268条;特色指标特指年度1项最突出的工作成果;行业评价指标指市级牵头部门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对法治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绩效指标包括荣誉称号、经验推广、宣传报道、整体评价等4大类5项11条。成都市政府目督办将创建法治城市工作纳入区(市、县)目标绩效考评体系下达全市，市人大、市政协领导每年都分别率队，对创建活动进行调研和视察。

成都市的法治城市创建工作主要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高规格的启动仪式，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及省市主要领导出席启动仪式。二是市委2019年1号文件印发“六五”普法规划，政府9号文件印发创建全国法制城市的意见，体现对法治建设的充分重视。三是突出群众制定，构建开放型测评体系。成都市为保障法治创建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的群众参与性，召开了1000余场群众座谈会，与23000多名群众面对面征求意见。四是在安排普法依法治理专项经费外，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经费单独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重庆、武汉市级层面的法治建设考评体系，基本上是对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的贯彻实施，缺乏亮点。

(二)全国其他城市的“法治城市”创建情况

为对全国的地方法治创建工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向全国省会城市及重要城市采取发函发文、电话交流等方式进行了调研。截止目前，共收到13个城市的回函或回复。这13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南京、福州、沈阳、兰州、石家庄、合肥、郑州、海口、呼和浩特、贵阳、长沙、昆明。这13个城市，均设立了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名称上也基本分为依法治市(普法)领导小组和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两类，或两块牌子同挂。合肥、郑州、武汉、石家庄、长沙、上海、福州、沈阳、兰州、贵阳、呼和浩特领导组办公室均设在司法局。南京市设在市委政法委，海口市设在市人大常委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海市，上海1999年设立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2019年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改为政治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厅，2019年重新改设为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改设在司法局。

13个城市对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基本都有安排、部署和考核。上海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合肥出台了《“法治合肥”创建工作实施细则》、《“法治合肥”任务分解表》，南京市出台了《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福州市出台了《福州市法治建设考核测评指标体系》、昆明出台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长沙市出台了《关于成立法治长沙建设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的通知》等。

昆明市历经3年创建出的《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较为科学系统，该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模块，13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构成。它提供了三种不同使用方式，通过对3个一级模块的不同方法运用，服从于不同的评价目的，具体运用方式见下表：

昆明在指标体系构架过程中，成立了《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课题组由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政法委、市政府法治办、市人大内司委、市政协社法委等部门及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财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部分法学专家共20人组成。课题组组长由昆明市委政法委书记担任，其体系构建吸收借鉴了香港、杭州市余杭区、南京市等地的指标体系创设经验，历经了收集候选指标，征集社会意见，召开论证会等阶段，最终形成“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于2019年4月24日首次发布了“昆明法治指数”，成为全国第一个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的省会城市。

长沙市为推动法治长沙建设，确定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经营、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等六项专项工作，成立了六个专项工作协调指导分支机构。通过分支机构推动法治长沙建设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评价

多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通过中央引导下的强力推动，已取得了可喜的变化。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推进地方法治建设的“快马加鞭”新景象。许多领导几乎都将法治建设作为本地区的“一把手工程”，纳入到重点工作中。一些地方先后提出了诸如“法治浙江”(主政浙江时提出)、“法治湖南”(周强主政湖南时提出)、“法治昆明”(主政昆明时提出)等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尤其是部分城市、县区在法治城市创建中为了力争“全国首创”进行了有效探索与尝试。杭州市余杭区公布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南京连续几年推出“法治南京建设十件实事”的民心工程;昆明把法治测评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并公布测评结果;成都市构建对全市法治县区创建工作的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深圳制定45项举措推动深圳社会主义法治模范城市创建工作;苏州出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等等。可以说，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在全国掀起新一轮热潮，法治(城市)建设将被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地方发展的综合考核中。地方法治(城市)建设将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又一个积极追逐的 “先导区”。

三、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的基本经验

对各地法治建设的调研，是我们了解外部社会法治进程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各地法治城市建设的分析对比，我们总结出以下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党委重视程度越高，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历史上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因此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凭借领导人的作用来推进和实现，地方法治建设更是如此。地方领导人重视，法治建设工作中遇到的权威问题、规划问题、组织协调问题、经费问题、编制问题等等问题，都容易得到解决。地方领导人重视程度越高的，越能取得不俗成绩，在全国法治城市建设工作中越能获得良好评价。

(二)办公室职能发挥主动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杭州余杭、成都、昆明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模式设立，南京的法治建设机构依照“党委主导，人大监督，政府配合，依法治市(法治建设)办公室设在政法委”的模式设立。在实际运行中，将办公室设在党委的，权威性更高，将办公室设在司法行政机构的，执行性更好。无论是哪种模式设立，办公室发挥职能越好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实效，越能推动法治建设步伐。

(三)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力度。从对各地的材料分析中，我们看到各地普遍制定了城市的法治建设的总体规划。然而，引起全国关注和有力推动法治建设的是那些制定了法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城市。这些指标体系的创建，对法治运行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呈现，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社会适用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不同层次展现了城市法治化发展的现实状态，是当代法治改革的一个尝试和突破。

(四)指标体系制定科学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越有效力。良好的法制建设指标体系，呈现出准备充分、调研充足、论证严密、社会参与度广泛的特点。各地普遍设立专门课题组。吸收社会各界，尤其是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经过严谨的调研论证，发动广泛的群众参与。昆明市更是以政府立项，专项招标的方式开展此项工作。实践证明，前期准备工作越充分的，正式实施后，统计数据越真实，推行阻力越小，社会效果越佳。

(五)人员经费保障充分的，法治建设工作越有动力。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人员充足，比如，成都市16人，昆明市10人，武汉市16人，杭州市11人(依法治市办公室7人、市委法治处4人)。先进地区法治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经费保障充足，具体情况见下表：

*部分城市和地区法治经费情况一览表

(昆明市的经费包括为构建指标体系，政府招投标专项经费30万，和后期测评经费20万)

*部分城市和地区人均法治经费一览表

四、全国地方“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的一些其他做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调研的所有城市中，各城市法治创建中创新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一)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杭州市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形式开展“律师进社区”活动，全市六个城区497个社区全部配备社区律师。社区律师每周定期到社区服务半天，政府每年向社区律师补贴6000元。法律服务覆盖社区，大大缓解了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导大量的民间纠纷、上访案件进入法治轨道。《法制日报》等国家媒体给予相应报道。

(二)大规模的法制宣传主题活动。成都启动了“人人讲法共建和谐”的“法治大讲堂”活动，全市组建了37支1000余人的普法讲师团、1544名驻村(社区)律师队伍、4600多名村(社区)法治宣讲员队伍和492个法治文艺演出小分队，开展各类法治宣讲活动8000多场次，组织各类巡演2500多场次，印发各类法治读本近百万册。大大拓展了法制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的表扬。

(三)成立法制宣传协会。武汉市成立社会广泛参与的法制宣传协会，吸引高校、民企、传媒、教育等广泛行业参加协会。全国成立法制宣传协会仅有四川和武汉。但真正有效运转的仅武汉一家。协会的成立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参与法制宣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有效的促进了法制宣传的纵深开展。

五、“法治太原”创建的基本建议

指出，要“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这是在贯彻落实xx大精神的新形势下，对深化改革开放，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新要求。太原市被山西省委依法治省领导组推荐申报为“2019—2019年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在法治建设的地方实践中，应该在《关于加快“法治太原”建设的意见》、《2019—2019年“法治太原”建设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在吸收借鉴各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法治城市的建设有更大的作为。为此，我们建议：

(一)加深认识。“法治太原”建设是凝聚各方改革共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太原综改试验区整体推进、深度发展的法治保障工程。党委政府尤其是一把手要高度重视“法治太原”建设工作，把“法治太原”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将这项工作同太原城市建设的中心工作以及城市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同党委和政府的战略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同全体市民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开创吸引全国目光的新局面。

(二)加强组织。“法治太原”建设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必须与本市的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制宣传等工作统筹进行。客观上，必须有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组织机构来组织推进。目前，我市主要领导在依法治市领导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具体的法治城市建设工作则主要由依法治市办来组织推动。应加强依法治市办的组织机构建设，在“党委统一领导，政法委组织推动，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下，设立专门的办公场所、配备专职的工作人员，加大经费投入，保障“法治太原”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加紧实施。“法治太原”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发展机遇，应加紧制定科学合理、重点突出、简便易行、切实管用的“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应尽快成立以专家、学者、法治实践者为主体的课题组，经费上实行专项列支，以“项目”推动和引领“法治城市”建设的指标考评体系的搭建，要明确目标，落实责任，确定任务，列出时间表，画出路线图，提出推进方案。要赋予“法治太原”建设指标体系一定的拘束力和强制性，加大奖惩力度，切实保证相关指标对法治建设工作的推动落实。

(四)加快步伐。“法治太原”建设是展示城市形象和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内容。全国部分地市已经先行一步，通过法治建设塑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但从各地出台的指标体系来看，虽各有特色，却也存在一些不足：昆明注重评价，指标体系未能与全市综合考核结合;成都注重考核，指标体系仅仅覆盖区县，未将市直部门纳入;余杭仅在区级层面展开，未能在杭州全市推广。“法治太原”指标体系若能在克服上述不足基础上，尽快形成《法治太原指标考评体系》，并予以加紧推进，明确实施起始时间，积极有为地务实工作，定能使我市的法治创建工作在全国傲立潮头。

篇6：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调研报告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即将展开，为顺利做好此次人口普查工作，摸索和探求解决人口普查各主要阶段将要遇到的问题和质量控制方法，取得人口普查工作具体操作和组织实施的经验，根据青岛市统计局人口普查办公室的统一安排，市统计局从全市33个镇(街道、园区)中抽取3个重点镇、4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开发区， 从如何有效进行普查宣传等十个方面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专项调研工作。

此次调研历时两周，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月22日邀请重点镇(街道、园区)在市统计局以座谈会的形式，对普查中可能遇到的重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二是1月26日-27日市人普办分组到重点镇(街道、园区)进行实地调研，对部分重点单位进行了试点入户；三是1月29日在市统计局召开此次调研总结座谈会，对前段时间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归纳总结；四是撰写调研报告。

根据本市的实际情况，此次调研专题共涉及以下十个方面：

1、如何有效开展普查宣传？

2、如何解决入户难问题？特殊地区和特殊人如何登记？

3、普查员及指导员如何选聘和选调？

4、如何了解掌握外出人口基本情况？

5、外来人口基本状况及如何做好普查登记？

6、人户分离现状及如何进行普查登记？如何进行户籍整顿？

7、外籍及港澳台人员状况及如何进行普查登记？

8、如何防止死亡人口漏登？农村和流动人口的超生情况如何据实登记？

9、怎样开展普查摸底？

10、影响本地区普查工作的其他因素。

通过对以上十个方面的认真调研，我们及时了解正式普查登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摸清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有效开展普查宣传，是做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的重要因素。要做好宣传工作，不仅要从多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宣传，更要长久性、持续性的开展宣传。平度市统计局10月份至XX年7月份，分批次组织本市各镇(街道、园区)进行人普宣传，主要以悬挂横幅、宣传栏张贴海报、分发普查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XX年7月至XX年11月，通过宣传车队入村、宣传资料入户进行持续性宣传，并通过电视台、报纸、短信平台等多方位媒体宣传。

二、入户登记是普查工作的关键环节，入户登记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普查数据的准确与否。因此，如何解决入户难问题，特别是特殊地区和特殊人如何登记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前期两周的调研，发现只要前期宣传工作到位，大众居民在了解到人口普查这项工作后，对入户登记这项工作的配合度还是很高的。对于宾馆、医院、学校等特殊地区，要做到入户前与单位负责人联系，入户时由该单位所属镇(街道、园区)工作人员陪同，并携带各级人普办下发正式文件，对于特殊人群要提前告知并预约时间进行入户登记。

三、选聘和选调普查员和指导员工作，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镇(街道、园区)选调普查指导员以一、三产统计员为主，因为一、三产统计员部分业务在农村，作为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平度市来说，人口普查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二是选聘普查员以各村(居)委会三职干部为主，参加人口抽样调查、农业普查等普查工作的人员优先选择；三选聘报酬参照往年农业普查、经济普查等标准，然后根据实际工作具体调整。

四、如何掌握外出人口基本情况是人口普查工作的难点之一。做好此项工作，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非全家外出户，可在入户登记时询问其他家庭人员；全家外出户，要通过询问邻居、亲友、村(居)委会等形式了解情况。

五、如何做好外来人口基本情况普查是人口普查的又一难点。做好此项工作，可通过其所在单位、村(居)委会联系，或在其居住所门前张贴人普通告，邮寄信函等方式联系。

六、人户分离现状及户籍整顿问题的处理，要与其他部门加强联系，密切合作，特别是加强与镇(街道、园区)、村(居)和公安、派出所、民政部门等单位间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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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调研报告

为提高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促进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领市人大财经委、农业环保委和教科文卫民侨委负责人，就当前我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开展了调研和督查。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切实把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质量水平有了新提高，产业素质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有了新提升，生产加工水平持续增强；食品监管有了新突破，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品牌建设有了新进展，“制造”声誉不断扩大；监管体系得到健全，质量基础进一步夯实；全民质量安全意识有了新提高，社会环境进一步改善。特别是去年8月份开始，我市按照国务院、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专项整治行动得到了全面、扎实、有力的推进，取得了预期效果。

二、存在问题

(一)产品质量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全市总体质量水平建立在粗放型增长方式和低端产业结构上，总体滞后于全市经济发展水平，全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长期徘徊在80%左右。同时，各县区发展状况也不够平衡；传统产业质量不容乐观，小企业质量技术基础比较薄弱，产品档次不高、可靠性不强、标准水平偏低，制售假冒伪劣现象没有完全根除，质量违法违规案件时有发生。

（二）企业、农户的主体意识不够强。由于生产企业、农户对农产品安全问题认识不足，质量意识淡薄，加上目前大宗农产品市场准入尚未实施，农产品难以实现优质优价等原因，企业对实施严格的质量管理动力不足，在标准化应用、质量控制、生产记录、标识使用等各个环节上重视不够。部分小型企业、小规模基地缺乏必要的自查、自检。少数企业和单位在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过程中，只注意申报材料编制，不注重实际管理，敷衍应付。

(三)巩固和深化专项整治成果任重道远。虽然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规范和制度，但受从业人员素质等因素影响，要长期坚持绝非易事，部分企业对为什么要索证索票、建立台帐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认为这是政府“要我做的”，没有认识到这是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便于追溯质量责任的需要，容易导致专项整治出现反复。

（四）“三无”企业的彻底取缔难度很大。由于“三无”生产加工点量大面广、有很大的流动性和隐藏性，目前还难以应对；主观上看，“分段”模糊再加上部门间职能衔接、信息交流不畅问题短期内难以消除，监管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况且食品生产许可不是工商登记的前置条件，新办证照情况无法及时获取，导致常常处于被动监管的状态，难免会造成监管脱节。而且“三无”生产加工也极易反复，彻底解决确有相当大的难度。

（五）基层网络建设有待完善和加强。目前市属两区尽管建立了综合性的公共管理机构，但人员数量、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都不能满足产品质量、食品及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需要。三个县尚未建立基层监管网络。而产品质量、食品及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难点、重点又在基层，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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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全国地方律协建设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全国地方律协建设调研报告

以下提供一篇调研报告给大家参考！

今年2月份，全国律协地方律协建设指导委员会和全国律协秘书处会员部向各省级律协发出调研函件，了解、掌握地方律协建设的最新情况。截止到2019年6月底，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西、黑龙江、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广东、云南、宁夏18家律师协会提交了调研报告。全国律协地方律师协会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各地律师协会的调研报告和开展的调研工作基础上，形成《地方律师协会建设调研报告》。本报告从律协建设基本概况、经验做法总结、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加强协会建设建议等四个方面，对本次调研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希望其内容能够对地方律协建设工作发挥指导作用。

一、地方律师协会建设的基本概况

1、组织机构建设基本情况

截至2019年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个人会员共195,170人，律师事务所团体会员共17,230家。全国共有26家省级律协设立了常务理事会，占省级律协总数的84%，其中北京、广西、黑龙江、海南、广东5家律协未设常务理事会（注：2019年3月上海律师代表大会决定不再设立常务理事会）；共有11家省级律协设立了监事会，占省级律协总数的35%。

2、党组织建设基本情况

截至2019年底，除西藏律协尚未成立党组织外，其余30家省级律协中，广东、天津2家律协成立了党工委，23家律协设立了党委，另有5家设立了党组，全国律师事务所共设立了8,270个党支部。

3、律协会长任职基本情况

截至2019年底，除贵州、云南、青海、西藏、河北5家省级律协会长仍由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兼任外，其余26家律协会长均由执业律师担任。会长任期每届为3年的律协共19家，每届为4年的9家，每届为5年的3家；会长可连续任期两届的律协共26家，任期为一届的为上海、吉林2家，广西、河南、河北3家律协未规定连任期限。

4、三级律协建设基本情况

截至2019年底，我国设区的市及直辖市下辖区（以下简称“地市级”）共443个，地市级律师协会357家，其中由司法行政机关代管的律协共247家，占全部地市级律协比例为71%；实现“两分开”的律协共110家，占全部地市级律协比例为29%。

二、地方律师协会建设的经验做法总结

1、深化党建工作，始终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

各地各级律协始终坚持党对律师协会和律师工作的领导，并积极推进党组织的全面覆盖建设。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党委结合律师行业党组织工作的实际特点，制订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党委议事规则》，对全省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统一进行指导，负责对全省律师行业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发挥其在律师行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在处理律师党委和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相互关系上，一是党委对律师协会工作为导向管理，党委应了解和掌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会决定的重大事件；党委对这些重要事务的意见和建议要贯彻于理事会中，以体现党在行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二是党委负责律师协会秘书处的重要人事安排。三是党委对律师行业党的组织建设进行具体管理。

2、夯实发展基础，加强协会内部基本规则和基础制度建设。

各地律协在《律师法》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的指导下，结合地方工作特点，积极完善规则与制度建设工作，为律协建设的系统化、规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制度建设可分为几个方面：

（1）行业规则体系建设。湖北省律协先后出台了《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暂行）》、《湖北省律师协会会费收缴办法》、《湖北省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信用等级评选办法》、《湖北省律师执业规范》等规章制度。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律师行业管理工作，督促律师规范执业、诚信执业，引导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2）律协组织机构及制度建设。上海市律协确立了协会“议、审、决、监、行”治理结构，明确了各个组织机构的职能定位，理顺了各个环节的关系和工作程序。

（3）地市级律协组织建设。重庆市结合直辖市行政层级设置和律师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尝试依托区县司法局律师管理部门设立区县分会。分会作为协会在各区县的工作联络和办事机构，主要承担区县律师行业管理与服务工作，是协会职能在区县的延伸。分会负责人由各区县司法局有关负责人兼任，日常工作由各区县司法局管理部门负责，不设专职工作人员。与设立区县律协相比，设立区县分会减少了协会管理层级，更有利于统筹利用行业管理与服务资源，提高行业管理与服务的效率。

3、抓牢工作重点，积极维护律师权益并提升律师福利水平。

律师工作特别是律协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切实维护律师的执业权益，提升律师行业的福利水平。山东省律协配合省司法厅、省地方税务局于2019年11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律师行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为律师争取行业税收政策；配合省司法厅、省物价局于2019年3月联合下发《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使律师服务收费更加规范。为解决律师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的“三难”问题，受省司法厅委托，组织起草了《关于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若干规定》。为解决律师执业的后顾之忧，在省律协的监督指导下，各市律协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做了大量的工作，济南等11个市已为全体律师投保了执业责任险，烟台等10个市组织律师定期查体。

4、体现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协会专业与专门委员会职能。

各地律协在工作中充分体现律师的主体作用，发挥“两委”的职责功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安徽省律协以政府重大活动为平台，多个专业委员会以“抱团”形式，共同参与政府搭台的重大活动。并制定了《专业委员会组织和活动规则》，建立专业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制度，调整充实各专业委员会人员，为扩大交流、规范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2019年开展专业委员会主任竞选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律师参与协会工作的积极性。

5、注重实际效果，创新协会律师培训方式。

各地各级律协开展了针对性、专业化、即时性的培训工作，得到了广大律师的认可与欢迎。浙江省律协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合作开通“浙江律师培训网”，为全省律师免费提供在线网络培训，是全国律协系统首家开通律师培训网的省级律协。制定了《律师调解业务操作指引》等12个业务规范，同时出版了《浙江省经典刑事辩护案例选》等出版物。

6、重视社会责任，着力提升律师行业社会公信力。

江苏省律师协会引导全省律师帮助企业进行风险调查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省律协秘书处组织13个省辖市律师协会和省直分会在各地市民广场统一开展了“全省千名律师大型广场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并在新闻媒体以“凝神聚力共谋发展，同舟共济化危为机”为题，大力宣传律师在服务企业发展“双千百日”活动中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7、加强诚信建设，致力律师惩戒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北京市律协专设执业纪律与执业调处委员会（纪处委），纪处委设调查委员会及裁判委员会，投诉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分别由调查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负责。北京市律协已初步制定了《纪处委规则》、《立案规则》、《调解规则》、《听证程序》等相关规则。

8、重视失衡现象，加强欠发达地区律协建设。

广东省律协及福建省律协在调研报告中均强调了因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的省内律师行业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对欠发达地区律师协会的扶持帮助方面，福建省律协2019年设立了“行业发展扶持基金”，对发展滞后的市级律师协会开展行业管理工作给予经费支持，同时在全省9个设区市律师协会和省直分会之间开展“结对子”活动，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并建立相对稳定的帮扶制度。

9、实践两个结合，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沟通联系。

各地律协在践行“两结合”方面，做出了不少有关的探索。河南省律协在两方面强调律师协会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监督指导的有利效果：一是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协会的重要人事安排提供政治保障，在审查主要候选人资格及推荐秘书长人选方面发挥作用；二是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监督律师协会制定会费收缴标准以及会费收支管理办法，支持会费收缴工作。

三、地方律师协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三级架构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影响了地方律协工作职能的发挥。湖北、湖南、河北3省律协的调研报告中均指出，由于目前省级律协与基层律协的职能分工还不够明确，影响了基层律协工作的开展。

2、基层律协与同级律管机构重合，造成协会比较缺乏独立活动能力。根据统计数据，目前地市级律协实现“两分开”的仅110家，占全部地市级律协总数的29%,绝大多数地市级律协存在与司法行政机关过度依赖的关系。如黑龙江省共有13个市（地），加上农垦总局和森工总局，除森工总局外都成立了律师协会，全部与当地司法局律管科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3、基层律协基本建设仍显薄弱，自身规范化运作压力很大。由于存在上述第1、2项问题，各地在基层律协建设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困难。如湖北省律协指出，全省符合条件的市州都建立了律师协会，但能按照《律师法》和《律师协会章程》健全组织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按时换届，全面履行职能的协会不多。河北省、山西省、云南省律协也认为，基层律师协会建设薄弱，主要体现在律师协会办事机构人力不足、流动较大上。多数州市级律协秘书处没有专职人员，由市司法局律师工作人员兼任，工作任务异常繁重，往往疲于应付。

4、律师协会规则制度不够健全，自身组织建设水平仍然欠缺。各地律协均指出，在完善自身制度建设和管理水平上仍有不足之处，值得进一步改进。如河北、宁夏律协尚未制定自己的章程，河北省、市级律协均未设置监事会，影响了律协管理的规范化建设；宁夏律协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秘书处借住在司法厅，也没有专门的编制。云南省律协指出，目前各级律师协会的工作人员服务律师的意识还不强，服务能力仍需提高。

5、秘书机构建设尚待加强改进，专门与专业委员会作用有待发挥。湖北、宁夏、山东、黑龙江律协均在报告中指出，目前专业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行业引导、业务指导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6、地方律协社会地位需要提高，在维权和改善执业环境方面作用有限。由于体制因素和自身社会地位难以被公权力机关认同等原因，多年来地方律协在律师维权工作中虽竭尽全力却难有作为，在为律师争取解决“三难”问题、改善执业环境方面虽不懈努力却收效甚微。

7、地方律协建设差异现象普遍，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比较突出。广东、福建、宁夏及云南律协在调研报告中均提及，当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律师地域分布不平衡，业务发展不平衡，会费收入不平衡，进而导致律协协调建设的障碍。

8、律协行业管理规律把握不足，对律师及行业发展理论研究不够。广东省律协认为，目前律协开展深层次的理论研究较为欠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师业的综合竞争力。不少律师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现实的生存压力，其对于业务理论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逊于开拓案源和办理业务。

四、对加强地方律师协会建设的若干建议

1、科学设置“三级架构”，明确各级律协职能。要把完善“三级架构”建设的改革力度更多地侧重于基层，全心全意夯实基层。要科学划分三级律协的各自管理职能，特别应当厘清省级律协与地方律协职能上的分工。同时，要解决“两结合”如何落实到基层县（区、市）的问题。

山西省律协也建议，全国律师协会或授权省级律协制定地方律协（尤其是设区的市级律协）的“标准要求”，如对人员、机构设置等内容提出一些量化指标要求，以促进、指导地方律协建设。

2、细化落实两个结合，协调行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体制。山东省律协指出，要处理好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关系，建立健全重大决策会商、信息沟通、工作协调机制。律师协会对行业发展和管理工作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应当向司法行政机关事前汇报、事后报备。加强信息沟通，努力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3、夯实律协管理基础，加强律协自身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各地律协都在报告中指出了进一步加强律协自身组织、制度建设对提高行业管理水平的重要作用。湖北省律协认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律协内部组织规则，应根据章程分类细化，包括律协组织法、程序法，包括代表大会、理事会的组成、职权、产生程序、条件、议事规则；各专委会的性质、产生程序、条件、任期等，使各级律协有章可循，运行统一。

4、注重律协机构建设，强化秘书机构及专门、专业委员会作用。各地律协均十分强调秘书处和专门（业）委员会的作用，并就进一步加强该机构组织建设提出了建议。

5、完善权益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江苏、浙江、宁夏、重庆律协都强调，律师协会应高度重视维权工作，逐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使律师的执业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

6、加大行业宣传力度，着力提升律协和律师的社会地位。各级律师协会应加强与各级各类主要新闻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律师宣传网络，形成律师宣传上下互动、左右联动的良好氛围。

7、加强律协调查研究，打造学习型协会和行业。广东省律协建议，应着力建设学习型和研究型的地方律协。地方律协除开展日常行业管理工作以外，要充分发挥凝聚人才、集中智慧的优势和作用，打造学习型和研究型的“律师之家”。

8、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促进整个律师行业更大发展。宁夏律协提出，实施律师行业优秀人才和青年律师培养计划，集中优势资源，有意识地在本协会范围内引导和培育一批精英律师和领袖型律师，建立律师人才库，为地区内律师的整合与发展奠定必要的人力资源基础。

9、重视地区发展差异，加强对欠发达地区律协组织的扶持力度。云南省律协建议全国律师协会加强协调，争取出台切实可行的支持基层律师协会建设的措施，对边疆民族地区律师协会工作经费给予一定的倾斜扶持，对律师事业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适当降低律师准入门槛。

10、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对基层律协在财政方面给予扶持。湖北律协认为，按照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建议利用司法体制改革和落实中办发［2019］30号文件精神的机遇，争取将省级地方律协纳入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增加编制和经费，保障律协工作正常开展。

篇9：“全国最安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初探_调研报告_网

“全国最安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初探

为了应对入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确保实现“富民强市、加快发展”的战略目标，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的要求。为将这一要求具体落实细化，形成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派员参加，专门成立了调研小组，在市统计局、科技局和有关高校、科研院所的指导配合下，对“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的参照系（本文仅限于治安安全）进行了调查研究，初步形成了南京市“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设想和框架。     一、关于“全国最安全城市”的概念     对一个城市而言，环境就是资源，就是竞争力。而城市安全，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也是最有吸引力的招商资源。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市”，正是为了营造城市安全环境，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参照国内外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结合维护城市安全工作实际，笔者认为，“全国最安全城市”的概念应由三个基本概念组成：        1、城市     所谓城市，《辞海》中规范的解释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国对于城市本质和特征的最权威的提法，已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即：“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主导作用。”     2、安全     关于安全，就其本质而言，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从人们最关心的看，莫过于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安全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安全，应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一切因素；而狭义上的安全，主要指治安方面的安全。因本调研主要集中于政法、综治工作“创建全国 最安全城市”的目标、任务，故将此安全限定为治安安全，以便突出重点进行研究。        3、安全城市     安全城市，从理论上讲应当是没有危险，市民不受威胁，生产、生活不出事故，群众普遍有安全感的城市。但在城市现代化建设加快的现阶段，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利益关系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矛盾冲撞，许多新的犯罪诱因不断产生，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的上升将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只要保障社会治安秩序稳定的控制力控制住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破坏力，且破坏力的幅度控制在社会和群众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城市社会治安就是平稳的、安全的，即为安全城市。这是目前国际、国内犯罪学研究的共识。     4、全国最安全城市     根据我国城市规模、行政等级的不同，城市间的可比差距加大。为科学、客观地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将国内15个副省级城市（含本市）作为参照城市，即：在全国同等城市（副省级市）中，治安安全最好的城市就是“全国最安全城市”。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最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文中所提出的指标体系基本设想，系以统计学和统计分析实践中常用的五级量表为依据，将15个副省级城市的测评情况分为5个档次，凡综合评价为第一档次的，即为“全国最安全城市”。     二、关于“全国最安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     “全国最安全城市”和对“全国最安全城市”的评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国最安全城市”是客观存在的，而人们对“全国最安全城市”的评价或者说怎样才是“全国最安全城市”，则属于主观认识的范畴。所谓对“全国最安全城市”进行科学评价，就是要对评价范围进行科学界定，对评价标准进行科学确定，对评价方法进行科学选择，这就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切合实际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设立“全国最安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     目前，世界各国对“全国最安全城市”的评价尚没有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警方登记的刑事案件数量作为衡量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标，如日本主要依据警方报告的案件数，中国台湾地区主要依据暴力案件和盗窃案件的升幅，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依据报警案件数等等。以刑事案件立案数作为评价是否安全的主要指标，这虽然是世界通行做法，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安全评价的研究成果，如英国警务专家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七项评价指标，美国学者提出的九项评估指标，法国开展的全面犯罪调查，澳大利亚学者按照“社会契约”学说提出的三项指标等，结合我国城市安全实际，设立“全国最安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社会治安真实情况和监测城市安全状况，有利于规范对城市安全的评价和正确制定政策，有利于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和进行正确的分类指导，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从我市而言，通过把本市与国内同等城市的各有关指标进行比较，可以明确而具体地看到本市的排列位置、强项和弱项，然后通过对各量化指标的详细分析，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工作规划，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加快城市安全进程，使南京市早日成为“全国最安全城市”。     （二）关于“全国最安全城市”评价范围的界定     科学界定“全国最安全城市”的评价范围，是科学评价城市达到最安全目标的前提。从我国国情和城市治安状况的实际以及公安机关现有条件出发，我们认为，对城市安全的评价，范围和涵盖面都不宜过大，否则内容繁多又不易量化；但也不能太小，仅限于对构成治安状况的某一方面进行评价，涉及面窄，难以得出比较全面、系统的结论。过去经验式评价治安是否安全，常用违法犯罪案件发案数的高低这一单一指标进行分析，发案上升了，就认为治安变坏了，发案下降了，社会治安就好转了。事实上，社会治安状况的发展变化并非如此。当保证城市治安秩序稳定的控制力与对城市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破坏力适应或基本适应时，城市治安状况就稳定或基本稳定，市民就感到安全；当控制力小于破坏力，不能有效地控制和消除违法犯罪对城市

治安秩序的冲击时，城市治安状况就会不稳定，市民就感到不安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犯罪率大大高于我国，而城市治安状况仍较稳定、市民仍有较高安全感的原因所在。     因此，对城市安全的评价应当取适中的范围，界定在可以量化的、具有可比性的、较为稳定的、对城市治安安全影响较大的三个方面，即：危害城市治安秩序的主要破坏力指标、维护城市治安秩序的控制力指标以及公众安全感这一主观社会指标。只有将描述客观现象的破坏力、控制力指标，同反映公众安全感状况的主观社会指标有机结合起来，互相印证，才能科学评价城市安全状况，反之则不然。     （三）关于“全国最安全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设想     我们调研的“全国最安全城市”指标体系，是为综合反映和说明城市治安安全状况而设计的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指标，即评价我国城市治安安全状况的标准。它应该处于能综合考察城市治安状况破坏力与控制力的动态平衡状态，是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的统一，具有可计量性和可比较性的特征。     1、危害城市治安秩序的破坏力指标     影响城市治安秩序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和最直接影响的还是违法犯罪案件的发案数量和质量。违法犯罪案件的多少与轻重，不仅从数量方面揭示了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违法犯罪对社会治安秩序的危害程度，而且从质量方面反映了违法犯罪对社会治安秩序的破坏状况。仅将违法犯罪案件的发案数和发案率作为评估社会治安状况的唯一标准是不正确的，然而任何忽视违法犯罪的数量和质量这一重要依据去评估社会治安状况更是错误的。     ①刑事案件发案率     刑事案件发案率是指每年度依法侦查或确认的符合刑事案件构成标准的案件数与年平均人口的万分比。发案率比发案数更易于横向对比，具有更强的可比性和说服力，因为犯罪的发生随着人口的变化而必然变化。发案率可以考察各地刑事犯罪对社会治安的危害程度，目前在国际上普遍使用。其公式为：刑事案件发案率=年刑事案件发案总数/该区域年平均人口数×10000。     注：从目前掌握情况看，我市在14个副省级城市（厦门市未收集到刑案资料）中，XX年刑事案件发案率排在第6位（从高到低），呈中等偏上水平。但再从市区人口占全市总人口比重来看，我市在15个城市中排居第5位（如除去厦门市，我市排在第4位），城市化程度较高。从社会学、犯罪学角度说，犯罪活动随着人、财、物向城市转移集中而转移集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社会管理机制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越大，犯罪也就越多，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社会历史现象。因此，可以基本认定，在国内副省级城市同比中，凡刑事案件发案率排位后于市区人口比重排位的城市，发案率将是相对平稳的。但由于我市发案率与市区人口比重在同等城市中排位接近，因而有效遏制案件上升势头仍是十分重要的。（副省级城市发案率、市区人口比重见图一、图二）     ②八类暴力型案件比重     犯罪类型、手段、动机、作案的环境不同，对社会治安危害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考察对城市治安构成威胁的破坏力，不仅要考察违法犯罪的总量，更要考察其危害的严重程度和结构。而八类暴力型案件（杀人、抢劫、伤害、放火、爆炸、劫持、绑架）就是各类犯罪中对城市安全和市民安全感造成严重影响的案件，显然一起杀人案件比一起盗窃案件的社会危害要严重得多。因此，在评价犯罪对城市治安造成的严重程度和影响大小时，需要用八类暴力型案件比重来进行衡量。其公式为：八类暴力型案件比重=一定时期发生的八类暴力型案件数/同一时期发生的全部刑事案件数×100。     注：从目前掌握的12个副省级市的八类案件比重情况看，我市处最低水平，每100起刑事案件中仅有暴力型案件6.5起，由此反映出我市暴力案件对城市治安的危害程度相对较小。（见图三）     ③不发生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严重恶性暴力案件和重特大治安事件。     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严重恶性暴力案件和重特大治安事件，往往是手段极其残忍、杀伤力极大、对社会危害极其严重或严重涉外暴力案件以及影响极大、性质极其严重的围堵、冲击铁路、公路、桥梁等交通要道和党政机关的治安事件，对城市的安全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其对市民和外来人员安全感的影响常常不可估量。因此，“全国最安全城市”应不发生此类极其严重的恶性暴力案件和重特大治安事件。     ④外来人口犯罪比重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向城市。人口的流动性，使得原有的社会控制力弱化。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城市流动人口约有2/3来自农村。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总体上激活了生产要素，沟通了城乡关系，为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伴随着流动人口的到来，混迹其间的违法犯罪分子也不断增多，成为城市治安安全的主要隐患。因此，从外来人口犯罪占全部作案成员的比重大致可以看出，各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控制的力度（不排除同等城市中流动人口数量的多少也相对造成犯罪的高低），从一个方面也反映出该城市社会面上治安管理的成效。外来人口犯罪比重的公式为：外来人口犯罪比重=一定时期抓获的外来人口刑事案件作案成员数/同一时期抓获的全部刑事案件作案成员数×100。     注：在XX年12个副省级城市中，我市外来人口作案成员所占比重比最高的广州低20个百分点，比最低的济南、沈阳两市高10.1个百分点。控制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是我市当前乃至未来城市安全的重要任务。（见图四）      ⑤失业率     在考察违法犯罪对城市安全危害的同时，失业率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一方面，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口城市化的加快和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导致城市就业人口的供给超过需求，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失业人口；另一方面，随着入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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