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思想动态调研分析报告【汇总11篇】

篇1：基层党建调研报告_调查报告_网

基层党建调研报告

一、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抓党建，促发展，形成符合全市实际的发展思路，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日益紧密

市委坚持以科学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党建工作放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不断探索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在进一步深化对市情、县情的再认识，总结工作经验，分析研究薄弱环节的基础上，按照自治区三次固原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提出了强化党的建设这一根本、不断加强“两个基础”（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三大带动”战略（产业带动、项目带动和中心城市带动）、奋力推进“三化”进程（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着力培育“四大支柱”产业（草畜、马铃薯、劳务、旅游），推动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工作思路，初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山区特点、符合固原实际的发展路子，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XX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8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08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12%、24.9%，较XX年翻了一番；农民人均纯收入2215元，较上年增长15.1%，从XX年以来，保持年均增长13.1%以上，绝对贫困人口从XX年的63.9万较少到17.2万人，步入固原历史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城乡面貌明显改观，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二）突出重点，夯实基础，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全面提升

市、县（区）党委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围绕建设新农村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乡村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乡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不断加强。在乡镇换届中，推行党政一把手“一肩挑”,乡镇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席的30名、兼任乡镇长的35名。全面推行村党支部“两推一选”和村委会“公推直选”，341个村实行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占总数的36.8%,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1405名。实施“村干部素质提升工程”，依托各级党校、农村党员电化教育站点和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对村干部进行技能

培训、任职资格培训和学历教育，全市85%以上的村干部持证上岗，600多名村干部参加了学历教育，先后涌现出了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党支部和李玉荣、童玉梅、张玉花、单发俊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村干部。

党组织设置方式和活动方式不断创新。围绕培育开发四大支柱产业，不断创新和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形式，大力推行“支部加协会”模式，将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积极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实现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对接共振，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目前，全市有各种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266个，其中由村党支部领办、创办或村支部班子成员在其中任职的176个，占66.2%。已在务工人员较多、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新疆、福建、银川等地建立了劳务输出产业党支部。

村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壮大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XX年以来，全市在127个村开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践活动”，实行村干部从村集体经济当年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报酬、离任村干部从村集体经济积累中享受生活补贴、其他村干部和无职党员根据表现“以奖代补”的激励政策，极大的提高了村干部及党员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目前，全市村集体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村达9个，5至9万元的村达12个，1至5万元的村242个，村级党组织服务群众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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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关于当事人涉法群体上访案件的调查分析_调研报告_网

关于当事人涉法群体上访案件的调查分析

XX年，*中院在市委的领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司法为民理念，践行“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认真做好信访接待、息诉息访、申诉复查工作。与XX年同期相比，当事人申诉、申请再审的个案明显减少，但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上访不容乐观，有的当事人三个一伙、五个一群赴省进京上访，越级上访、反复上访呈上升趋势，有的当事人到党政机关滞留、打横幅、铺地状、喊着叫着骂着，严重影响了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处理，直接关系到一些观望群众的期盼心理，能否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当事人的涉法上访问题，从大局上说是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能否从真正意义上与世界经济接轨；就部门而言，是关系到法院的两个目标——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法制环境能否实现。今年以来，我市法院系统发生两起群体性上访事件，一起是上访老户进行串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另一起是集体访事件。

一、上访事件基本概况

案例一：周某，男，1940年出生，1999年其与某镇人民政府联合开发房产一案，法院作出判决，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执行过程中，因周×对判决主文产生歧意，多次上访。为澄清事实，法院决定再审。宣判后，周×仍不服，向省高院提出上诉，省高院对该判决予以维持。现周×上访称：其既要取得房屋的投资款和相应的赔偿，同时其建造的房屋也归其所有。

案例二：程×，男，1949年出生，1998年与吴合伙纠纷案，案经两级法院3次审理。该案为合伙内部财产纠纷案，审计结果是在当事人提交的不合格、不完整、真实性程度差的单据等材料基础上进行，从法理上说，人民法院对于合伙损益情况的有关法律事实不能作出审核确认的情况下，应依法裁定予以驳回。但该案在处理上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对本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实体处理，但程×仍不服，以法官枉法裁判为由，反复上访。

案例三：孙×，男，其与张×合建房屋产权案，法院于1998年判决孙×败诉，案经一、二审及再审，孙×仍不服，认为与张×签订《关于联建住宅的有关协议》是受他人欺骗签约所至，但他又提不出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

案例四：陈×，男，65岁，XX年5月21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某县建设委员会履行法定职责，拆除第三人～的房屋。案经审理，法院认为陈×的请求无法无据，驳回其诉讼请求，现陈×上访认为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偏袒～，要求政府给付其“打官司”几年所造成的损失。

案例五：冯×，年逾七旬，科技人员退休，1997年因一房屋纠纷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被申请人生活困难靠领取国家救济生活，无执行能力，冯×多年上访，认为执法不公。

上述五位当事人上访具有以下特点：

1、民商事案件占85.7%，行政案件占14.3%。在案件类型上，有四个案件属房产纠纷，且都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在城市化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案件。

2、当事人恶意串访。今年1—3月份以来，他们根本不到法院来上访，而是聚集于省高院、省人大、市委门前，寄希望于一些能“管”得住法院的单位和领导来对他们的案件进行过问，达到其个人目的。正如上访人孙×所言“我们就是要串访，不然领导对我们不重视。”

3、多次进京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如程×散发的20页“*没有法制，司法坑害百姓”的材料，其首页左上方用长方形的方框，特意标出“再次赴京上访信”，其用意即公开违反《信访条例》。

4、公开用文字和语言，尽情地辱骂法院、法官。他们称办过他们案件的法官是～分子，结伙在一起拟出第一榜～分子名单，并且无中生有去检察机关控告法官。

5、恶意挑拨检察院、法院和人大的关系。他们的恣意行为迎合了少数人的心理，赢得了一批追随者。上访者程×面对不明～的群众说：“法院不得了了，我的案件有人大监督的批示、省检察院的抗诉，法院就是不改”。长期以来他们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特别是去年10月23日，他们有组织地去省人大、省委门前集体上访，打横幅，铺地状，公开辱骂*市中院领导及法官，由于这些行为没有得到任何的制裁，所以现如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如朱三、刘五等人与之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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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_调研报告_网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不同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等，促使城市居民逐步突破了传统单位体制的局限与束缚，开始寻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改革思路要求政府和企业将大量的社会和服务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会或者市场来承担。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已成为时代之需。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管理中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对大城市的区级建制进行合并重组，形成市、区两级政府。区之下的基层管理体制在1954年之前有三种类型：一是设街道人民政府，如武汉、大连；二是设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如上海、天津；三是不专设机构，只在公安派出所内设民政干事，承担领导居民的有关工作，如北京、重庆。街之下均不设政府组织，由居民在政府指导下自行组织居民委员会、防护组、防盗组或者居民组等[1]（P188－192）。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统一规定：十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应当设立街道办事处；十万人以下五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也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派出机关。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每一百户至六百户设一个居委会，由各居民小组推选的委员7－17人组成。企业职工居住集中的住宅区或者较大的集体宿舍，可以设立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委会的工作。这样，街居两级组织的名称、性质、任务和机构设置实现了全国统一。自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正式进入国家政治制度的视野。

从封建社会的“什伍”制、“邻保”制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都是以对居民个人的控制为基础。街、居体制建立的初衷也秉承了这一思路。1953年6月8日彭真在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我们现在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同时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即使在现在工业较发达的城市中，仍有很多不属于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这种人口在有的城市中，甚至多至百分之六十以上。为了把街道居民逐步加以组织并逐渐使之就业或转业，为了减轻现在区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在很多城市中除建立居民委员会外，还需要设立市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我们的意见是设立街道办事处。[2]（P241）”这就是说，国家通过机关、学校、企业等行政化色彩浓厚、功能无限放大的“单位”实现了对体制内居民的控制，还需要设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管理那些没有正式“单位”的体制外的城市居民。因此，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事实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包括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在内的党政单位、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等。它吸纳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组织形式。二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他们的管理对象是极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市区政府无法透过“单位”与这类居民发生关系，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作用就可以发挥了。可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单位”在整合城市社会、行使城市管理职能上发挥的是主体作用，街居组织只是必要的辅助和补充[3]（P121－124）。

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街道和居委会的权力很小，功能有限。除了国家主要通过“单位”传达各类城市管理信息，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资源分配，街居自身处于边缘性地位外，区政府各类职能部门还在街道设立了相应的对口单位实行所谓的“条条”管理，于是“区政府政策实施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然后再由各局传达到街道各所，街道办事处只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宣传和动员，以及随同税务人员和工商人员进行检查等。[4]”尽管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街居组织的职能有所扩张，机构也不断膨胀，功能的虚拟性有所改观[5]（P29－34），但其边缘性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创办托儿所（幼儿园）、副食品经营网点、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有限度的社会保障等，也都是以为“单位”外居民提供服务为主，并不侵入传统的“单位”内居民原有的利益圈。二是“单位”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和服务职能，起到了“把市民组织起来”的作用，压缩了社会权力的存在空间。在“低工资、高就业率”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为居民及其家属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服务。源于军事供给制的“单位”制度承担的不仅是经济职能，更多的是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后勤服务等职能，这种复合功能特征使它具备了超强的动员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把街居组织的城市管理职能压缩在数量极少的无单位居民范围内。三是造成居民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区域分离。对单位体制内的城市居民来说，“单位”就是其福利共同体，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负责为其分配工资、福利及各种政治、社会资源，大到就业、升迁，小到结婚、吵架，“有事找单位”，与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没有太多关系。街居组织由于无法介入居民生活，不可能有效实施社会管理①。四是强化了居民的身份特征。在“单位”与街居组织的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市居民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有单位的可以根据单位性质享受相应的政治、福利和社会待遇，没有单位的则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由于个人在单位中的不同序列及单位在整个单位体系中的不同序列，使得具有不同单位身份的居民拥有不同的社会感受。单位的封闭性特征则使单位外人员很难有机会流入单位内，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成员流动也大都借助“关系”等非正式资源。

19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个体私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城市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的转型对传统的二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挑战。一是“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迅速转化。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弱化了“单位”对职工的约束力，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大量“单位人”开始向单位外流失。过去，“单位”可以决定职工的政治、福利甚至社会待遇。现在除工作外，职工需要向“单位”寻求帮助的内容越来越少，职工越来越多的个人隐私可以不必在“单位”内坦承。另外，大批国有企业的破产或准破产以及职工“下岗”也迫使“单位人”丧失单位依托，迅速转化为“社会人”。二是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除传统的行政事业单位外，出现了大量不具备“单位”体制特征的组织。比如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民办非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据1999年的统计，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吸纳了8300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6]。三是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由于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打破，城市居民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开始涌入城市，使得城市流动人口空前增加。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市的流动人口都达到上百万人。流动人口显然无法纳入“单位”体制中管理。四是“单位”职能开始向社会转移。单位办社会的后果是制造了大量的后勤服务人员，工作效率奇低。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高校后勤管理改革以及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等的目标就是把“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转移出来，使“单位”只从事自己的本业，其余的交由社会来办理。“单位”的服务功能、福利功能、保障功能以及政治宣传功能正在弱化，居民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正在向纯粹的雇佣关系发展。五是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就业及弥补财政的不足，街居创办了大量经营性组织，其经济职能迅速膨胀，街办经济、居办经济发展迅速。城建、市容、社会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社会救济金发放、再就业培训等过去闻所未闻的工作统统压向街居。“街居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就是最形象的描述。六是居民的社区参与要求愈来愈强烈。包括福利分房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密切了居民与居住地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去没有人关心的治安、绿化、卫生、违章建筑等成了居民们人人心系之的头等大事，促使他们越来越关注并渴望参与街居组织的决策过程。上述六个方面的变革表明，“单位”制度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在走向衰落，其整合社会的组织功能不仅日益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走向瓦解。因此，以“单位”组织为主体，以街居组织为辅助的城市二元基层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新形势，进行相应的变革。

二

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从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项目的需要出发，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对社区服务的内涵作了定义，明确了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1991年5月31日，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谈到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推进社区建设的要求。1992年10月，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这样，以开展社区建设为标志，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逐步深入，城市基层基础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如前所述，附着在“单位”身上的政治、社会、教育、保障等功能迅速剥离，单位组织的整合作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先后开展了社区建设试点工作。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自此，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入全面转型时期。

上海市在探索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方面起步较早，1995年就开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试点，以街道为核心推动社区建设，通过调整“条块”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下放管理权限，促进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7]（P28－36）。沈阳市则从构建新型社区组织体系入手，按照有利于实施管理、有利于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将全市2700多个居委会调整为1277个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社区居民委员会。1999年1月，民政部发布《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各城区中选定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进行全面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验，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发展。目前，大部分城市的社区规模调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已逐步建立健全，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已初步形成。

从近些年来各地开展社区建设的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从单位主导型向街居社区主导型转变，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弱化单位的复合功能。主要是指国有经营性单位和国家财政供养单位继续分离办社会的职能，逐步与所办的幼儿园、食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性机构脱钩，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把单位的后勤保障逐步推向社会，实行市场化管理。二是通过简政放权，强化街居职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区政府的授权，街道办事处享有或者扩张了综合协调权、执法权、处置权、监督检查权等，从而能够行使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对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便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街区建设等进行有效的管理。武汉市江汉区按照费随事转、财随责走，责、权、利相配套的原则，把职权和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使社区居委会有职、有权、有钱。三是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这是新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组织基础。对原来的居委会按照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等原则进行重组，以适应功能扩张、人口居住密集度增加以及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客观情况。调整后的社区居委会规模一般在1000户至3000户之间。原来从属于各单位的家委会也一并转制为社区居委会。四是加大居民社区参与力度。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是社区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证。目前的居民社区参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参与渠道有所拓宽，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除了三年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外，日常议事和决策的参与制度也有所完善。北京、上海等地都开展了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的试点工作，并准备大面积推广。沈阳、武汉等地在社区内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社区内的重要事项。居民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决策中来。

向街居社区主导型体制转型反映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新理念，对于当代城市基层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体制关注的不是基于行政区域划分后的控制，而是对人的关怀，强调的是与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日常事务。从管理目的来说，由过去的控制向服务转变。单位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固化了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强调资源在单位内部的相对公平的分配。通过政府－单位－资源分配－职工实现城市管理的目标。社区体制则以服务为核心，强调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努力为社区居民营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人文居住环境，并不关注居民流动或其工作单位的变更。实现城市管理的链条是政府－社区－居民。从管理形式来说，由过去行政命令式的统治向强调居民参与的治理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社区体制则强调透明、回应与参与，要求社区事务的处理、各项措施的制定、实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从而拓宽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对话渠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方式。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导向下放权力是街居社区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海、北京等地都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下放部分管理权，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多的权限[8]，街道也同样向社区居委会下放权力。政府权力的回缩为社区组织的发展释放了更多的权力空间，不仅为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等法定性社区组织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促进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晨练队、法制宣传队、秧歌队等非法定社区组织的发展。街居社区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社区不总是为了“管”居民，居民也不再“躲”社区。社区成了居民实现利益诉求的必备通道，居民愿意为社区发展出策献力。当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生活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社区，能够通过参与各种法定性或非法定性社区组织的活动，对社区事务的处理“说三道四”，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受单位的束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为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打下了基础。

三

推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性工作是开展社区建设。尽管目前全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可喜局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单位体制在城市基层管理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基本态势。许多城市开展的社区建设尚处于示范和总结阶段。总体上说，目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处于初始阶段，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人们经济收入及福利分配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最具活力的社会成员仍然集中于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5]（P199）。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体制正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街居社区体制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正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

社区主导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主张合作、参与、效率、共享，符合当代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念。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以善治为目标。“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9]（P326）”这一体制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区事务交由社区自己管理，强调居民与政府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将“善治”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10]。对照善治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性六个基本要素[11]，可以发现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一，行政化倾向诱发了社区管理机构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合法性是指被社区居民内心所体认并服从的权威和秩序，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居委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按照街道办事处的指令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并没有被居民体认为“自己的组织”。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社区管理机构多数由户代表象征性选举产生，即使是在直接选举的地方，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功能上与过去的居委会没有实质性差别，主要工作仍然是承办“上级”部署的任务，工作人员的薪酬亦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在社区管理机构看来，政府是老板，社区居民是管理对象。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表达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第二，居民参与不充分导致居民与社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出现断裂。社区是居民生活的环境依托，只有居民知道社区真正需要什么。社区管理机构如果不了解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就会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所以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必须容纳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建立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协调的、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居民参与普遍不足，参与机制很不完善。一方面，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缺乏足够的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另一方面，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是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就召集居民来开会、布置、传达，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了要求，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赶快组织居民。即便是在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或规定作支撑，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第三，法律滞后模糊了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界线。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社区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法律没有清楚地划定社区组织、居民之间的权利界线，就容易引发争议，造成管理的低效率。如果法律的规定得不到遵守，也同样不可能实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前者制定于1954年，后者于1990年颁布实施。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两部法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对居委会结构、功能、范围、组织、产生等方面的规定就与当前社区建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也可以说已经突破了法律所调控的范围。关于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街道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将居委会“改造”为自己的“派出机关”，形成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等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效、协调的社区管理机制的形成。

第四，职能转变不到位妨碍了社区管理的成效。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如果居民没有足够的权力参与社区的选举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就不可能热心于社区事务，所谓的善治也就丧失了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功能模糊不清。有些方面越位，包揽了过多的应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职能；有些方面又缺位，对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工作团体的培育、指导不力，对介入社区发展的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性投入”不足[12]。另外，还存在着职权不足的问题。虽然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也都按照重心下移、费随事转的原则开展了简政放权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条条上的实权部门并不情愿将权力下放给街道，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基层管理新格局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由于职能转变不到位、责权利不对等，街道的管理尽管门类齐全，但效率并不高。街道对社区权力的制度性侵蚀，又削弱了居委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阻碍了社区自治的正常发展。

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是构筑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各地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社区立法进程。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尽快制定《物业管理条例》、《社区服务办法》等一系列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居委会组织法》应吸收近些年来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使之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

二是深化街道体制改革。重点是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认真转变职能，进一步理清与区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之间不同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要努力完善自身职能，依据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管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深化“服务”入手，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并从制度上约束街道的“创收”冲动，使其专致于指导、监督和资金、政策上的引导。尤其要彻底摈除街道随意向居委会下派任务的制度根源，使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落到实处。

三是推动居民利益社区化。以街居社区整合城市居民的关键在于居民利益社区化。当社区与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时，居民的生活重心自然就会转向社区。因此应当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愿望。从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社区建设本身就是居民利益社区化的重要表征，只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显不足。由于“单位”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许多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仍然非常紧密，这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降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之外的其它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

四是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平台。参与冲动的强弱受制于社区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和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在城市，由于工作单位不同，居民们尽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彼此却大都不认识。人文环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此必须努力构建适宜的参与平台，使居民的参与冲动能够有机会释放出来。构建居民社区参与平台应以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法定性平台为主，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秧歌队等非法性平台为辅。

五是促进社区自治制度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社区自治应走制度化之路，逐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使社区居民切实享有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要依法选举社区自治组织，逐步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其次要规范居民日常议事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议事规则；再次要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监督。

六是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基层社区的需求也逐步向多元化迈进。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社区需求。因此，应将社区工作者及相关的社区专业工作，纳入正规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同时要加强社区工作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和岗前培训，尽快造就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篇4：涉枪、涉爆案件概况及特点分析_调研报告_网

涉枪、涉爆案件概况及特点分析

育一片的社会效果，以此达到减少和杜绝该类案件的发生的目的。     二、社会各部门应联合起来，加大对涉枪涉爆案件的查处打击力度，断绝此类案件滋生的土壤。     农村中的一些非法私藏、持有的枪支、非法买卖、运输爆炸物的案件之所以一直不能杜绝，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对其查处打击的力度还不够。自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及“治爆缉枪”专项斗争以来，已加大了对涉枪涉爆案件的查处和打击力度，但是由于开展这项工作不是一件短期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或几个执法部门的事情，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各部门都应联合起来，狠抓不懈，持续地做好这项查处打击工作。例如对一些手续不齐的私营矿区就应取消其开采权，该责令其停厂停工的就不应手软；对农村中销售的烟花爆竹要确保其来源的合法性，断绝非法生产的烟花爆竹的销售渠道，以减少家庭作坊式的非法烟花爆竹生产，从而减少和杜绝这类涉枪涉爆案件的发生。     三、法律对此类案件的处理要做到宽、严相济，不枉不纵，罪刑相当。     涉枪涉爆案件作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犯罪的一种，法律历来对其打击力度就很大。XX年5月10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涉枪涉爆案件的打击力度就相当的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该解释的执行，当时处理的这类案件量刑普遍较重，我院XX年5月30日审理的一起非法买卖、运输爆炸物的案件，正是执行了该司法解释，涉案的二被告人均被判处了八年的有期徒刑。后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XX年10月25日高法、高检、省公安厅联合公布的《关于办理涉枪涉爆、聚众斗殴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施行，法律对涉枪涉爆案件的处理又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统一，特别是对“烟花爆竹”、“拒不交出”、“生产、生活需要”等关键问题的界定，更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对涉枪涉爆案件区别情况区别处理，做到宽、严相济，不枉不纵，罪刑相当。也正是因为司法实践中各种新的情况在不断的出现，这就要求法律及司法解释不断地修改和完善，以最大程度地适应法制社会的要求。

篇5：关于基层干部作风方面问题的调研_调研报告_网

关于基层干部作风方面问题的调研

按照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和县委安排，最近，我们带着干部队伍作风和干部管理两个方面问题，深入基层进行了调研，召开了部分乡（镇）、县级部门有关人员座谈会，进行了个别走访。从调研的情况看，大家普遍反映，近两年来，我县在改进干部队伍作风和加强干部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一、现状和问题

从总体上讲，近两年来，经过“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绝大多数干部能够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称赞。但是，也有一些干部的作风不尽人意，特别是在“五风”方面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思想作风不振。有的精神萎靡，意志消沉，不思进取，满足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经常处于“混日子”状态；有的纪律松弛，擅离职守，工作“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视纪律约束，个别部门下午几乎无人上班，有的上班期间窜门子，蹁闲传，干私事，甚至打麻将、“拐三”搞赌博，将工作搁在一边，把一些歪风邪气带进机关内部；有的热衷于评头论足，乱发牢骚，不想事、不谋事、不干实事；有的争名、争功、争权、争利，讲关系，讲人情，不讲原则。二是领导作风不佳。有的部门、乡镇领导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衙门习气”浓厚，脱离实际，乱发号令，搞瞎指挥；甚至作风霸道，“一言堂”，“个人说了算”；有的相互拆台，勾心斗角，搞“内耗”、“窝里斗”；有的对上级决策阳奉阳阴，消极对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不强，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把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看得很重；有的唯书唯上，只对上负责，对群众的疾苦置若罔闻；有的放任自流不负责任，有的领导“走读”现象严重，随意外出，甚至几天不到岗，有的怕“得罪人”，该管的事不去管，该抓的事没抓好，造成内部混乱，工作长期滞后，徘徊不前；有的对上级三令五申充耳不闻，令不行，禁不止，特别是有些窗口单位和行业依然存在着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吃拿卡要、排外卡外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法制观念不强，不讲诚信，承诺的事情不兑现，随意性大，欠帐不还、赖帐现象严重。三是学风不浓。一些干部坐不下来，静不下心，疏于学习，忽视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的提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全面深刻地了解，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知识、WTO知识、科技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知之甚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知识空白”、“本领空缺”问题；有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相脱节，没有从知与行、学与用的结合上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造成理论学习与实践“空对空”、“两张皮”，缺乏指导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政策水平。四是工作作风不实。有的坐在机关的时间多，深入基层抓落实的机会少；有的下基层晴蜓点水，没有真正蹲下来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不善于调查研究，盲目决策，造成工作随意性大；有的拈轻怕重，遇见矛盾绕道走，是非面前不开口，能拖则拖，能抹则抹，甚至上推下卸，一推了之，导致部分乡村、部门基层单位出现了群众越级上访事件；有的在其位不谋其政，对职责内的事心中无数，思想不清，办法不多，工作缺乏主动性；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对工作只安排、不检查，“虎头蛇尾”，做样子、搞形式，应付差事，推诿扯皮，相互挚肘，人为地给工作带来了损失和影响。五是生活作风不谨。极少数干部律己不严，有的在公共场所参与赌博，有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有极个别的甚至进入高档消费娱乐场所，用公款进行娱乐性消费或干一些没名堂的事情等等。。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原因分析

我县基层干部队伍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干部自身角度讲。少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较差，宗旨意识淡化，理想信念动摇，缺乏大局观念，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能起到表率作用。个别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民本位”思想淡漠，干工作，想问题，考虑自身利益多，考虑群众的利益少，不能设身处地的为群众着想，脚踏实地地为群众办实事，脱离基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缺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我县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

（二）从单位管理角度讲。一是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有不少基层单位虽然也有不少制度和规定，但执行不力，约束力不强，对违反制度和规定的干部，有时该批评的没有批评，该教育的没有教育，该处理的处理不够，甚至姑息牵就，没有起到应有的惩诫作用，这是客观上助长了干部队伍中的不良风气。二是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有一些基层单位，人员臃肿，人浮于事，干部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部缺乏危机感，没有上进心，工作消极被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不良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从干部管理上讲。一是选人用人视野不开阔。近两年，在基层提拔了不少干部，但总的来看，仍然存在着上级部门选拔多基层选拔少；领导熟悉的选拔多、公开选拔的少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在干部选拔过程中，论资排辈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还没有打破年龄、学历、身份、任职年限等界限，使一些工作出色的干部受到阻滞，在客观上导致了“熬官”现象。二是干部“下”的渠道不畅通。由于传统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制度带来的弊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领导干部终身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危机感不强，导致干部“下”的渠道狭小，“下”的比重偏少，“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比较突出。调整不胜任干部工作难度大、干扰多，往往对不胜任干部不是被搁置，就是用批评教育的方式予以迁就，下不了调整的决心，甚至“平级调动，一走了之”致使那些平平庸庸的不称职干部反倒心安理得当“太平官”，造成干部的心理错位。其次是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不完善。目前推行的岗位目标责任制，普遍存在着定性内容多、定量标准少的问题，特别是缺乏体现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评判尺度和标准，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德才尺度难掌握、工作政绩难认定、群众公认难把握的“三难”问题，客观上给准确衡量干部政绩的优劣和正确确定干部的升降带来了困难。三是干部交流步伐较慢。我县这几年虽然加大了科级干部交流，但仍然存在着科级干部交流面小，一般干部没有进行交流的问题。有不少干部在本单位、本岗位工作时间太长，思想松懈，工作没有新意，没有上进心，难以保质保量、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务。

三、对策及建议

市、县委决定，从6月底至7月底，集中进行基层干部作风整顿活动。结合开展这项活动，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干部转变作风的自觉性。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和宗旨教育，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继续发扬“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真正从思想上亲民、从感情上爱民、从行动上帮民，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二，要坚持联系群众制度。要在县、乡机关中继续推行“三三制”工作制度，保证机关干部三分之一时间处理日常工作，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蹲点，三分之一时间进行调整研究。县级部门干部每年下基层“三同”时间不少于30天，乡镇干部每年下基层“三同”的时间不少于50天。第三，要坚持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除县级领导带头抓好联系点外，全县所有县级部门、乡镇主要领导干部每人都要抓好自己的工作联系点，实行“五个一”制度，即“每人联系一个贫困村、联系一个贫困户、联系一个贫困企业、联系一个下岗困难职工、联系一个贫困学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身体力行，勤到点，真驻点，实抓点，真正把联系点办成各项工作的示范点。第四，要夯实责任。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要实行部门、乡镇主要领导负总责。各部门、各乡镇要在这次活动中，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进行综合分析，归类整理，梳理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认真开展对照检查，及时议定改进措施，跟踪检查，督促落实，确保干部队伍作风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以好的作风带动和促进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二）加强干部管理，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一是更新思想观念，打牢干部能上能下的思想基础。首先，要强化干部的公仆意识。教育各级干部牢固确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念，坚决克服“官本位”思想，消除患得患失的心理，辩证地看待“上”与“下”的关系，真正明白凭什么上、为什么下的道理，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荣辱观。第二，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策，教育广大干部和民群众正确对待干部的升降去留，在全县真正形成一种尊才让贤、荣辱不惊的良好氛围，为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官能民”营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二是健全管理机制，积极疏通干部“能上能下”特别是能“下”的渠道。要根据县委《关于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转变干部作风的意见（试行）要求》，要从管理机制入手，区别不同情况，积极疏通干部“能上又有下”的渠道。①实行末位淘汰制。对县委、县政府部署的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以及本部门、本乡镇确定的中心工作，制定出具体的量化标准和考核指标，确定具体的责任人，把责任、任务、时限、要求细化、量化到每一个人头上，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考核和评议，依据考核结果，进行组织处理。对工作不力或因失职、渎职，造成工作处于末位，并带来一定失误或损失的，予以停职检查或就地免职。②实行待岗制。对工作实绩较差、群众反映有问题、被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审查或因其它原因不宜继续担任某一职务的干部，实行免职待岗，待岗期限为一年。待岗期满后，再视情况作出妥善处理。③实行竞争上岗制。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县上拿出一些副科级岗位，县级部门、乡镇也可以拿出一些重要职位进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真正体现优胜劣汰，让相形见绌者下。④实行谈话诫勉制。对民意测验基本称职以上得票率达不到60%或不称职票超过30%的干部，由有关上级领导与其谈话，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教育，并提出要求，责令其限期整改。对经诫勉教育仍不改者，进行降职或免职处理。⑤实行引咎辞职制。对问题比较突出，在群众中影响较差、或因渎职、失职造成失误或损失，但又难以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要求其提交辞职申请，主动引咎辞职。⑥推行交流轮岗制。对掌握人、财、物等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领导和一般干部，进行适当的轮岗交流，可以在部门之间、乡镇之间横向交流，也可以在部门与乡镇之间纵向交流。总之，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三是完善考核评价体系。①要严格按照县委“能上能下”《意见》和《科级领导干部监督管理苦干规定》、《科级干部考核办法》、《一般干部考核办法》等有关规定，坚决调整不称职干部。②要建立以任期目标为主要内容的实绩考核指标体系。以岗位分类为基础，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入手，制定相应的岗位职责规范，明确领导干部在任期内或一定阶段内的工作目标、实现目标的要求以及具体的奖惩措施。对能够量化的，进行量化评估；对难以量化的，采取定性民主评议来确定。做到硬化指标，强化责任，刚化考核。③要改进考核方法。坚持阶段考核与年度考核、单项考核与全面考核、重大事项及时考核与定期通报相结合的办法，全面考察掌握干部的工作实绩。④要强化对考核结果的运用。对经考核政绩突出者，该提的提，该升的升，有的甚至可以破格使用。对考核后认定的不胜任者，要兑现结果，该降的降，该调的调，决不能“一拉平”、“一锅煮”，失去考核的本来意义。

（三）加强督促检查。干部作风能否有效转变及这次教育整顿活动能否取得实效，搞好督查十分重要。县纪委、组织部、县人劳局、“两办督查室”等相关部门，要切实负责，认真履行好职责，及时了解和掌握乡镇机关思想作风教育整顿活动的情况，为县委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在督查的形式上，要实行“五结合、五为主”的办法，即：明查与暗访相结合，以暗访为主；抽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以抽查为主；听取汇报与走访群众相结合，以走访群众为主；查资料与看现场相结合，以看现场为主；查先进与促后进相结合，以促后进为主；多角度、全方位地检查了解活动取得的效果和存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要重点督查，跟踪查促，直到问题解决、工作改进为止，以保证作风教育整顿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篇6：基层干部作风方面问题的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基层干部作风方面问题的调研报告

按照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和县委安排，最近，我们带着干部队伍作风和干部管理两个方面问题，深入基层进行了调研，召开了部分乡(镇)、县级部门有关人员座谈会，进行了个别走访。从调研的情况看，大家普遍反映，近两年来，我县在改进干部队伍作风和加强干部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一、现状和问题

从总体上讲，近两年来，经过“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绝大多数干部能够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称赞。但是，也有一些干部的作风不尽人意，特别是在“五风”方面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思想作风不振。有的精神萎靡，意志消沉，不思进取，满足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经常处于“混日子”状态;有的纪律松弛，擅离职守，工作“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视纪律约束，个别部门下午几乎无人上班，有的上班期间窜门子，蹁闲传，干私事，甚至打麻将、“拐三”搞赌博，将工作搁在一边，把一些歪风邪气带进机关内部;有的热衷于评头论足，乱发牢骚，不想事、不谋事、不干实事;有的争名、争功、争权、争利，讲关系，讲人情，不讲原则。二是领导作风不佳。有的部门、乡镇领导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衙门习气”浓厚，脱离实际，乱发号令，搞瞎指挥;甚至作风霸道，“一言堂”，“个人说了算”;有的相互拆台，勾心斗角，搞“内耗”、“窝里斗”;有的对上级决策阳奉阳阴，消极对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不强，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把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看得很重;有的唯书唯上，只对上负责，对群众的疾苦置若罔闻;有的放任自流不负责任，有的领导“走读”现象严重，随意外出，甚至几天不到岗，有的怕“得罪人”，该管的事不去管，该抓的事没抓好，造成内部混乱，工作长期滞后，徘徊不前;有的对上级三令五申充耳不闻，令不行，禁不止，特别是有些窗口单位和行业依然存在着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吃拿卡要、排外卡外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法制观念不强，不讲诚信，承诺的事情不兑现，随意性大，欠帐不还、赖帐现象严重。三是学风不浓。一些干部坐不下来，静不下心，疏于学习，忽视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的提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全面深刻地了解，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知识、wto知识、科技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知之甚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知识空白”、“本领空缺”问题;有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相脱节，没有从知与行、学与用的结合上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造成理论学习与实践“空对空”、“两张皮”，缺乏指导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政策水平。四是工作作风不实。有的坐在机关的时间多，深入基层抓落实的机会少;有的下基层晴蜓点水，没有真正蹲下来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不善于调查研究，盲目决策，造成工作随意性大;有的拈轻怕重，遇见矛盾绕道走，是非面前不开口，能拖则拖，能抹则抹，甚至上推下卸，一推了之，导致部分乡村、部门基层单位出现了群众越级上访事件;有的在其位不谋其政，对职责内的事心中无数，思想不清，办法不多，工作缺乏主动性;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对工作只安排、不检查，“虎头蛇尾”，做样子、搞形式，应付差事，推诿扯皮，相互挚肘，人为地给工作带来了损失和影响。五是生活作风不谨。极少数干部律己不严，有的在公共场所参与赌博，有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有极个别的甚至进入高档消费娱乐场所，用公款进行娱乐性消费或干一些没名堂的事情等等。。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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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调查分析报告[页2]_调查报告_网

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调查分析报告

创新考评激励机制，不断增进学习实效，是高校基层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保障。一是建立和完善明确的领导机制。实行第一责任人问责制，把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作为学校各总支年度工作的一项重点内容，把抓好本单位学习创建成效与责任人政绩挂钩，与其它工作同步部署、同步落实、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的工作格局。二是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督学机制。按照“干部述职时述学、党员评议时评学、组织考察时考学”的督学制度，完善各项考核指标体系和细则，把学习考核与党员干部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党员民主评议结合起来，严格做到真学、真懂、真用，以良好的运行机制保证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学习的连续性、持久性、有效性。三是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与争先创优结合起来，作为职称晋升、提拔使用、评比先进的重要依据，通过深入开展学习型领导班子创建、学习型党支部创建和先进党员评选等活动，树立典型，广泛宣传，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和团体的潜能，大力营造崇尚学习、善于学习、学以致用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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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关心关爱基层干部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关心关爱基层干部调研报告

关心关爱党的干部，充分发挥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应从完善制度着手，建立健全关怀机制，真正关心基层干部、真心爱护基层干部、真情关怀基层干部。既要从政治上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又要从生活上给予物质关心。只有把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激发出来，我们的事业才会出现“万马奔腾”的局面。调研中发现：不少县乡基层干部都会反映“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今在基层一线工作压力大，心理负担重。这种情况提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基层干部的要求，进一步保护和支持基层和在条件艰苦地区工作的干部，莫让他们辛苦又“心苦”。

一、景东县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主要做法

近年来，景东县着眼于干部队伍的长远发展，按照“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基层干部的要求，切实关心爱护基层干部，积极探索在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政治坚定、作风过硬、能力突出的基层干部队伍，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一)更新用人观念，为基层干部成长创造良好氛围。坚持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出发，把培养选拔基层一线干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组织部门结合景东实际，先后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培养、选拔、使用和管理基层干部的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在公务员考试录用和党政领导干部选任等工作中适当向基层一线干部倾斜，注重选拔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逐步形成了机关补充人员必须到基层去选拔，逐步使基层一线真正成为培养干部的主阵地。在XX年乡镇党委换届中，新提拔正科级干部11人，其中，乡镇基层工作的有9人，占81%;新提拔副科级干部10人，其中，乡镇基层工作的有8人，占80%。新提拔的5名乡镇长中，有4名是乡镇基层一线干部。

(二)强化教育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以提高基层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为重点，不断加大理论教育培训的工作力度，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基层干部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牢固树立扎根基层、奉献基层的精神。在培养上适度给予倾斜和优先，即组织调训优先安排、参观考察优先安排、工作交流优先安排。XX年乡镇党委换届结束后，县委选派4名乡镇副职到上海跟班学习，通过优先安排培训和考察等措施，不断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综合能力。

(三)强化实践锻炼，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坚持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考察识别干部，通过采取“挂职、交流”等多种形式，有计划、多层次地实践锻炼。通过上挂下派，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提高政策水平和宏观思维能力，并在重要岗位上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考验、砥砺品格，锤炼党性、创造业绩，在实践中逐步成熟。XX年以来，全县共有62名优秀基层干部经过县乡“上派下挂”和部门交流锻炼后被提拔使用。

(四)坚持竞争择优，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注重竞争机制创新。健全完善竞争上岗、公开选拔等一系列制度，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XX年，印发了《景东县股所级干部竞争上岗暂行办法》，要求各单位、各部门中层干部出现空缺的，原则上要实行竞争上岗，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二是注重考评机制创新。建立健全考核的标准和方法，科学、合理、全面地评价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实绩。注重任用机制创新。在坚持干部标准的前提下，敢于打破常规，采取优先使用、敞开出口、腾出位置等办法，为基层干部脱颖而出创造条件。XX年，通过公开选拔，有6名优秀年轻干部走上副科级岗位，其中，有两名“80”后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实现了年轻干部“小步快跑”;有1名优秀村支书走上乡镇副职岗位，对解决村干部的“出路”问题作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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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会计实习报告：固定资产核算方法调研与分析[页2]_实习报告_网

会计实习报告：固定资产核算方法调研与分析

2.从无形损耗考虑,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占企业资产相当比例的生产设备,其寿命周期越来越短, 更新换代势必加快,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时间的推移,各种生产设备的无形损耗将越来越大,就更为明显。一台设备的替代品也许会在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内出现,所以从谨慎性出发,企业最好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在设备使用早期提高折旧成本,后期则降低折旧成本,这与加速折旧法的原理是一致的,也可减少无形损耗所带来的损失和风险,符合会计核算的稳健性原则。

3.一般来说，年限平均法主要应用于会计核算基础薄弱,生产成本核算起步较晚的企业。而作为会计核算较健全、财务管理相对完善,专业设备中的贵重仪器占固定资产比例较高的x科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简单的采用这种传统的核算方法显然并不恰当，违背了会计准则，也与其企业财务规章制度相悖。

(三)现行折旧计提方法会计后果

(1)没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因素,使损耗价值补偿不完整

“”运用年限平均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是以历史成本为计量依据的,其实质是站在现在这个时点以现行的物价水平把投资成本分配到以后各期,很显然这从根本上忽视了货币的时间价值,没有考虑市场利率的变动因素,没有从根本上基于市场利率等因素来确认各期的折旧额,因而即使是加速折旧法也不能完全弥补由于货币时间价值而产生的差额,这部分差额既没有被转入产品的成本或费用,又没有被计入企业的损益,形成企业资产的一种无形损失,时间越长,固定资产价值越高,市场利率越高,该损失就越大。

(2)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不利于组织设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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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基层党组织两学一做调研报告样本_调查报告_网

基层党组织两学一做调研报告样本

一、当前，各行业各领域党员队伍建设的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是什么?

1、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健全，阵地建设相对滞后;

2、组织生活和政治理论学习不系统，是党建工作教育形式单一，党员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学习效果不明显;

3、部分党支部负责人履职不到位，尤其是下设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公司党委包办过多，弱化了基层党支部的职能，进一步导致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不强，党员纪律性弱化，不同程度存在重经营、轻党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偏差;

4、在抓党建工作方法上缺乏创新，以党建促发展的门路不多，解放思想的程度还需进一步加大;

5、党建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目前全部为兼职从事党建工作;

6、开展的各项党建基础工作不扎实。

二、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解决?

1、由于xx集团新组建成立，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再加上正在进行，xx人员和x人员调配工作还不到位;

2、部分党组织负责人“主业”意识不强，少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没有把党建作为“主业”，错误地认为党建是务虚的，生产经营抓好了才能出政绩，导致抓党建的积极性不高，责任不明确、措施不到位、局面打不开;

3、基层党组织开展学习时没有把学习同本组织实际和个人思想改造紧密相结合，特别是个别党组织对组织生活制度抓的不实，流于形式;

4、在抓党员思想教育中，不注重对党员的集中学习，缺乏“三观”的教育引导，加上平时缺乏对科学文化、基本技能、法制理念、文化素养的教育，使得一些党员对政治学习兴趣不浓，导致业务理论一知半解，工作水平和能力水平，思想观念陈旧落后，宗旨意识有所淡化。

三、如何区分不同层次、不同行业领域实际，对党员参加学习教育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推进措施?

1、对普通党员、中层党员干部和公司领导干部都要有不同

的学习要求和学习内容。

2、建立学习笔记制度;

3、进一步推进评议制度。

四、各行业各领域党员参加学习教育，应分别突出哪些内容，采取什么形式，设计哪些载体和抓手，才能真正保证实效?

1、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选任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时应严格把关;

2、进一步加大党建人员培养力度，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3、认真制定学习教育考核办法和实施计划;

4、进一步推进党建学习教育与微信、微博和各类即时通讯群交叉呼应，便于支部与支部、党委和支部间的沟通交流;

5、可继续推进送学上门、远程教育、配发学习资料等方式。

五、党员领导干部如何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学习教育?有何具体措施?

1、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

2、公司党委成员深入基层调研，增加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调研内容，一方面提高认识，另一方面形成长效机制，

机关和项目相互推动和促进党建工作。

六、如何落实学习教育的责任，对各级党委特别是书记抓学习教育的成效如何考核评价?

1、不定期组织各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教育测试;

2、将党建学习教育纳入生产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中;

3、建立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考评机制，严格落实不合格退出机制。

七、其他意见和建议

建议集团公司多组织党建方面的培训。

篇11：与企业改制相关案件的调查与分析_调研报告_网

与企业改制相关案件的调查与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入化阶段以及迎接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挑战，为规范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增强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的竞争力，真正形成产权明析、权责明确、政企分开、讲究效率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集体、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改制正进入新一轮高潮。企业改制是对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造，改变以前所有制为标准的企业划分，依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对集体、国有企业采取由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投资入股或股份转让，将集体、国有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行为。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案件是指企业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商事纠纷和涉及被改制企业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案件。雨花法院民二庭在审理涉及集体、国有企业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中，发现有大量案件纠纷的发生与企业改制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统计近年来我庭审理的案件，现抽取与企业改制相关案件143件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各类案件的成因、比重，并从审判实践出发探研司法对策。 一、 与企业改制有关案件的表现形式 1、 与企业改制有关的债权债务纠纷 此类案件所占比重最大，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改制企 业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有118件，占总调查案件数的82.5%，其中因为企业改制而直接导致企业债权分配、债务承担纠纷的约7件，占4.8%，由买卖、承揽、租赁等合同关系而形成债务债务关系，因企业改制而导致债权分配、债务承担不清，使所生之债难以得到及时清偿，而间接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有111件，占所统计案件的77.7%。 2、 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股权纠纷、出资纠纷     企业产权改造以形成《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改制的主要方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由一个国有企业单独出资，或几个国有企业共同出资形成国有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类改制由于是国家出资，有的由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因此纠纷较少，即使产生纠纷也由主管部门协调，通过诉讼解决的很少，在案件审理中还未遇到。国有中小企业在改制中，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参与形成共同出资的情况因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产生纠纷的机会较大，主要表现在出资比例、资产分配等方面，在统计案件中有3件，占2.1%。 3、 公司分立中产生纠纷     公司分立是将现有的公司分为二个或二个以上具有独立法人的实体，依形式不同可分为新设分立和派生分立。由于公司分立涉及到对原来公司资产、债权、债务的处理，这会产生两方面的纠纷：一方面，由于公司分立协议的不明确而引起分立公司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也是引起现在社会广泛关注的企业不良（或优良）资产剥离问题。企业为逃避债务通过公司分立将企业的不良（或优良）资产剥离出去，以不良资产承担公司的债务，这大大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利益甚至鼓励这种行为，使得不少亏损企业采用这种方法脱壳逃债，以改制为名行逃债之实。在统计案件中，2件案件就属于此种典型的案件，占1.4%。 4、 集体、国有企业出让中产生的纠纷 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将集体、国有中小型企业出让给私人经营也是现在企业改制的一次重要形式。但在出让中，因操作的不规范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首先，资产低估。企业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应包括动产、不动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乃至企业中有特殊技能的技术人员也是企业的财富，但在出让中存在有形资产低估、无形资产不估、出让程序不合法等情况，损害了国家、集体和债务人的利益。例如，XX年西善桥某企业在改制时，主管部门组织内定人员参与拍卖，最终竞标成功，其他竞标方以程序不合法要求法院撤销此次拍卖就属此种情况；其次，在终结原企业的出让中未履行诸如公告通知债权人、注销工商登记等手续，存在着企业实体消灭而身份却未消灭的情况；再次，在保留原企业的出让中，对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约定不明确，出让人与受让人对债权人相互推诿，逃避履行。此类情况在统计案件中有13件，占9.1%。 5、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纠纷 股份合作组织制度是将股份制引入全民所有制，以股份的形式融合不同所有制以及各种生产要素，按照“资金共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积累共有”的原则，发展股份合作制。然而这毕竟是在企业以所有制为划分标准转向以组织形式为划分标准的过渡阶段所产生的改制方式。将两种标准进行融合从某种程度而言与其说是为了改制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迎合政治理论的要求。从实践中看这种改制方式对企业增效有限还极易产生纠纷。如XX年铁心桥某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制，企业资产由该企业职工持股，持股职工又将所持股份与第三方进行联营，企业资产所属不清，发生纠纷后难以追偿。虽然我院处理的案件中仅有5件，占3.5%，但处理案件过程中，从各个乡镇、街道的了解发现这种改制模式并不成功。 6、债权转股权中产生的纠纷 债转股是我国在借签外国企业破产整顿运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企业改制方式。目前主要存在于国有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清理银行债务中所使用。债权转股权可以使负债企业减轻沉重的债务包袱，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发展生产，对债权人来说，成为股东可以有效地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促进负债企业提高效益，使无望收回的债权转为具有收益性的股权，使“死钱”变成“活钱”，从理论上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改制方式。但在债转股改制中，由于负债企业急于减轻债务，往往采用欺诈手段骗取债权人信任，损害债权人利益。在统计中有2件就属此种情况，占1.4%。 二、 企业改制中诸种纠纷的成因     企业改制是我国企业提高实力，迎接国际竞争大潮的必由之路，对于改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视而不见，要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去分析问题，目前产生改制纠纷的主要原因是： 1、 改制不规范 虽然就企业改制全国并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但仍有《民 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基本法规可以遵照。但在改制中，企业乃至主管改制的部门不依法改制，侵害国家、集体、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如被改制企业在清理中不通知债权人低价出让国家、集体资产，被清理的企

业不依法进行注销登记等。 2、对行政部门领导改制缺乏有效监督     作为集体、国有企业主要由上级主管部门主持改制，领导“一言堂”拍板决定的情形较多。虽然各级部门都有改制办，但未能形成有效的决策集体。改制中缺乏专业人士如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及资深律师的参与。地方改制有跟风倾向，你改、我改、大家改，不管是否符合条件改制效果怎样，只要行政部门决定改制一律都要改。改制步伐的快慢、改制企业的多少往往成为行政机关的政绩，真正对企业效益提高多少却关心甚少。 3、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前已述及，对于改制仍只有几部基本法规，没有针对 改制制定出一部统一的、有效的法律规范，这也是造成目前改制比较混乱纠纷频出的重要原因。我们也应当承认，目前企业改制仍处在试验阶段，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到公司制，改制的模式仍未定型。现在虽然大力倡导公司制的改制方式，但由于《公司法》本身的不完善，有些条文缺乏可操作性，使得改制之途更是困难重重。例如，目前各公司中普遍存在着监事会监督不力，股东会无权状态，就是《公司法》对监事会、股东会权利保障不利而造成。 4、司法特别是法院对改制的规制不力 司法权对纠纷具有最终裁决权。但目前我国司法存在不够独立依赖于行政的倾向，导致司法机构对企业改制规制不力。法律调整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所谓事前调整是已颁布的法律指导人们的行为，事后调整是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和对合法行为的确认和保护。对违法行为的惩治不力会使人们对法律遵从心理大大下降，乃至会无视法律的存在而为所欲为。司法依附于行政，使司法机构对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企业改制产生的纠纷不能进行有效的审理，有些法院要么不立案受理，要么立案受理后不能依法正确审理，加剧了企业改制的混乱局面。 三、 对策 1、 实事求是，深入研究     要以一种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对待企业改制。我们在统计案件中查阅了卷宗，也翻看了改制资料，发现其中有些改制材料过于简单。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草草的几页纸就改制完毕，显然是不能制定出完善改制方案措施的，我们也遇到过制定很详细的改制企业，企业也诉讼到法院，但由于方案细致，权责明确，案件审理很顺利，原、被告双方也服判。在经济转型期企业改制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不能跟风而上盲目改制，不能搞数目要改多少多少企业，不能搞比率要改百分之多少多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很好地掌握改制的规律，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2、 依法律法规进行改制 虽然关于企业改制并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但现行法律 仍有很多基本原则可以依据。《民法通则》就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被誉为民法的帝王原则，它要求平等主体在交易时要诚实不欺，讲究信用，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方式而谋取私人之得。改制中遵守诚信原则就要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保护企业以及与企业有关联的债权人、企业职工的利益，追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不能为了其中一方的利益的满足而侵害他方利益，所颁布《合同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合同法》通过规定合同无效可撤销的情形而保障受害方的利益。在企业公司制改制中，现行的《公司法》又成为改制中依据的主要法律之一。严格依照《公司法》规定的组织形式和设立程序建立公司，是规范改制的重要保障。我们也应认识到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造成了目前改制的混乱，因此应当在不断总结改制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订有关改制的专门法律法规以适应需要。 3、 加强政府各部门间协调与监督     企业改制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事情，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的登记、变更、注销涉及到工商部门、债转股牵扯到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其它还有会计、审计、评估、劳动用工等等。各部门间能否相互协调分工，能否进行有效的监督，对改制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统计的案件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纠纷的产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有些政府部门没有有效地屡行其职能。例如，有些企业进行注销时并未清理完毕债务，也未通知债权人，依法不能注销，但却也取得了工商部门的注销登记。 4、 司法机关应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到改制中 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乃是平庭狱讼，解决纠纷之 所，对于民事纠纷素有不告不理之原则。但作为法院对现有案件的处理，也应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指导作用。由于立法的滞后，在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应从“三个有利于”出发保护债权人、企业股东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院副院长李国光在XX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关于改制后原企业遗留或者遗漏债务的承担的问题，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坚持三个原则即法制原则、法人制度原则、债随企业资产转移的原则。江苏省高院对此类诉讼提出了五项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原则、过错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当前企业改制纠纷的处理涉及程序、实体两方面。 （1）、程序方面     改制企业诉讼如何确立诉讼当事人，一直干扰了人民法院审判。前面我们分析了改制成因及对策，当涉及个案错综复杂，如集体企业改制买断后，产权无法变更，工商登记无法变更，原企业仍存在，债权人应向谁主张权利？改制中企业资产漏评，原企业已不复存在，原主管部门是否能提起诉讼主张债的请求权？集体企业自行组织改制以无资质拍卖人员变卖的，出让人是否有权以出让程序不合法要求行使撤销权？企业改制职工成为股份合作者又与其他公司联营形成新的法人，债权人如何向其主张权利等等。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确立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时，应坚持合同相对人的原则，对合同违约之诉以合同相对人确立当事人，对债权之诉以所有权人，债权人及因果关系确立诉讼当事人。 （2）、实体方面 上面列举的程序方面的有关问题与实体处理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应遵从省高院的“五个原则”处理，如个人购买之后，企业按个体式私营经营，原企业工商登记未变更的，对双方关于企业原有债权、债务承担的约定，债权人明示同意的，应按约定确定债务承担者，债权人不同意的应按“债随资产走的原则”处理，对于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租股结合、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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