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问题报告（精品2篇）

篇1：对拆迁补偿等问题法治与德治的思考认识_调研报告_网

对拆迁补偿等问题法治与德治的思考认识

一、对法治与德治的理解     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治国之法大体两类：一种是法治，就是用法、令、刑、罚治理。另一种是德政或仁政，就是用德、仁、义、礼、信治国。一般来看，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两手并用。即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治理，双管齐下，恩威并重。这也许是治国的最高境界。看历史上多个国家和朝代的治国方法实质基本如此，那么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以德治国”就是征服人心，使人们甘愿信服，以感召劝导人们思想为主，以高尚的道德和情操、仁爱、信仰感化人们、帮助人们，治理事务。“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抑恶扬善，禁止防止～、荒淫、～。以强制手段建立国家社会安定的秩序，规范人们行为，治理国家。值得提出“法治”不是政治，中国人习惯于搞政治，以政治统领法治，而政治非民众意愿，也不讲公平，所以政治不能治国。政治的实质是“人治”。政治不能代替法治。这是必须搞清的概念，“～”的教训应当牢牢记取。当然现代的“法”与过去的“法”有本质区别，现代是人民当家作主，法是人～志，过去的法只是统治者的意志。治国安民，首先应是实行仁德之政，靠道德思想教育感化，靠人民思想觉悟、修养，自觉约束，如果仁德不起作用了，就要靠法治了，否则，就可能出现混乱和～、犯罪。因此，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法律来加以约束，使人的行为有一定规范，若危害公众利益、国家利益，就要绳之以法，也就是说法治是德治的保障。     二、由拆迁想到的法治与德治     例如现在的房屋拆迁安置，拆迁法规颁布之后，先要进行宣传教育、订立安置协议，之后才能拆除房子，如按期被拆迁人不愿意搬迁，就需要依法强制拆除，这里德就是合理的补偿安置，法就是强制措施。当然，法应是由人民代表及其人民政府制定的，首先应该是“良法”，而不应是“恶法”，这点最为关键。像过去的拆迁，有户口、或住处，拆迁偿还实际房屋面积，看来较为合理，很得人心。后来情况变化了，补偿变得越来越差，所以出现了许多矛盾、纠纷、问题。如：拆迁协议不是双方真实心意。是“形势”逼迫所签。大家思考一下，这是否是拆迁法规、政策不连续、不公正、不合理所至？现在的情形基本是富了开发商，穷了被拆户。有人欢喜，有人忧，忧者多为穷人，看来有些地方的“拆迁法规”有问题。是否有违背宪法原则的地方？一些开发脱离了实际，盲目不量力地扩大拆迁，且属于非公共建设和利益,是为其开发单位的团体利益，忽略了国情民情，在立场和角度上也有些问题，没有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尤其是对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有些拆迁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灾”。因此关键“法”是否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公正？“法”的善恶，关系到人民的命运、生活。最近，拆迁补偿有所提高，也发了文，对拆迁引发的纠纷和不稳定因素采取了措施，宪法也强调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这是法治的进步、是德行。政府对弱者有了一些照顾“政策”，这也是德治与法治统一并用吧。顺应了民心。     三、对现代法治与德治的认识     前一阶段，我们的党提出的思想，其实也是治国的思想，因为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出发点。法治是以令行禁止为准则，而实行法治的前题，需要人民知礼义廉耻、明辨是非、学法知法，通过宣传、教育，使人民心悦诚服，同时以文明、道德教化，方可能守法，当然总是有不听教化、为非作歹的，这就要依法惩办制裁了。所以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何将两者揉合运用，则是很重要的。只有法，而没有仁德，人们则可能生“怨”，而只有仁德，而没有法，则可能生“邪”，因此，二者要不偏不倚。当今的“德”从思想、精神上看，就是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助人为乐、诚实守信、为人民服务等文明的东西，对此，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去学去用，以此武装头脑，国家通过浅显易懂的道理教育人民，通过法律来解决人民中的基本矛盾，协调各种关系，使社会成员安于职守，各尽其力，相互信任依存，不搞对立。这也许才是好的治国方法。当然最主要的是解决好人民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和矛盾，以此稳定人心，德与法都是为之服务的。     四、实行法治与德治关键所在     从治国的角度看，最主要的是国家机关、政府公职人员、执法者这些是治国的关键。因为国家的政权稳定、社会的安定，主要取决于他们。他们执行法律、政策，肩负领导职责，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工作的质量、成效息息相关。所以依法行政是关键 ，依法治权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监督制度和措施都要加强，要公正、公平、文明执法，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德与法首先应当在干部之中体现，并形成榜样，所谓上行下效，因此干部就应以身作则，带头守法，行善积德。以自身的德、仁、义、礼、智、信等去影响、带动、感化周围群众，以行动、以德、依法治国、安民，而决不可名不副实，假冒伪劣，马列主义只对别人。俗话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为必然，比以力压人要长久有效。国家用人也要用贤能人士，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一心为民的有德之才。政府官员、执法者的素质也是治国的一个关键。总之治国之道，以德为先，治国之本，德法并举。                                                          xx区司法局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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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调查报告_调查报告_网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调查报告

近几年来，我县的省市重点工程项目众多，如京珠高速、安南高速、安林高速、安楚公路拓宽、安林公路两侧综合治理、马氏庄园景区规划建设等，均涉及到集体土地的征用和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据不完全统计，共涉及到17个乡镇，124个村庄，6133户家庭，近2万人，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由此引起的民间纠纷、群体复议、集团诉讼和群体上访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我县社会稳定，成为当前我县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障碍。由于因集体土地征用而产生的拆迁问题涉及多方主体，交织着多种法律关系，背后又掺杂着多种利益冲突，所以，政府在处理征用土地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项中，特别是政府法制机构在受理此类行政复议案件中，在依法保护房屋被拆迁人、土地被征用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并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契合统一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目前，对于城市房屋拆迁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规范，对征用拆迁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这种事关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的重大事项上，国家层面上的法律缺失，使得许多地方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激化了社会矛盾，形成了影响社会安定的不稳定因素。

一、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适用依据不完善、不健全、不确定，形成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行为不规范。

现实中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适用法律依据不一，大致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依据《土地管理法》进行，将房屋视为征用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对待，按照征地程序进行，但土地法对土地上的附着物拆迁程序和补偿标准均无具体规定，可操作性差。二是参照《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进行，理由是集体土地已经被征用，土地性质已改变为国有土地。这样出现的问题就多种多样，比如: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尚未转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未补偿，用地单位却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因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用地单位申请《房屋拆迁许可证》，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房屋拆迁，房屋所有者却以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迁不是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不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由抵制拆迁。以上问题突出反映了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交付和房屋拆迁适用法律问题。在现实中许多地方均将被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当成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都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来调整拆迁项目，一旦遇到交地与房屋拆迁混合时，出现的许多问题束手无策。于是，有的地方政府派出了防暴警察，强行将土地铲平，将房屋拆除，其效果显然无法取信于民。

2、法定补偿标准的缺失造成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随意性极大。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第三款对耕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进行了规定并有具体的计算标准，但对因土地征用而引起的农民在宅基地上自建房屋的拆迁却没有补偿标准。现实中，一般是由政府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细则》进行补偿，由于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土地所有权性质、所有权主体、土地管理方式以及拆迁安置对象等方面均有差异，所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不具有直接的参照性，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随意性很大，拆迁程序和补偿标准十分混乱。如我县先后制定了《大白线公路建设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安林公路两侧综合治理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安楚公路拓宽房屋拆迁补偿标准》、《马氏庄园规划建设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这种随意性不但造成了补偿标准不统一，也造成了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性，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纠纷，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也直接影响了拆迁的进程和效率。

3、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主体不规范，拆迁中农民的陈述权、申辩权、知情权受到影响。

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当由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一致达成。但是由于我国《土地管理法》将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纳入到了土地征用补偿之中，房屋所有权主体作为被拆迁人不直接参与协商，对被拆迁人的房屋进行价格评估亦不通知被拆迁人到场，而是由拆迁人单方指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有关拆迁补偿和安置通常是由用地单位一方说了算，加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优化"当地投资环境，加大了行政权力的介人，被拆迁人无论是否同意都得拆，剥夺了农民作为被拆迁人在整个拆迁过程中表达自己意愿、维护自己权益的机会，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权益，更不能体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

4、对拆迁中农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不够。

农民通过宅基地依法取得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在宅基地上所建的房屋属农民私有财产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现实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法律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地方政府与村组签订《土地征用协议书》，协议中却将属于农民私

有财产的房屋一同处分。这种协议将私产与公产混为一谈，其违法性显而易见。从法理而论，房屋作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是房屋所有权的主体，只能由农民自己进行处分，所以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补偿应从土地征用补偿中分离出来。

5、房屋所有权人和第三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和城市房屋拆迁一样，涉及很多法律关系。如拆迁居住房屋涉及的搬迁补助费、过渡期内的临时安置费;拆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开办的企业所有的非居住房屋，涉及的补偿费问题及因拆迁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及预期收益的补偿问题;对利用宅基地内自建房屋从事生产经营并持工商营业执照房屋的拆迁安置问题;拆迁正在租赁的农房时涉及的租赁法律关系等等。其中既涉及房屋所有权人的权益，同时又涉及房屋所有人以外第三人的权益。由于我国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相当一部分地区对上述问题比较忽视，在实际拆迁时，只将房屋作为集体土地上的附着物进行补偿，并不细化区分农村房屋的用途、性质及相关的权利，严重损害了房屋所有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1、加快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立法进程，建立健全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

2、明确公权干预之法律限制，保护集体土地上私有房屋财产权。

在法治社会，公权限制干预私权是必要的，但必须依法进行。在当前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中，由于法律缺位，导致政府行为缺乏法律制约，行政权力在千预私权中过大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各级政府集规则制定者、参与者与处罚机关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农民作为被拆迁人时应有的民事权利被限制，甚至被剥夺，所以，必须从立法上对拆迁行为加以限制。对涉及房屋拆迁的行政管理行为作出明确界定，以防止公权干预过大损害私权。政府在这种法律关系中的职责就是作好土地利用的发展规划、作好土地利用的管理者并处于中立地位，而不能成为民事主体介入其间。

3、完善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的补偿原则、标准和程序。

在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立法中，首先应当明确规定征地补偿和房屋拆迁补偿的基本原则。对集体土地的征用应严格区分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土地征用和出于商业开发目的的土地征用，那么因此而引起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原则和程序也就不同。第二，细化补偿项目，制定统一的拆迁补偿计算标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对土地的征用补偿规定比较明确，相应的有具体的计算标准。同理，对房屋等私产的征用补偿也应细化补偿项目并确定补偿计算标准。在此基础上，由各地按照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通过制定法定的拆迁补偿计算标准，既能防止征用方克扣、压低征用补偿费用，损害农民利益;也能防止被拆迁方漫天要价、谎报和扩大面积，非法获利，加重国家用地负担的事件发生。第三，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对农民房屋拆迁必须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完成，如可以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财产评估程序、补偿标准公示程序、听证程序、强制拆迁程序等。第四，赋予农民作为被拆迁人时的救济主体资格，使农民能够通过复议或诉讼获得救济。第五，明确因拆迁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时，第三人获得救济的程序。

4、明确拆迁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拆迁安置办法。

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涉及到行政机关、用地单位、被征地集体 (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被拆迁人等，其中行政机关又包括各级政府及其土地、建设、拆迁、规划及相关部门，如交通、水利、文化、教育等。那么各主体在拆迁活动中扮演的角色需要确定、行为需要规范，特别是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需要明确。对于被拆迁人的安置更为重要，不解决农民的安置问题，老百姓就无家可归。由于农村居民的安置首要问题是解决宅基地，而宅基地的审批涉及到很多问题，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审批等，需要使用耕地的，再加上与土地承包方面的矛盾，所以基层组织解决这些问题相当困难，而不解决又不行，现行中只有靠不规范甚至不符合规定的操作来进行，这就急需上级机关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使下级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