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调研报告选题汇总10篇

篇1：基层干部作风方面问题的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基层干部作风方面问题的调研报告

按照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和县委安排，最近，我们带着干部队伍作风和干部管理两个方面问题，深入基层进行了调研，召开了部分乡(镇)、县级部门有关人员座谈会，进行了个别走访。从调研的情况看，大家普遍反映，近两年来，我县在改进干部队伍作风和加强干部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一、现状和问题

从总体上讲，近两年来，经过“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绝大多数干部能够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称赞。但是，也有一些干部的作风不尽人意，特别是在“五风”方面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思想作风不振。有的精神萎靡，意志消沉，不思进取，满足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经常处于“混日子”状态;有的纪律松弛，擅离职守，工作“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视纪律约束，个别部门下午几乎无人上班，有的上班期间窜门子，蹁闲传，干私事，甚至打麻将、“拐三”搞赌博，将工作搁在一边，把一些歪风邪气带进机关内部;有的热衷于评头论足，乱发牢骚，不想事、不谋事、不干实事;有的争名、争功、争权、争利，讲关系，讲人情，不讲原则。二是领导作风不佳。有的部门、乡镇领导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衙门习气”浓厚，脱离实际，乱发号令，搞瞎指挥;甚至作风霸道，“一言堂”，“个人说了算”;有的相互拆台，勾心斗角，搞“内耗”、“窝里斗”;有的对上级决策阳奉阳阴，消极对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不强，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把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看得很重;有的唯书唯上，只对上负责，对群众的疾苦置若罔闻;有的放任自流不负责任，有的领导“走读”现象严重，随意外出，甚至几天不到岗，有的怕“得罪人”，该管的事不去管，该抓的事没抓好，造成内部混乱，工作长期滞后，徘徊不前;有的对上级三令五申充耳不闻，令不行，禁不止，特别是有些窗口单位和行业依然存在着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吃拿卡要、排外卡外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法制观念不强，不讲诚信，承诺的事情不兑现，随意性大，欠帐不还、赖帐现象严重。三是学风不浓。一些干部坐不下来，静不下心，疏于学习，忽视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的提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全面深刻地了解，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知识、wto知识、科技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知之甚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知识空白”、“本领空缺”问题;有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相脱节，没有从知与行、学与用的结合上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造成理论学习与实践“空对空”、“两张皮”，缺乏指导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政策水平。四是工作作风不实。有的坐在机关的时间多，深入基层抓落实的机会少;有的下基层晴蜓点水，没有真正蹲下来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不善于调查研究，盲目决策，造成工作随意性大;有的拈轻怕重，遇见矛盾绕道走，是非面前不开口，能拖则拖，能抹则抹，甚至上推下卸，一推了之，导致部分乡村、部门基层单位出现了群众越级上访事件;有的在其位不谋其政，对职责内的事心中无数，思想不清，办法不多，工作缺乏主动性;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对工作只安排、不检查，“虎头蛇尾”，做样子、搞形式，应付差事，推诿扯皮，相互挚肘，人为地给工作带来了损失和影响。五是生活作风不谨。极少数干部律己不严，有的在公共场所参与赌博，有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有极个别的甚至进入高档消费娱乐场所，用公款进行娱乐性消费或干一些没名堂的事情等等。。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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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执政资源向基层倾斜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执政资源向基层倾斜调研报告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当前，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推动执政资源向基层倾斜，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现结合乡镇实际，对推动执政资源向基层倾斜做如下思考：

一、基础与现状

近年来，我们通过建立健全人员、经费、制度等方面的机制，推进执政资源向基层倾斜，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健全运行机制，确保了农村有人干事。坚持把第一书记选派与机关干部驻村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立“村(社) 第一书记 驻村干部”三位一体的帮带模式，实现了县镇村三级发展资源的无缝对接和有序流动。按照“推荐—考察—聘用—培养”的流程，为全镇xx个村配备xx名后备干部，下文任命xx名后备干部为村主任助理，有效改善了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县级统筹安排3名优秀大学生到我镇x个村担任村官，有效推动了人才资源向农村流动和倾斜。

2.落实投入机制，确保了农村有钱办事。坚持对上争取与本级投入相结合，先后整合资金1亿多元，强力推动农村水、电、路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配套xx万元资金，落实村(社区)干部养老保险、农村退职干部生活补贴和村(社区)干部意外伤害保险等政策，提高了村级干部待遇。新增xx万元村级党建工作经费和3万元关爱救助资金，为村级党建工作提供经费保障。因地制宜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何家湾村产业带动型、茅坪场镇能人带动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初步形成，增强了村级自我造血功能。

3.完善工作机制，确保了农村有房理事。不断强化村级阵地建设，先后投入资金多万元，建设、改造、完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全镇xx个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全面提档升级，创建“五务合一”示范点x个、“网上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示范点3个。充分发挥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的阵地作用，针对农民外出务工、子女留守无依的难题，开办关爱留守儿童“阳光家园”，惠及全镇多名留守儿童，此举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二、问题与原因

总的来说，近年来我们统筹配置城乡执政资源，在推动城乡一体发展、缩小城乡二元差距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深入推进这项工作中，也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执政资源向基层倾斜的内在动力不够强。目前，推进执政资源向基层倾斜主要依靠县级的强力推动。但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对参与统筹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主要是由于机关、企业、村居等不同领域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缺乏利益共同点和互动结合点，城市与农村之间、机关与基层之间工作条块分割，资源配置失衡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

2.执政资源向基层倾斜的利益格局不够畅。统筹配置城乡执政资源是“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面”，需要开展的工作必然涉及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目前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村执政资源相对匮乏，而城市执政资源相对闲置，存在联而不紧、联而不顺、联而不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乡执政资源统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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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_调研报告_网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不同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等，促使城市居民逐步突破了传统单位体制的局限与束缚，开始寻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改革思路要求政府和企业将大量的社会和服务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会或者市场来承担。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已成为时代之需。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管理中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对大城市的区级建制进行合并重组，形成市、区两级政府。区之下的基层管理体制在1954年之前有三种类型：一是设街道人民政府，如武汉、大连；二是设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如上海、天津；三是不专设机构，只在公安派出所内设民政干事，承担领导居民的有关工作，如北京、重庆。街之下均不设政府组织，由居民在政府指导下自行组织居民委员会、防护组、防盗组或者居民组等[1]（P188－192）。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统一规定：十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应当设立街道办事处；十万人以下五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也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派出机关。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每一百户至六百户设一个居委会，由各居民小组推选的委员7－17人组成。企业职工居住集中的住宅区或者较大的集体宿舍，可以设立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委会的工作。这样，街居两级组织的名称、性质、任务和机构设置实现了全国统一。自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正式进入国家政治制度的视野。

从封建社会的“什伍”制、“邻保”制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都是以对居民个人的控制为基础。街、居体制建立的初衷也秉承了这一思路。1953年6月8日彭真在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我们现在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同时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即使在现在工业较发达的城市中，仍有很多不属于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这种人口在有的城市中，甚至多至百分之六十以上。为了把街道居民逐步加以组织并逐渐使之就业或转业，为了减轻现在区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在很多城市中除建立居民委员会外，还需要设立市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我们的意见是设立街道办事处。[2]（P241）”这就是说，国家通过机关、学校、企业等行政化色彩浓厚、功能无限放大的“单位”实现了对体制内居民的控制，还需要设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管理那些没有正式“单位”的体制外的城市居民。因此，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事实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包括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在内的党政单位、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等。它吸纳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组织形式。二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他们的管理对象是极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市区政府无法透过“单位”与这类居民发生关系，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作用就可以发挥了。可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单位”在整合城市社会、行使城市管理职能上发挥的是主体作用，街居组织只是必要的辅助和补充[3]（P121－124）。

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街道和居委会的权力很小，功能有限。除了国家主要通过“单位”传达各类城市管理信息，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资源分配，街居自身处于边缘性地位外，区政府各类职能部门还在街道设立了相应的对口单位实行所谓的“条条”管理，于是“区政府政策实施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然后再由各局传达到街道各所，街道办事处只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宣传和动员，以及随同税务人员和工商人员进行检查等。[4]”尽管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街居组织的职能有所扩张，机构也不断膨胀，功能的虚拟性有所改观[5]（P29－34），但其边缘性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创办托儿所（幼儿园）、副食品经营网点、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有限度的社会保障等，也都是以为“单位”外居民提供服务为主，并不侵入传统的“单位”内居民原有的利益圈。二是“单位”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和服务职能，起到了“把市民组织起来”的作用，压缩了社会权力的存在空间。在“低工资、高就业率”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为居民及其家属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服务。源于军事供给制的“单位”制度承担的不仅是经济职能，更多的是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后勤服务等职能，这种复合功能特征使它具备了超强的动员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把街居组织的城市管理职能压缩在数量极少的无单位居民范围内。三是造成居民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区域分离。对单位体制内的城市居民来说，“单位”就是其福利共同体，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负责为其分配工资、福利及各种政治、社会资源，大到就业、升迁，小到结婚、吵架，“有事找单位”，与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没有太多关系。街居组织由于无法介入居民生活，不可能有效实施社会管理①。四是强化了居民的身份特征。在“单位”与街居组织的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市居民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有单位的可以根据单位性质享受相应的政治、福利和社会待遇，没有单位的则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由于个人在单位中的不同序列及单位在整个单位体系中的不同序列，使得具有不同单位身份的居民拥有不同的社会感受。单位的封闭性特征则使单位外人员很难有机会流入单位内，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成员流动也大都借助“关系”等非正式资源。

19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个体私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城市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的转型对传统的二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挑战。一是“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迅速转化。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弱化了“单位”对职工的约束力，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大量“单位人”开始向单位外流失。过去，“单位”可以决定职工的政治、福利甚至社会待遇。现在除工作外，职工需要向“单位”寻求帮助的内容越来越少，职工越来越多的个人隐私可以不必在“单位”内坦承。另外，大批国有企业的破产或准破产以及职工“下岗”也迫使“单位人”丧失单位依托，迅速转化为“社会人”。二是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除传统的行政事业单位外，出现了大量不具备“单位”体制特征的组织。比如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民办非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据1999年的统计，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吸纳了8300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6]。三是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由于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打破，城市居民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开始涌入城市，使得城市流动人口空前增加。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市的流动人口都达到上百万人。流动人口显然无法纳入“单位”体制中管理。四是“单位”职能开始向社会转移。单位办社会的后果是制造了大量的后勤服务人员，工作效率奇低。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高校后勤管理改革以及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等的目标就是把“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转移出来，使“单位”只从事自己的本业，其余的交由社会来办理。“单位”的服务功能、福利功能、保障功能以及政治宣传功能正在弱化，居民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正在向纯粹的雇佣关系发展。五是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就业及弥补财政的不足，街居创办了大量经营性组织，其经济职能迅速膨胀，街办经济、居办经济发展迅速。城建、市容、社会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社会救济金发放、再就业培训等过去闻所未闻的工作统统压向街居。“街居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就是最形象的描述。六是居民的社区参与要求愈来愈强烈。包括福利分房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密切了居民与居住地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去没有人关心的治安、绿化、卫生、违章建筑等成了居民们人人心系之的头等大事，促使他们越来越关注并渴望参与街居组织的决策过程。上述六个方面的变革表明，“单位”制度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在走向衰落，其整合社会的组织功能不仅日益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走向瓦解。因此，以“单位”组织为主体，以街居组织为辅助的城市二元基层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新形势，进行相应的变革。

二

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从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项目的需要出发，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对社区服务的内涵作了定义，明确了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1991年5月31日，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谈到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推进社区建设的要求。1992年10月，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这样，以开展社区建设为标志，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逐步深入，城市基层基础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如前所述，附着在“单位”身上的政治、社会、教育、保障等功能迅速剥离，单位组织的整合作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先后开展了社区建设试点工作。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自此，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入全面转型时期。

上海市在探索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方面起步较早，1995年就开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试点，以街道为核心推动社区建设，通过调整“条块”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下放管理权限，促进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7]（P28－36）。沈阳市则从构建新型社区组织体系入手，按照有利于实施管理、有利于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将全市2700多个居委会调整为1277个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社区居民委员会。1999年1月，民政部发布《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各城区中选定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进行全面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验，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发展。目前，大部分城市的社区规模调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已逐步建立健全，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已初步形成。

从近些年来各地开展社区建设的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从单位主导型向街居社区主导型转变，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弱化单位的复合功能。主要是指国有经营性单位和国家财政供养单位继续分离办社会的职能，逐步与所办的幼儿园、食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性机构脱钩，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把单位的后勤保障逐步推向社会，实行市场化管理。二是通过简政放权，强化街居职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区政府的授权，街道办事处享有或者扩张了综合协调权、执法权、处置权、监督检查权等，从而能够行使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对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便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街区建设等进行有效的管理。武汉市江汉区按照费随事转、财随责走，责、权、利相配套的原则，把职权和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使社区居委会有职、有权、有钱。三是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这是新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组织基础。对原来的居委会按照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等原则进行重组，以适应功能扩张、人口居住密集度增加以及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客观情况。调整后的社区居委会规模一般在1000户至3000户之间。原来从属于各单位的家委会也一并转制为社区居委会。四是加大居民社区参与力度。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是社区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证。目前的居民社区参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参与渠道有所拓宽，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除了三年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外，日常议事和决策的参与制度也有所完善。北京、上海等地都开展了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的试点工作，并准备大面积推广。沈阳、武汉等地在社区内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社区内的重要事项。居民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决策中来。

向街居社区主导型体制转型反映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新理念，对于当代城市基层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体制关注的不是基于行政区域划分后的控制，而是对人的关怀，强调的是与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日常事务。从管理目的来说，由过去的控制向服务转变。单位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固化了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强调资源在单位内部的相对公平的分配。通过政府－单位－资源分配－职工实现城市管理的目标。社区体制则以服务为核心，强调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努力为社区居民营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人文居住环境，并不关注居民流动或其工作单位的变更。实现城市管理的链条是政府－社区－居民。从管理形式来说，由过去行政命令式的统治向强调居民参与的治理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社区体制则强调透明、回应与参与，要求社区事务的处理、各项措施的制定、实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从而拓宽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对话渠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方式。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导向下放权力是街居社区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海、北京等地都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下放部分管理权，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多的权限[8]，街道也同样向社区居委会下放权力。政府权力的回缩为社区组织的发展释放了更多的权力空间，不仅为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等法定性社区组织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促进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晨练队、法制宣传队、秧歌队等非法定社区组织的发展。街居社区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社区不总是为了“管”居民，居民也不再“躲”社区。社区成了居民实现利益诉求的必备通道，居民愿意为社区发展出策献力。当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生活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社区，能够通过参与各种法定性或非法定性社区组织的活动，对社区事务的处理“说三道四”，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受单位的束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为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打下了基础。

三

推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性工作是开展社区建设。尽管目前全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可喜局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单位体制在城市基层管理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基本态势。许多城市开展的社区建设尚处于示范和总结阶段。总体上说，目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处于初始阶段，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人们经济收入及福利分配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最具活力的社会成员仍然集中于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5]（P199）。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体制正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街居社区体制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正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

社区主导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主张合作、参与、效率、共享，符合当代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念。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以善治为目标。“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9]（P326）”这一体制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区事务交由社区自己管理，强调居民与政府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将“善治”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10]。对照善治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性六个基本要素[11]，可以发现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一，行政化倾向诱发了社区管理机构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合法性是指被社区居民内心所体认并服从的权威和秩序，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居委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按照街道办事处的指令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并没有被居民体认为“自己的组织”。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社区管理机构多数由户代表象征性选举产生，即使是在直接选举的地方，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功能上与过去的居委会没有实质性差别，主要工作仍然是承办“上级”部署的任务，工作人员的薪酬亦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在社区管理机构看来，政府是老板，社区居民是管理对象。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表达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第二，居民参与不充分导致居民与社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出现断裂。社区是居民生活的环境依托，只有居民知道社区真正需要什么。社区管理机构如果不了解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就会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所以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必须容纳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建立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协调的、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居民参与普遍不足，参与机制很不完善。一方面，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缺乏足够的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另一方面，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是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就召集居民来开会、布置、传达，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了要求，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赶快组织居民。即便是在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或规定作支撑，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第三，法律滞后模糊了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界线。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社区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法律没有清楚地划定社区组织、居民之间的权利界线，就容易引发争议，造成管理的低效率。如果法律的规定得不到遵守，也同样不可能实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前者制定于1954年，后者于1990年颁布实施。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两部法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对居委会结构、功能、范围、组织、产生等方面的规定就与当前社区建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也可以说已经突破了法律所调控的范围。关于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街道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将居委会“改造”为自己的“派出机关”，形成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等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效、协调的社区管理机制的形成。

第四，职能转变不到位妨碍了社区管理的成效。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如果居民没有足够的权力参与社区的选举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就不可能热心于社区事务，所谓的善治也就丧失了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功能模糊不清。有些方面越位，包揽了过多的应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职能；有些方面又缺位，对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工作团体的培育、指导不力，对介入社区发展的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性投入”不足[12]。另外，还存在着职权不足的问题。虽然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也都按照重心下移、费随事转的原则开展了简政放权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条条上的实权部门并不情愿将权力下放给街道，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基层管理新格局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由于职能转变不到位、责权利不对等，街道的管理尽管门类齐全，但效率并不高。街道对社区权力的制度性侵蚀，又削弱了居委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阻碍了社区自治的正常发展。

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是构筑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各地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社区立法进程。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尽快制定《物业管理条例》、《社区服务办法》等一系列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居委会组织法》应吸收近些年来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使之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

二是深化街道体制改革。重点是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认真转变职能，进一步理清与区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之间不同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要努力完善自身职能，依据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管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深化“服务”入手，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并从制度上约束街道的“创收”冲动，使其专致于指导、监督和资金、政策上的引导。尤其要彻底摈除街道随意向居委会下派任务的制度根源，使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落到实处。

三是推动居民利益社区化。以街居社区整合城市居民的关键在于居民利益社区化。当社区与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时，居民的生活重心自然就会转向社区。因此应当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愿望。从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社区建设本身就是居民利益社区化的重要表征，只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显不足。由于“单位”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许多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仍然非常紧密，这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降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之外的其它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

四是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平台。参与冲动的强弱受制于社区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和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在城市，由于工作单位不同，居民们尽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彼此却大都不认识。人文环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此必须努力构建适宜的参与平台，使居民的参与冲动能够有机会释放出来。构建居民社区参与平台应以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法定性平台为主，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秧歌队等非法性平台为辅。

五是促进社区自治制度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社区自治应走制度化之路，逐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使社区居民切实享有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要依法选举社区自治组织，逐步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其次要规范居民日常议事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议事规则；再次要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监督。

六是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基层社区的需求也逐步向多元化迈进。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社区需求。因此，应将社区工作者及相关的社区专业工作，纳入正规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同时要加强社区工作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和岗前培训，尽快造就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篇4：基层妇女创业发展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基层妇女创业发展调研报告

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妇女的失业率也不断地提高，特别是对于基层渔农村妇女而言，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就业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渔农村40、50的妇女。然而，渔农村妇女又是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重要力量，各项建设都需要妇女的积极参与。因此，我们应该从目前渔农村妇女的就业实际状况入手，为妇女探索一条可行的创业之路。

一、乡失业妇女自主创业现状

目前渔农村常住妇女中闲散妇女的比例越来越多，由于自身素质和本身的知识构成的限制，外出打工、就业的都以20—35岁的居多，而35—50岁的妇女自主创业的却不多。以为例，全乡总人口4877人，在20-50岁这个年龄段的妇女有1900多人，在这些人员中，己就业的大多数是20-35周岁的人员，而40-50岁人员基本上都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失业率占了85%，这部分人也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最大的阶段。就业难的问题也曾迫使一些妇女想到自主创业，可是自主创业又谈何容易。在以东山社区村为例，全村300多个妇女中，自主创业的只有二十几人，其中创业带动妇女就业的只有近五十人，与失业妇女数相比，相差实在太悬殊了。针对乡自主创业的妇女缺少的现状，乡妇联结合对失业的妇女的调查，发现对这些妇女而言，自主创业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心里又没有底，担心自己应付不了，所以她们宁肯维持现状。

二、妇女自主创业存在的问题

在基层妇女中，大多数人不敢走自主创业之路，关键还在于观念旧、无专长、无资金、风险大。

（一）观念陈旧落后、创业意识淡薄。因为大多数妇女都是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原本的生活还算稳定，不能马上转变观念。以为例，很多人在看到周边群众创业致富后，也曾想到要自己创业，但她们由于担心创业的风险，大多还是理想地想找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工资低点不怕。但是由于自身素质、知识构成等多方原因她们只能处于观望状态，固定工作没有着落，自主创业前途未卜、赔赚不定，没有十分的把握是绝对不会走这条路的。因此，要想鼓励基层妇女走上自主创业之路，首先要转变观念，提高自主创业的意识。

（二）没有专业特长，缺乏竞争实力。基层妇女受自身素质、技术技能、年龄、工作经验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缺乏自主创业条件，尤其是大多数人无一技之长，不敢涉足自主创业这一领域，正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怎么敢往海里跳呢？因此，加强技能培训才是解决基层自身素质、提高他们自信心的重要出路。

（三）创业资金短缺，不敢盲目投入。创业要有资金、有本钱，而资金不足制约了部分有能力、有创业想法的妇女，使她们不能大展宏图。所以，创业资金是创业不可缺少的条件。

（四）创业有风险，“下海”很慎重。创业不同于帮别人打工，风险全由单位承担，在这一点上，创业者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很多妇女正是被风险所吓倒，不肯迈出这一步。如近些年来渔家旅馆发展迅速，生意也蒸蒸日上，在看到周围邻居致富了，很多妇女也心动了，但由于资金不足而止步，虽说现在农村信用合作社专门为创业妇女开辟了巾帼贷款服务，但据调查，很多妇女还是怕投入不能得到肯定的回报，怕还不上贷款而瞻前顾后、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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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广东首批博士团完成挂职 感受基层官场潜规则_调研报告_网

广东首批博士团完成挂职 感受基层官场潜规则

10月11日，又一批广东博士启程奔赴广西，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作为广东选派的第二批博士团成员，他们7人将分别担任广西北海、钦州等地的副市长或厅级部门副职。 与此同时，他们的先行者、古堂生、易干军、李佳洪四名博士已经结束了使命，正准备从各自挂职的市长助理岗位上返回，或回到书斋，或重上讲台，或继续经商。 从广东到广西，从书斋到官场，在一年的挂职中，广东博士给广西留下了什么？而基层官场又带给博士怎样的感悟？近日，本报记者来到广西--博士们的挂职地。 XX年11月1日，华南农业大学。42岁的走在林阴道上，不时有学生向他问好。阳光透过树叶打在他的身上，正赶着去给学生上课，脚步匆匆。人到中年的他微微有点发福，和学校的许多教师一样，备课、上课、写论文、搞科研、带研究生，做着一个大学教授应该做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普通。 4天前，广西梧州。一个灯火辉煌的餐厅里，梧州市政府领导能来的都来了。能有如此吸引力使当地领导齐聚的人正是。赖博士，感谢你一年来为梧州所做的工作，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呀！梧州市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此刻，赖的身份是即将卸任的梧州市长助理。 从大学教授到市长助理，从学者型专家到政府工作人员，这一身份的转变，完全来源于去年的支援西部建设博士服务团活动。 作为广东省首批选派的博士，和古堂生、易干军、李佳洪一起，于XX年10月来到广西挂职1年，分别任梧州、玉林、贺州、柳州的市长助理。 低调地融入 我来之前就给自己定了规矩，到玉林后绝对不能说你们玉林，而是时刻提醒自己说我们玉林 10月27日，记者来到梧州。刚一下车，就迎了上来。他握手的方式热情有力，眼睛平和而谦虚地直视对方。赖博士的握手给人非常亲切的感觉，他从来没有架子。在一旁的司机说。 建议少报道我个人，多报道当地和组织。一见面，赖就向记者提出了唯一要求。 事实上，少报道个人是所有博士和记者接触过程中提及最多的一句话。而背后的原因则是博士们最朴素的想法--低调地融入。 广东选派的首批4名挂职博士团成员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好手。，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古堂生，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项目投资部副总经理，物理学博士；易干军，广东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农学博士；李佳洪，广东发展银行河源办事处副总经理，经济学博士。 他们是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战略合作的开路先锋。广东省委组织部人才处李小东处长说。 参加博士团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去年6月底的一天，正在给研究生上课，院长叫他去一下，介绍了博士团的事情。组织上有需要，我个人当然要配合。 而古堂生的初衷更添加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人生说到底是个经历，博士团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可以进一步了解国情和民情。 正是抱着这种学习的姿态，博士们来到广西。 刚开始的几个月，他们似乎都没有什么行动，每天干得最多的事就是查阅资料、下基层调研。 为了方便调研，赖博士到梧州后学会了开车。梧州市委组织部知工科长张赞对刚来梧州的情景记忆犹新，他在两个月内走遍了梧州所辖的七个县(市)区，对三农、经贸、教育、财政等问题都有调研，这不容易啊。 10月27日，记者和一起走在梧州街上，不时有人过来打招呼。你在梧州认识的人怎么这么多？记者好奇地问。都是我下基层走访时认识的朋友。赖微笑着答道，现在和他们感情很深啊。不经意间的闲聊是最好的调研方式，他们会讲真话。 调研留给易干军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一次他去富川县的一户残疾人家，看到老人终日蜷缩在炕上，儿子、孙子患有严重的智障，全家最值钱的是做饭的锅。易干军当场就偷偷落泪了。从他们家出来，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当地百姓做点事。 而古堂生或许是4个博士中最沉默的一个。刚来玉林时，众人眼中的他只是不停地翻阅资料，很少说话。其实，古堂生有自己的想法：要为玉林做实事，首先要了解玉林，而多听、多看是最好的了解方式。我来玉林前就给自己定过一个规矩，到玉林后绝对不能说你们玉林，而是时刻提醒自己说我们玉林、我们政府，这样才能尽快融入地方、打开工作局面。 事实上，在博士们刚到广西的那段时间，当地并没有给他们明确的分工。市长助理是虚职，就看本人怎样干了。熟悉广西官场的官员田波(化名)向记者点破了这一点。对博士的到来，当地一开始也没有足够的准备。不安排具体的分管工作，一方面可以使博士们根据自身特长多接触多了解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如果要混日子也是相对容易的。 慢慢地，四个博士都找到了感觉，重点在农业，古堂生的重点在信息化、企业改制和经济金融，易干军的重点在种植业，李佳洪则专注于对外开放、企业上市等金融工作。 博士们的妙招 每个博士都有不同的绰号，信息化博士、果王博士等，柳州市政府的一名官员说博士的点子就是新 信息化博士是古堂生在玉林的代名词。在他来之前，玉林是广西唯一没有设立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管理部门的地级市。 我们一直想搞这块，但以前没有专门机构。玉林市信息办副主任朱冰说。而古博士的到来恰好填补了他们的这个需要。 古堂生刚到玉林，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信息化的各项工作面临着没人没资金没机构没经验的尴尬处境。于是，他首先着手牵头组建玉林市信息中心。 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从信息中心成立、发布招聘广告、资格审查、组织命题、初试、阅卷、复试、政审到最后的录用上班，一共才一个多月时间。古博士来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高效率，我开始认识到他的能力。朱冰对古堂生由衷敬佩。 机构组建了，但古堂生和同事们遇到更大的问题是资金。以前玉林一些部门在信息化方面有过一定的投入，但实际效果与预期的差距导致了部分干部对信息化的理解存在误区，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在玉林这个财政捉襟见肘的地区，大量的基础投入是不可能的。古堂生感到困难重重。 在充分调研并取得市长支持的基础上，他找到了妙方--整合资源。利用玉林各政府部门现有资源的冗余，搭建起电子政务的硬件平

台，将投入的重点放在系统的软件平台和应用层面。 终于，玉林市的信息化工作局面慢慢有了改观。《一站式公共数据交换支撑平台及应用成型系统》和《玉林市地方经济管理信息系统》两个项目正在向国家申报。而正待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的《－XX年度玉林市电子政务建设规划与工作方案》，先前已获得专家会的好评。 如果这个规划和方案能顺利实施，我们玉林的政务信息化水平将肯定走在广西各地级市的前列。朱冰对前景充满了信心。 成绩的背后，是古堂生艰辛的付出。经常熬通宵，饿了就吃方便面。古博士的宿舍和车上堆得最多的就是方便面。朱冰感慨说，他胃不好，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顾，我曾经半夜陪他去医院打吊针。为项目的事去自治区发改委起码有50次，住的都是90块左右的旅馆，想把钱用到最需要用的地方去。 10月29日，记者在玉林采访，古堂生执意要请记者吃饭。饭后，信息中心的同志将剩下的菜打包。古博士来玉林一年多，今天是我们一起上馆子吃的第五顿饭。朱冰悄悄地告诉记者，他平时吃得都很简单。 在梧州坊间，对评价是典型的知识型人才、做事认真、话不多、内向。而就是这个话不多的赖博士，在详细了解梧州产业现状、技术条件及市场前景的基础上，向市委和政府提交了梧州要像抓工业一样来抓现代养殖业的发展思路调研报告，一鸣惊人。 赖博士对现代养殖业的报告，多次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赞扬。梧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何际珊透露。 而利用大学教授的优势，为当地农科人员作讲座也是一大特点。从XX年起，梧州开始选派现代农业科技特派员，进入107个村进行技术指导。 我们派下去的人员都要进行培训，而今年培训请的第一个老师就是赖博士。他向300多位中层干部讲了自己对农业产业化10多年的研究积累，并提出以科技经纪人的形式，在发挥科技力量的同时，发挥经济管理作用。的确让我们耳目一新，很有收获。梧州市农业局的一位干部对记者说。 梧州荔枝等水果资源丰富，但是规模小，缺乏市场竞争力。主动联系了温氏集团前来商谈合作事宜。第一次缺少经验，材料准备不够充分，搞砸了。说，我当时心里真是急呀。马上调整方法和思路，对方案重新包装，整整干了几个晚上。后来温氏集团再来的时候，对我们非常满意。一线政府工作就这样锻炼了我的能力。 果王是贺州百姓对易干军的尊称。他的《从国内外脐橙生产与消费看贺州发展脐橙产业的优势》调研报告，首次提出在贺州大力发展脐橙的设想。在得到市领导肯定后，贺州的脐橙产业搞得有声有色。易干军起草的关于调整水果品种结构，大力发展脐橙生产的决定已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先后3次带团去赣州、中山、桂林等地考察脐橙生产，掀起了贺州脐橙一轮又一轮高潮。 李佳洪在柳州的杰作之一则是建立了市政府金融系统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促进银企合作。我们学习和了解到金融政策和形势，政府、银行、企业共商发展大计，增进了解，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柳州市政府的一名官员坦言，博士的点子就是新。 招商引资重任在肩 引来一两个挂职博士其实并不是最终目的，地方政府最看中博士背后的关系和社会资源 无论是梧州、玉林还是贺州、柳州，政府官员们对前来挂职的博士均表示了极大的欢迎。这种热情背后，是当地高层次人才紧缺的窘境。 以梧州为例，截至XX年底，全市七个区县(市)的公务员队伍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仅有98人，。即使是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中，全梧州研究生学历的也仅有87人。 我们太缺人才了！梧州市人事局李海强副局长向记者叹起了苦经，梧州现有的博士，绝大部分是在职读的，应届生近几年一个也没有。而令李海强更加郁闷的是，即使是现有的研究生，每年流失的也不少。一旦有了些工作经验，就被广州、深圳等地高薪挖走了。 玉林的形势似乎比梧州更加严峻。据玉林市委组织部梁远略副部长介绍，目前玉林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没有一个博士，而全市企业系统也只有区区12个。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丰富的经验，这样的博士我们最需要。 正是在这种期待中，地方政府迎来了博士们。 对地方来说，引来一两个挂职博士其实并不是最终目的，因为挂职博士毕竟一年后要走的。田波告诉记者，地方政府最看中博士背后的关系和社会资源。在他们眼里，博士的到来，为当地和广州乃至全国搭起了一座桥梁。 事实上，首批四名博士的到来，的确产生了桥梁效应。 李佳洪被柳州民间称为红娘博士。他促成了广东发展银行对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综合授信人民币8亿元。李出面邀请广发银行有关部门和相关分行的领导，多次到柳州考察，而李本人也率东风柳汽总经理一行到广州拜会广发高层。 李佳洪还促成了广州的商业银行支持柳州城市建设。在他的牵线下，上海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领导多次出访柳州和南宁，洽谈柳州城市建设合作事宜，9月浦发银行同意支持柳州城市建设资金人民币3亿元。 则发挥自己在农业大学的优势。XX年初禽流感疫情出现，广西方面无法提供充足的疫苗，一筹莫展。他积极与农业部、广东省农业厅沟通，积极争取到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温氏集团的支持，使梧州辖区内的家禽达到了100％的免疫。 易干军联系部分广东客商在贺州考察，并促成了其中部分项目的签约。而他自己也协助梧州市委组织部在广东招商引资，协助联系干部到中山等地企业挂职。 博士毕竟只专长于某个专业，带来的直接作用往往有限。但我们看中的是博士后面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田波向记者直言，以一个博士在广州认识50人为例，这50人又认识50人，这样就有2500人了。所以一年后即便博士走了，他和我们总有一份情在，我们去广州找人办事肯定容易得多。 博士们似乎也感觉到了当地政府的这种现实需求。一位博士告诉记者，现实需求的突出体现就是当地政府对招商引资的格外重视。我交一份调研报告，当地领导最多说一句很好，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你能吸引多少资金和项目。 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博士都为当地招商引资奔波着。 李佳洪先后四次带团走访广东，6月份又作为柳州招商项目推介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和筹备会前线总指挥，在广州组织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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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基层党组织两学一做调研报告样本_调查报告_网

基层党组织两学一做调研报告样本

一、当前，各行业各领域党员队伍建设的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是什么?

1、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健全，阵地建设相对滞后;

2、组织生活和政治理论学习不系统，是党建工作教育形式单一，党员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学习效果不明显;

3、部分党支部负责人履职不到位，尤其是下设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公司党委包办过多，弱化了基层党支部的职能，进一步导致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不强，党员纪律性弱化，不同程度存在重经营、轻党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偏差;

4、在抓党建工作方法上缺乏创新，以党建促发展的门路不多，解放思想的程度还需进一步加大;

5、党建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目前全部为兼职从事党建工作;

6、开展的各项党建基础工作不扎实。

二、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解决?

1、由于xx集团新组建成立，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再加上正在进行，xx人员和x人员调配工作还不到位;

2、部分党组织负责人“主业”意识不强，少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没有把党建作为“主业”，错误地认为党建是务虚的，生产经营抓好了才能出政绩，导致抓党建的积极性不高，责任不明确、措施不到位、局面打不开;

3、基层党组织开展学习时没有把学习同本组织实际和个人思想改造紧密相结合，特别是个别党组织对组织生活制度抓的不实，流于形式;

4、在抓党员思想教育中，不注重对党员的集中学习，缺乏“三观”的教育引导，加上平时缺乏对科学文化、基本技能、法制理念、文化素养的教育，使得一些党员对政治学习兴趣不浓，导致业务理论一知半解，工作水平和能力水平，思想观念陈旧落后，宗旨意识有所淡化。

三、如何区分不同层次、不同行业领域实际，对党员参加学习教育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推进措施?

1、对普通党员、中层党员干部和公司领导干部都要有不同

的学习要求和学习内容。

2、建立学习笔记制度;

3、进一步推进评议制度。

四、各行业各领域党员参加学习教育，应分别突出哪些内容，采取什么形式，设计哪些载体和抓手，才能真正保证实效?

1、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选任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时应严格把关;

2、进一步加大党建人员培养力度，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3、认真制定学习教育考核办法和实施计划;

4、进一步推进党建学习教育与微信、微博和各类即时通讯群交叉呼应，便于支部与支部、党委和支部间的沟通交流;

5、可继续推进送学上门、远程教育、配发学习资料等方式。

五、党员领导干部如何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学习教育?有何具体措施?

1、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

2、公司党委成员深入基层调研，增加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调研内容，一方面提高认识，另一方面形成长效机制，

机关和项目相互推动和促进党建工作。

六、如何落实学习教育的责任，对各级党委特别是书记抓学习教育的成效如何考核评价?

1、不定期组织各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教育测试;

2、将党建学习教育纳入生产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中;

3、建立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考评机制，严格落实不合格退出机制。

七、其他意见和建议

建议集团公司多组织党建方面的培训。

篇7：关心关爱基层干部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关心关爱基层干部调研报告

关心关爱党的干部，充分发挥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应从完善制度着手，建立健全关怀机制，真正关心基层干部、真心爱护基层干部、真情关怀基层干部。既要从政治上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又要从生活上给予物质关心。只有把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激发出来，我们的事业才会出现“万马奔腾”的局面。调研中发现：不少县乡基层干部都会反映“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今在基层一线工作压力大，心理负担重。这种情况提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基层干部的要求，进一步保护和支持基层和在条件艰苦地区工作的干部，莫让他们辛苦又“心苦”。

一、景东县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主要做法

近年来，景东县着眼于干部队伍的长远发展，按照“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基层干部的要求，切实关心爱护基层干部，积极探索在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部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政治坚定、作风过硬、能力突出的基层干部队伍，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一)更新用人观念，为基层干部成长创造良好氛围。坚持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出发，把培养选拔基层一线干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组织部门结合景东实际，先后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培养、选拔、使用和管理基层干部的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在公务员考试录用和党政领导干部选任等工作中适当向基层一线干部倾斜，注重选拔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逐步形成了机关补充人员必须到基层去选拔，逐步使基层一线真正成为培养干部的主阵地。在XX年乡镇党委换届中，新提拔正科级干部11人，其中，乡镇基层工作的有9人，占81%;新提拔副科级干部10人，其中，乡镇基层工作的有8人，占80%。新提拔的5名乡镇长中，有4名是乡镇基层一线干部。

(二)强化教育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以提高基层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为重点，不断加大理论教育培训的工作力度，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基层干部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牢固树立扎根基层、奉献基层的精神。在培养上适度给予倾斜和优先，即组织调训优先安排、参观考察优先安排、工作交流优先安排。XX年乡镇党委换届结束后，县委选派4名乡镇副职到上海跟班学习，通过优先安排培训和考察等措施，不断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综合能力。

(三)强化实践锻炼，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坚持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干部、考察识别干部，通过采取“挂职、交流”等多种形式，有计划、多层次地实践锻炼。通过上挂下派，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提高政策水平和宏观思维能力，并在重要岗位上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考验、砥砺品格，锤炼党性、创造业绩，在实践中逐步成熟。XX年以来，全县共有62名优秀基层干部经过县乡“上派下挂”和部门交流锻炼后被提拔使用。

(四)坚持竞争择优，创新选人用人机制。注重竞争机制创新。健全完善竞争上岗、公开选拔等一系列制度，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XX年，印发了《景东县股所级干部竞争上岗暂行办法》，要求各单位、各部门中层干部出现空缺的，原则上要实行竞争上岗，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二是注重考评机制创新。建立健全考核的标准和方法，科学、合理、全面地评价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实绩。注重任用机制创新。在坚持干部标准的前提下，敢于打破常规，采取优先使用、敞开出口、腾出位置等办法，为基层干部脱颖而出创造条件。XX年，通过公开选拔，有6名优秀年轻干部走上副科级岗位，其中，有两名“80”后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实现了年轻干部“小步快跑”;有1名优秀村支书走上乡镇副职岗位，对解决村干部的“出路”问题作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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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有关基层干部政绩观偏差的观察与思考_调研报告_网

有关基层干部政绩观偏差的观察与思考

农村基层干部的政绩观决定了平时的工作取向，对整个农村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笔者在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交流过程中，发现少数同志在为谁创造政绩、如何树立政绩等观念方面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体现在：

一是树立政绩的意识存在偏差，体现在过于求稳，造成发展滞缓。一些农村基层领导干部认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稳定，只要不出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有许多基层干部基于前些年的工作教训，认为开拓性地抓发展、抓调整，难免会冒一定的风险，既然如此，不如得过且过，稳中求“升”，有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多年来没有任何起色。二是创造政绩的方式存在偏差，体现在脱离实际，违背发展规律。少数基层领导干部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为了突出本人的工作，喜欢将前任的发展思路丢在一边，另起炉灶，人为地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连贯性;有的忽视群众的创造性，仅凭个人好恶和意愿，从主观上出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事与愿违。三是追求政绩的目的存在偏差，体现在急功近利，忽视长远发展。少数基层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考虑群众的实际需求不多，更热衷于向领导邀功请赏，喜欢超越现实条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口号和指标，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的为在短期内出效果、出政绩，忽视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造成了一任的政绩，几任的包袱。

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在政绩观念上出现的一些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思想观念方面存在问题。个别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工作的目的更多地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围绕个人升迁做打算，而不是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以这种思想为基础产生的政绩观，势必偏离正确的轨道。二是政绩考核体系存在缺陷。在考核指标的设计上过多偏重经济建设内容，精神文明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占的份额偏少；考核标准比较随意，缺乏科学依据，许多基层干部的主要精力就是围绕着上级领导转；考核项目过于繁杂、笼统，考核方法简单死板，效率低下;有的地方看政绩仅仅凭数字说话，将政绩绝对化，造成频频出现数字政绩、虚假政绩。三是选拔任用环节需要改进。干部政绩考核与选拔任用衔接不够紧密，有时选任干部让年龄、资格、学历等硬框框成为了更重要的因素;有的地方调整乡镇干部没有严格按届期来，不利于干部政绩的科学评估;三年一届的乡镇班子任期偏短，不利于干部在基层领导岗位上作长远打算，扎根一个地方工作。

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工作方式方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广大农村地区的长远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加以解决。一是要加强宗旨教育，解决好“为谁创政绩”的问题。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引导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落实到创造工作成绩的实践中去。促进基层干部深入体察～，凝聚民心，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研究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上，放在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紧迫问题上，在亲民、为民、富民中树立政绩。二是改进考核机制，解决好“如何评价政绩”的问题。考核干部政绩时，既要了解当前工作，又要注重了解前些年的工作，通过回访考察、离任后～测评等办法，看任期工作的后续效果;要全面分析和了解干部在创造政绩过程中的主观努力程度和创新精神，区别好在不同工作基础上创造政绩的大小以及个人在创造政绩中所起的作用;坚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有真正的发言权，将群众对干部政绩的满意度作为重要依据。三是强化作风建设，解决好“如何创造政绩”的问题。要引导农村基层干部坚持从发展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工作做到农民群众的心坎上。要善于与群众打交道，做到懂农村、交贫友、办实事，自觉地把自己与农村、农民融为一体，用好的作风创造出让农民群众拥护和满意的政绩。四是转变工作思路，解决好“创造何种政绩”的问题。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普及教育，使基层干部正确处理开拓进取与实事求是的关系、近期成绩与长远发展的关系、个人进步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认真探索经济发展规律，努力创造经济发展、群众舒畅、环境优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绩。

篇9：关于基层干部作风方面问题的调研_调研报告_网

关于基层干部作风方面问题的调研

按照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和县委安排，最近，我们带着干部队伍作风和干部管理两个方面问题，深入基层进行了调研，召开了部分乡（镇）、县级部门有关人员座谈会，进行了个别走访。从调研的情况看，大家普遍反映，近两年来，我县在改进干部队伍作风和加强干部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一、现状和问题

从总体上讲，近两年来，经过“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绝大多数干部能够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称赞。但是，也有一些干部的作风不尽人意，特别是在“五风”方面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思想作风不振。有的精神萎靡，意志消沉，不思进取，满足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经常处于“混日子”状态；有的纪律松弛，擅离职守，工作“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视纪律约束，个别部门下午几乎无人上班，有的上班期间窜门子，蹁闲传，干私事，甚至打麻将、“拐三”搞赌博，将工作搁在一边，把一些歪风邪气带进机关内部；有的热衷于评头论足，乱发牢骚，不想事、不谋事、不干实事；有的争名、争功、争权、争利，讲关系，讲人情，不讲原则。二是领导作风不佳。有的部门、乡镇领导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衙门习气”浓厚，脱离实际，乱发号令，搞瞎指挥；甚至作风霸道，“一言堂”，“个人说了算”；有的相互拆台，勾心斗角，搞“内耗”、“窝里斗”；有的对上级决策阳奉阳阴，消极对待，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不强，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把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看得很重；有的唯书唯上，只对上负责，对群众的疾苦置若罔闻；有的放任自流不负责任，有的领导“走读”现象严重，随意外出，甚至几天不到岗，有的怕“得罪人”，该管的事不去管，该抓的事没抓好，造成内部混乱，工作长期滞后，徘徊不前；有的对上级三令五申充耳不闻，令不行，禁不止，特别是有些窗口单位和行业依然存在着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吃拿卡要、排外卡外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法制观念不强，不讲诚信，承诺的事情不兑现，随意性大，欠帐不还、赖帐现象严重。三是学风不浓。一些干部坐不下来，静不下心，疏于学习，忽视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的提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全面深刻地了解，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知识、WTO知识、科技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知之甚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知识空白”、“本领空缺”问题；有的理论学习与实际相脱节，没有从知与行、学与用的结合上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造成理论学习与实践“空对空”、“两张皮”，缺乏指导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政策水平。四是工作作风不实。有的坐在机关的时间多，深入基层抓落实的机会少；有的下基层晴蜓点水，没有真正蹲下来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不善于调查研究，盲目决策，造成工作随意性大；有的拈轻怕重，遇见矛盾绕道走，是非面前不开口，能拖则拖，能抹则抹，甚至上推下卸，一推了之，导致部分乡村、部门基层单位出现了群众越级上访事件；有的在其位不谋其政，对职责内的事心中无数，思想不清，办法不多，工作缺乏主动性；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对工作只安排、不检查，“虎头蛇尾”，做样子、搞形式，应付差事，推诿扯皮，相互挚肘，人为地给工作带来了损失和影响。五是生活作风不谨。极少数干部律己不严，有的在公共场所参与赌博，有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有极个别的甚至进入高档消费娱乐场所，用公款进行娱乐性消费或干一些没名堂的事情等等。。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二、原因分析

我县基层干部队伍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从干部自身角度讲。少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较差，宗旨意识淡化，理想信念动摇，缺乏大局观念，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能起到表率作用。个别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民本位”思想淡漠，干工作，想问题，考虑自身利益多，考虑群众的利益少，不能设身处地的为群众着想，脚踏实地地为群众办实事，脱离基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缺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我县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

（二）从单位管理角度讲。一是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有不少基层单位虽然也有不少制度和规定，但执行不力，约束力不强，对违反制度和规定的干部，有时该批评的没有批评，该教育的没有教育，该处理的处理不够，甚至姑息牵就，没有起到应有的惩诫作用，这是客观上助长了干部队伍中的不良风气。二是缺乏竞争激励机制。有一些基层单位，人员臃肿，人浮于事，干部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部缺乏危机感，没有上进心，工作消极被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不良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从干部管理上讲。一是选人用人视野不开阔。近两年，在基层提拔了不少干部，但总的来看，仍然存在着上级部门选拔多基层选拔少；领导熟悉的选拔多、公开选拔的少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在干部选拔过程中，论资排辈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还没有打破年龄、学历、身份、任职年限等界限，使一些工作出色的干部受到阻滞，在客观上导致了“熬官”现象。二是干部“下”的渠道不畅通。由于传统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制度带来的弊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领导干部终身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危机感不强，导致干部“下”的渠道狭小，“下”的比重偏少，“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比较突出。调整不胜任干部工作难度大、干扰多，往往对不胜任干部不是被搁置，就是用批评教育的方式予以迁就，下不了调整的决心，甚至“平级调动，一走了之”致使那些平平庸庸的不称职干部反倒心安理得当“太平官”，造成干部的心理错位。其次是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不完善。目前推行的岗位目标责任制，普遍存在着定性内容多、定量标准少的问题，特别是缺乏体现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评判尺度和标准，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德才尺度难掌握、工作政绩难认定、群众公认难把握的“三难”问题，客观上给准确衡量干部政绩的优劣和正确确定干部的升降带来了困难。三是干部交流步伐较慢。我县这几年虽然加大了科级干部交流，但仍然存在着科级干部交流面小，一般干部没有进行交流的问题。有不少干部在本单位、本岗位工作时间太长，思想松懈，工作没有新意，没有上进心，难以保质保量、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务。

三、对策及建议

市、县委决定，从6月底至7月底，集中进行基层干部作风整顿活动。结合开展这项活动，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干部转变作风的自觉性。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和宗旨教育，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继续发扬“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真正从思想上亲民、从感情上爱民、从行动上帮民，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二，要坚持联系群众制度。要在县、乡机关中继续推行“三三制”工作制度，保证机关干部三分之一时间处理日常工作，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蹲点，三分之一时间进行调整研究。县级部门干部每年下基层“三同”时间不少于30天，乡镇干部每年下基层“三同”的时间不少于50天。第三，要坚持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除县级领导带头抓好联系点外，全县所有县级部门、乡镇主要领导干部每人都要抓好自己的工作联系点，实行“五个一”制度，即“每人联系一个贫困村、联系一个贫困户、联系一个贫困企业、联系一个下岗困难职工、联系一个贫困学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身体力行，勤到点，真驻点，实抓点，真正把联系点办成各项工作的示范点。第四，要夯实责任。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要实行部门、乡镇主要领导负总责。各部门、各乡镇要在这次活动中，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进行综合分析，归类整理，梳理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认真开展对照检查，及时议定改进措施，跟踪检查，督促落实，确保干部队伍作风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以好的作风带动和促进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二）加强干部管理，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一是更新思想观念，打牢干部能上能下的思想基础。首先，要强化干部的公仆意识。教育各级干部牢固确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念，坚决克服“官本位”思想，消除患得患失的心理，辩证地看待“上”与“下”的关系，真正明白凭什么上、为什么下的道理，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荣辱观。第二，要加大舆论宣传力度。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策，教育广大干部和民群众正确对待干部的升降去留，在全县真正形成一种尊才让贤、荣辱不惊的良好氛围，为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官能民”营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

二是健全管理机制，积极疏通干部“能上能下”特别是能“下”的渠道。要根据县委《关于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转变干部作风的意见（试行）要求》，要从管理机制入手，区别不同情况，积极疏通干部“能上又有下”的渠道。①实行末位淘汰制。对县委、县政府部署的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以及本部门、本乡镇确定的中心工作，制定出具体的量化标准和考核指标，确定具体的责任人，把责任、任务、时限、要求细化、量化到每一个人头上，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考核和评议，依据考核结果，进行组织处理。对工作不力或因失职、渎职，造成工作处于末位，并带来一定失误或损失的，予以停职检查或就地免职。②实行待岗制。对工作实绩较差、群众反映有问题、被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审查或因其它原因不宜继续担任某一职务的干部，实行免职待岗，待岗期限为一年。待岗期满后，再视情况作出妥善处理。③实行竞争上岗制。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县上拿出一些副科级岗位，县级部门、乡镇也可以拿出一些重要职位进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真正体现优胜劣汰，让相形见绌者下。④实行谈话诫勉制。对民意测验基本称职以上得票率达不到60%或不称职票超过30%的干部，由有关上级领导与其谈话，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教育，并提出要求，责令其限期整改。对经诫勉教育仍不改者，进行降职或免职处理。⑤实行引咎辞职制。对问题比较突出，在群众中影响较差、或因渎职、失职造成失误或损失，但又难以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要求其提交辞职申请，主动引咎辞职。⑥推行交流轮岗制。对掌握人、财、物等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领导和一般干部，进行适当的轮岗交流，可以在部门之间、乡镇之间横向交流，也可以在部门与乡镇之间纵向交流。总之，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三是完善考核评价体系。①要严格按照县委“能上能下”《意见》和《科级领导干部监督管理苦干规定》、《科级干部考核办法》、《一般干部考核办法》等有关规定，坚决调整不称职干部。②要建立以任期目标为主要内容的实绩考核指标体系。以岗位分类为基础，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入手，制定相应的岗位职责规范，明确领导干部在任期内或一定阶段内的工作目标、实现目标的要求以及具体的奖惩措施。对能够量化的，进行量化评估；对难以量化的，采取定性民主评议来确定。做到硬化指标，强化责任，刚化考核。③要改进考核方法。坚持阶段考核与年度考核、单项考核与全面考核、重大事项及时考核与定期通报相结合的办法，全面考察掌握干部的工作实绩。④要强化对考核结果的运用。对经考核政绩突出者，该提的提，该升的升，有的甚至可以破格使用。对考核后认定的不胜任者，要兑现结果，该降的降，该调的调，决不能“一拉平”、“一锅煮”，失去考核的本来意义。

（三）加强督促检查。干部作风能否有效转变及这次教育整顿活动能否取得实效，搞好督查十分重要。县纪委、组织部、县人劳局、“两办督查室”等相关部门，要切实负责，认真履行好职责，及时了解和掌握乡镇机关思想作风教育整顿活动的情况，为县委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在督查的形式上，要实行“五结合、五为主”的办法，即：明查与暗访相结合，以暗访为主；抽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以抽查为主；听取汇报与走访群众相结合，以走访群众为主；查资料与看现场相结合，以看现场为主；查先进与促后进相结合，以促后进为主；多角度、全方位地检查了解活动取得的效果和存在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要重点督查，跟踪查促，直到问题解决、工作改进为止，以保证作风教育整顿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篇10：基层党建调研报告_调查报告_网

基层党建调研报告

一、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抓党建，促发展，形成符合全市实际的发展思路，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日益紧密

市委坚持以科学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党建工作放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不断探索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在进一步深化对市情、县情的再认识，总结工作经验，分析研究薄弱环节的基础上，按照自治区三次固原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提出了强化党的建设这一根本、不断加强“两个基础”（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三大带动”战略（产业带动、项目带动和中心城市带动）、奋力推进“三化”进程（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着力培育“四大支柱”产业（草畜、马铃薯、劳务、旅游），推动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工作思路，初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山区特点、符合固原实际的发展路子，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XX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8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08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12%、24.9%，较XX年翻了一番；农民人均纯收入2215元，较上年增长15.1%，从XX年以来，保持年均增长13.1%以上，绝对贫困人口从XX年的63.9万较少到17.2万人，步入固原历史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城乡面貌明显改观，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二）突出重点，夯实基础，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全面提升

市、县（区）党委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围绕建设新农村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乡村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乡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不断加强。在乡镇换届中，推行党政一把手“一肩挑”,乡镇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席的30名、兼任乡镇长的35名。全面推行村党支部“两推一选”和村委会“公推直选”，341个村实行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占总数的36.8%,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1405名。实施“村干部素质提升工程”，依托各级党校、农村党员电化教育站点和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对村干部进行技能

培训、任职资格培训和学历教育，全市85%以上的村干部持证上岗，600多名村干部参加了学历教育，先后涌现出了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党支部和李玉荣、童玉梅、张玉花、单发俊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村干部。

党组织设置方式和活动方式不断创新。围绕培育开发四大支柱产业，不断创新和优化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形式，大力推行“支部加协会”模式，将支部建在产业链上，积极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实现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对接共振，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目前，全市有各种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266个，其中由村党支部领办、创办或村支部班子成员在其中任职的176个，占66.2%。已在务工人员较多、流动党员相对集中的新疆、福建、银川等地建立了劳务输出产业党支部。

村集体经济实力不断壮大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XX年以来，全市在127个村开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践活动”，实行村干部从村集体经济当年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报酬、离任村干部从村集体经济积累中享受生活补贴、其他村干部和无职党员根据表现“以奖代补”的激励政策，极大的提高了村干部及党员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目前，全市村集体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村达9个，5至9万元的村达12个，1至5万元的村242个，村级党组织服务群众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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