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推荐4篇

篇1：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分会工作报告_工作报告_网

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分会工作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大学生志愿者代表:

大家好,今天我受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分会的委托,作为大学生志愿者的代表,向各位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分会作工作报告,站在这里觉得非常荣幸,回顾大学生志愿者分会的发展与进程,经历了许多挫折与磨难。但是今天我们分会的终于成立了。首先，在这里我代表全体大学生志愿者感谢市青年协会的大力支持，感谢有爱心的大学生志愿者的鼎立相助。下面我具体介绍一下我们协会以及今后的发展。

一、发起与成立

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波及了整个陇南市区.作为陇南籍的大学生,当听到自己家乡也严重受灾的消息后,我们万分悲痛.但是,灾难不相信眼泪.面对灾难,我们坚信,惟有亮出勇敢之剑,全民携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有可能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

在这场特大地震刚刚平息不久,就读于南京林业大学的陇南籍大学生我，率先在互联网上开展了“陇南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的招募活动,虽然我们此时身在异乡,但我们的心早就回到了灾区,我们进行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为假期早早打算的,我们在网上号召广大陇南籍的大学生们团结起来,为我们美丽家乡的灾后重建工作略尽一份绵薄之力.在我们几个的带动下,大学生网上报名的人数也在与日俱增.

放假了,网上的各位志愿者都满怀壮志的汇聚在了一起,由于这个团队才刚刚起步,我们对灾区的情况不是十分的熟悉,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资金基础,所以各项工作的开展显得很不顺利.但此时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在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指导下和人力、物力的大力帮助、支持下,现服务队的各项工作都已顺利开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目前,在我市报名参加的大学生志愿者已达80余名.为了让更多的陇南籍大学生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壮大大学生志愿者力量,为社会作出更多积极的贡献.在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领导下,我们积极筹备成立“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志愿者分会,”让更多的有奉献精神的大学生志愿者为灾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志愿服务.

二、工作回顾

(一)爱心捐书,放飞希望

为了让更多的灾区学生也能沐浴到知识的阳光.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分会在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大力协助下,开展了“捐一本图书,献一份爱心”活动.每天前来捐书者络绎不绝，有上幼儿园的孩童，有年近七旬的老人，他们也为这个灾区的孩子们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募集到各类书籍将近一千多本,各类学习用具近百件.并且及时的将物资送到了灾区孩子的手中，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笑容，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二)义务支教,奉献社会

地震的突袭使不少灾区的孩子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为了让灾区的孩子也能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们积极响应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号召,组织了大学生义务支教活动.截止今日,大学生分会已组织了多名优秀大学生到马街义务支教,在无经费的条件下，这些老师车费、生活费全都是自理的，支教期间共招收学生100余名，他们担负起了从小学一年级到九年级的所有课程，在课余时间，老师带孩子们做游戏，孩子们天真灿烂的笑容增加了老师继续支教的决心和家长灾后重建的信心，教师带给灾区孩子们知识和希望的同时，也受到灾区孩子的尊敬与喜爱;而且,他们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品格,也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

三、今后的打算

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大学生分会是经历5.12地震的灾害,成长起来的一支新生力量,是由陇南籍大学生自愿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家乡的重建工作添砖加瓦﹗

1由于大学生是一个社会的特殊资源，我们以后将会在假期长期开展我们的支教活动。而且会在我们周边的地区流动进行。

2大学生群体是一个信息、知识、技术、交际等资源比较丰富的社会体，因此我们将利用我们大学生的这些自有的资源，比如说开发项目，开展新的研究。

3大学生志愿者是一个有爱心的群体，因此我们以后将组织更多的公益活动，为具有特殊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

4大学生群体是一个思想积极向上、奉献精神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群体，因此我们学习好知识回报生活，以改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新形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努力。

5大学生志愿者群体交流比较广泛，因此我们大学生要努力开展与海内外志愿者组织、团体的交流。

此后,我们将会在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灾区同胞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

谢谢大家﹗

篇2：关于中国青年学生对中菲问题的调查报告_调查报告_网

关于中国青年学生对中菲问题的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全国

调查内容：关于中国青年学生对中菲问题的调查

调查方式：学子网调查

目前黄岩岛局势非常紧张，最近学子网发起了关于《中菲如果开战，你会不会参加?》网络投票中，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65.38%的青年学生愿意为捍卫国家主权报名参战，23.08%成青年学生选择中立，看是否需要。仅11.54%的青年认为人的生命很宝贵，打仗影响经济发展。

在本次调查中，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在本次涉及国家主权利益的问题上再次发扬了五四运动时期的主力军先驱作用，在思想上高度一致，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即便目前黄岩岛仍然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后，中国的领土永远也都是中国的，不管外界的压力有多大，我们都会坚守不会妥协，寸土不让的立场，这个立场是现在不会变，以后不会变，未来也永远也不会变的。

篇3：青年学生染艾调查报告

青年学生染艾调查报告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透露，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转播。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而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找工作时，无论多优秀用人单位都将之拒之门外。

“男同”的艾滋病风险

“混乱社交圈”向校园渗透

据权威机构调查发现，青少年学生的感染，都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型之中发生的。吴尊友介绍，很多学生被社会人士所利用，通过这一途径，社会上的艾滋病开始向高校渗透。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

与相比，(化名)看到两道杠的检测结果时出奇平静。

10月4日还是5日，已经记不清初筛的具体时间。防艾志愿者张海龙所在的NGO每天有一辆车停在马甸桥附近，为市民提供咨询和检测艾滋病、免费发放安全套等活动。每隔三个月，会前往检测车检测一次。

唾液检测，20分钟就能出结果。“检测显示两道杠，疑似感染。”张海龙见到过很多感染者无法接受事实而崩溃，准备了一大堆话安慰。

“嗨，没事儿!”四个小时后，晃晃悠悠地回来了，称早料到了。张海龙惊讶于“无所谓。”

“后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个月后，笑嘻嘻地谈论自己的遭遇。

大二时，开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志”。

“虽然我不排斥男性，但要不用‘那种东西’，我不会跟他发生关系。”所指的“那种东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触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对方拿出一种新型毒品。好奇的接过来闻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

“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时，已经晚了。”回忆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时，又恢复了理智。

大学生默默(化名)“中枪”则源于他们混乱的“社交圈”。

早在初中时，1994年生人的默默已听说“同志群体”，但不以为意。高中时有了喜欢的男孩子，默默“彻底理解了，并进入这个圈子”。

直至大学默默开始频繁地更换男朋友。通常情况下，在交友网站，默默和对方先视频聊天，合眼缘后约见面、约饭，最快和对方认识三天发生性关系。“基本上一个月会和两三位发生关系。”

在更换男朋友时，默默偶尔会在圈内社交群里听人谈论“艾滋病”。知道同性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每次发生关系前，默默都要求对方采取安全措施。一年前，身体无虞，默默开始疏忽大意，不再采取保护措施。

无法监控的感染者再传播

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一无所知，仍在无防护措施下与人发生关系;还有人在明知染艾情况下，继续与多人保持性关系。

经历生病的动荡后，心态呈现出明显“裂变”。

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环外，但他已很久没有回去了，而是辗转住在几位男性朋友家，“这家几天，那家几天。”没有停止和人发生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有艾滋病。”

感染后，自觉最亏欠父母，但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爸妈的孩子原先啥样就是啥样，只会变好，不会变坏。”此前的努力上进听话，是老师和家长常夸赞的乖孩子。如今，他只希望在死之前给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留些积蓄，算是对父母尽孝。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张彤介绍，从中心近几年接待检测的人群中可以发现，14-20岁之间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高，十 四五岁的少年前来检测已不算稀奇。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 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张彤表示，佑安医院感染中心平均一年检测量在10000人次左右，其中不少人每隔三个月或者半年前来检测。“前来检测的人群中，主要是男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多性伴者、公用注射器吸毒者等高危人群，其中男男同性恋者占据多数。”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告诉新京报记者，截至今年10月，学生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数量预计超过百人省份的有15个，而这一数字在2019年为5个。“相比其他人群，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最快，各省份相加，每年新感染艾滋病青年学生有几千人。”

艾滋阴影下的隐匿生活

自2019年起，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防治策略，基本实现了对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都能接受健康状况管理以及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但受访者当中大多数感染者仍选择隐匿生活中每一个有关艾滋病的细节。

读研后，有天和同学聊天时提起艾滋病。“有人说得了艾滋病很快就会死，每个人都是谈艾色变的表情，”想站起来反驳，但害怕被发现，“我现在是感染者，不敢去纠正。”

每次去地坛医院拿完药后，总是把药盒扔在医院垃圾桶里。这也是大部分艾滋病友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曾看到有病友将药片换到事先准备好的药瓶里。

“生活中好奇的人很多，别说把药瓶扔了，药丸上的字母都可能会有人搜索，”为以防万一，将药单独锁在专门的抽屉里。

按照抗艾治疗疗程，一旦吃药，漏服或者晚服的危险性极高。专门带了一只智能手环，每到十点准时震一下。服药时，会关上门。偶尔有同学碰到，他会心虚地表示“在吃助眠药物”。

在校艾滋病感染者不得不用谎言来守护内心的秘密。

在中部某省一大学读书。按照要求，他需要每隔一段时间体检一次，但学校所在城市体检仍需收取一定费用，而北京则全部免费。

为了省钱，选择来北京体检。“给辅导员请假，撒谎说有肝病，需要去检查，”也给手机设置了闹铃，每到点，赶紧偷偷把药吃了——药盒和药瓶已在北京扔了。

努力融入集体，若无其事地和同学一起吃饭、打《英雄联盟》、上晚自习，但仍如惊弓之鸟。一次，听说学校要体检，脱口而出：“会不会抽血?”而在记者采访时，也一再向记者打听：“姐姐，你上大学时体检有没有抽血?”

不敢想象被发现后的生活，“我不想被当作‘另类’”。

就业歧视下感染者不敢读研

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北京地坛医院团委工作人员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刚感染上艾滋病的前两周，躺在床上，就业是想得最多的问题。

从事自然科学，就业面限制在对口专业上。按照以往惯例，接收其专业的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录用时检测HIV。

无论多么优秀，也难过这道检测关。

篇4：青年学生回乡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_网

青年学生回乡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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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回乡调研报告：XX村的现实与历史

今年暑假，结束调查任务之后，会到魂牵梦绕的村庄，看看那让我热恋的地方，是否有可喜的变化。村庄的变化不大，但我的心理有很大的波动。可能是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而现在意识到了。也可能是只了解事情的局部，不知道全貌，以致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产生疑惑。“偶遇”只是偶然遇到而已。由于能力和时间的局限，没有进行深入、详细的调查，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撑，只是有感而发，用心而作。试图对村庄进行一个粗线条的。

我村位于县城东5公里处，距离镇政府6公里。人口1750人，耕地面积为2471亩。共分八个村民小组，有运、李、张、侯、龚、任等六个姓氏，以运氏最多，约占该村人口的一半儿。

政治：

刚进村，便见到一条崭新的水泥路，这是“村村通”工程，“S——301——西五楼”段，与二00楼年五月二十日竣工。这条路全长1.05公里，铺设了四条主干道，贯穿整个村庄，由省投资13.5万元，县补助2.7万元完成。乡亲们可高兴了，都说：“下雨天，我们不用踩泥了，做买卖的车也可以回家了。”再往前走，看到一个银白色的水塔和一间水房，上写着“国家安全饮水工程”。这是去年完成的，由省级财政拨款建造的深水井。我村属于咸水区，老井水氟、钠含量严重超标，严重影响了村民的健康。去年，我县共有三个指标，我村争取到一个。饮用自来水后，乡亲们普遍反映：”水壶里的水锈没有了，蒸馍后的烧汤水也能喝了，这水尝起来也甜了，口感不错，很柔软。“这两件实事是已经完成的。还有三件正在争取：良种补贴已经上报;再争取资金，把村内的主干道全部硬化;农田整治项目正在申请。

今年，我县的种粮直补额为28.78元/亩，我村每个人的补贴超过30元。这就使村民感到很高兴，种田无需交售公粮，国家还发放种粮补贴，比起邻村我们又多了两件公共物品，而且还不用自己负担。对本届村两委还是比较满意的，也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以往，交售公粮，我们村都是第一个完成。今年，收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款，全村两天时间基本完成，部分村民小组在一天内就完成了。而邻村，广播每天吆喝两遍，村组干部一天去好几次，都收不齐。

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彼此都在衡量着对方，注视着自己的利益。村委首先不与村民争利，再为村民谋利，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我村的村两委也有问题，许多村集体财产都化为私有，收取贿赂，这些群众都心知肚明。化为私有的同时，他们也有付出，为了托关系，找门路，费尽周折，群众也看在眼里。在争取项目的过程中，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是一个潜规则。而成本需要集体支付，这个又不能直接向群众收取，只能变相利用。在此过程中，村干部渔利多少，谁也说不清楚。项目审批下来后，群众得到实惠，他们便会拥护村两委的领导，默许上述情况的存在;村两委对上级派下的任务，能够及时完成，上级部门对村子产生良好印象，也会审批更多的项目，多做一些试点。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反之，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使一个村庄成为一盘散沙。

上次的村委换届选举，普通村民基本上没有参加，参加者也是看热闹的，选票都是小组长代填的。村民对选举的冷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上级把名单已经确定，村民对不同意见表达无效;二是还没有出现与候选人相“抗衡”的人选，即便让村民提名候选人，他们的票数几近相等，并且都很低，本届村委班子还没有陈腐到足以推翻的地步。这有利的一面是保持了村子的稳定，他们的工作可以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以前的关系网络还可以继续经营;不利的一面是他们抱得更紧，普通村民很难位列其中，对他们的监督更加难以实施。村民对公共财产、村集体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只知道那些公共用地是属于大队的，而大队是什么性质，公共用地的最终归属是谁，他们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不清楚的。因为传统上他们就没有参与过这些财产直接的分配，现在又不影响自己地生活，何必去关心那些事情呢。

很多村庄，已经陷入“少数决定多数”的怪圈。比如，土地的调整问题。以前的地块零散，耕作起来很不方便，需要进行调整，减少每户的地块数量;老人已经离去，女儿已经出嫁，媳妇已经进门，孩子已经降生，需要“添人添地，去人去地”，进行微调，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体现公平的原则。但是，因为个别户的不配合，土地调整无法进行。去找乡政府，乡政府说：“你们有能力调整，就去调整;没有能力调整，就不要调整，政府不过问此事”。现在的乡政府是一个惰性政府，只要上面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它是不会主动服务的。财力的限制，也使它“瘦身”了不少，以前拥有很多的雇用工人，“扒房抢粮，撵诸赶羊”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目前，解决纠纷的办法是：谁有能力把事件平息下去，就依照谁的方案解决。不是有理，而是有力，势力、霸道。善与恶的交锋中，善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它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大于恶。

在暑假期间，有派出所的工作队进驻我村，来调解民事纠纷和老人赡养问题。这有点儿李代桃僵的味道，这类事件好像不在公安的管辖范围之内。现在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有增加的趋势，暴力部门人员的增长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联防队员在防范偷盗问题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图增了乡镇的财政负担而已。有效的方式应该来自人民群众，有些事情政府越管越乱。养老问题，确实是老大难问题。独生子家庭的儿子，没有推卸的空间和余地。而多子家庭，相互扯皮的多一些。农村中有句俗语：大伙儿的车，不是车;大伙儿的爹，不是爹。这种现象也有区域化的特点，居住在一起的几户人家同质性较强，他们要么都好，要么都坏，都以彼此为参照物。对于养老问题，以前的家族长还管一些，现在很少有人管了。因为，有些家族长的权威已经丧失或者他们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欲独善其身。这类事情处理恰当则可，处理不好，两头骂。儿子不赡养老人，进行社会养老，政府处理纠纷，不知是法治的进步，还是传统的沦丧。

村务公开栏有如下数：

公开栏(略)

财务公开栏的设置基本合理，但“应收款”和“应付款”的位置设置有点儿混乱。本村年收入为90720元，支出为101403元，支出大于收入。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有些收入并未列入其中。这也并不像一个财政困难的村子的财务状况。

经济：

此次最大的感受：村民挣钱的欲望特别强烈。年轻人绝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没有外出的，在家里也有事情可做。现在种的主要是玉米，浇水、施肥后，基本上不用再进行田间管理。草长起来，就喷施除草剂，草少了，根本不管。地里长草，钱往家跑。地里长草的人家，多是那些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的，只有那些挣钱门路不广，仅靠农业收入的人才去田间除草。以前，地里无草是勤劳的表现，人见人夸;现在，长草反而成了一种骄傲。打工回乡创业的也有，从县城至夏庄村不到20里的地段，有七个机械厂，主要制造小型挖土机、推土机和翻斗车。第一个是夏迪机械厂，它的老板曾在外地一家机械厂打工，后辞职，回乡创业。其它人看到他的效益不错，纷纷上马此项目。机械生产商的增加，说明此种产品有市场，意味着某处正在进行着红红火火建设，这是一种好现象。通过能够恰当处理，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集群。

文化：

说起夏庄村，还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夏庄有个巫婆，据说会“清眼儿”，还有一座龙王庙是她“施法”的地方，上面写着一副对联：全村公民集资修建，老中青少娱乐场所。农历的七月初五，是龙王爷的生日，按当地风俗，要给龙王爷上香。许多善男信女从四面八方赶来，烧香、上供，并且还要捐款。仅那一日，便得到捐款7010元(张榜公布)，好大的买卖。还有人给她送贺词。

贺词的内容如下：

贺词(略)

财务

上面这首贺词由两村民所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水平，矛盾心理和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既然相信科学、拥护共产党，为什么又给“天医”写贺词呢?相信龙王显灵呢?那些企业家为什么慷慨地向庙宇敬献香火钱，为什么不向弱势群体捐款呢?是因为百姓付不起

昂的药费，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神灵身上，以求得心灵的宽慰，还是…… 那些有钱人敬献香火钱,是为了祈求自己的幸福、财运，是建立在私利之上的。如果发财了，则是神灵的保佑;若不发财，则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命中注定不该享有，神灵是不会错的，这好像就是某些人的逻辑。

近来，有许多基督徒到我村进行传教，“法”余孽分子死灰复燃。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若不进行有效的控制，他们会利用宗教组织，煽动教众与基层政府对抗。五月份，临近乡镇曾出动警察，对教会的活动进行了干涉，并且拘留了主要负责人。原因是他们向村委会提出无理要求，得不到满意答复，便聚众闹事。还有的打着“和平、慈爱”的口号，进行坑蒙拐骗活动。

有许多人非常怀念毛泽东时代，白天劳作了一天，晚上到街上玩乐，非常热闹。有唱戏的，有玩把戏儿的，有说书的，满大街都是人，处处是欢歌笑语。后来，随着电视机、VCD进入千家万户，那些文艺活动有所减少，群众寻找到了替代品。可是现在，电视机、VCD让他们感到反感。电视剧是些垃圾剧，脱离现实生活，且频繁插播无耻的广告，不能看完一整集的电视剧。正版的碟片太贵，盗版的质量太差，不能连续多次放映。所以，他们只好打打麻将，信奉邪教。这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果，这是漠视群众工作的表现。“新闻机构代表着党之喉舌，他们利用媒体胡扯八道，是在党的脸上抹黑。”一位老党员气愤的说。“什么病都能治好，比科学家还能。买药、看病，都是什么壮阳药，性病，难道中国人出问题了吗?”

夏庄村为韩张镇的小康示范村，在村东新规划了近百亩的宅基地，全部是新盖的瓦房，整齐划一。夏庄村计划从东向西逐步推进，把整个村庄都盖一遍，建设一个漂亮的新村。这个愿望要实现，恐怕需要时间。因为，建房在农村是件大事，它凝聚了一代人，甚至是两代人的心血，老百姓不会轻易的拆房、建房。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风格会不断的变化，很难做到统一。

教育：

在我们村南1公里处，安济公路北侧，2019年新建了一所学校。它设置为五个年级，八个班，小学三至五年级各两个班，初一、初二各一个班。它是在县乡教育部门的倡导下建立的民办学校，要把附近村庄的孩子都集中到这里来。由于学校硬件设施比较落后，学生生活质量较差，再加上学杂费的减免，这个学校不到两年就垮掉了。学校的投资方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要求赔偿损失，未果。我们村小学是1991年建的校舍，现已成危房，上级部门决定投资建设。民办学校强烈反对，要求上级部门把他们的校舍买下，把我们村小学的学生全迁，教师进行重新调整。这就遭到了某些教师的反对，该教师教学能力极差，每次考试，都是全乡倒数第一，只准其教二年级，其他年级她无能力担任。她是依靠家庭关系获得了教师资格，没有领取上千元的工资。目前，我村小学有三位不称职的教师。还有两位:一位是比我高一届，初中二年级未读完，现已成为正式教师;另外一位不务正业。他们难为人师表，误人子弟，正在荼毒生灵。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学校赶快倒闭，给孩子们一个解脱，让他们到那些真正的学校去，认真的读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误庄稼一时，庄稼误人一茬，而对孩子来说，就是一辈子。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家长总会想方设法供给。孩子不愿意读书，家长既打有骂，不愿让他们重走自己的路，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过活。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很少因为负担不起学费，而让孩子辍学的。尽管，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比较大，花了几万元，不一定找到好工作，但家长依然愿意孩子走这条路。学杂费的减免，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使孩子有条件读书。下一步的重点是学校，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坚决把孩子成材。纳税人的钱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尊重别人的劳动，用等价的劳动去交换。

社会事务：

村北有条马颊河，前几年河道无水，邻村有位村民在那里开荒，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初现效益。县水利局知道此事后，强行把土地收回，并以200元/亩的价格进行出租。有几位村民承包了百十亩，发展渔业。去年夏天，突降暴雨，眼看就要上市的鲤鱼，被大水冲走了。今年，由于上游的水被污染，有近一半的与被毒死。此次污染较严重，河水不能用作灌溉用水。我村村民每年都要上缴挖河款、水费，枯水年份，不可灌溉还可，丰水季节，亦不可灌溉，为何?典型的“外部效应”问题。承租方既然与包租方签订了承包协议，那么包租方就应该保证水质基本达标。否则，就是违约。村民有伸张自己权利的地方吗?没有。环保部门、水利部门和厂商相互勾结。到法院上诉，需要高额诉讼费，不划算。忍一时，风平浪静，受损失的不只是一家，而是整个流域，又何必呢。人民的财产，人民分享不到它的利益，甚至还要受到损害。“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这个集合到底有多大，谁又是他的忠实代表呢?

马颊河堤河北段破坏严重，现在已经看不到河堤了。河南段也有破坏的地方，不太严重，如不遏制，与河北段无异。人们普遍认为，这么多年没有发大水了，以后也不会发了;河堤不是属于个人的，别人可以拉土，咱们也可以，不拉白不拉。河堤归属水利局管理，那么长的河堤，离县城又比较远，你们能管理好吗?即便发现毁坏大堤者，罚款即可。罚款之后，水利部门是否应用于修复大堤呢?是否意味着，交钱之后就可以拉土呢?值得商榷。水利部门既然无法妥善管理，就应该将其下放，各段归村委会负责，签订责任书，动员群众的力量。

殡葬改革进行了五年，收效甚微，从长远来看，它并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首先，每村都要开辟出一块儿完整的土地，建设公墓。其次，现今，公墓里埋葬的坟墓都是用水泥浇筑的，它们具有永久性，短时间内很难消逝。而土坟呢?几十年之后，他的子孙把他遗忘时，可以夷为平地，继续耕作。上次的“平坟运动”，坟包所占面积不但没有变小，而且有增大之势。再者，火化时，家属需要交纳400元，所用柴油自己购买，骨灰盒或者棺材更不在话下。有的人不能接受火化，便偷埋，被发现后，要罚款，甚至开棺火化。这就加重了群众的负担，成为政府增收的一个渠道。有些老人认为;“现在想死，也死不起了”。老人的去世，在农村中也是一件大事，它也是维系一个家族，社区保持互动的结点。比如，实行土葬，需要人抬重，每户出一个人;而火葬之后，子孙抱着盒子就行了可，不需要其他人的参与，而偷埋更不需要人了。农村关系的保持，很大发面依靠“俗礼”，没有了礼尚往来，他们的关系又该通过何种有线的方式进行维修呢?

婚姻状况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随着出外打工、读书人员的增多，他们的配偶是外地人的可能性增大。从总体上看，有利于村民素质的提高，进行文化、血缘的交流。那么外来者会不会打破村庄原有的秩序呢?由于与原住民的生疏,交流的减少,现代建筑的兴起,农民会不会变成那种”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沟通”的局面呢?那样的村庄，将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打工者之间的婚姻，也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传统的媒约之言的婚姻，由于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是彼此熟识的，他们中间又有媒人的情面，所以离婚面临很大的压力，如父母的阻挠、村庄舆论的谴责。这样可以保持婚姻状况的持续，即便小两口闹矛盾，经过家人的调解，能够化解。也有例外的。外地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一气之下，拿起存折走人。男方不是人财两空么。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它客观存在着。社会变迁是极自然的事情，变迁之后，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要考虑的，怎样从各个方面提高村民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

和一位村内比较有见识的老人交谈，问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对这届中央政府，有什么想法。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了一个关于老鼠的故事：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担任，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家家有大老鼠。老鼠又大又肥，并且不怕人，在人的面前乱跑。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领导群众运动，家里的老鼠没有了。后来，毛主席去世，邓小平、江上台，家家买老鼠药，支老鼠夹子，但是老鼠不见少。有一次，在粮食囤里，他就逮住了半箩筐。江退了，胡那帮子上台，家里、地里的老鼠大大减少了，并且变小。以前的地獐子，有半尺多长，一嘴吃好几个花生。而现在的老鼠，黑脊背骨，两边儿是黄毛，有点儿像青蛙，二、三指长，它们一口还吃不了一个花生。这是为什么?这是天意!人让人死天不肯，天让人死活不成。人家老胡走的是毛主席的路线。听完他的故事，我无话可说。我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它们之间的联系，按照科学理论来讲是没有的，但是老百姓相信的就是这个。

和乡亲们交谈的时候，让他们对四代领导进行评价。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毛泽东主席，因为他是开国之君。排在第二位的是胡，因为他减免掉了农业税，为农民办了几件实事。邓、江两位领导人要么依次往下排，要么干脆就不排。虽然，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它也造成了老百姓心理上的失衡。贫富差距的拉大，黄赌毒的死灰复燃，假货的泛滥，贪腐的盛行，道德的滑坡，金钱至上主义，生产资料价格持续的上涨。。。。。。。都是让他们感到不幸福的地方。难道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难道是矛盾早已形成，而现在是突然爆发?我感到非常的困惑，也感到一种失落和迷茫，希望有谁能够扭转乾坤。

有几个问题，我重点请教了他们。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很多人，你们对中央政府没有意见吗?他们说：没有意见。第一，这是天灾，谁也无能为力。第二，这是为了还苏联的债。借人家的东西，人家要，就要给人家，自己了紧裤腰带，不吃不喝也要给。第三，不光老百姓吃的不好，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吃的也不好。全国上下，同甘共苦。那时候，吃大锅饭，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工业建设要原料，老百姓需要吃饭，还要劳动。把粮食的所有权收归生产队后，既可以向上交粮食，又可以让每个人吃点儿饭，还可以让他们干活儿。不然，有好的，有差的，条件好的能够吃饱，条件差的都饿死。如不对粮食进行控制，有些人就可以不劳动，那么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过了困难时期，就不再吃大锅饭了，那段时间很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粮食的增产和那样的方针到底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它的作用是有的，但是到底是大还是小呢?“大包干”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可以算一个理由，但不是个别。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是意识，而粮食是物质，意识不可以直接产生物质，它只可以使一种物质去作用另一种物质。那么，粮食的作用物质是什么呢?很多人说，是农田水利，生产技术的提高，种子的改良，化肥的应用，土壤的改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生产队西南地有90亩小麦，收割时，让一个人背回来了。可想而知，它的产量。那时的灌溉是很成问题的，都是旱井，推大水车，基本是靠天吃饭。那时，没有化肥，只有氨水，后来化肥有了，但是很少。种子是去年的陈粮食，没有经过科学的选育。人们是很勤劳的，一年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冬天要去挖河或者干别的事情，为来年的生产做准备。天刚亮，就去田间劳作，下午天黑了，才回家。玉米、花生要锄地，三、四遍，地里根本没有草。“磨洋工”事件是有的，但不是很多，因为它涉及到记工分问题，多少劳动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粮食的产量不高，关键是生产条件恶劣。当问及在“浮夸风”时期，都知道粮食的产量没有那么高，而为什么都忙着“放卫星”呢?他们回答：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让资本主义国家知道我们的实力。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挫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扼杀的企图。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当时的浮躁，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涉及批斗问题。他们反映很大部分在下，而不在上，中央的大政策没有错。上面有号召，但下面进行了歪曲，批斗的范围有所扩大，手段有所残忍，许多人假公济私，以此名义来整垮自己的“敌人”，而不是阶级敌人。

欲对现今的“三农”问题进行研究，1958---1976这段时间是不可跨越的，因为1957年的历史是不用怀疑的，或者说，很少有人提出疑问。现今很多问题的根源就在那段时期，政策有很的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那将成为一个参照物。但1958---1976这段时期是备受争议的，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左派积极拥护，右派强烈反对，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很难进行全面的概括、把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也许就是世界的本原。

村中的一些公共事务，陷入无人管理或管理无效的盲区。比如，有些临街的居民，他们的粪便直接排到大街上，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大煞风景。只图自己的方便，不管邻居、行人的感受。村干部就曾此事，和他们进行了协调，但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没有任何改变。乡村两级组织，从权大无边，到现在的软弱无力，就因为一个农业税的取消，真是快哉，怪哉。现在，我不能再用“勤劳、善良”等字眼来形容我那可气的乡亲了。

村庄中“打短工”的现象少了。以前，邻居、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帮忙，干点儿活计，吃顿饭，喝瓶酒既可。现今不行了，最多帮一天，第二天就借故不去。要想完成一项大的工作，最好的办法是雇佣别人。这是经济的原因还是社会道德的原因呢?是好，是坏?

传统农村的秩序的维护是以封建道德(封建的不一定是坏的，它是一个中性词)为准则，以大的家族为依托，在社会贤达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数目的增多，家庭人口的减少，有的家族不再具有规模或者凝聚力减小，家族长不再具有崇高的威望，来平息家族内大的纠纷和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而现代的法律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在农村没有适合生长的土壤，我们的普法工作比较滞后，再加上法律高昂的成本。凡事诉诸法律是不明智的选择。所以，现在的农村，面临着局部失序的困境，公共事务无人管理，公共福利在减少。现代乡村治理何去何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县搞过苹果种植和蔬菜大棚的建设。但是，苹果还没有挂果，树就被当成木柴烧了。大棚还没有建起，棚膜、竹竿就被分掉，另作他用了。两个工程都是政府推动，户户参与，家家出资。为什么会失败?他们给出两个理由：一是当时的技术条件落后，不会科学管理;二是群众思想狭隘，看不到长远利益，对政府提供的服务表示不信任。政府、群众双方都有责任。当时的粮价正处于上涨阶段，外出务工的很少，基本依赖农业收入，种果树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出现效益，他们不愿等待。建设蔬菜大棚时，没有培养技术员，使群众建棚后，不知道怎么种植、管理、种植什么。那时候，建设一座大棚，需要五、六户，还牵涉到责任归属和利益分配问题。政府一贯是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的，给老百姓要钱是正常的，主动上门提供服务，当时的人们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种植果树的效益比粮食要好，但也面临着品种改良问题;单个农户很难再搞一个当时规模的蔬菜大棚了。2019年，政府号召种植白杨树，免费提供树苗。种植的不太多，有个别在外务工的，没有时间管理田地，转包不划算，就种植了白杨树。如果效益好，可能会有很多人效仿。这是否与“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相冲突呢?为什么政府让做的事情干不好，非要亲身经历，才信以为真呢?这难道就是经济中的自由主义，市场主体间开展自由竞争，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我们要重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路，那个阶段不可逾越。

中西部的农村会不会和东部一样，通过城市化、城镇化，使农民完成身份的转化?所谓的民主选举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选举是必要的吗?村民自治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乡镇政府的改革将走向何方，他们将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哪些公共物品是农民所急需的，又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提供呢?……这些都是我搞不清楚的问题，也许我会一直不清楚。

在现阶段，我村村民的经济意识比较强烈，自我完成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公共福利。精神的满足是易于实现的，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一句笑话，可能就会使他们高兴半天，感到轻松愉快。我村正在高等院校读书的有二十多个，这是一部分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我和我的同志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组建我村的大学生联合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村庄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二，建立本村的秧歌队，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健康的活动方式;第三，在春节期间，举办村联欢会。成立联合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本次活动，而是着眼于未来。让那些走出去的人们，时刻不要忘记养育自己的那方水土、关心和支持我们成长的乡亲、谆谆教诲我们的恩师。年轻的大学生具有激情和活力，会给村庄注入新的生机。虽能力有限，但可开展的活动有很多，如义务支教，利用假期辅导孩子们;教授老人们太极拳;和青年人一起探讨电脑的学习和应用。乡亲们是很需要文化娱乐的，但没有人提供给他们;乡亲们是很具有文艺才能的，但没有他们活动的舞台。

让我们共同奏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华美乐章!

让我们共同期待!

怀着对家乡的热恋，对乡亲们的尊敬，带着思索，充满期待地完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