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给家乡孩子的信》原文【精选17篇】

自从学了《自然之道》这篇课文，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自然之道》主要讲了：“我”和同伴为了挽救一只海龟，使更多的海龟受到伤害的事情，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曾想，当时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会犯和作者相似的错误，不，甚至更严重，当我看到一只幼龟探出头时，我会欢天喜地地跑上去抱住它，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放开它，更何况是一群幼龟鱼贯而出呢？

老师曾经在上这篇课文时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国家经常有狼出没来吃梅花鹿。本地的梅花鹿都非常漂亮，因此这个国家定了一个“灭狼计划”，经过二十多年努力，终于将所有的狼毁灭，而梅花鹿开始大量繁殖，所有的草地上都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因为梅花鹿太多，所以这些青草根本填不饱梅花鹿的肚子，导致大量的梅花鹿死亡，再加上流感病毒，梅花鹿的只数竞一下子从十万只变成了八千只，还因为梅花鹿的天敌狼被毁灭了，梅花鹿开始变得懒惰、肥胖，没有强壮的身体，跑不起来。这个国家的总统万万没有想到，他精心策划的计划竞然会是这个结果。所以告诉我们一定要按照自然之道办事！

什么是自然之道？就是自然万物的内在规律。有些人就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想干某些事情，结果与想象中的相反，这是违背了自然之道。有些人想把事情干好，可这其实是具有破坏性的。

打开《背包十年》，16张彩照里其中有两张看来很普通的照片，但下头的文字却深深打动了我，正好印证了作者在后面所写的“视角独特才是成为顶尖旅行者的那张底牌”。一张是吴哥窟里佛祖的微笑，图片照的只是那宽厚的嘴唇，下头写着“我明白信仰是一种嘴角上扬的人生态度……”，对于作者来说，旅行就是他的信仰。另一张是一对情侣抬头仰望着被晚霞染成淡紫色的天空和大海，下头写着“羡慕他们能够一齐笑看风轻云淡”，旅行时要能做到真正的抛开所有，享受自由，的确令人向往。

这种境界作者磨练了十年才学会放开，旅行时对父母的思念如影随形，选取旅行而让家人牵挂担心的那种内疚感让他时常警惕自我不要忘了回家的路。世界上最幸运的莫过于能完成自我想做的事情，过上自我喜欢的生活，只要让父母明白你是爱他们的，孩子的成就也就是父母的光荣和自豪。作者的父母为了让他实现梦想给予他充分的自由，而作者不负家人的众望勇敢大步往前走，这不就是互爱的表现吗

看完《背包十年》，合起书本，努力回忆书中的片段。在意大利比萨露宿街头，与斜塔共度一夜;在印度机场被脱光检查，遇到你好先生、司机先生和奶茶先生;在西藏遇到严重的高原反应，差点一睡不醒;在加拿大的鬼屋旅馆过夜;在布拉格的一座桥上走了九遍，发现景色都不一样;在圣托尼里一个人看日落;到加尔各答和四川做义工;在撒哈拉沙漠看美丽星空……每想到一个，画面就在脑海里播放着。

书中的资料是写了作者十年里到过的地方，每个地方遇到故事，包括自我经历的，他或她遇到的，或者是那个地方里著名的他或她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作者的题材。每个标题都充满诱惑，每段故事的开头都给你往下看的动力。

每个故事篇幅不长，就一两页，但都具有代表性，结尾都带点作者的感悟。当我一次过把全书看完之后，才明白作者和修改把书设计成没有图片的选取是明智的，因为多姿多彩的图片会掩盖作者文字的魅力。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很多观点我都很认同的。

去旅行，很多人都概叹有时间的时候没钱，有钱的时候没时间。但那里似乎还忽略了很关键的东西——健康和欲望。貌似健康的我们，其实都暗藏着一个定时炸弹，不明白什么时候会爆发，有的人一辈子都没事，但又有谁能预知明天其实无论是去旅行也好，去做其他事情也好，只要你想，意识到达了顶级程度，不管你有没有钱和时间，哪怕你是残疾，只要你想，就能到达。

“旅行者的认真不在于记录枯燥无聊的数字和年代，而在于相识相知的那份感动。”旅行无法复制，旅行除了游览风光，品味美食，了解文化历史外，在旅行前收集资料、计划路线、安排行程和旅行后整理照片、写游记都是旅行中值得享受的过程。

但此刻旅游业发展兴旺，参加旅游团方便快捷省力省心，但“他们看到的只是停车起步间的美丽风土，却无法体味与当地人真实接触的粗鄙人情。不羡慕他们的旅行，是因为不愿意与旅行中的一半珍贵擦身而过。”李欣频说过不要做一个老向别人要现成答案的人，很多跟团旅游回来的人都说自我想一只鸭子被人赶着走，回来只明白很好玩风景很美丽，但其他就一问三不知。那些既定的旅游模式对于热爱旅游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都喜欢走自我的路。

“街头艺人粉墨登场，对他们来说，处处都是舞台。而旅行者虽然素面朝天，可对我们来说，处处都是人生。”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次旅行，我们无法决定它的开始和结束，但我们能够增加它的重量，让它过得更精彩。

每次旅行就好像人生的一次缩影，有起点有目的地，有对未来的未知，要经过种.种考验，其中不乏惊险刺激的，最终回归原点。但人生仅有一次，旅游能够随时重来。

“作为生活在那种固定模式中的当事人，这究竟是他们的主动选取还是被动理解如果是前者，他们是适应了妥协了吗如果是后者，他们会不会背叛离开”每个人都有固定的生活轨迹，工作，生活，吃饭，睡觉，然后又是工作，生活，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旅游就是从自我活腻的地方走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有点消极但很实在。

让我想起一部电影，两位生活在不一样城市的女主角上网寻找愿意交换房子的人，她们相互交换了房子，过上了对方的生活。其实偶然让自我抽离一下千篇一律的麻木生活，逃离那喘可是气的工作压力，换换风景转转情绪，接触新鲜事物，也许是一件好事。我们是正常人，正常人过正常的生活这叫妥协吗偶尔去旅行这叫背叛离开吗世事没有绝对仅有相对，喜欢的事情想做就去做，想太多只会死脑细胞。

“所谓生活的艺术，是指用心去研究生活中的点滴趣味。所谓艺术的生活，则是那种享受点滴趣味的情绪。”很喜欢“用心”二字，生活就是要用心经营。周末了，看一部想看很久的电影，能够写一篇观后感，看一本有价值的书，也能够写一篇读后感，打扫一下房间，抹抹桌子擦擦地，整理一下旅行的照片，尽管一切看起来有点无聊，但日子久了，回头看看，总有意外的惊喜，看看以前的文字照片和感受，发现积累变成了收获。

“在旅游圈里流行一句话，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照片，什么都带不走。可这就足够吗那些天天被拍的孩子们付出了笑容，他们得到了什么”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大学时有位教师，上课时跟我们讲，她说真正的旅行，不要带相机，把眼睛带上就好啦，把一切记在脑海里，永不磨灭。

旅行给我们留下的除了经历，就应就是难忘的回忆吧，记住每一处迷人的风景，记住每一个帮忙过你的人，记住每一张腼腆的笑脸。那些天天被拍的孩子们期望你们持续纯真，不要奢望会得到什么，因为我们可能给不到你们什么，但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付出过的笑容。

“所谓坚强，不是在灾难前面不哭，而是要笑着应对以后。”我以前经历过一次痛苦，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人生无常，做自我想做的事情，请从此刻开始。

终于把《明朝那些事儿》全部读完了，记的刚读时是在暑假，半年啦，终于读完了，记得这本书是叔叔推荐我读的，刚看时觉得一般可是时间一长就觉得离不开了，每天晚上都会读一点。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挺大的，自从读了这本书我会观察人们的细节，从而判断一个人，也会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

书背面的那些人的评语我觉得柳传志说得挺对的，不知那是真是假，但我至少是这么认为的。自从《明朝那些事儿》出版后，无数说史的书几乎都会叫《_那些事儿》，虽说这不是某些作者的意愿。正如“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一般，我认为不会再有超过《明朝那些事儿》的那些事儿了。

在看书的时候，我经常在想，假如我在那种时代，那种遭遇，我会怎么办?面对严刑拷打，我会怎么办?“坚持信仰，不做叛徒”谁都会说，可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会在权势荣华和理想信仰间选择什么?即便不选权势荣华，那会不会选苟活于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答案的。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会连一个混混都不如;也许，在那个时候，我连个举人都考不中;也许，在那个时候，我会像严嵩那样为了利益抛弃自己;也许，在那个时候，我会像三党遗员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投向魏忠贤给的金窝……我不敢想……每当想到这儿，我不得不去赞叹于谦、杨继盛、沈錬、海瑞、杨涟、汪文言他们了……

对，这就是气节，一个民族的气节。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是吴承恩先生的杰作,讲述的是一个泼猴和唐三藏及师弟八戒,沙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这本书我虽然看了一遍,但是以这本书编辑的电视机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它给人一种百看不厌的感觉,让人看了就喜欢上了它. 孙悟空的大智大勇,自从唐三藏把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真经,这期间经理九九八十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全意去解救师傅的,最后才圆满的取回真经

200字读书心得体会七--《一片树叶的奇迹》：

我读了《一片树叶的奇迹》后对我感触很大。

书中是这样讲述的：有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在外面看见一棵树，树叶都一片片地掉下来。病人望着落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说：“当树叶落完，我也要死了。”

一位老画家知道以后，想了一个办法：用彩笔画了一片树叶挂在树上。这片树叶永远没有落下来，这个病人居然活了下来。

我明白了：信念就像一个火炬，它能燃起生活的希望。我们的人生有时也面临着“山重水复疑无路”的问题，但只要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信念，路总会在脚下延伸，直到成功的彼岸。

200字读书心得体会八--《永别了武器》：

一个告别了武器的人,不是敌人的俘虏,就是爱的俘虏.我不是不善于自我保护,实在是一个放弃自我保护的人.就如同生命的数据库,已经不需要进入的密码,随时都可以打开全部程序,可以读出全部的文件.我说的俘虏,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俘虏.当我把自我放到阳光下的时侯,我明白从此不能有所伪装,隐蔽的日子一想起就令人不安.当我意识到抗拒的无奈,有多少时间无可挽回,有多少记忆渐渐从内心淡出.说到底,俘虏就是一个不能抵挡伤害的人,就是要有足够的勇气放弃希望,必须承受生存的全部压力.本来,在属于个人的空间,可以沉浸于独自的幻想,可以从尘埃里开出虚拟的花朵.而一个放弃自我保护的人是连欺骗自己都不能,只有不断地净化内心世界.

这天我读了《鞋匠的儿子》这篇文章，被林肯不自卑、不轻视自己的精神所感动。

林肯年轻有才华，当他当选美国总统的那一刻，整个参议院的议员们都感到很尴尬，因为林肯的父亲是个鞋匠。

当他首次在参议院演说时，就有参议员来羞辱他，让他时刻记住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那些名门望族出身的参议员们，为自己虽然不能打败林肯但能够羞辱他而开心不已。但是林肯却说：“我会记住我的父亲，我虽然跟父亲学到了做鞋的技术，但我做总统永远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那样做的那么好。我无法像他那样伟大，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他的话把在座的人给震撼了。

傲慢的参议员们一片静默，被林肯敬仰、崇敬他父亲的精神感动了，虽然他的父亲卑微，可他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他一向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我以前也有这种困窘。因为家里不富裕，别的孩子有新玩具而我没有，别的孩子有很多零花钱而我也没有，因此放学回家我不喜欢到楼底下和小朋友玩，宁愿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看了这篇文章后，我豁然开朗，自卑?轻视自己?从此我要对它们说“NO”这些都是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都是失败的根源!

我们必须要记住“批评、讪笑、歧视、诽谤、羞辱，有时正是通向胜利、成功、自信、自由的台阶。”

所以，林肯的这一种精神被我感动了!

当初读书，并不知道读书的重要，只是平来无事，自己想找点事做，才拿起书，以解自己心中的忧愁，寻求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一切都是心中的自尊支撑着。但在默默成长中，在痛苦与烦恼的冲击下，逐渐厌倦了心理上的浅薄的满足，是书这无声的挚友使我明白，读书时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在探险中，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的知识。

我最喜欢夜深人静，没有喧杂的声音，自己独自遨游书的海洋，到书中做孤独的跋涉者。细细地品味书中的乐趣。读三毛的洒脱、豁达的人生;读朱自清那充满深刻道理的散文;读高尔基的人生体验;读吴承恩的神话世界……还可以再书中旅行，跟着鲁迅去看社戏，跟着鲁滨逊去航海，跟着海伦尽情地享受三天的光明。

从卡通画到童话，又到神话，接着是传说，而又真正的读到了名著，一点点在改变着，津津有味嚼文化大餐，感受散发的书香，使我耳目一新，颇有成就感。

一本好书拿在手中，你会不觉地被它吸引，难以割舍，于是全神贯注，一门心思的阅读。随着一页一页地翻过，书的妙味同它的悲欢离合相照应，别是一般滋味。虽难为人理解，却能自得其乐，古时候所谓“书痴”也该是如此吧!

读书是要专心致志!心烦意乱读不进书。古人读书不受干扰，可现如今安静已逝去。可是，我们要在时间中寻找读书的影子，不能让阅读与古人一起远去。只要我们有心，完全可以忙中偷闲，而不必非等到有许多时间才去领略读书滋味。只要用心，一样可以品味书中的深蕴，当你进一步了解书，那心境，同样令你无所止从，与书沉浮，此间滋味，也只有读书者才能领会。

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我选择读书。眼前诗人一起吟诵。可以和李白说几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和李煜说几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在书中可以感受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意境，在书中，有失“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

读书时，抛掉烦恼，使我拥有了一片宁静的心境，随书中主人公的快乐而快乐，痛苦而痛苦，使自己了解世间的情缘。

读书已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寻找那属于自己的一本书。唯有书，才是寄放自己灵魂的乐园。

处于这样的温暖中，而作者却偏偏不断强调“我家是荒凉的”。

这种“荒凉”的温暖恰恰和邻居家们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喂猪的、开粉坊的、拉磨的、赶车的，单调的事业充斥着他们的生活，无聊寂寞却自认为快乐。

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赶大车的胡家。胡家的童养媳——小团圆媳妇，便是悲剧的化身。她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成天乐呵呵的，但胡家婆婆为立下马威，总是无端打她，再加上领居们的怂恿，结果她便成了婆婆心情不顺的发泄对象，最终被折磨地生了病。于是老胡家听了跳大神的人的话，给小团圆媳妇当众用滚烫的水洗了三次澡，几天后，她终于死去了。而胡家的人最终的下场也是死的死、疯的疯、跑的跑。

后来作者又将笔触转向性情古怪、同人不大爱打腔的有二伯，还有那受尽人们冷嘲热讽、命运不济的冯歪嘴子和王大姐……悲剧接二连三，只有“我家”依旧是荒凉的，这样倒也好。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作品将南北各家、东西各方集于一堂。86位作家，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前辈大家，又有巴金、沈从文、鲁彦、张天翼等当红名家，还有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等初露头角的作家，尚有刘白羽、陈荒煤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在一个社团，但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

形成一支包罗各方的文艺劲军，这是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巴金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实现了鲁迅先生的夙愿。

《死魂灵》、《上尉的女儿》、《猎人日记》、《贵族之家》、《凯旋门》、《劳动》、《双城记》、《柔米欧与朱丽叶》、《包法利夫人》、《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大卫·高柏菲尔》、《决斗》、《悬崖》、《杜勃洛夫斯基》……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正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介绍到中国来的。

随着作品，果戈理、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莫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高尔基、萧伯纳、莎士比亚、司汤达、王尔德、杰克·伦敦、赫尔岑等世界作家，走进中国读者心中。

东西方文化在上海汇流，后浪推前浪，汹涌澎湃。

巴金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正在被人们认识。陈荒煤在《冬去春来》一文中说道：“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团结作家的面很广，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这套丛刊实际展示三十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在复旦中文系简陋的办公室，巴金评论家陈思和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价值比他本人再写几部书更重要。”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20xx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他还说道：“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的，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

《巴金全集》26卷，700来万字。这是巴金献给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

文人多自尊，多轻狂，多自以为是。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所谓“文人相轻”，不仅有道理，而且是一个普遍现象。

巴金却说自己“不”。这个“不”，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他说，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是无情的。他说，第4卷中的《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第5卷中的《利娜》，严格地说还不是“创作”。他认为《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这两篇小说，写于30年代初，以矿工生活为题材。他虽然在长兴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是对矿工的生活，了解的还只是皮毛。因此，编造的成分很大。尽管如此，当时统治者很害怕这两篇小说，发行不久就遭到查禁。《雪》的原名叫《萌芽》，重印时改为《雪》。

巴金是严厉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爱情三部曲》，他也说是不成功之作。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巴金开篇就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我说我喜欢它们，1936年我写《总序》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的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有人批评我写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说这样的革命是空想，永远‘革’不起来。说得对!我没有一点革命的经验。也可以说，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求助于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还说《火》是失败之作。《火》也是三部曲。说它是失败之作，巴金多次讲过。在编选《巴金选集》时，也没有把它们收进去。巴金说：“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写一个短篇，不一定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关于《火》，巴金还说：“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除了刚才说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是彻底的。他觉得，他在一些文章中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写了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在一些作品里，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百分之五十废品的观点，自然不被人们认同。编辑王仰晨首先在给巴金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你不同意我那百分之五十的废品的看法。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举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所以，他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在十八九岁的日子，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谁也愿意贡献出自己宝贵的血。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次又一次地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二十年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动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一个睿智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可敬的人——巴金。

巴金的文章能够勾起许多儿时的记忆，老师对他的文章评价还是很高的。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中国的文坛上也算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吧!我自己也没有读过很多他的文章，《春》是第一部。

可是读完之后似乎没有之前所想象的那样好。虽然还是有一些感悟的，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坛上具有较深影响力的人来说，只是带给我这样轻微的感悟是远远不够的。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自己的期望有些太过于夸张，毕竟生活中总是存在期望越多失望也越多的现象。还是说说我对于文章的一些领会吧!

对于一篇好的文章来说，里面自然是要必备一个个反面的角色的，这些反面人物的职责并不只是单纯地扮演一个阻挠和破坏的作用，关键时刻，恰恰只有他们的出现才能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才能将文章中所孕育了很久的矛盾推向一个真正的高潮，促进它的发生。这样下来，文章才会显得很有张力，松弛有度。但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文章当中所孕育的矛盾或是设置的伏笔应切忌拖太久的时间。甚至是在读者已经很明显的知晓这个矛盾了仍然不将它激发，这样约莫会失去很多的读者吧!其实这便是我在读《春》时的一个感受，个人认为这是巴金这部小说的一个弊端。小说中主人公淑英的命运无疑是每个读者最关注的事情，而其中那些具有新思想的进步青年和封建传统大家族之间的矛盾是从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的，可是在整部小说中，这个矛盾一直是悬而未决，当然在这中间也是爆发了几次小的争吵，这使得这个主要矛盾被一步步的激化，但仍然不能忽略我所说的那个弊端，这个矛盾的跨度太长，整整持续了整个长篇小说。

还有一个弊端便是小说中众多人物的牺牲问题。我明白作者这样安排的用意无非是想要进一步地激化矛盾，同时也是为了能够一步步地唤醒和强化淑英心中早已经萌发的进步意识，为最终她离开家族寻找自由的结局做铺垫。这样做也未知可否，只是我仍然觉得缺少点什么，或许是在为蕙的死感到叹惋吧!一时间也说不清楚……

很多时候，一篇文章不能太过于注重细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注重细节。记得高中时学习过一篇古文，当时语文老师很是赞赏这样的写作方法。的确，那篇文章是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能够很巧妙地抓住关键的部分，对那些次要的东西只是采用蜻蜓点水式的写法，点到为止即可。遗憾的是，文章的名字和内容大半忘却了，只是约略记得这样的写作方法。当然，文章中的细节和心理描写还是很多的，也比较张弛有度，我所说的关于细节描写的内容倒并非针对这部小说而言，只是突然心有所想罢了。

至于小说中的人物，从大体上我觉得应该分为三类吧!十分冥顽不化的长辈和其中的几个晚辈，比如觉英，绝群等;处于新旧思想边界上的人物，比如说觉新，剑民，蕙也算是吧，这样的人物在文章中是最可悲的，他们的命运也是因为他们不敢和封建势力对抗的软弱而被推向深渊;最后一类便是勇于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进步青年，比如觉民，琴，还有出走的老三，后来的淑英也是。大哥觉新是一个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憎的人，命运的坎坷和艰辛似乎全部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但扪心自问时，谁能够否认这样的命运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呢?虽然小说一直在强调梅，珏等人的死与他有关，却从头至尾没有交代一星半点的缘由(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不足之处吧)，还有便是后来海臣和蕙的死，这些残酷的事实全部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这一切让人感觉很揪心，但却全部与他脱离不了关系。因为他的怯懦和退缩，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全部走向无法挽回的噩运当中却束手无策，纵使心中有搭救他们的想法，却完全不敢去实施，遇事只会逃避，文章中我们最常能看到的一句话便是：“他悄悄地离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去了。”而对于这样的人物，我们所能够给他的至多也只是一点点的同情罢了。对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他们的行为也就不重点在此申述了。

总之，作为一部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们思想的觉醒和对抗封建势力的小说，我想，《春》显然不能够算作是很突出的，因为不能够给人太多的启迪吧!

巴金散文集的读书笔记

《巴金散文选集》，散文集。巴金著。杨川庆编。百花文艺出版社XX年出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2374)》。

《巴金散文选集》为”百花散文书系”丛书现代卷之分册。共收入巴金1917年到1949年的61篇散文。

感动中国颁奖词这样评价巴金：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巴金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主要内容。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火一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

真挚灼热、畅达自然，是巴金散文的基本“风骨”，是巴金作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和美质的融合。这种“风骨”，正是巴金区别于其他现代散文诸大家的独特个性，也是巴金一贯主张的“写作同生活的一致”、“作文和人的一致”的生动体现。

“大江来从万山中”——

作家的气质和作品的风格、美质、自然受制于作家的生活和思想。在分析巴金散文的创作道路及其特点的同时，不联系巴金独特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就散文谈散文，那是难以切中肯綮和深入堂奥的。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几位文学巨擘之一。巴金研究及其争论同他的创作道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自然主要是因为巴金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巨大，同时也与巴金前期复杂的思想信仰，以及特定时代左翼文坛某些激进的情绪有关。引起争议的焦点，是巴金及其作品前期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或是几者兼而有之?他的基本思想又是怎么形成的?与散文创作有什么复杂的关系?与很多大作家相似，巴金气质、思想，以及作品风格、美质的形成和发展，其源头广阔而博杂，其过程曲折而漫长，人和文的关系既复杂而又清晰。

巴金19xx年生于四川成都北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巴金在成都老家生活了19年。他后来多次说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三位先生”“在生活态度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的行为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巴金：《我的几个先生》)。但是封建家庭的专制、虚伪和残酷，以及相互倾轧和腐化堕落，封建军阀社会的黑暗和种种罪恶，又使少年巴金的内心产生了‘憎恨’的苗”。他由“爱”而懂得“恨”，是对专制制度叛逆性格的第一步，同时在感情上也沟通了少年巴金接受丰富复杂的“五四”新思潮的通道。这一时期的“爱”、“忠实公道”、为理想而“自我牺牲”以及对虚伪、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恨”，构成了巴金第一阶段思想基本的核心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以后巴金整个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无论今后几十年中巴金思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充实了多少内容，这最初的思想“种子”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如前所述，巴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渠道错综、源流庞杂的，也有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也深深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成都老家的黑漆大门挡不住新时代潮流的冲击，封建专制的旧礼教的高墙也禁锢不了少年巴金寻求光明和理想的思绪。渐长，少年巴金“兴奋地读着”从革命热情高涨的北京、上海传入四川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新潮》等宣传新文化的刊物，“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花一般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他也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写的和类似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和文章。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高德曼、刘师复等的文章，以及成都一群激进的热血青年出版的《半月》上的《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宣言》等。他被那些“带煽动性的笔调”“征服”了，于是“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的世界”、“无组织的自由结合”、财产“属于全体人民，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所需……”、劳工“是社会上的主人翁”、“举行大示威运动”，“为推翻那万恶的政府和万恶的资本阶级”“奋斗、牺牲、流血”、“上断头台”种种的理想、精神、观念、主张都鱼龙混杂地涌入少年巴金的脑海中。但即使是在他参加成都一些青年人组织的“均社”团体，并自称“安那其主义者”时，他只是零星地读了一些宣传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多种思潮的文章。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接受无政府主义理论，如1921年，年仅17岁的少年巴金在4 月份以“芾甘”的名字发表的第一篇短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和之后陆续发表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几篇短论，其内容几乎都是对当时一些含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色彩和倾向的文章的介绍和复述，甚至有些语句都相似。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他主要编写一些宣传品式的短论和试写一些小诗，以抒发他憎恨黑暗和专制，挚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理想和光明的感情。

封建旧礼教对有热情和有理想的年轻人的迫害、专制制度造成的黑暗、落后，纷至沓来的“五四”新思潮的启蒙和引导，少年巴金的灵魂骚动不安，内心热血沸腾。1923年，巴金终于冲出了成都老家禁锢的黑漆大门，到了上海、南京和北京，又于1927年初乘船到法国。这是巴金前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青年巴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刊物，埋头阅读和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卢梭的著作、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等。广泛接触思想激进的青年，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同时办刊物，继续写《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短论，编写《断头台上》等传记，翻译《俄罗斯的悲剧》、《面包略取》等论文和著作。青年巴金称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同时也称法国民主主义先驱卢梭为“启蒙老师”，相信卢梭的“人生来是平等的”等理论。与此同时，还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一是两个为自己祖国寻求前进道路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被美国政府处以上电椅的酷刑;二是国内传来“四·一二”国民党政府对革命党人的血腥镇压。两次血的教训更激起了青年巴金为祖国的光明前途和人类的平等而“献身”的热情。在异国，青年巴金对“不幸的乡土”的怀念和对“祖国的命运”的渴求，像烈火似的日夜在心头燃烧。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青年巴金这一阶段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阅读和研究充满了梦幻般的热情，较前一时期广泛、自觉、系统;同时，民主的、人道的、爱国的思想也更为丰富、强烈和执著。创作上，这时期巴金主要写短论和杂感，只在旅法途中写了表现离国之痛和描写旅途风光的散文《海行杂记》，抒发浓烈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1928年底，青年巴金被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同时又满怀着自以为找到的济世良方，离法回国。虽然这时用“巴金”笔名第一次发表的中篇小说《灭亡》为他在文坛赢得了不小的声誉，他却热心于社会政治宣传，在短短的两年左右时间内翻译、撰写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传记，如《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下)、《俄罗斯十女杰》等，还编著了一本他自己一生中唯一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青年巴金自称这本书为“指示革命道路”的书。但由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得一些志士仁人的欢迎，同时，又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的空想性和虚弱性，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任何实际问题，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失去了二十世纪初那种煽惑青年的锋芒，在群众的革命风暴中多次碰壁，有的无政府主义信徒甚至站到了革命运动的对立面。青年巴金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感到彷徨、痛苦。“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路。”(《巴金年谱》下册)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水深火热的人民和危机重重的民族，青年巴金将自己内心的矛盾、愤怒、痛苦以及对真理+的探索、对光明的追求，这种种积郁都倾吐于纸笔。赫尔岑说过：“凡是失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巴金多次说他创作就是倾吐感情。在巴金思想发展到1928年至1936年这第四阶段中，他对社会的政治宣传由热衷很快转入怀疑、厌倦、淡漠，而文学创作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尤其在1931年开笔写长篇小说《家》之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散文和小说创作。这些作品，尤其是他的散文，短短的几年中，就写作和出版了《短筒》(一)、《生之忏悔》、《点滴》、《旅途随笔》等四、五本集子。这些散文，以同情疾苦、憎恨黑暗、追求光明为中心内容，比小说更直接、更热烈、更明快地抒发了他内心忧郁、痛苦、挚爱和执著的感情。

1937年抗战爆发直至1949年，在巴金前期思想发展到第五个阶段时，巴金的社会政治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般说，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这种质变的明显标志是：从这一时期起，巴金基本上不再翻译和编写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和传记、史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政治观基本决裂了;同时，反封建专制、反侵略、反压迫以及爱国爱民、追求光明、为理想献身等原有的思想、政治观和人生观更为强烈、更为火热、也更为深厚和执著。促进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3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惨无人道的虐杀，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空泛无力，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以及全民反帝爱国传统精神的高扬，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群众抗日运动和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都使进步、正直、不倦探索真理的巴金彻底清醒和热血沸腾。他参加文艺界抗日团体，在抗日宣言上签名，大量创作以“发散热情”、“宣泄悲愤”、“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使年轻人“看出黎明中国的希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更为丰富，结集出版的有《旅途通讯》、《旅途杂记》、《控诉》、《梦与醉》、《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静夜的悲剧》等。这些散文明显的特色是愤怒揭露政府的黑暗，控诉侵略者的罪行，鼓舞人民同仇敌忾的斗志和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艺术上强烈而深沉，明朗而醇厚，叙事、怀人、议论和抒情融为一炉。这一时期巴金的散文创作已渐臻圆熟洗炼的境界。

从以上筒略勾勒，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用渠道错综而清晰，源流庞杂却丰富来概括巴金在1949年前思想形成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与他散文创作的血肉联系，是比较准确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

巴金说的“创作和生活的一致”，不仅是自己创作几十年经验的总结，也道出了创作与评论的一条真谛。这与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讲的“风趣刚柔，宁致其气”、“事义深浅，未闻乖其学”、“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其基本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因文体、样式各自长期形成的规定性，散文总是比小说更贴近作家自身，更能映照作家的本性心境。巴金的散文更是如此。

在概览了巴金前期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散文创作历程之后，不难发现，巴金前期18本散文的美质，就是自始至终地跳动着、燃烧着一颗爱国爱民、救国救民和反对封建专制、反对侵略战争，以及探索真理，寻求光明的火热的心。

这颗火热的燃烧的心不仅仅来源于幼年母亲的“爱”的教育，也不仅仅是因为耳闻目睹了封建家庭中专制对民主的扼杀、邪恶对善良的迫害，它更因憎恨祸国殃民的黑暗制度和荼毒生灵的侵略战争而燃烧得愈加灼热。他的第一篇散文《可爱的人》写得稚嫩而质朴，透露出了少年巴金一颗仁爱善良的心。尔后巴金走南闯北，颠沛流离，与祖国和下层人民共同着命运。旅途中，警察挂在船头的招牌“花捐征收处”，使巴金明白了“靠女人皮肉吃饭”的政府的腐败，“买卖人口”的勾当也使巴金十分愤怒。这种记叙真实的人和事，用作家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为题材，以抒发作家爱国反帝感情的散文，大量的见于巴金40年代前后在抗战烽火中创作的游记。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昆明、柳州、贵阳、重庆、成都等城市。防空警报、飞机轰炸、战火瓦砾，以及成千上万人的流血和死亡—巴金在展现这些惨不忍睹的生活画面的同时，更谱写了一曲“国民精神”的颂歌。他的这些散文不仅着眼于“振动人心”，而且更致力于“照亮人心”(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巴金“把个人的情感溶化在为着民族解放斗争的战斗者的情感里”，他于是越发增强了战斗的力量，越发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到未来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这目标会把中国拯救的。(巴金：《烽火·卷头语》)

巴金这类记事抒情散文在“照亮人心”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着重写敌机狂轰滥炸、人民受难冲的“民众精神”、“工作精神”、“牺牲精神”和“文化精神”，而且将自身内心的感受与这种民众的精神融合成一体。他在战火中编《文丛》半月刊，以控诉敌人暴行，鼓舞人民斗志。他说：

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有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记叙抗战的惨重场景，讴歌抗战的精神风貌，这是民族危难之际巴金散文的可贵风骨，也是巴金人格和信念的闪光。研究巴金散文的风骨，如前所说，必须将他的散文创作和他的生活道路、人格气质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巴金临难而不苟且，处危而自信。他在1932年以“佩竿”的笔名发表的一首小诗中，就在沉沉的黑夜呼唤着“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这“红灯”在散文中也多次出现，给寒夜里的人“一点勇气”，为荆棘丛中的行人“指示应该走的路”。很显然，它是光明、理想、信仰、真理以及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仁人志士的象征。这种象征性的描写，有时是“星”、“火”、“雷”，有时也可以是有生命的“飞蛾”、“龙”，甚至是一些为光明和信仰而战斗、而牺牲的友人们。写于1941年7月的《龙》，描写“我”和龙会见时的一段梦境。他们相互倾诉为“追寻丰富的、充实的生命”而痛苦，叙述为“做一些帮助同类的事情”而不倦地“往前面追求”。在漆黑的四周，龙“冲上天空”，“受着日晒、雨淋、风吹、雷打”，但“意志不会消灭”;而“我”表示：“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前面等我，我也要去!”巴金笔下的龙已人格化，巴金赋予它以勇士的形象、猛士的斗志和为人类光明的未来而甘愿自我牺牲的革命先驱的精神;文中的“我”是后来者，是“龙”的精神、意志的传人。“龙”与“我”融为一体，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先驱者融为一体，凝聚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高大形象。其中无疑地折射着巴金的人格、意志和精神，也寄托着巴金的感情、理想和信仰。正如左拉称赞都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那样，巴金也是“把他自己的个性与他要描绘的人物和事物的个性熔铸在一起”，作家和作品“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融化在作品里，而又在作品里获得了再生”。(左拉：《论小说·个性表现》)

“动人情态何须多”——

几乎所有优秀散文家的作品都重情、重情理并茂，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巴金也不例外，但从风骨学的角度考察，巴金散文在写情理方面又有个性，即融真诚、纯朴、灼热于一炉。读巴金的文，就知巴金的人，知巴金的人，更懂巴金的文。巴金的散文往往以童心般的真诚和炭火般的情感去“感人心”，他“写得痛快、不追求“含蓄”，但他只要“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文思马上潮涌而来”。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庄子：《渔父》)，真是金石之言!试看现当代散文园地，“强”颜欢笑、“强”发愁绪为文者不乏其人，他们虽然苦苦寻找音韵铿锵、色彩浓烈、气象壮阔、语意缠绵的辞藻，有时一篇中也不乏巧妙的构思、生动的段落和细节。全篇最终给人留下的感觉却是故作姿态、空谷传响、虚无缥缈。问题的症结在于“强(qång)”和“伪”。散文第一要素是纯朴、灼热的真情，巴金散文在用情方面成功的基本要素恰恰就在于真挚和自然。

1932年巴金自剖说：“我的心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我的身体激动得发战。……我觉得我要是再不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也许就会被那心火烧成灰烬。”1941年又说：“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住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巴金的这一气质在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真切、鲜明。试读他的《我的眼泪》、《我的心》、《我的呼号》、《我的梦》和《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等，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号，那一句句要母亲“把我这颗心收回去”的祈求，那一阵阵诅咒“文章没有用处”的自我谴责，矛盾而近于绝望，狂热而近乎歇斯底里，其真情由“我”而发，却远非一己私情。其核心是“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而又报国无门。22岁时，巴金曾满怀年轻人的梦幻和壮志去国赴法，途中对故乡国土的养育之恩无限感激，对亲人友朋、秀水沃土无限爱恋，同时又因在同一片土地上亲人被旧礼教杀害、正义受到摧残、民主自由遭扼杀而无比的痛苦。复杂感情的交织和煎熬，被离别的电光石火点燃，青年巴金的情感仿佛从心灵深处迸发了出来：

哟!雄伟的黄沙，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巴金：《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这篇散文简短，感情却真挚、灼热，尤为动人的是写出了20世纪初爱国、爱民、有朝气、有抱负的一代先驱和青年人的共同情感，鲁迅、郭沫若如此，闻一多、郁达夫等等莫不如此。“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和新文化战士，虽然尔后的人生之路有别，但都有一颗为国捐躯而又报国无门的心，他们矛盾、苦闷、挣扎过;他们追求、探索、渴望过。巴金是“‘五四’的产儿”，受“五四”精神的感染，唯其如此，他的一些作品才特别激动人心，能引起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鸣。

由此，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是，散文中感情的真和深的关系如何?怎样才能使作品的感情既真挚又有深度?一个时期来，人们习惯于大谈散文必须写“自我”，抒发作者一己的“真情”，往往忽视了这种“真情”的典型性、普遍性和时代性。固然深度的前提必须是真挚，但真挚的不一定就是有深度的。对真挚的更高的审美要求就是深度。要达到真挚和深度的统一，还需要作家和时代、和人民共同着命运和脉搏，对社会、历史、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力，以及艺术提炼和表现的才能。从这一层次观照，巴金的散文在真情和深度的统一方面，并不是篇篇珠矶，但毕竟不乏成功之作。巴金在这方面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对自己所写的内容从整体上饱含激情地加以提炼和开掘;二是用“点睛”之笔照亮和升华全篇。1937年3月到8月，巴金接连写了《死》、《梦》、《醉》、《生》等一组散文。《死》由回忆儿时幻觉中的“死”、成都军阀内战造成的“死”，到因传播无神论而被烧死在火柱上的布鲁诺的“死”、以及俄罗斯女革命家苏菲·包婷娜等的“死”结构成篇，看似互不关联，似乎颂扬“死”的安逸，实际上全篇颂扬了“为信仰而牺牲”，为他人的幸福而死、为更多人的“和平和欢乐”而死的“死的精神”!这样的“死”“同时也就是新生”，这时的“‘我’将渗透全宇宙……山、海、星、树都成了……人体的一部分”。通篇写“死”而无一处不写人生不朽的价值，情感真挚而有深度。《梦》，透过梦中的安宁和美好的动情的回忆，“诅咒”社会的黑暗;《醉》，透过字面揭示出：所谓“醉”，是指对“信仰”、对“希望”的“醉”，是指“将个人的感情消溶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群体的苦乐上”。《生》，从生物界科学的进化规律，写到阶级社会中“为多数人的生存”而“视死如归”的人生“才能长存在子孙后代的心里”，又从人的生存写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认为这就是不可抗拒的“生存的法则”。巴金满怀激情地写道：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维持生存的权利是每个生物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这正是顺着生之法则。(巴金：《生》)

紧接着作者顺理成章、无可辩驳、坚定不移地写道：“侵略则是违反了生的原则的。所以我们说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每个人应该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到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这是一篇对“生”的热情赞歌，更是一篇融形象、议论、抒情于一炉的声讨侵略战争的檄文，有作家独特的感受和见解，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情真意也深。

巴金散文由“情真”到“理深”的第二个特征是“点睛之笔”的运用。那种将“点晴”理解为是作者单纯地发几句带哲理性的“议论”。或脱离全篇的思想“拔高”，显然是一种肤浅之见。“点晴之笔”是艺术创作的用语，散文中的“点晴”决不能脱离散文艺术的形象性、抒情性等基本特征。巴金的散文，就擅长于水到渠成，春暖花开似地为全文“点睛”—或一个富有特征的动作，或几句醒人耳目的对话，或一幅动人魂魄的画面，或几句含血带泪的抒情。巴金有不少回忆友人或写受难平民的散文，以及为自己作品写的序，其中有一些是运用“点睛之笔”的佳作。《(春天里的秋天)序》是巴金为自己一部同名中篇小说写的序。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是为自己作品写序最多的一位。其中不少序文本身就是优美、深情的散文。上述这篇序文用优美而哀婉、动情而悱恻的调子回忆我“去访问一个南国的女性”——被传统观念、不自由的婚姻摧残成“疯病的女郎”，紧接着巴金写道：

《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e accuser”(我控诉)。

每个字仿佛从心底迸发而出—像火山从地心喷射那样。如果读过那中篇，听过那个女郎的故事，再读巴金这几句“点睛之笔”，我们就会和作者一样感情激荡，就会和作者一起对专制制度发出“我控诉”。在巴金写人的一些散文中，这种情真到“理深”的“点睛”描写，运用得更加自然、动人。

鲁迅对巴金的爱护和推崇，巴金对鲁迅的深情和崇敬已传遍中国现当代文坛。就在鲁迅逝世后的几天中，巴金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章：《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和《悼鲁迅先生》。这对姐妹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而又启人深思，促人奋进。上篇一连用几个独特的细节动人心弦、扣人魂魄——仿佛听到已故老人“救救孩子”的呼声，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让我们多看几眼吧”的恳求，边走边有人默默加入的长长的送葬行列，暮色中覆盖遗体的“民族魂”旗子渐渐沉下墓穴……，写出了巴金的真情、深情。显然巴金意犹未尽，时隔几天，为《文季月刊》写了《卷头语》(后易题为《悼鲁迅先生》)。上篇的热烈情感，到下篇中更为深沉、厚重，转化为凝思积虑，睿智警语。在一片哀悼、赞扬鲁迅的热潮中，巴金电光火石似地提出，不要把伟大的鲁迅神化，比作抽象的太阳和巨星，因“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同时又振聋发聩地指出“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评价已为历史证明。—而巴金的这种真知灼见恰恰是在鲁迅逝世后的几天中发表的，就格外难能可贵了。散文中的浓烈的情感和深厚的睿智的融合，是优秀散文成功的根本要素。在这方面，巴金更多的还是写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对他们(她们)倾注了深情，同时又善于从形象、情节、动作、对话中发掘出更具普遍性的深意。《一个车夫》写一个“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的十五岁的孩子，在客人的催问下，简要地向雇车人叙述拉车糊口的悲惨生活，当雇车人付车钱时，惊讶地发现，从只有一张“平凡的脸”的孩子的眼里，看不到丝毫媚相和奴态，只看到“骄傲”、“倔强”、“坚定的眼光”，从而“我”赞叹了“在生活的鞭子”下，“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的小车夫的人格和精神!这样日常的生活故事，经过作者的开掘，发出了火花，“我”对孩子怜悯的感情也得到了自然而然的升华。另一篇《爱尔克的灯光》更是情理并茂的佳作。巴金1923年离别故乡，1941年第一次重返家园。虽未直接写“人”—“我”心爱的已逝的姐姐，却又无处不写“人”，“人”的感情和命运，“人”的道路和追求。十八年的离情别绪和梦幻渴望，尤其是十八年中巴金饱经时代风雨忧患、尝遍世俗酸甜苦辣、领悟人生价值真谛的种种复杂而丰富的体验和思考，全部巧妙而形象地凝聚在全篇富有象征意义的“灯光”和“路”的描写上。由对善良美丽却不幸早逝的亲人怀念的真情，到饱含亲身感受的、对“长宜子孙”之路的思索，作家的真情是动人的，而作家的顿悟对人们也是具有长远而普遍的启示的：

财产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巴金：《爱尔克的灯光》)

“清水芙蓉去雕饰”——

有真心、真情，始有真文。研究作家作品的风骨，必须紧密联系“人”和“文”的复杂关系来论述。一个时期来，文坛不乏将“人”“文”分裂、重“文”轻“人”，由“人”图解“文”的分析法。其实，作家和作品两者的关系虽然既简单又复杂、既明朗又隐秘、既清晰又微妙，而其基本点定然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整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对巴金及其散文也应作如是观。所以，巴金散文的特有风骨，就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抒发上，也同样表现在行文构思和语言文字上。

巴金多次说过，“写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写作不应雕琢斧凿，编造虚假，而应如“清水出芙蓉”，“风行水上，自然成文。”(顾炎武：《日知录·文章繁简》)巴金一贯主张真心待人、吐露真情、说真话、说心里话。他为人如此，创作散文尤其如此。他的书信、游记、抒情小品、随笔、序跋等，都是有真情要抒发，才执笔为文。他的散文很少凝思积虑、很少精心剪裁、很少谋篇布局。毋庸讳言他的一些散文欠精炼，少含蓄。但是，由于巴金善于倾吐真情，生活和心理都相当丰富，又有文学创作的禀赋、气质、素养和日臻深厚的功力，他的相当一部分散文在行文构思和语言：丈字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甚至有一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如《鸟的天堂》、《爱尔克的灯光》、《静寂的园子》、《寻梦》、《火》、《

唐古文大家王安石说，好文章“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道出了古今作文构思的真谛。历来评价散文的一个标准即“形散神不散”。如果单从构思角度来说，散文最忌的也是内容构思起承转合上的八股味，而大凡“看似寻常”实际“奇崛”的优秀散文，又都有作家自己的独特的、灵活的、自然的巧思和结构。巴金1940年10月在昆明创作的《静寂的园子》就达到了“寻常”而“奇崛”的“无技巧”的最高境界。题为静寂的园子，起笔就写静，后写绿树丛中可爱的松鼠的追逐，小鸟的歌唱和麻雀的叫声，由自然界中的静到动，由花的寂寞到乌的欢乐，写动旨在写静;但是“我”由于“半月来的空袭警报”在心理上造成的惶恐不安，感到静寂中潜藏着不平静，由自然界的“动”，写到“我”心理上的“动”，进而为下文设笔;果然警报响了，不一会儿又解除了。如此反复，再写松鼠、小鸟、蝴蝶又在静寂的园子中的欢乐。行文有跌宕，结构有张弛舒缓。顺势写来，自然而然地引人进入“静寂”的艺术氛围。最后，石破天惊地写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那“嘹亮”、“雄壮”的声音“划破万里晴空”，行文戛然而止，却如第一声春雷炸响，余声回响不绝。行文构思皆在情理之中，毫不突兀，毫无斧凿之痕，而又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全篇达到了“无技巧”的“最高境界”。《寻梦》的行文构思近似荒诞，却十分真实。从“我失去一个梦，半夜里披衣起来四处找寻”起笔，经过大江、高山，历尽艰难、几经挫折去寻找“能飞的”、“发亮的”、“梦”。其寓意不说自明，其构思也是“奇崛”而“自然”的。现代作家的散文在行文构思上能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的篇章为数不少，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秋夜》，周作人的《鸟声》，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茅盾的《雷雨前》，冰心的《寄小读者(十)》，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苏雪林的《溪水》等等，都是“文章天成，妙手得之”的佳作。

巴金这种“无技巧”的才能也体现在语言文字的功力上。他真情写文，说话成文，因此巴金散文的语言，虽然有时水分多，不像鲁迅那样精炼、朱自清那样委婉，但也自成家数：朴素、自然、平易、亲切、流畅。他很少引经据典，几乎没有古文中“骈四俪六”或对偶句格式。即使是在状物写景时，巴金也从不堆砌词藻，从不渲染铺排，依然让文字从心底自然流出，如清泉汩汩而下，澄澈动人，又时有耀眼的水花飞迸—令人称奇的美语佳境。试读《海上生明月》最后一段：

我们吃过午餐后在舱面散步，忽然看见远远的一盏红灯挂在一个石壁上面。这红灯并不亮。后来船走了许久，这盏石壁上的红灯还在原处。难道船没有走么?但是我们明明看见船在走。后来这个闷葫芦终于给打破了。红灯渐渐地大起来，成了一面圆镜，腰间绕着一根黑带。它不断地向上升，突破了黑云，到了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一轮明月，先前被我认为石壁的，乃是层层的黑云。

如此朴素的语言，却写出了奇幻的海上夜景。船在海上夜行，远远看到的却是“一盏红灯”，一奇;船走了许久，“红灯还是在原处”，二奇;待“红灯”成了“一面圆镜”，“到了半天”，才看清楚原先的“红灯”是一轮明月，“石壁”乃是层层的黑云。三奇。自然、平易的文字，红色、银色和黑色的点染，绘出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图画。巴金散文杰作的语言功力，最突出的还是表现在运用朴素、自然、平易、亲切、流畅的语言，写出一种动态、造成一种情趣、构成一种意境。1933年写的《鸟的天堂》，就是一篇难得的杰作。南国的六月，河边两岸榕树成荫，荔枝树上垂挂着红色果子。在一个阳光明亮的早晨，“我与青年朋友划着小船到乡间去：

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起初四周非常清静。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朋友陈把手一拍，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只，第三只。我们继续拍掌。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

这是两段令人拍案叫绝的文字!作家的感觉多么敏锐!语言多么传神!前段写一簇堆、一簇堆的绿荫，又写翠绿的新叶的明亮，视觉形象之后，又进而写作家的感觉，由绿色感觉到“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平易而又传神的文字，谱写的是一曲动人的生命力的礼赞!后一段由“静”到“动”，由“动”到“闹”，由“掌声”到“鸟声”，人鸟相“闹”成趣，群鸟鸣叫动人;乌儿神态呢?有的“站”，有的“飞”，有的“扑翅膀”。简洁而又有节奏、有乐感的文字，进一步谱写了活泼泼的生命力的赞歌。读完全文，仔细玩味，真令人如游其境、如闻其声、如观其景、如悟其趣。巴金的散文语言，以往不为研究者注重，其实，和现代一些大作家一样，他的文学语言也是独具一格的。

美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尼基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她认为优秀散文应“够得上称作史笔与传记”(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真是精辟之论，已超越了就散文论散文的市井之见。我们纵览了巴金二十余年中创作的散文，就仿佛翻阅了一幅中国现代的历史长卷。其间有的如工笔画似的精细，有的如写意画似的筒炼，有的如油画似的浓烈厚重，有的如水墨画似的情韵隽永。巴金的散文又是传记式的，作家的经历、感情、个性、气质，以及欢乐、痛苦、理想和追求，都“渗入到作品里”。这种历史性的传记性的艺术结合，是巴金散文风骨的基本内涵，使巴金跻身于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散文大家的行列。

评：大江来从万山中，错综清晰杂却丰。

我以我血荐轩辕，合而为一获再生。

动人情态何须多，真挚自然情理融。

清水芙蓉去雕饰，构思语言似天成。

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已寄了几包回去，还有几包，这还是买得少的，那么多的呢?可以想像，巴金买书有多“狠”。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安的种子》的感悟，昨天，带女儿去参加了小荧星组织的《大头哥哥讲故事》活动，在活动中听到了这样一个绘本故事《安的种子》，很是喜欢，也很感慨。

故事中的三个小和尚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本性情急躁，急功近利，静性情细致，浮华不实，安性情平和，淡定踏实。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都可以从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生活总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一个怀抱种子的人，当你有了一棵种子的时候，你会是本?是静?还是安呢?看了这本书，感动的是画面中透露出的安静地感觉，是故事中散发出的安的平和的心境。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安的那一份平和的心境，宛如一潭清澈平静的水，是多么难得。他感激地把种子装进小布袋，挂在胸前，从容地去买东西，扫雪，做斋饭，挑水，悠悠然去散步。他告诉我，要满怀希望，有所追求，但一定要淡定，顺其自然。同时，享受生活的过程，享受那些平凡琐碎的小事，享受等待。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再去反思我们的教育，如果我们的孩子是我们所拥有的一棵种子，做为教师，做为家长，你会怎样对待种子的成长?很多人选择了做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急功近利的，说什么要赢在起跑线，看不到自己所要的结果就大发雷霆地抱怨、指责。更多的人选择了做静，照本宣科，什么都给他最好的，却忽视了孩子成长过程中最最关键的东西。然而，我们有多少人能有安的淡定、顺其自然，却又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在孩子的需要的时候给予必要的帮助。

在图书馆找书时无意中看见了巴金的《春》。没有看见《家》就只有《春》和《秋》。我没有认真完整的读过这三本书，只是知道大概讲了什么故事。

没有读过《家》，但也没有影响到我读《春》。这部小说很好读，完全没有像读有的作品那样读的无趣或读的费劲而读不下去，相反我读的很顺畅，完全吸引了我投入了书中，随着书中主人公们的情绪或喜或悲。

虽说之前也读过像旧社会，旧礼教，旧道德残骸人民特别是青年男女的书，却在当时完全不能理解那时青年的做法，想法和结局。只有当我读《春》的时候，在某一刻，就好像是顿悟一样，我的不理解完全消失了，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无可奈何，他们的身不由己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我读完这部小说最大的收获就是理解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旧的，落后思想对于人民的思想、行为禁锢是极其可怕的，而想要反抗想要突破那个禁锢是很困难的。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在某些思想方面仍旧受着禁锢而没有冲破逃离出来，等待着我们去打破。

在大二的时候，看过《家》，以作者的自身经历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的种种矛盾，呈现了拥有民主思想的青年主人公高觉慧与封建家长的专制统治相抗争，最终离家出走，争取到独立自由的故事。在《家》中，觉慧与聪敏伶俐的丫环鸣凤相恋，但是觉慧的爷爷—封建大家庭的权威却要将鸣凤许配给一个封建专制旧学的殉道老儒做小妾，鸣凤以沉湖自尽来同命运抗争，觉慧也因此受到重大打击，经历了之前的种种家庭矛盾，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而觉醒，看透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毅然抗拒婚约，离家出走，去追求自我的独立与社会的民主自由。

《春》是续集，觉慧到了更加开放的上海，而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们与封建家长们的矛盾斗争仍在继续。封建旧学的扞卫者高克明、冯乐山等熟悉旧学、坐井观天，将封建吃人礼教视为圣经，对家庭成员实行残酷无情的专制统治，对妻女无理管制，重男轻女，表面上谦和爱人，实际上对至亲骨肉都薄情寡义，甚至送入火坑;对男丁教以顺从虚伪的礼教，实际上培养出要么懦弱卑怯者如枚少爷，要么教化出如孔教会会长冯乐山那样的披着仁德的外衣，却干着养戏子、取小妾、坑人钱财、欺负孤寡的丑恶勾当。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人往往呈现畸形的不良性格特点，冯乐山、高克明表面上谦和仁德，实际上虚伪、自私，表面上威严持重深刻，实际上轻薄浅陋，在这种封建吃人势力的压迫下，造就出懦弱、顺从的一类服从者，如软弱悲观的觉新、如苍白羸弱的枚少爷、如香消玉殒的蕙(嫁给“旧学才子”郑国光为妻)和备受压迫的婉儿(嫁给冯乐山当小妾)、如顺从退避的王氏(克明之妻)、周氏等女眷们，封建专制思想就像传染病，淫威与卑怯都是它的症状，这一对症状也是相生相伴的。所以服从者中也有如克安、克定之妻、冯乐山之子等一类的顽劣暴徒，压迫者中也有如克明、蕙的父亲等对封建文化权威的唯唯诺诺。

小说中呈现了这几类矛盾，青年人对婚恋自由的追求与父母的利益联姻之间的矛盾，如鸣凤跳湖自尽、觉民抗婚约、淑英离家抗婚约;有青年人对人身自由、新知识文化的渴求与封建家长扞卫落后保守礼教之间的矛盾，如觉慧离家加入进步团体、觉民抵制克明的教训、众兄妹随琴和觉民游公园、淑英学英语看进步书刊戏剧直至离家等;有先进科技与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如因忌讳男女关系而耽误蕙的西医膀胱炎手术、因忌讳西医而导致丧命等。还有觉醒的青年人的价值观念与封建制度消极价值观念的矛盾，如觉慧对仆人的平等对待与尊重、淑英淑华觉民等对父辈贬低女子、薄情寡义、道貌岸然下的丑陋勾当的排斥和批判、以及对封建家长们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控制人压迫人的腐朽权威的蔑视和反抗。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几千年来重复上演的难以挽回的悲剧，再次直观的刺激了人们的精神，在民主文化思潮的熏陶下，人们开始觉醒，行动，进而出现希望与新生;刚烈的鸣凤、一介丫环，未接触多少新知识只得舍弃性命同命运抗争，血肉灵动的婉儿与蕙却被活生生送入火坑，被无良丈夫欺压、被势力公婆控制、被封建专制吃人制度残害压迫;原本可以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枚少爷却受父亲压迫而现萎靡苍白、原本可以纯净温良的青春少年觉群却染了浊世歪风而现暴戾骄纵;原本可以享受亲情抚慰、感受人伦之乐的父母与儿女却因为封建剥削制度而相互防范、冷漠相对;原本可以健康无虞的生命却因为生理上的压迫、精神上的折磨、思想上的落后保守而凋零;

好在我们看到了希望，觉慧、淑英、觉民的抗婚成功是对蕙、婉儿的悲剧的有力反抗打击，觉慧、觉民、均社新青年们的蓬勃朝气与善良正义是对枚少爷、觉群的萎靡、暴戾悲剧的最好反击，而在这些敢于向命运反击的新青年的未来里，一定会实现更多更大的健康与自由、更美更幸福的生活。

最后，还想说一说觉新这一人物，在之前，觉新是两面的，他对封建思想的顺从是导致他婚恋不幸的原因，是他人生悲观低沉基调的原因，心爱之人的梅的离散，妻子瑞珏因长辈的迷信而致分娩丧命，心爱的蕙的凋零，这些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客观的封建专制思想，在主观上来说，也是导致他退缩避让、迁就顺从的内因，要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内因，而他在民主思想与封建思想中间徘徊，新生分化缓慢，但是现实的悲剧却是无情地接踵而至，这也使他在加重伤痛情绪的同时开始认识到封建专制的腐朽，并开始对其绝望，开始与之抗争。觉新的新思想使他成为新与旧的交叉地带，成为联通旧与新的桥梁，这桥梁是历史绕不开的，也象征着每一个人、社会的蜕变过程，然而，这个桥梁是痛苦的，站在希望的门口用新生的快乐的情感承受着失望的伤痛，这个桥梁也是麻木的，站在丑恶的门口漠视着希望的挣扎。我们只希望，这个桥梁是短的，这个蜕变的过程是迅速而鲜明快乐的。

爸爸和我用了三个月读完了巴金的《家》以后，时隔四个月的今天晚上，我们又读完了《春》。《春》是《家》的续集，它给了我很多的感悟。

海臣的离世，家庭的纠纷，初次出游，蕙的出嫁，觉民的表演，蕙的难产……一次次打击，一次次的鼓励，坚定了淑英的决心。她坚强，更乐观，开始学习新派的知识。但是，父亲一再威逼淑英嫁给人品极坏的陈克家的儿子，淑英下定决心：出逃到上海找堂哥觉慧。最终，淑英在觉民等人的帮助下，被护送到了上海，她最终获得自由、幸福。

《春》是幸福、美好，它代表着新一代的青年们的追求。“尾声”中的“春天是我们的”给我很大启发：春天是属于那些懂得进取，能够冲破一切陈腐观念和阻碍，战胜困难，战胜自己的生活中的强者。

在生活和学习中，我们也正为了争取属于自己的“春天”而不懈努力着。我们不要害怕，也不应害怕那些艰难险阻;困难并不可怕，它是我们通向“春天”的领路人。我们一定要当生活的强者，当“春天”的主人。

英语论文开题报告-论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附表6：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课题名称：

论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系    别：

专    业：

英 语 教 育

指导教师：

作者姓名：

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成长于美国，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她具有很深厚的英文功底，同时作为华裔后代的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习俗很感兴趣并有所了解。拥有中西两种文化知识背景使作者具有一种双重身份，这也是汤亭亭写作的一个优势。以女勇士中的“无名女人”为例，作者用地道纯正的英文向西方展现旧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原文准确再现了中国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对旧中国女性的迫害，尤其是当涉及么中国封建道德观念和传统习俗时，原文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向西方读者准确明了地传达了信息。

汤亭亭作为文坛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亚裔文学的重要代表。她的作口大多以女性为题材，反映女性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和对男权社会性的抗争，作品中运用或借鉴了许多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可见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汤亭亭凭借女勇士获得全美书评会奖等二十多项大奖。她的获奖引起了美国文学界对亚裔文化，边缘文学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对她的作品进行研究和评论，大多数是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和评述她作品中的女权主义，文化冲突等问题。目前，她的作品的中译本甚少，从翻译理论或实践的角度来研究她的作品就更寥寥无几了。鉴于汤亭亭本人的特殊身份和作品的独创性，笔者认为翻译原文将有助于对作品做进一步的文学，文化和翻译等各方面的研究。本文将从翻译，文体学，文化等多角度相结合来进行实践，探讨如何借助翻译手段和技巧尽可能展现原文的风格，从而论证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文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原文的风格标记进一步探讨如何借助翻译手段及技巧尽可能地展现原文的风格,从而论证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全文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将从文字符号和文化背景两方面来分析原文的风格,第二部分将在怎样运用翻译手段和技巧体现原文风格这一点上展开论述并进行实践。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论证原文风格的可译性。

三、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

利用图书馆、资料室和网络等各种渠道查阅、搜集相关的资料;接着,整理并筛选搜集和检索到的资料,确定大致的选题范围,通过反复比较资料、研究资料后确定题目;最后拟定研究内容的基本框架。

方法及措施:通过搜集、阅读和检索大量的相关资料,以及在指导老师的指导帮助下,和指导老师共同协商完成的。

四、研究工作进度：

五、主要参考文献：

[1] cuddon, j.a.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great britain:w&j. mackay limited, chatham. 1979:663

[2] 郭著章.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 a practical course in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3] 黄龙. translatology[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4] 罗国林.  风格与译风  翻译思考录[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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