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刘永坦人物事迹(精品20篇)

危难急重前，党员显担当。疫情防控展风采，谁说女子不如男?

疫情无情人有情。巾帼不让须眉，疫情防控，机关巾帼党员也在做贡献。为了展现机关巾帼党员战"疫"风采和光辉形象，县直机关工委联合县妇联对机关女党员在疫情防控一线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纪委监委党支部王侠：履职尽责，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宣传报道。作为宣传部长，在疫情防控期间，王侠同志履职尽责，积极主动做好宣传报道。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她多次联系协调县电视台、县政府网站，在县电视台、潼关清风网、县政府网站等公开《关于在全县疫情防控工作中受理检举举报的公告》、《潼关县纪委监委疫情防控期间暂停接待群众来访的公告》等;通过潼关清风网、西岳清风网等及时宣传报道各级各部门纪检监察干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向市纪委监委报送我县纪检系统工作开展情况和纪检监察干部疫情一线工作动态。除了干好宣传工作，她还积极参加小区防控值守和督导检查。值守小区她一丝不苟，认真对小区的人员进行检查、登记、排查，重点严禁外来人员进入，并对务工返回人员进行自行隔离，努力守护小区人民生命安全;督导检查她认真细致，重点检查各小区、检查点对重点人员的排查和防控、防控责任落实、重点卡口设置等情况,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为全县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组织部党支部丁艳：冲在前，作表率，巾帼也能守好"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丁艳同志主动请缨，担任部机关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社区共建组组长，冲在抗击疫情第一线。1月31日到岗后，她带领干部深入小区逐户上门走访，详细了解小区25户82人的基本情况，迅速建立住户人员信息表册，做到不漏掉一户一人。为进一步密切与住户的联系，她主动与小区楼长进行对接，建立了花园小区疫情联防联控微信群，与业主进行在线交流，每天发送疫情防控动态、防护知识，推送购物买药微信销售平台，使群众不出小区门就能收到日常生活物资，更赢得了住户对防控工作理解与支持。她带领值守干部三班轮流值守，无缝对接，对花园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设立登记点，制作出入登记本和出入证，每户一证，小区人员进出必须出示出入证，并进行严格的登记，非本小区人员及车辆一律禁止进入;坚持每天对小区进行全覆盖消毒两次，通过印发倡议书、悬挂条幅、微信群等形式宣传疫情防护知识，严格守好疫情防控"门"。了解到一线干部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中个人防护物品缺乏时，她多方协商，积极沟通，协调到口罩、84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送到一线干部手中。她还多次深入村组，慰问坚守在一线的第一书记，为他们送去防控物资，送上组织的关怀。

驻拉祜山村、带老乡脱贫，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我就是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

10月，一场竞买会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大塘子村进行，朱有勇院士扶贫工作站科技扶贫项目培育出的首批林下三七成功出土。现场，各企业代表此起彼伏喊出高价，他赶紧叫停，“我们要种的是好三七，是老百姓吃得起的三七。价格太高，不是我们种植的目的。”

发明专利20余项、荣获各种重大科技奖励18项，朱有勇科研成果丰硕;植物病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农业先进科技工作者，朱有勇头衔众多，但他最喜欢村民们叫他“农民院士”。“更准确地说，我就是一个会种庄稼的农民。”

“既然是扶贫，当然要到最穷的地方去”

20__年，中国工程院决定对澜沧县开展对口帮扶。这里贫困面广、贫困人数多，是脱贫攻坚主战场。讨论会上，院士云集，环顾一周，当时已经60岁的朱有勇发现自己最年轻，毅然挑起了大梁，“我最年轻，我来干。”

进村考察，朱有勇连连叹气，漏风漏雨的篱笆房，放上几张床，堆着点玉米杂粮，就是很多人的全部家当。“是真的穷，但是不该这么穷。”朱有勇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既然是扶贫，当然要到最穷的地方去。”

澜沧当地主要是拉祜族，大部分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以种植野谷、玉米和打猎为生。在中国工程院进驻之前，这里的很多村民还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

全面调研之后，云山村蒿枝坝村民小组被确定为科技扶贫示范点，以此为突破口，朱有勇率领百余人的教授、博士专业团队，正式进驻蒿枝坝。

20__年，蒿枝坝就实施了道路硬化、安居房建设等一系列项目，却并没有让当地村民的生活真正得到改善。“这里不是资源贫困，是典型的素质贫困。”信息闭塞、语言不通、人均受教育年限短，正是当地贫困的根源。这里的贫困让朱有勇一股热血涌上心头，“越是艰难，科技扶贫就越有大作为。”

“手把手领着老乡干，实实在在做给老乡看”

调研分析当地的气候、土壤、降雨后，冬季马铃薯成为朱有勇及其团队试点扶贫的第一个重点项目。

但在项目推广初期，却吃了闭门羹。院士的名声，在这个小坝子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迎接朱有勇的，更多是村民们怀疑和打量的目光。早年间，村里尝试种植新品种却惨遭市场“滑铁卢”，是不少村民心中的阴影。

“难道院士比我们农民更会种地吗?”“种地就是挣口饭吃，还能指望着挣大钱?”“冬天种了，卖给谁?院士还能管你卖土豆?”

村民的疑虑，是摆在朱有勇面前最实际的问题。为证明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选择了用事实说话。

在当地政府和云山村村委会的支持下，100亩冬季马铃薯示范种植项目正式上马。带着新研发的马铃薯品种，朱有勇扛起了锄头。每天一大早，就在田里扎了根，有时候甚至直接跪在田里，双手刨土，查看土壤土质和农作物生长情况。

20__年11月，冬季马铃薯的种子正式在蒿枝坝种下。从播种、看护、浇水，每个环节，朱有勇和他的扶贫团队都精益求精。20__年3月，密密麻麻的马铃薯破土而出，平均亩产3.3吨，最高亩产4.7吨，产值达90万元。

刘扎袜是第一批贷款入股种植的村民，这个项目让他增收上万元，“没想到院士还真的管我们卖土豆啊。”过去的冬季闲田，生出了金子，院士小站的门槛快被村民们踏破了。“要让村民们真正看到效益，我们可以手把手领着老乡干，实实在在做给老乡看!”朱有勇的科技种子在这里结出了果实。

“能帮农民兄弟解决问题是幸福的事”

冬季马铃薯只是当地致富的一块敲门砖。“冬闲田”变成“效益田”，不曾开发利用的人工松林，成功用于科学种植有机三七，冬季蔬菜和水果种植提升效益……科技成果的转化，让朱有勇的理想一点点实现，“这比拿多大的奖项、给多少钱都更让我高兴。”

从20__年驻村蒿枝坝以来，朱有勇一大半时间都在村里度过。很多当地村民不会汉语，为能顺利沟通，他还从头学起了拉祜话。

朱有勇有晨跑的习惯，绕着蒿枝坝，每天5圈，雷打不动。开始，只要听见村里一大早此起彼伏的狗吠，就知道大城市来的扶贫院士又在跑步。慢慢地，村里的狗不叫了，来蒿枝坝参与扶贫的教授、专家也加入晨跑。

好几次，每当朱有勇要离开村子，村民就跟在后面，一起唱当地的民族歌曲《实在舍不得》：“最怕就是要分开，要多难过有多难过，最想么就是你再来，要多快乐有多快乐……”

“能帮农民兄弟解决问题是幸福的事。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朱有勇说。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乘车从巫山县城出发，在群山中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下庄村。20多年前，毛相林带领村民开凿的天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下，路的一侧连着绝壁，一侧临着深渊，颇为壮观。

不高的个头、花白的头发——再次见到毛相林，他的脸上又多了几道皱纹。几年前，记者就曾来到下庄村，对毛相林绝壁凿路，带领村民“愚公移山”的事迹进行过深入报道。此次故地重游，毛相林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年轻时，毛相林最爱哼唱这首祖辈传下来的歌谣。正如歌谣中描述的一样，下庄村坐落于“天坑”之中，20多年前，这里不通公路，村民出村要手脚并用，翻过一道落差上千米的悬崖。

1997年，时任下庄村支书的毛相林坐在海拔1300米的山崖上，望着天坑中的下庄，心里腾起了修公路的打算。可当他说出自己的计划时，村中反对声却不少，原因很简单——修路要钱，村里拿不出。

毛相林不甘心“坐井观天”，他偷偷挪用了母亲的700多元养老钱，作为第一笔修路资金。在其带领下，村民们东拼西凑，5天时间共筹集了3960元，再加上毛相林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的1万多元，下庄村民第一次向大山、向闭塞发起了挑战。

这年秋天，毛相林和村民们没日没夜地泡在工地上。大部分路段要在悬崖绝壁上开凿，没有任何机械设备，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将红绳缠在腰间，在半山腰荡着“秋千”勘测;用钢钎凿孔、铁锹铲土，然后填上炸药，劈山开石。

20__年，一条2米来宽、全长7.9公里的绝壁天路终于修通了，竣工那天，村民们买来长长的鞭炮，炸得震天响。

1997年，38岁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作出惊人决定——修公路。

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被四面千米高山绝壁合围，犹如坐在一口井中，修路难如登天。

当时唯一的出村路，是一条“108道拐”的古道，去县城一来一回至少4天。住在“井底”的近400名下庄村民，近一半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贫穷闭塞成为下庄人难以摆脱的宿命。

“咱不能一直当穷汉，就算再难，我也要带头冲一冲。”毛相林在村民大会上给大家鼓劲：“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

那年冬天，改变下庄人命运的这条路开工了。全村青壮年带着工具和干粮上山，吃住在山洞，睡觉就在腰间拴根绳子，另一头在老树根上打个结，以防夜里翻身掉下悬崖。为了早日修通公路，毛相林在山上住了3个月没回家。

修路远比想象的难。四周陡峭岩壁，很难找到落脚之地，胆子大的腰系长绳站在箩筐里，吊在几百米高的悬崖边钻炮眼，先炸出一小块立足之地，再用锄头、钢钎和大锤，一块一块把石头凿下来。

村民杨亨双回忆，有一次钻炮眼，他站在悬崖边，腿抖得凶，头顶还不时掉碎石。就在那时，毛相林说，你们都别动，我先下去探探底，一个人系上绳子下去了。工地上，遇到危险情况，毛相林总是第一个上，最重的活总是他带头干。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医院船，和平方舟为了和平而生，向着和平而去，承载着为世界和平贡献积极力量的重要使命。

入列以来，和平方舟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时，开辟了人民海军军事外交的新路子。和平方舟作为海军走出去舰艇中的一员，以其独特的军事外交优势，当好强军思想的实践者、大国形象的代言者、共同命运的守护者，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闪亮名片。

“别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拉来了。”在那些需要人道主义医疗援助的港口和国度，和平方舟播撒温暖人间的大爱，正是践行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的庄严承诺。

眺望世界，和平方舟在大洋上犁出壮美航迹。在执行“和谐使命”任务中，和平方舟积极与外军开展国际人道主义联合救灾演练，共同提高应对海上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同外方医疗机构开展多国联合巡诊坐诊，互派人员观摩见学，多渠道多层面深化医学交流合作;为到访国医护人员举办医学和护理讲座，组织中医操作演示以及战救技能培训，帮助建立野战医院、开展野战防疫。

和平方舟，体现了坚定不移听党话、舰行万里不迷航的忠诚品格，勇闯远海大洋、锤炼卫勤保障能力的使命责任，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拓展军事交流合作的担当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大爱情怀。

清晨5点15分，张桂梅和往常一样，从女生宿舍的钢架床上爬起，坐着宿管员的电摩来到教学楼，在学生到来前，把每层楼的灯一一打开。清晨5点15分，张桂梅和往常一样，从女生宿舍的钢架床上爬起，坐着宿管员的电摩来到教学楼，在学生到来前，把每层楼的灯一一打开。

10多年来，张桂梅每个上学日都坚持着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习惯。“姑娘们怕黑，提前把灯打开让她们更安心。”她说。

爱人早年病故，张桂梅膝下没有儿女，她把母爱奉献给了女高的孩子。

每逢假期，不管工作多忙，她都要抽出时间去学生家中挨个家访。10多年来，她的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行程超过10万公里。

有年寒假，张桂梅到华坪县荣将镇家访。在街头，张桂梅一眼就看到高三学生山启燕正在路边卖甘蔗。“都要高考了，不好好在家看书，咋跑来卖甘蔗?”张桂梅生气地问。

了解到山启燕父亲患病、家庭困难，张桂梅经常偷偷给她塞生活费，直到她顺利考上大学。如今，大学毕业的山启燕已成为一名幼师。

张桂梅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她没有房、没有车，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女高的学生们身上，自己一件衣服能穿10多年。

20__年初，张桂梅病危入院，华坪县县长到医院看望她。躺在病床上的张桂梅拉住县长的手说：“我情况不太好，能不能把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我将无我，让信仰的力量传递

9月5日，华坪女高高一新生端坐在操场上，聆听入学后的第一堂“校课”。每周“校课”，小到学习生活，大到理想信仰，张桂梅都亲自授课。

如今，这堂课让张桂梅愈发感觉吃力。63岁的她站在教学楼前，身形有些佝偻，手指、胳膊、颈背上贴满了止痛膏药。“早上起床时，脚疼得不敢着地。有时我真想不干了，可看着你们，我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张桂梅对学生说。

看到有学生抽泣，张桂梅连忙说：“不哭不哭，我答应你们，我会好好的，陪你们读完这三年……”话音未落，100多名新生已哭成一片。

前不久，张桂梅被中宣部、教育部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习的活动。丽江市专门设立了“张桂梅教育基金”，所筹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华坪女高发展、补助贫困学生。

让张桂梅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接过她手中的接力棒。受她的精神感召，许多华坪女高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投身艰苦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从小穷苦的她，以前愿望是“走出大山、赚大钱”，但女高改变了她的想法。20__年大学毕业后，周云丽考取了宁蒗县城的中学教师岗位。听说女高缺数学老师后，她毫不犹豫放弃了县城工作、放弃了正式编制，来到女高做代课老师，一年后才转正。

“老师老了，我们长大了。”周云丽说，“我们要继续她未竟的事业。”

红润的脸庞，爽朗的笑声，饱满的精神……这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就是独自筹建经营养猪场，照顾瘫痪丈夫六年、照顾有神经病大哥十年、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历尽了人世沧桑的吴__。

时光荏苒，不经意间，丈夫瘫痪在床已经有六个年头了。二千多个日日夜夜，多少辛酸苦辣、风风雨雨。苦过累过，困难时的无助、成功时的喜悦……当让吴__回忆时，一时间她竟沉默了，只觉恍如隔世。在我们看来，她身上所背负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而从她眼里，我读到的是不断向命运挑战的坚韧与毅力。

20__年夏天，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丈夫郝天新，左半边身体突然无法动弹，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屋漏偏逢连阴雨，几天后，大女儿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面对着几千元的学费，本该欢喜庆祝的事情却让吴__一筹莫展。然而，吴__明白，现实无法逃避，哭泣解决不了困难。只有迎难而上，才能捕捉光明。她东拼西凑，欠下了几万元的外债，在亲朋邻里的帮助下，把女儿送进了大学校园，丈夫也住进了医院。

在经历过阵阵剧痛与变迁之后，吴__明白，仅靠大伙的帮助是无法走出困境的，必须自己想办法再创业，提高收入，撑起一片天。经过四处打听和悉心研究，她决定在村里办一个养猪场。当__把这个想法告诉村党委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后，立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村委会决定在村养殖区给__1亩多地建养猪场，让她无偿使用;同时发动群众出钱出力，帮助__建养猪场。猪场建好后，没钱买猪仔，村委主任就从自家猪圈里给__挑了10只猪仔。就这样，吴__走上了养猪谋生之路。

万事开头难，当小猪长到60多斤时，却遭遇口蹄疫，10头小猪一下死了8头。这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吴__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心里难过焦急，却不敢在丈夫面前表露丝毫不安。回家睡一觉，第二天她就又重新振作精神，为新的一天的生活努力打拼。吴__靠着自己的刻苦钻研，不怕脏、不怕累，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仅仅一年时间就掌握了基本的养猪技术，_年就赢利5000余元。从此，__养猪脱贫的信心更坚定了，干劲儿也更足了。金秋，养猪形势看好，要不了多久，她家的外债就能全部还完，吴__觉得是社会和群众给她伸出了一张巨大的、无比温暖的援助之手，未来一片光明。

多年的辛苦操劳，让吴__的生活背离了正常的规律，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有人说她付出太多了，可她却不这样想，她感觉做人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良心。为人妻，照顾丈夫义不容辞;为人母，供养孩子上学责无旁贷。作为女人，她有过泪、也有过委屈，但她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吴__是个爱好文艺活动的人，闲暇之余，她还组织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唱歌、扭秧歌、跳集体舞……她所带领的舞蹈队在全市都小有名气，还获得了不少嘉奖。说到这些，吴__的脸上抑制不住的骄傲。吴__的日子是苦的，但她硬是活出了一丝甜味儿。

吴__说，“其实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只不过，我这人有点倔，不服输、不愿低头而已”!

多么质朴的话语啊!这饱含着苦中作乐、勤劳质朴、豁达乐观、坚强不屈、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刚刚听完了她的讲述时，我的脑海里只想到一句话：在困难中站起，只手也能撑起一片天!

2022年时代楷模事迹材料4

许多干部群众表示，从赵志全身上看到了中国企业家的时代担当，激发起实干兴邦的精神共鸣与创业豪情。

“一名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应优先于追求个人财富的累积。企业发展得越好，社会责任就越大。”作为赵志全的接班人，鲁南制药集团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贵民表示企业会继续发展实业，坚持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一点实现局部的突破。

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是制药行业的特点。张贵民认为，行业发展走向高精尖，更离不开赵志全所追求的工匠精神。“赵总珠玉在前，我们这些后继者有了更高的标准，要把事业追求、企业发展与造福社会结合为一。”张贵民说。

鲁南制药集团职工管丽认为，赵志全的精神已成为企业内在性格，引发基层员工精神共鸣。“他为我们一线员工提供了新的视角与高度，来审视这份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时光越久，越理解他生前说过的话。”管丽说。

“看了近来对赵志全同志事迹的报道，既令人感动又催人奋进。他能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今天的成绩，我们还有什么裹足不前的理由呢?”山东临沂费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士学认为，赵志全将个人志向与社会发展结合，为国家建设者们提供了标尺与榜样。他也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平添干事创业的底气与动力。

从20__年初至今，乡干部王毅总结自己的工作，离不开一个“劝”字。这几天最要紧的事，就是劝乡里的群众转移，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王毅所在的长沙乡，位于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的一个江心洲上，四面环水。当前长江干流安徽段水位全线超警，部分江心洲面临的防洪形势十分严峻。

“省防指14号晚上发出命令，要求尽快完成人员撤离任务。”王毅说，长沙乡在这个命令发出前就完成撤离了。

7月14日中午，长沙乡政府的大喇叭不间断地播放要求村民撤离的通告。

“和老乡们闲聊，他们开玩笑说，今年住在江心洲的人不容易，年初疫情严重的时候要求居家尽量不外出，现在要求不能留在家里。”王毅说，不管是劝留还是劝走，都需要耐心细致做工作。

“特别是这次转移，一些老人舍不得家里养的畜禽、种的庄稼。”王毅说，这还不是最让他和同事们挠头的事，“还有的村民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跟我们‘捉迷藏’，工作不细就有可能漏掉。”

长沙乡户籍人口超过6000人，常住人口20__多人。目前除了留在乡里参与防汛抢险的200多人，其他村民已全部转移安置。

这半年，从抗疫到抗洪，王毅很少有时间回在市区的家，“最近一次是端午节，回家待了两天。”王毅说，回去抱两岁半的儿子，小家伙有点认生，喊着要妈妈，“说实话，有点难过。”

现在是防汛最吃劲的时候，14日乡里的圩堤出现了一处很大的管涌，100多人奋战10多个小时才化解险情。身为乡里党政办主任的王毅，上传下达的事很多，每次和家人联系，他都只用微信，“不能打电话，万一有紧急通知，我这占线不得了。”

王毅说，群众工作难做，但讲究方式方法，把道理说通了，也好做。王毅说这些的时候，很老到的样子，但其实他才29岁，到乡里工作不足3年。

“我觉得最大的道理，就是生命至上，不管是劝留还是劝走，都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王毅说。

14日夜里11点，记者发了一条微信给王毅，问他晚上有没有和儿子视频。凌晨两点半，王毅回复“没有，在值班巡逻”。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比写在纸上更有价值，看到自己的科技成果漫山遍野开花结果，心里的欣慰，是发表论文无法比的!”朱有勇常说。

30多年来，朱有勇潜心钻研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研究等系列重大课题。研究成果以“水稻遗传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理论”为题在《自然》杂志封面全文发表，成为新中国植保界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构建的水稻品种多样性控制稻瘟病技术体系累计推广应用超过1000万亩，作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技术推广应用超6000万亩，大面积应用累计3亿余亩，减少农药使用50%以上，被认为是国际上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成功典范。他构建了冬季马铃薯优质高效技术体系，20__年以来累计推广1131.2万亩，促进农民增收200多亿元。

朱有勇扶贫不为名。一个多星期前，正在澜沧各个村寨基地指导农民种植冬季马铃薯的他才得知被表彰为时代楷模。他依然平静地继续指导马铃薯种植，多方催促下，几天后他才不得不离开澜沧，前往北京领奖。

朱有勇扶贫也不为利。长期跟随朱有勇在澜沧扶贫的云南农大博士黄惠川讲了个故事，在澜沧开始推广林下三七种植技术时，扶贫团队里起初有两种声音，有人认为研究林下三七花了10多年时间不容易，应该技术保密，通过技术转让盈利。但朱有勇坚持免费给老百姓使用技术，他说：“不能我们发财了，老百姓用不上。”

20__年12月，朱有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大特别奖励他200万元，他毅然决定把学校奖金作为原始基金成立云南农业大学“有勇奖学基金会”。20__年，他又将自己获得的“云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200万元捐赠基金会，激励了更多师生学农爱农、服务三农。

“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

“这一年来，我丝毫没有松懈，而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请党组织审查。”

20__年12月26日下午，96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红色的围巾。在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如期转正，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回国不后悔，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认真向党组织汇报着预备期的心声。声音中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颈间的红围巾和党旗相互映衬，鲜艳无比。

预备期这一年里，李桓英仍奋斗在一线。2020__年初，她悄悄打包，准备再次出发前往云南。她心里牵挂着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更惦记着尚未解的麻风病发病机制。“我身体没问题，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没有复发，他们的亲属有没有潜在感染。”

一如她20__年对着党旗承诺：“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桓英，曾于1946年留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员，她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7年，被派往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她婉言谢绝，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时年37岁的她，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

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历来是备受歧视的、致残的“不治之症”。

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

李桓英决定，攻克麻风病。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说：“回国，我就一个目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愧是个中国人。”

“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过去，由于缺乏特效药物，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歧视和偏见，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

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

李桓英听闻，十分着急，亲自上门送药，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时间一长，寨子里的村民都传：“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xx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报告结

笑容，是治愈的力量，可以将温暖传递给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阳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烦恼;笑容是无声的语言，可以传递给别人快乐的心情。回首_，这一年，你曾被谁的笑容治愈?

这一年，你可曾被钟南山院士的“久违之笑”治愈?_年3月份，钟南山院士与专家团队会诊结束后，“偶遇”在楼下等候的“粉丝团”。他们自发组织为钟院士送上鲜花，并齐声唱起《感恩的心》，平时一向严肃认真的钟院士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84岁的他一边告诉公众“尽量不要去武汉”，一边自己义无反顾地登上去武汉的高铁，挂帅出征。广大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担，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群众的冷暖安危铭刻于心，用实实在在的付出切实提高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

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灿烂之笑”治愈?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县，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团队双季稻亩产突破1500公斤，听到这个消息，袁隆平院士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知识是成就事业和梦想的基础”，袁隆平院士几十年如一日，他始终秉承“学无止境”的品格，坚持以雄厚的遗传学专业知识做基础。广大干部要克服“知识恐慌”和“能力危机”，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干事创业的质量和水平，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增长经验，在攻坚克难中不断把事业发展推向新境界。

这一年，你可曾被张桂梅校长的“欣慰之笑”治愈?_年2月25日，张桂梅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她帮助1800多名女孩儿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命运，她用教育事业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她说到，“我这辈子的价值，我不管怎么着，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毕竟她们后边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够了”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广大干部要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时刻保持“纵饮冰十年，亦难凉我心中之热血”的心态，多修潜功，多做潜绩，心怀“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与喧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打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谈到偶像，可能想到的就是穿着光鲜亮丽的服装光彩夺目地在舞台上表演的人。这个谁又办演唱会了那个谁又参加什么综艺了，聊这个话题的人就非常多。

谈到英雄，想到的可能就是漫威里的超级英雄，但这些都是虚假的、科幻的、想象的。其实生活中有许多英雄将自己埋藏，给他人幸福。我讲这些英雄称之为“潜行者”，正如杜甫诗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为社会带来潜移默化的改变。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然打响，疫情迅速蔓延，打的人们手足无措人们开始逃离、躲避，潜行者”们却背道而驰，成为了逆行者”凭借他们的学识、能力与经验开始了拯救工作。

医院里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护士，他们不分昼夜的工作，他们并不是不怕而是因为他们有责任意识，他们也有自己的亲人却不顾一切冲向了前线。从死神的手里，抢救回了一个又一个人，他们是逆行者”。

接到上级的通知后，五湖四海的工程师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时光，来到前线。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建起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创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奇迹。让更多的病人拥有良好的医疗环境，他们是“逆行者”。

我坚信这场战疫我们一定能赢，一定能赢的漂亮。用心灵点亮生命的灯，用坚强编制美丽彩虹，伸出温暖的手，有爱才会永恒，无穷的力量都在逆行中!向我们的英雄致敬!。

12月2日清晨6点多，湖南炎陵县大源村村民廖国平起床收拾行囊。他要和12位村民一起，乘车去250公里之外的株洲市送一个人。

想去的人太多，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商定，一个组选一人。

晚8时许，告别的人挤满株洲殡仪馆。送行的队伍里，13位村民缓缓走过灵柩，鞠躬行礼，轻轻放下手中的菊花，村民们悲痛难忍，泪如雨下。

13位村民送的人是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20__年起，黄诗燕帮扶大源村，几乎一个月去一次，让村子巨变;20__年黄诗燕任炎陵县委书记起，走遍120个村庄。位于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炎陵县，在湖南省第一批脱贫摘帽。

11月29日中午，开完扶贫调度会的黄诗燕，回到县委宿舍，突发心脏病，不幸殉职，年仅56岁。

在株洲市，在炎陵县，相识的、陌生的，纷纷在朋友圈发诗文，在网上建纪念馆，悼念这位炎陵县8年多的领头雁。

不少人感叹：产业强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诗燕书记却走了。

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我有企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作为一个基层党员教师，将以张桂梅为榜样，立足岗位，开拓进取，努力干好本职工作。

张桂梅是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也是每一位教师思想、行动的楷模。首先她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具有崇高的师德：爱岗如命，爱生如子，是一株咬定青山的松树，扎根在教育最基础的岗位上，一去就是几十年。二十多个荣誉，足以证明她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挥洒的汗水和心血，为社会培养一拔又一拔合格的建设者和高技能人才，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桂梅还是一名优秀的中共党员，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普通人对祟高信仰的不懈追求和不断超越。

正因为有无数个张桂梅的奋斗，才有力地撑起了国家的脊梁，不断超越，在国际事务中居于举足重轻的地位。作为党员教师，我要以张桂梅为榜样，学习她为了教育事业发展而舍去小我;学习她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奇迹，抒写人生优美的华章;学习她在基层教育岗位上践行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孩子们和“云朵妈妈”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快乐是晴天，烦恼雨绵绵，小秘密就像太阳躲云间”。

孩子们会以“晴雨表”的形式记录他们的心情：快乐，就画个小太阳，吴蓉瑾就会把孩子们的心声分享给全班同学;烦恼，就画把伞，或是一朵下雨的云，表明孩子遇上难事，吴蓉瑾就会和他们公开讨论;不想诉说，就画个太阳躲在云间，吴蓉瑾就会私下找他们谈心。

这套独具特色的“情感教育”，缘起于20__年的一次招标揭榜。

当时，一份自查报告让卢湾一中心小学老校长程华锁紧了眉头。报告显示，学校有一成左右孩子完全不会表达内心的想法，尤其是男生，不愿表达想法的比例为16.8%。此外，不会主动关心、体谅别人，冲动、任性、缺乏自制力，共情能力较差，怯于面对困难和挫折等问题也较为普遍。

程华决定做一个关于促进青少年情感发展的课题，在全校招募教师做先行者。语声轻柔、略带青涩的年轻教师吴蓉瑾揭了榜。

“她是真正喜欢小孩子的人，她就是我要找的人。”程华说。

然而，想要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谈何容易。在最初摸索的过程中，吴蓉瑾遇到了一件至今难忘的事。

“吴老师，今天体育课打乒乓球，我捡了90次球，我很难过。”

一个小女孩的“晴雨表”，让吴蓉瑾愣住了。询问得知，同学们和这个孩子打球，总是直接扣球，她只能一次次去捡球。

吴蓉瑾曾发现有同学欺负这个女孩子的情况，起因是这个孩子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有淘气的同学还给她起了个“小狮王”的绰号。为此，吴蓉瑾专门给孩子们讲了友爱互助的道理，并鼓励大家挨个和女孩握手。

可是，女孩的“晴雨表”让她意识到，事情并没有好转。

一天午饭后，她带着各种颜色的小发夹，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细致地给小女孩扎起了辫子。从那以后，孩子们对女孩的态度渐渐改变，小女孩终于露出开心的笑容。

“如果只讲大道理，而没有让学生感到你是真正爱这个孩子，教育怎么能起效果呢?”这件事让吴蓉瑾更坚定了要把情感教育课上好的决心。

还有一堂课，吴蓉瑾也忘不了。一名二年级女孩突发疾病去世，教室里的座位突然空出一个，孩子们懵懂的眼神里，自然地流露出迷惑和害怕。

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吴蓉瑾没有退避，她把女孩妈妈告诉她的一件事，含泪讲给了孩子们。

女孩去世后，她妈妈在家里床底下找到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有一张纸，女孩写着：“妈妈我爱你，我以后会很乖。”

那一天的课堂，她带着孩子们反复诵读小女孩生前写的文章《小雨点和小树叶》。“我不仅要让孩子们知道，生命非常可贵，要无比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更是提醒自己，要上好每一堂情感课，让孩子们学会爱。”吴蓉瑾说。

从怀疑到信任，从包容到接纳，从师生到密友……吴蓉瑾用心聆听每个孩子的喜怒哀乐，用爱书写着每个孩子的成长心迹。

曾有人说，这件事看不出成绩、也做不出名堂，可是吴蓉瑾甘之如饴，17年不曾间断。这所“爱的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孩子愿意表达，学会了乐观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以情育情”，因为心中有情——吴蓉瑾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是她在巡视校园时抓拍的孩子们的表情;学生忆起的，是她在滂沱大雨中把他们抱进校门，看着他们喝下姜汤;同事们说起的，是她零点刚过，就发来的生日祝福……

寒来暑往，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吴蓉瑾都会送上一张小卡片，上面是她的微信号，还有一句她说过无数遍的话：“有困难找‘云朵妈妈’，任何烦恼都可以。”

脱贫攻坚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打赢这场硬仗，全国280万扶贫干部奔赴一线，黄诗燕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这场攻坚战中，有至少700人倒在冲锋路上。沉甸甸的名单中，有县委书记、大学教授，也有乡镇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他们以生命赴使命，以初心换民心，以忘我的奋斗追逐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梦想，用宝贵生命在神州大地、在扶贫攻坚战主战场，矗立起新时代优秀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一夜惊怜丝吐尽，三乡切盼燕归来”，群众的挽联，是炎陵百姓对这位扶贫书记的最深怀念。心中装有人民，做事为了百姓，奋斗为了信仰。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多大的困难，都能战胜;多残酷的战场，都能成为赢家。

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7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37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出国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6个国家的麻风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

麻风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20世纪初，全世界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数据。为此，李桓英从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免费药物和项目支持。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麻风病人的感情，李桓英从不穿戴任何防护服与麻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此后，李桓英每到一个村寨，都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麻风!”

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串户，不辞劳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人，她总是亲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李桓英说。

多少年来，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贫困边远地区。云贵川3省7个地州59县，每一个有麻风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南醒村曾是一个“麻风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风寨”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为曼喃醒，傣语意为“新生”。

经过不懈努力，李桓英将麻风病人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使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1994年，李桓英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全球推广。1996年，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特别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20__年，李桓英获得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纪70年代，李桓英来到苏北农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的医务人员头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套，场景令人恐惧……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李桓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麻风病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在日常诊疗中，她总是用微笑告诉人们：麻风病人不可怕。每当遇到穷困家庭的患者，李桓英总是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捐钱捐物，从不吝惜。

20__年3月，一名来自河南的麻风病患者前来就诊。经了解，这家人中竟有5名新发麻风病患者，平时以捡拾垃圾为生。李桓英看到患者的脚部感染，又着急又心疼。她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作为患者的生活补助。

20__年5月，一名年仅24岁的男性患者前来就诊，当时他手部已感染，发生了隐匿骨髓炎，需要手术。李桓英说：“患者这么年轻，一定要为他的将来着想。”随后，她联系了医院骨科主任会诊。由于患者有绿脓杆菌，李桓英又亲自帮忙联系，找到了能做手术的机构和医生。很快，患者接受了扩创及死骨摘除术，大大提高了生活质量。

1993年，云南省文山县有一名高三女学生，临近高考前被诊断为麻风病。此时，李桓英正好来到文山，立即仔细为她检查，并耐心地开导：“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了，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后来，这名女学生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教师。

李桓英说：“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特意围了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她仔细捋顺两鬓的头发，庄严肃立。站在一群新党员中间，她举起右拳，苍老的声音饱含真诚和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终于梦想成真，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桓英说：“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几十年来，李桓英解决了许多麻风病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关键技术问题，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她带领课题组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突破。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终结了!”如今，李桓英依然关注着全球麻风病防治进展。她说：“虽然中国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后辈，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疾病无国界，大爱无疆界。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一位百岁老人依然在奋力前行……

1953年，孙景坤荣获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并受到金日成将军的接见。同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孙景坤受到了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这样一位英雄，本可以留在城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享受优渥的待遇，过安逸的生活，但想到家中父母年迈，当兵7年只与父母和妻子见过寥寥几面，1955年复员后，孙景坤选择回到家乡山城村务农。

村民们当时并不知道眼前的孙景坤是战功赫赫的英雄，但他们觉得，他上过战场，又是党员，一定能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在这样的期许下，孙景坤当了村里的生产队队长，在这个岗位上，孙景坤要为全村谋划，据他的大儿子孙福贵回忆，小时候他们很少能够见到父亲，他总是早出晚归，奔波忙碌，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

子女们幼时觉得有些陌生的父亲，却是村民们的“老熟人”，每一户贫困户的冷暖他都牵挂在心。那些年，他带领村民们大力发展粮菜生产，还种下了数万棵松树和板栗树;洪水侵蚀农田，他就带领村民建起简易大坝，挡水造田。那时，机械化还远远没有普及，这些工作，都是用着极其简陋的设备，靠着孙景坤和村民们的双手一点一点干出来的!如果说，村民们一开始相信他是因为他政治过硬，那么后来村民们爱他敬他，是因为他真的给大家带来了扎扎实实的好日子!1983年不再担任村干部后，他仍然是村里最受敬重的老人之一。

20__年，王秀丽看到了张桂梅在全国xx大代表大会上的新闻，她喊着，我有一个梦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那个声音从小县城传到了全国。在公交车上，王秀丽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祝贺她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最初，张桂梅提出这个想法时，一片谩骂声淹了过来。“别人说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荣誉得太多了，得出瘾来了，老想怎么着怎么着。”那时候王秀丽也劝她，已经得了这么多项全国荣誉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荣誉上，过完这一生。还有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投了反对票，“什么年代了还把男女分开?”

20__年，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陪张桂梅到央视录制一个节目。去北京的路上，张桂梅说起了自己的这个梦想。杨文华教高中出身，要给学校修个实验楼，修个学生宿舍，和校长一起跑断了腿要钱。他看着这个只教过初中的普通老师，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一个人居然想办一个学校?还一身病，随时有可能倒下。而且，师资、钱、校舍在哪?

他故意问她，我们办一所高中最起码要有实验室吧，你觉得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多少钱?

她说，两万够了吗?

你做梦去吧!杨文华干脆地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自信，毕竟经验上远远超过她。他发现张桂梅不仅理想主义，还非常幼稚，对建一所学校一无所知。

张桂梅态度也非常强硬，她着急地说，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早一天把学校办起来，就减少一批走进恶性循环的女孩了是不是?

谁也没有说服谁。后来他听说，张桂梅去昆明“化缘”了。他还听到了她当时的“化缘文案”：我们全县十多万人，一个给我10块钱，我也是好几百万了，全省那么多人，一个人给我5块钱……“你说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张桂梅请云南省总工会的人把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报纸报道和种.种获奖资料复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为了办女高，二也是为了儿童之家。最初答应当儿童之家的院长，一个基金会一年提供7万块钱资金，她也天真地以为，足够了。

第一次去要钱，她下不了车，也张不了口，满大街转悠。她住在省总工会花钱开的宾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着钱，干赔住宿钱和吃饭钱，自己在干些什么事啊，“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天亮了，她继续坐车，看到一个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房子，想着这样的地方一定有钱。她进门，对方一看，你是张桂梅老师不是?三个月前听你的报告。那时她刚被评为十大女杰，学习的标语还没有撤下，转头就变成乞丐了，“有个地洞钻进去算了”。她说明来历后，对方批了一个五千的条，说给孤儿院，办学校不管。

后来她有经验了，不去单位找难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着人问，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有个孤儿院，我想办个学校。人家说，好手好脚不干活，戴个眼镜出来骗人。姐姐听说了，也说她：你的脸皮真厚啊，这是人做的事吗?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样。

那5年里，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难堪，她还要面对身体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肺，怕身体完全垮掉，她没有选择化疗，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缘”来的钱远远不够。

转机在20__年出现。“最最直接的，我不回避，就是张老师干到xx大代表了”，这个曾经坚定的反对者杨文华，看着张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华坪通天了”，各级的压力就来了，女高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xx大新闻播出那天，王秀丽收到了张桂梅的回复，只有一句简短的“谢谢”。后来见面，王秀丽就说她，你还挺傲娇的呢。但她知道，张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张桂梅有一次打电话给王秀丽，在电话里一直哭，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死掉了。王秀丽赶紧去找她，半个小时后到了，张桂梅还在哭，也不说为什么。那天，王秀丽没去上班，就陪在她身边，静静地听她哭完。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贫困是一种隐私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的父亲是对面一所高中的男孩，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