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臭的成因(热门十篇)

农民增收困难：现状、成因、措施

近年来，各级政府为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快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业品种结构的调整，但农民收入总体上增长还是比较缓慢，甚至还有下滑的趋势。最近，我们结合本地的实际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一些探索性的粗浅建议。

一、农民收入的现状分析

现阶段，农民收入现状可概括为：种植农作物的主业收入比例逐步缩小，养殖业等副业收入徘徊不前，农民外出打工就业的非农业收入已成为主要来源，且比例日渐增大。农民收入总体上比较低，非农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以纯农户为主的农村低收入群体正不断壮大。

首先，以种植农作物为主取得的收入曾一度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农业资源和传统农产品的约束，绝大多数农民种植的作物仍是附加值低的大宗农产品，成本的居高不下，价格不断走低，时有“增产而不增收”的现象出现，根据我们调查测算，正常年景下，种植一亩地小麦、水稻（一年两季）成本高达520.9 元（不含人工），其中：种子成本小麦20元，水稻18元，合计38元，化肥成本小麦46元，水稻70元，计116元，稻麦两季农药成本40元，机耕费每季40元，计80元，收割两季80元，排灌费30元，农膜等辅助农资20元，农业税及附加68.9元，基本水费及水资源费18元，组长工资等其它费用30元。水稻和小麦常产合计在750公斤左右（水稻500公斤，小麦250公斤），按平均粮价1元/公斤计算，亩均年收入在750元左右，如果除去自留口粮，农民从田里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稍有不慎便是“赔本买卖”，遇有荒年灾害，那自然“赔”多和“赔”少的问题。其次，农民养殖业等副业收入徘徊不前。就本地而言，养殖仅限于淡水养殖和猪鸡鸭鹅等家禽养殖。它是农村农业收入的补充，正如民间所说的“副业不赚钱，零钱聚整钱”。随着近年来种养结构的调整，政府扶持和科技投入，“副业”收入较以前有较大提高，一些养殖业如我镇的养鹅业已形成区域特色，但由于其科技要求高，受环境及市场因素的制约，其收入稳定性差，有些农户由于缺乏科学饲养，导致“血本无归”。如我镇的友好村余存杰农户，曾先后养殖过水产、猪等副业，并小具规模养猪已达XX年，高峰期存栏在100头以上，但缺乏科学饲养，加之市场因素使其负债已达10万元，开建村农民刘涛情况一样，养猪、养野鸡、水产等最终除了一间间破猪舍外，所得的只有10多万元的债务。因此除了部分取得了较高收入的养殖业户拉高了当地平均收入水平外，整体的养殖业农户收入不见长，出现徘徊局面。

第三，非农业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收入来源呈多元化格局已形成。根据我们对本镇好中差三个村的12户农民收入来源结构调查分析，种粮收入仅占人均总收入的14%左右，副业占16%左右，非农收入占70%（其中瓦木工收入51%妇女从事玩具加工12%，其它占7%），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已成趋势，“转移” 应成为农民增收的关键词，但是就目前来看，农民的文化素质和非农劳动技能的缺乏，就业面被限在一些手工体力工作和简单的操作等很小的范围内，还有受打零工及季工的制约 ，非农收入特别是打工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且工资性收入难以得到较快的增长。

综上分析，现阶段农民收入来源显多元化格局，但实际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农民就业对土地依存度依然较高，这就不难解读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滑趋势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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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法上访案件的成因及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要减少涉诉上访，解决涉诉上访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法院除了坚持党的领导，积极主动争取地方党政和人大的支持外，还需从以下方面狠下功夫。 第一，树立司法为民思想，确保公正司法。人民法院要坚持以重要思想统领法院工作，牢固确立正确的审判工作方向，坚持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大力加强法官的四项教育，即:“公正与效率”主题教育、“司法为民”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努力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休养；着力抓好“公正司法树形象”活动，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转变审判作风，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各项措施，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坚持公开审判、公正办案，努力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人大的支持，社会各界的理解，着力攻克执行难关，加大执行力度，提高案件的执结率；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塑造良好司法形象，提升司法公信度，增强司法权威。 第二，强化调解工作，加大诉讼调解力度。基层人民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的法官一定要增强调解意识，把调解作为减少涉诉上访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认真分析研究调解与裁判的关系，正确理解调解自愿原则和调解内容合法原则的基本内涵，积极探索调解工作新机制，变重判轻调为调判并重。加大调解力度，讲究调解艺术，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建立和完善激励调解工作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调解率，保证调解结案的案件占办结案件的60%以上。同时，要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工作的衔接机制，认真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责，与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地钝化矛盾，促进社会关系稳定，减少申诉、上访，也减轻法院执行的压力，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 第三，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坚持以案释法。宣传法律是法院的基本职责之一，要持之以恒地采取多种方法宣传法律，通过散发宣传材料、举办法律讲座、提司法建议、公开法律文书、公开审判等等，让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特别是要善于运用典型的案例宣传相关法律，对一些常用的法律，如民诉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刑法、婚姻法、合同法、担保法和处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例教育当事人，让当事人了解法院为什么这样判处，其法律依据是什么，从而明白自己的主张和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从中学到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遵守法律、按法办事的自觉性。 第四，加强对法官的培训，努力提高业务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对法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民法院要保证司法公正，必须不断提高法官的职业技能和业务水平。在当前，要着力抓好法官“四个方面”能力的提高。一是提高诉讼调解能力。积极探索调解方法和调解艺术，不断丰富和完善调解经验，提高诉讼调解率。二是提高驾驭庭审能力。加强学习、实践，多开观摩、示范庭，庭审中把握重心、明确焦点、查清事实、引导举证质证、大胆认证、掌握庭审节奏，提高开庭成功率。三是提高适用法律能力。法官必须加强法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搞清立法本意，正确适用法律，把案件办成铁案。四是提高法律文书写作能力。作为一名法官要写好法律文书，必须有较高的法律专业水平、写作基础知识水平以及必要的政治理论水平、综合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要有责任心。有的上访人员就因为法律文书中错字、表述不清而不服上访。法院必须加强对法官这方面能力的培训。 第五，明确责任，建立大信访格局。涉诉上访案件增多不仅影响法院形象、损害司法权威，而且牵扯法院精力，法院领导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加强向党委、人大的汇报，多与有关方面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坚决杜绝因工作处置不当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把解决涉诉信访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创新机制，长效管理。以立案庭为接处信访职能部门，建立接待、登记、处理等一系例规范的工作制度；一把手院长负总责，分管院长具体抓，建立信访工作责任机制，明确责任，分级管理、层层抓落实，在全院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建立信访工作考核激励机制，纳入岗位目标责任管理，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确保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信访率降到最低。 第六，完善信访法制建设。目前，调整信访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法院在处理信访时，也是参照《信访条例》执行。上访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是无限制、无制约的。由于法律不完善，导致对无理纠缠的当事人法院也往往束手无策，甚至只能息事宁人。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当事人以上访为手段进行要挟。因此，对上访的行为要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即使是有理上访的，也要按程序办事。对无理上访，扰乱、冲击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的，应当依法进行处理。

国税税收执法风险成因调研报告

随着依法治税工作的不断推进，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力和义务得到了进一步明确，纳税人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日渐加强，税务机关执法风险也在不断加大。而目前税务机关的执法现状着实不能让人乐观，因执法不当、执法过错或行政不作为等行为而引起的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以及导致国家税收损失而被追究刑事、行政责任或过错追究的案件时有发生。如何认识、规避、化解执法风险，趋利避害，提高执法水平，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各级税务机关必须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税收执法风险的类型分析

税收执法风险的存在与税收执法过程是否规范密不可分，根据其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税收执法风险分为以下三类：

（一）税收管理作为类风险

?是指在税收管理过程中由于执法主体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赋予的职责职能中应作为而未作为、未完全作为或作为了未赋予的职责职能范围以及作为不当的管理事务而形成的影响和后果。其主要表现在基础管理工作不到位，未依法保障或侵犯了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未完全执行征管工作流程、税务登记不准确、纳税人性质认定错误、一般纳税人资格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审核不严、减免税概念划分错误、“双定户”定额程序不全、政务公开不及时、税收政策宣传不到位、税款征收方式不统一、税率执行错误、一般纳税人进项抵扣审核不严、日常纳税辅导不细致造成纳税漏洞、纳税人只需履行备案手续的纳入了行政审批程序等行为都是其具体体现。

（二）税务行政诉讼类风险

是指税务执法主体因实施税务行政执法行为而引起的税务行政复议撤消、税务行政诉讼败诉、税务行政赔偿等后果和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税务执法案件对法律举证的有效性是当前执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一旦发生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败诉的概率就会很高。从败诉案件看，一是税收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程序违法主要是指违反法定方式或者是违反法定的具体要求。税务机关的日常具体行政行为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突出表现在：（1）无执法权的人参与执法，如工勤人员参与税务检查或税务稽查；（2）开展日常税务检查工作时，该出示税务检查证而没有出示，收集的证据资料纳税人未签署或者盖章；（3）应当告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而没有告知；（4）达到听证条件的，应当告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申请举办听证而没有告知；（5）所收集的证据来源不法定、手段不合法，证据应当在听证会进行质证而未进行质证；（6）违反法定程序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有的未经批准，擅自临时查封纳税人的物品、随意扣押纳税人的商品，有的未履行事前告知，未通知当事人到场等；（7）有的应经有关负责人批准的案件不经批准擅自作出稽查结论等等，最终导致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败诉；二是引用法律法规不准确，在《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处罚决定书》中定性和处理不是引用法律法规等高级次条文，而是引用内部文件、工作规程等低级次条文，且引用的条款不准确，适用性和针对性不强，导致定性模糊、征纳双方争议过大，从而败诉。

（三）税务司法渎职类风险

此类风险的界定应以《刑法》中关于税收渎职犯罪的相关条文和检察机关对税务渎职犯罪的立案标准为依据，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严格履行征管职责，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偷税骗税等犯罪活动不查不问，对群众的举报听之任之，不认真查处，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肆意进行偷逃骗税等犯罪活动；二是税务行政执法案件中由于地方保护、政府干预、怠于暴露问题等原因对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拖而不送受到刑法402条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追究；三是税务征管失职失误，造成不征、少征国家税款和国家税款重大损失触犯刑法第404条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以及第405条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这两种定罪额度标准低，10万元以上的税款损失即达到立案条件，在日常税务征管中稍有疏忽便极容易达到这个税款额度，形成不征、少征和税款流失的法律客观后果，另外对“徇私舞弊”这个前置条件司法解释涵盖范围非常广，且在目前司法实践掌握中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主观故意这个法律要件的“明知后果”情节在实际税收征管中更是难以把握和判定，不同的法官理解不同认定也不同，因此对于税务干部的执法风险同样极高。如果由于疏忽大意，严重不负责，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即使没有徇私舞弊的法律前提，仍有可能触犯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正是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司法渎职类的风险已成为税收执法中最应引起高度重视和需防患的一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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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涉法上访案件的客观成因及与对策

一、应当看到涉法上访在我国实现法治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涉法信访案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严重干扰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通过对我院直接受理的上、信访案件以及处理有关机关批转的信访督办案件进行分析，上访的原因有法院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存在个别法官违反审判纪律违法办案的情况；但相当一部分案件都是因为诉讼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当事人对于诉讼制度自身的误解，认为自己有理而败诉之后就四处上访。并且，在有关机关督办的涉访案件中，由于有关机关处分不当，使得法院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同时导致了上访案件的大量增加。          但是，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造成目前涉法上访案件剧增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由于我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刚刚确立的时期，由于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突大量地集中到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自身与法治社会的需要还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应有的地位与权威作用都尚未得到落实，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现象是正常的。          比如，法治社会的含义之一是法律在规范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利益冲突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法律自身的完善尤其是法律在社会中的实施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机关，其自身如何才能够公平、公正地通过对案件的裁决规范社会的秩序、调整社会的利益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司法机关自身是为了解决各种社会组成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存在的；但是，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发挥出保护权利的应有作用，或者说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呢？司法机关只有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够发挥出其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作用。笔者认为，权利存在的主体的抗争与觉醒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因为，只有权利的抗争与觉醒才能够避免国家机关在改革中避门造车，使得国家逐步地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与进步，才能够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找到能够尽可能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方向。但是，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司法机关与社会的要求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我国的司法权作为一种独立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权力刚刚产生二十多年的时间，现在，尚处于探索什么样的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如何才能够适应维护中国的公平正义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而现在涉法上访、信访案件的增多，正是说明了权利已经觉醒，司法机关与权利已经觉醒了的社会需要尚不适应，为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提供了原动力；因此，社会以及司法机关自身认真对待与研究上访的原因并找到相关的对策，才能够为建立起能够维护中国公平正义的司法机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探索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司法机关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内，涉法上访事件的增多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我们认为，涉法案件剧增有影响人民法院正常工作、司法机关的权威等消极的影响；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大量的涉法上访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它对于认清我国的国情、从而构建起适合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司法机构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现阶段，造成涉法上访过多的客观原因          首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必然地引起中西诉讼文化观念上的冲突。西方的近、现代司法体制是构建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的表现之一就是相对于复杂的社会而言，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同时，法官是由人而非神构成的。因此，在社会无法寻找到客观的、统一的公正标准时，设置司法机关的目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以司法这样一个层面上的公正代替社会公正，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处于稳定之中。这种诉讼文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在于：在社会主体之间权利的冲突中，司法机关的裁决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为裁决是司法机关作出的。在这样的诉讼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权威作用，当事人与社会公众既便是认为法官作出的生效裁决不公，也能够会自觉地服判。而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之中，清官的思想占有主导的地位。一方面，清官往往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情操，值得现在我国的法官们学习；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清官虽然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清官是经过了文学加工而创造；在创造清官的过程中，歌颂清官崇高的道德情操的同时，往往还会对于清官的智慧无限地拨高，乃至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比如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包公，在人们的观念之中已经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诸葛亮，近妖而非人了。而现实中的法官是很难做到如被妖化了的清官那样对于每一个案件都能够明察秋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的司法体制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诉讼规则下的公正而非象清官那样做到每一个案件都做到绝对的公正。清官的诉讼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清官作出的裁判，就应当是公正的。受这种诉讼文化的影响，当事人是以清官的标准衡量现实中的法官的，一旦当事人认为生效的裁决不公平的时候，往往很难服判、息诉。这是产生大量涉法上访的诉讼文化方面的原因。          同时，由于在制度设计上，我国与西方国家司法机关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不同的是，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地位尚未树立起来，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终局性尚未落实。这也是导致了大量的上访、信访案件的出现的原因。近代西方社会的司法体制是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因此司法机关自身具有独立的权力；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的裁决不服，只能按照司法程序、由司法机关自身予以解决。而我国宪法之中虽然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司法机关的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尚未落到实处。固然，党委、人大应当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领导与监督；但是，党委、人大对法院的领导与监督应当通过组织领导、审判政策领导以及审判纪律监督，而不应当以对个案进行干预的方式予以监

督。而目前的情况时：一遇有上访，各种机关为了社会的稳定或者其他的原因，对于个案直接进行干预。由于其他机关并没有参与案件的审理，不知道案件的具体情况，仅仅根据上访者的一面之词进行判断、处理；并且，由于其他机关自身对于司法权力运作的方式并不了解，因此在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时候，很可能作出错误地处理。这样，就会使得上访者将其他机关的批示当作尚方宝剑向法院施加压力，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能公正地解决上访人所反映的问题，破坏人民法院的权威。同时，由于其他机关不当的处理，造成了一种只要上访，当事人就会获得利益，尽管这样的利益未必就是公正的、合法的。这种现象的存在，无疑等于鼓励和纵容人们通过上访而非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自身的问题，使得涉法上访的现象越来越多。          再次，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两元司法体制，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共同作为我国的司法机关，都具有维护司法权威的义务与责任。我们认为，司法机关的权威作用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实质上看，司法的权威应当具有公正性；二是，从形式上看，司法的权威应当表现为裁决的稳定性。因此，司法的权威应当是公正性与稳定性的统一。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构成我国的司法体系，在强调司法的权威、司法的终局性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出其在维护司法裁决的公正性与稳定性中的地位与作用。由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一样，都是以法律为职业的机关；因此，由检察机关对于人民法院裁决进行法律监督相对于其他的机关而言，更能够维护司法的权威。因此，在我国实行两元司法的宪政框架之内，实行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含义是：一是，检察机关对于生效的裁决认为是错误的，应当以有限次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以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公正性；其次，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是裁决是正确的，即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一旦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认为不符合抗诉的条件，就应当视为终局性的裁决，除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方式外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以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稳定性。但是目前，受我国传统上仅仅注重司法的公正性而忽略了司法的稳定性这种观念的影响，在发挥维护司法机关权威的作用时，检察机关的作用仅仅体现在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决是错误时以抗诉的形式进行法律监督。因此，即便是经过了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是正确的裁决时，当事人通过仍然通过上访可以推翻审判机关的生效裁决。因此，即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稳定性方面尚未发挥出其应当具有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导致涉法上访案件培养多的一个客观原因。          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涉法上访的对策          综上，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作用，从主观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从而培养起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法官队伍，坚决杜绝因少数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而对于整个法官队伍造成的消极影响。但同时，由于造成目前的大量的涉法上访还具有相当多的客观因素，而这些客观因素仅仅凭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能做到的。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涉法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当加强司法权运作方式的普及。随着法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强，为了普及法律知识，我国进行了几次普法活动。但在普法活动中，过多地注重于法律知识条文的宣传，而忽略了法律只有经过司法程序才能够变成社会存在。关于法律的特性，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指出，法律的本质是一体两面，法律的理论性与实务性是不可偏废的。法律的理论性指的是法律应当符合正义的标准的，即实体上的正义性；而法律的务实性正是通过司法程序而表现出来的；只有经过司法程序之后，法律才会具体到社会存在中去，司法程序往往相对于法律而言具有了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今后的普法教育中，应当加强司法权运作方式的宣传教育，人们在知道司法权力是如何运作之后，就会更多地了解自己败诉的原因，从而增强人们服判息诉的观念。          其次，根据现阶段的社会形势，应当加强执政党对于司法机关的领导；但我们认为，执政党对于司法机关的领导还应当与提高执政党的能力相适应。根据司法机关自身的特点与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地位与作用方面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即是增强我党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实现我党将我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的具体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各级党委对司法机关的领导，首先应当体现在组织领导上，确保对党、对人民忠诚的人们进入法院领导岗位与审判岗位；其次，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势，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政策的领导，以实现司法机关在实现党的总体目标中的地位与作用；再次，应当加强对于法官队伍执行法官职业道德进行监督，防止因为个别法官的不当言行危及到整个司法的权威。但是，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不应当对于个案进行干预，以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的权威作用。因为，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作用不仅是实现社会的相对公正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执政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作用的需要。          再次，应当充分发挥出检察机关在维护司法权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地履行职责，及时发现检察机关认为裁决不公的案件，以法律监督的形式维护司法机关裁决的公正性；二是，司法机关解决社会纠纷终局性的地位应当得到体现，即当事人对于生效裁决不服的，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或者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从而维护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应当具有的地位与权威。并且，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决时的救济渠道作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规定；并且，根据我国两元司法体制的特色，在三大诉讼法中还特别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生效裁决不服，由检察机关以抗诉的方式予以救济的特殊规定。因此，当事人寻求自身的权利，只能按照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以法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机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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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现状、成因及措施

--以文成县为例

文成县总人口37万，下辖33个乡镇，总面积1293平方公里，其中人均耕地面积0.41亩。1986年列为国家重点贫困县，1997年全县基本脱贫，XX年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30个乡镇，人口27万。XX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亿元，财政收入1.46亿元，尚属欠发达地区。

经济决定金融，欠发达的文成县决定了其辖区金融机构的数量不多、规模不大、经营状况一般等。全县有农发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保险公司、寿险公司、太平洋财险、寿险公司、中华联合五家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一家证券公司分理处等金融机构。XX年，全县存款余额26.8亿元，贷款余额12.3亿元；保险收入0.4亿元，理赔支出0.1亿元；证券交易额2.02亿元。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有所弱化

1、县域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弱化的主要表现

从经济结构和贷款结构分析（列表一）：1999-XX年，文成县工业总产值每年稳定增长，年均增长速度为13.2%,而同期文成县金融机构工业贷款从1999年末的7533万元下跌至XX年末的2560万元，呈逐年递减趋势，年均减少速度高达22.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3%，同期农业贷款的年均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幅度，但波动幅度也大，农业贷款大幅减少或相对增加少的年份里，农业总产值就相应降低。

列表一

经济结构和贷款结构及其增长幅度变化表

单位：万元

内容日期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增长（或减少）幅度工业贷款工业贷款增长（或减少）幅度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增长（或减少）幅度农业贷款农业贷款增长（若减少）幅度

1999年53883/7533/37666/11835/

XX年6050112.3%4637-38.4%37409-0.1%8081-31.7%

XX年6939814.7%3429-26.1%408229.1%1234252.7%

XX年746667.6%2517-26.6%38893-4.7%1830848.3%

XX年8820918.1%25601.7%407364.7%3011864.5%

年平均增长速度/13.2%/-22.4%/2.3%/33.5%

从存贷款增长速度及存贷比变化趋势分析（列表二）：1999--XX年，文成县金融机构存款的增长速度与贷款的增长速度是极其不相称的，存贷款虽然都在同步增长，但二者的增长速度相差一倍以上，存款年平均增长率为29.6%，同期贷款年平均增长率为12.6%。金融机构存贷比也从1999年末的80.3%下跌至XX年末的46%，呈逐年下降趋势。

列表二：

存款、贷款及存贷比增减变化表

单位：万元

内容日期各项存款各项存款增长幅度各项贷款各项贷款增长幅度存贷比

1999年96051/77095/80.3%

XX年11279517.4%80204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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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违法建筑成因与对策调研报告

近几年来，我市人民法院受理的违法建设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每年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给法院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此市法院对XX年至2012年期间所受理的违法建设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作了一次细致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就我市违法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以便更好地开展对该类案件的执行工作。

一、违法建设行政非

诉执行案件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1、临海市国土局申请执行的案件

XX年112件，XX年23件，XX年63件，2012年前4个月收35件，以上共收案233件，已经执结190件，未结43件。

2、临海市建设规划局申请执行的案件

XX年154件，XX年99件，XX年197件，2012年前4个月42件，以上共收案492件，已经执结449件，未结43件。

3、XX年至2012年期间所收取各类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共1232件，其中违法建设就有725件，占各类非诉执行案件的近6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1）我市违法建设量大，涉及面较广，不但城区存在，城乡结合部以及农村都同样的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我市提出的建设人居佳市极不相称。

（2）目前，对违法建设的管理主要依靠市国土局与建设规划局的两支执法大队，镇政府对辖区违法建设根本未履行其法定职责，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管理需要，无法达到管理之目的，极易造成被动管理、被动执行。

（3）违法建设带来的执行难。违法建设拆除一般来说损失都比较大，被执行人情绪对立，且此类案件一般都不只是一户而是几户甚至几十户，很容易引发暴力抗法，也极易造成群体性上访。

（4）执行违法建设成本高。一般对违法建设拆除的执行，都必须提前制定执行方案，涉及部门广、人员多、花费成本高。如今年3月份，因市建设规划局申请我院对涌泉镇后泾村12户影响市重点水利工程的违法建设进行强制拆除。当时，由涌泉镇牵头，联动城建、土管、水利、交通、电力、公安等部门，召集约400多人，并租用挖掘机两台，最后彻底拆除房屋21间，建筑面积917.74㎡，可谓是兴师动众。如果不这样就很难进行强制拆除。

（5）对扩建、改造、增高部分的“切蛋糕式”的拆除处罚，一是合法性审查难以把握，二是实际执行无法操作，对混凝土结构的违法建设部分难以切割。

（6）强制拆除时，两局执行大队“榔头式”拆除时间长，及易引发现场矛盾的冲突，也已根本不适应目前拆除违法建设的需要。

（7）处于临街、临路，具备商业经营地块的原工业厂房，经营户易将其改建为商业用房，申请法院拆除时，往往已开展经营，执行较难，目前此类案件呈上升之势。

二、产生违法建设的原因

1、规划滞后或规划调整过于频繁，有的甚至没有规划，极易给群众建房造成违反规划。规划滞后主要原因有村两委内部矛盾、村集体经济薄弱、镇（街道）及规划管理部门服务意识不强，导致村庄规划得不到及时修编。规划调整过于频繁主要是位于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的村庄因城市建设不断扩张，严格限制村民建房，调整区块规划，政府所作的所谓“规划圈”限制了群众建房的审批，让符合建房条件的群众无法得到审批，群众建房愿望得不到实现。

2、群众建房审批流程不畅，手续过繁，审批条件不清，造成审批难。如村民申请宅基地建房，在本村有有效规划图的前提下，先到村里申请，再到镇政府，再到规划部门，再到国土所，再到国土局，又回到规划部门，建房动工前又要向镇城建办申请放样，只有通过这些“关卡”才算是合法建设，让群众产生“畏惧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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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困生错题成因分析及解决对策研究课题开题报告

一、课题的背景及意义：

（一）、课题背景1：我们学校地处天河区最北面，在白云区、萝岗区交界处，是一所典型城乡结合部学校，每次学生数学的测验及考试成绩都不理想，而且很大部分的题目失分都是在计算部分，如何提高“数与代数”这一部分学困生的学习成绩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本课题立足于学生在一至六年级“数与代数”的错题的诊断和解决，以帮助学生在“数与代数”这方面摆脱困境，从而提高成绩，提高学生困生学习的兴趣，因而极具实用性。

（二）、课题的意义1：通过提取一至六年级学困生“数与代数”这方面的作业，练习、测验或考试中出现的错误，从学生学习习惯，学习心理，认知结构等方面进行诊断及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对这方面的学困生进行针对性的辅导，从而及时清除其学习上台阶障碍，使其后续的学习得以顺利的开展。

课题的意义2：一直以来数学教学的成绩困绕着我们数学教师的心，我们行政及教师也从不同角度分别找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都未能很好提高数学成绩，因此此课题很好地从学生计算题方面进行研究，从最简单的式题做起，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信心，促进学生成绩的真正提高具有现实意义。

课题的意义3：也许我校地处偏僻，一直以来没有得到上级部门足够的重视，单靠学校自身的力量教师很难开展理论研究，如何结合实践开展理论的研究，提高教师的素质也是们的共同愿望。近一两年来很荣幸得到教研室的帮助，在第二次课题的申报中得到审批，希望在教研室教研员及专家的帮助下，我们的老师在这次的课题研究中整体素质有所提升。

二、研究的依据及内容

（一）研究依据：

1、课题提出的现实依据

由于居民文化素质以及家长对子女教育辅导能力的差距，形成我校生源素质及学生学习状况有极大的差异，学校如何在教育教学质量上提高、谋出路是我们农村学校要走的一条必经之路，现在学生连基本的计算能力都提高不了，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连老师也失去了教的兴趣，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从而产生了大量“数与代数”这方面知识的学困生，严重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2、课题提出的理论依据

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坚持培养人的质量规格，保证教学大纲要求的实现。

素质教育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就是要面向全体学生，而面向全体学生体现了我国普遍实施义务教育的精神，不容许放弃对“学困生”的教育、帮助，而教师要对“学困生”进行总结并寻找解决的办法，从而让“学困生”得到发展。

全纳教育主张人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不仅要有平等的入学机会，而且学校要能做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而“数与代数”错题收集、分析及解决对策的研究成果会对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相信有用。

（二）、研究的内容

1、小学“数与代数”学困生错题成因的研究

通过“数与代数”学困生自行分析到教师综合分析的过程，从心理因素、环境因素，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等方面研究，同时可以初步研究对象个案进行分类。

2、小学“数与代数”错题解决对策的研究

通过“数与代数”学困生尝试自行解决到教师帮助解决的过程，引导学困生重建知识体系，提高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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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劳动争议纠纷的成因、对策及法律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和发展，国家经济体制结构已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性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元性转型，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劳动关系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特点由行政性特点转变为利益化、市场化的特点。在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转换、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大量生长、外来劳动力交叉流转等诸多因素影响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利益冲突不断升级，矛盾愈加激烈，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呈持续上升趋势，劳动者以群体性上访、自杀威胁甚至暴力追讨工资报酬的严重事件频频发生，从而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劳动争议纠纷已成为政府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历届的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中，也是代表们对此提案数量最多之一。本文将对近年来我院及区、市、省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审理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归纳总结近年来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类型和特点，剖析成因，研究对策，探讨相关法律问题，从而为政府和司法部门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提供有益的帮助，为今后完善劳动立法、执法机制提供法律建议。     一、 关于当前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的成因     1、引发纠纷的主要类型     （1）事实劳动关系争议纠纷案件。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必须是书面合同，这既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有益形式，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是劳动关系稳定、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然而事实劳动关系在实际用工中却大量存在，尤其在民营、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中较为突出，纠纷较多。     （2）用人单位拖欠、扣发劳动者的薪金、欠缴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统筹金纠纷案件。用人单位为追求自身利益，无视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随意拖欠、扣发劳动者的报酬，甚至欠缴劳动者社会保险统筹金。根据有关资料反映，XX年度我市8个企业主管管理局下属的企业和部分区属企业有26000多人被拖欠工资4000多万元①。     （3）劳动合同内容争议纠纷案件。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除采用劳动部门提供的标准范本外，还经常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附件内容在权利、义务上违法现象较为严重，尤其是乡镇企业和城镇私营企业中更为突出，如一边倒合同、生死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等②。     （4）劳动者辞职引发的巨额赔偿及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件。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人才流动性增大。劳动者在“跳槽”后，有的人将原用人单位的经营信息资料、客户资源资料以及有关技术秘密用于新的用人单位，从而引发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有的人因与原用人单位签订了巨额违约金条款，从而引发巨额赔偿纠纷。     （5）国有或集体企业改革引发纠纷案件。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全面推进，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引发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纠纷、经济补偿金纠纷，在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引发雇员纠纷、竞争上岗纠纷、岗位变动纠纷、收入分配变动纠纷。     2、争议纠纷的主要特征     （1）劳动争议纠纷的数量和升幅日趋增大。根据劳动仲裁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XX年受理劳动争议纠纷案113件，涉及劳动者212人，比XX年分别增长了94.8%、241.9%。根据我院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统计资料反映，在XX年受理劳动争议案81件，涉及劳动者81人，与XX年相比，均增长了125%。     （2）劳动争议的主体和内容复杂化。多种经济结构形式使得用工主体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就业格局呈现多元化，造成劳动关系多样性，劳动争议涉及的主体日益广泛，争议内容不仅包括合同履行期间的权利义务，还包括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所产生的附随义务，不仅包括常见的工资报酬、社会福利待遇纠纷，也包括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中出现的特殊纠纷，劳资纠纷的内容日趋复杂。     （3）劳动争议纠纷的社会性特点日益显露。在当前，劳动报酬、保险福利、经济补偿金等内容的纠纷占劳动争议纠纷总量的50%以上，劳资双方的利益矛盾成为纠纷的主要焦点，尤其是我国正在进行的企业改革所引发的劳动关系剧烈变动和冲突，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生存权，是社会敏感问题，具有极强的社会性。     3、劳动争议形成的原因分析     （1）劳动关系利益化。这是劳动争议纠纷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市场经济作用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劳动者则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实现，这势必使劳资双方在利益方面构成了矛盾性，形成了利益冲突，一些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重视职工的合法权益，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现象十分突出，造成了劳动关系的不稳定、不和谐，并且这种利益将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而有增多和深化的趋势，劳动争议纠纷将在一段时间内急速暴发增长。 （2）企业的不规范管理。这是劳动争议纠纷形成的主要原因。体现在：①企业制度的不规范。企业没有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内部规章制度，造成企业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管理者的随意性和无序性，规章制度的违法性，直接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导致争议纠纷的产生。②劳动合同管理的不规范。劳动合同是规范劳动用工关系、明确劳资双方责权利的关键，一些企业法律观念淡薄或不愿遵守法律，采用不签订、拖延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或者采用签订“霸王合同、生死合同”等，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利益，致纠纷不断产生。③企业改革的不规范操作。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改组、改制工作全面推进过程中，一些企业不能严格执行法律和政策，操作不规范，宣传不到位，不断引发集体上访，有的企业甚至以资产变现难为由，采取拖延赖帐的办法，扣发补偿金或安置费。 （3）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我国劳动力市场处于供过求的局面，劳动关系力量对比明显不平衡，造成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企业不用担心劳力资源的枯竭，往往轻视或者损害劳动者权益，而劳动者尤其是外来劳动力，维权意识不强，仍抱有陈旧的就业思维定式，为了自己的就业岗位，采用

以“尊严换就业”的方式，对企业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忍辱负重，迫使自己放弃权益。     （4）劳动保障部门的行政监管职能薄弱。劳动监察是政府运用行政职权对劳动关系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立法的原因，劳动保障部门的行政执法权力相对软弱，强制性手段有限，在执法过程中与其他行政部门的配合不协调，造成对企业的惩处力度不够有力，加之自身在经费、设备和人员的不足，削弱了执法力量，致使对违规企业失去有效的监督。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担心因严格执法管理影响区域的投资环境，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往往采取过多的干预政策，致使劳动保障部门执法查处力度大打折扣，对企业的威慑力不大，企业违法现象依然照旧。     （5）工会组织的监督力量不足。工会组织是劳动者的利益代表，具有与企业进行内部协调的职能。政府设置的工会机构仅仅是进行宏观管理，真正参与劳动者的维权活动较少。在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织，由于没有完整的机构，没有足够的经费，没有足够的人员，甚至工会领导人都是由企业指派，使工会组织形同虚设，劳动者对工会的信任度下降，导致大量的劳动关系矛盾在企业内部得不到调解，最终引发劳动争议纠纷。在非公有制企业，尤其外资企业、新建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大多未建立工会组织，如我区珠江路科技一条街，林林立立数百家电脑商家，工会组织难予以寻觅，劳动者的救济途径只能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进行解决。     （6）劳动立法不完善。我国劳动法总共13章107条，大多是原则和纲领性条款，对相关术语未能定义，对事实劳动关系、违约赔偿等缺乏规范，相关法律责任在立法时存有遗漏，配套的法规不健全，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劳动保障部门颁布的规章、政策存有冲突或矛盾，致使一些企业钻了法律和政策的空子，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处理劳动争议纠纷的对策     劳动争议纠纷是劳动关系不协调、不稳定所致。劳动争议的多发，不仅是经济体制转变所带来的必然现象，而且也是劳动关系主体在社会文明进步发展史中利益对抗的必然结果。在我国已加入wto组织，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入改革，国有企业结构调整、改组、改制全面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对现有劳动关系的冲击等形势下，劳动关系的协调和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关系到社会经济持续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秩序安全稳定。因此，如何调整好当前的劳动关系，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纠纷，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和劳动者以及立法机构都应共同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政府方面     1、应强化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     政府虽不能对劳资纠纷直接进行干预，但对劳动关系具有指导和调整的功能。政府应以重要思想作为指导，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在努力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的同时，积极调查研究，培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劳动关系，出台符合时代特征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支持政府职能部门正确行使监督检查职权，协调劳动保障部门与各经济主管部门、工商、税务、财政、工会的配合。 2、强化劳动保障部门行政监察手段，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劳动保障部门应严格履行监督检查职能，积极开展行政执法监察工作，及时纠正和处理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通过深入企业进行日常巡查，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和内部规章制度，通过专项活动检查，如对利益冲突较为集中的用工行为、拖欠工资行为、欠缴社会保险金行为、强制加班行为等进行检查，杜绝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制止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行为。 3、强化工会组织作用，及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工会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组织，是劳动者的代言人。在《劳动法》和《工会法》中，均赋予了工会组织的职权。一方面，工会组织应加强参与性，不仅要对劳资双方的合同履行进行监督，而且还要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谈判和协商机制，对企业处理职工的行为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通过工会与企业之间自主协商，促使劳资双方预防和调解劳动争议，从而减轻劳动保障部门的压力，避免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工会机关积极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工会组织，尤其是加强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工会组织建设，对个体经济组织的雇员应由地方工会组织进行统一管理，并积极参与劳动行政执法，承担劳动争议仲裁职能，并建立长期的咨询服务机构，促使劳动者知法、守法，学会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 在劳动保障部门中内设预警机构，建立与信访部门、公安部门、劳动保障部门以及工会、法院的信息网络系统，将劳动争议处理工作重心放在事前和事中，增强主动性，开展前瞻性和预警工作，通过及时了解当前劳动争议纠纷的新特点，预测发展趋势，研究对应策略，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参考。在预警机制中，明确信息成员单位之间预防处理原则，做到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监控、预防、报告制度，对事件隐患进行排查和调处，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努力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控制、果断解决，从而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效率，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5、加强劳动法宣传力度，提高劳资双方的法律意识     政府、工会、及劳动保障部门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劳动法》及配套规章。一方面，采取就业或上岗前劳动法规培训、印发劳动法小册子、举办《劳动法》宣传周，在员工聚集地定期设点咨询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大力宣传《劳动法》，鼓励、支持员工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胆投诉举报企业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强化对企业经营者的劳动法规宣传教育，特别是针对非公有制企业中漠视劳动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普遍存在的现象，要加大力度进行劳动合同的宣传教育，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守法意识，自觉依法经营。 （二）企业方面     1、强化劳动合同管理，规范劳动用工行为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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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津市流浪动物成因调查报告

在城市中，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宠物被遗弃，它们游走于居民区、公园、路边、垃圾场……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天津保护豢养小动物协会近日发布的一组抽样调查数据称，目前，本市流浪猫狗总数已超过200万只。

由此，一系列关乎生态环境、人身安全等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随之产生，比如流浪动物携带病菌、影响市容、有攻击性……如今，这种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管理势在必行。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同区域、不同街道对待流浪动物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或科学救助、或一棒毙命、或任其发展。那么，要避免此类城市之患，流浪动物到底该何去何从?

[调查] 本市大概有多少流浪猫狗?

机构推算：或超200万只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流浪动物，但是，天津市到底有多少流浪动物，其实大家并不清楚。”天津保护豢养小动物协会会长周冰对记者说，为了解流浪动物的生存状况和群体规模，今年初，他们组织了20多名志愿者，历时两个多月，采取抽样统计和估算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市流浪动物总数进行了一次摸底。

据了解，调查人员首先抽取河北区作为样本，蹲点统计流浪猫狗较密集的地带，经核算，该区约有流浪狗12万只。“按这一数字估算红桥、南开、河东、河西这四区每区平均约有10万到12万只流浪狗，而由于和平区商业设施较多，流浪狗数量约在6万只。”周冰说，初步统计市内六区流浪狗在66万只左右。

“除了市内六区，环城四区、远郊区县、滨海新区的流浪动物总量也不在少数，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这里很多平房拆迁，由于原住户迁入楼房，大批原本承担着看家护院职责的狗被遗弃。”周冰介绍，通过调查，这些区域至少有85万只流浪狗，这样一来，全市流浪狗总量超过150万只。而据测算，猫总量是狗的三分之一，因此，流浪猫总数约有50万只。累计推算，全市流浪猫狗总数可能超过200万只。

对于这一数字的准确性，天津农学院动物科学系繁殖科教授马文芝告诉记者，一对流浪猫狗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一般出生1年后便具备生育能力，平均每年的繁殖率是一到两胎，每年2到8只左右。“以目前本市超过200万只的流浪猫狗为基数，按狗、猫3比1的比例，公母平均分布来算，除去动物疾病、死亡、无配偶机会等将近50%的概率，从理论上讲，年新增流浪动物幼崽至少在100万只左右。”马文芝说。

[分析] 哪儿来的这么多流浪猫狗?

多数“流浪儿”因人为丢弃

那么，如此多的流浪动物来自哪里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流浪动物其实多数都曾是家养宠物，之所以成了“流浪儿”，除了宠物自己走失，更多的还要归结于人为因素。

“有养宠的家庭、工厂搬迁，主人可能不想带走它们，也可能迁入的新环境不适宜养小动物，就遗弃了。还有的人想更换新品种，或是最初养宠只是一时的兴趣，后来发现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不想再继续承担这份责任了。”天津保护豢养小动物协会副会长谢怡介绍说，还有的情况是宠物生病难以医治，主人就放弃了，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当然也有因为经济条件受限，饲养者不得不忍痛割爱。

不仅如此，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由于有些人习惯散养宠物，这就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这些人抓宠物去贩卖，如果没售出，往往将其遗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流浪动物数量增加。此外，无序繁殖也直接导致流浪动物规模进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在流浪猫狗泛滥的背景下，本市各区域、街道相继出招应对。不过，记者走访发现，这其中的“招法”却不尽相同。

救助组织：为流浪动物绝育

目前，本市流浪动物救助组织和社会救助团体都坚持推行给流浪动物绝育的科学救助方法。在他们看来，除了增强养宠人士对宠物的责任意识，控制流浪动物数量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绝育，而且绝育后的动物不仅患病几率减少，性情也更温顺。

“我们从XX年开始从事流浪猫狗保护和科学救助工作，关于救助流程，一般是由流浪动物第一救助人将动物送到协会，或者由专业人员到现场将其带回，然后进行体检、隔离观察、驱虫、打疫苗、绝育。”周冰说，今年初，他们还成立了救助流浪动物公益基金，基金来自宠物爱心机构和爱心人士的捐款，主要用于为流浪动物绝育。针对绝育后的动物，协会还定期举行“小保救助日”和“天津爱宠日”公益活动，为它们找新主人。“我们提倡以领养、助养的方式替代购买。”周冰告诉记者，8年来，他们已经救助了上万条流浪猫狗。

给你提醒

家门口喂流浪动物惹争议

你行善举也得顾他人

在倡议建立动物保护法规的呼声中，记者注意到，不少志愿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自家门口或小区固定地点喂养流浪动物其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支持者称：“流浪猫狗需要被关爱，投食喂水这种善举值得提倡。”而反对者说：“定点儿喂养会导致流浪猫狗成群，对小区环境构成危害”、“如果流浪猫狗伤人，谁来负责?”

其实，早在去年，在自家小区喂养流浪猫的北京市民乔女士就因这只猫抓伤邻居肖女士而吃了官司。事发当天，肖女士未拴狗链遛狗时，家狗与流浪猫展开大战，肖女士在护狗过程中用脚踹猫，并被猫抓伤。随即，肖女士向喂养这只流浪猫的乔女士提出索赔，遭拒后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乔女士赔偿肖女士医药费和交通费共计900多元。

“这个案例中，法院虽然明确了喂食流浪动物并不构成对动物的饲养或管理，但同时给爱心人士作出了法律风险警示，那就是献爱心要考虑是否会影响他人，是否会对公共环境造成潜在风险。”周冰建议，爱心人士可以考虑将流浪动物送到附近救助组织，帮助其找领养家庭，或每月支付300元左右资金进行助养。

相关链接

国外如何安置流浪动物?

国际救助方法：“抓捕—绝育—放归”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际上目前最有效的救助方法是“抓捕—绝育—放归”。具体来说，救助人发现流浪猫狗，可以先观察它们是否让人接近，然后尝试给它送食物，引诱其上前，待逐渐接近后，把它们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笼子。如果流浪动物警惕性较高，可以联系动物救助组织，用专业工具抓捕。接着，把动物送至宠物医院体检、接受绝育。最后，为它们寻找领养主人或放归至安全的环境中。

给宠物植入芯片

西方国家的猫狗在出售时，会被植入记录购买者资料、价格低廉的芯片。芯片植入接受动物保护协会或有关监管机关监督。一旦猫狗被遗弃，只需扫描该芯片，便可查询到主人，而主人会因遗弃动物遭受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国外还有很多流浪动物收容站，专门从事流浪动物清洁、驱虫、免疫注射、做绝育手术、寻找领养。

美国和加拿大

流浪动物由民间救助组织负责收留。两国均有全国性的民间救助动物组织，经费来自政府资助和民间捐款。美国和加拿大约有7000个动物之家，每年收留1500余只流浪猫狗，其中约4%的流浪猫和16%的流浪狗能和主人重新团聚。

英国

历史悠久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设有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员，在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多个分支机构。其中，监察员负责接受虐待动物投诉和调查，同时收容生病、受伤的动物。在英国，虐待动物的人将禁止饲养任何动物，而遗弃宠物将被判虐待罪。

公安机关提示：不得随意弃养犬只

事实上，对于流浪动物的治理，天津公安机关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通过日常摸查，加大对街道、里巷、社区巡查力度。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告知养犬者不得随意弃养犬只，所养犬死亡、丢失的，养犬人应当自所养犬死亡、丢失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且针对违规养犬问题，执法人员按照《天津市养犬管理条例》，重点纠正遛犬不牵领、重点管理区饲养大型烈性犬问题。

民事案件多次开庭审理的成因与对策

开庭审理，是一审民事案件（含经济纠纷案件）必经程序，也是整个民事诉讼中一个最基本的、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审查核实证据，分清是非责任，正确适用法律，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最后作出公正的裁判。通过开庭审理，对于贯彻民事诉讼法的各项基本原则，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法官的责任心，保证正确处理及裁判的顺利执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案件，开庭审理以多少次数为宜，民诉法没有作出限制性规定。由于每个案件情况各异，复杂多样，因此一个案件是一次开庭结案，还是二次甚至数次开庭结案，应当从实际出发，因案而异，具体案件具体对待。但是，对凡是能够一次开庭结案的，应尽量作一次开庭结案处理，以最低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诉讼效益。从当前审判实践中来看，有为数不少的案件不应该多次开庭审理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致使案件审理周期长、超审限、积案多、效率低下。本文试对多次开庭审理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并研究其对策。 一、多次开庭审理的原因 民事案件多次开庭审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定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因素构成。 1、法律规定可以延期开庭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2、法律赋于当事人的权利在开庭前没有行使的。根据民诉法规定，①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而坚持要求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的；②一方当事人要求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提出反诉，而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要求答辩或提供新的证据的；③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需要追加当事人的；④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或者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的。 3、因证据问题而多次开庭审理的。发现证据有问题，需要再次开庭的，主要有：一是当事人无限期举证。当事人庭前不举证或举证不能，庭审中由于证据不足，要求休庭补充证据；有的当事人采取“挤牙膏”式的方式，每次开庭都要求补充新的证据；还有的当事人举证无重点，庭审中大量举证，提供多个证人线索和有关材料，使当庭无法质证。二是当事人不提供证据原件，庭审时，一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证据的复印件有异议，要求与原件核对，而另一方当事人没带证据原件，需要重新开庭对原件进行核对和质证。三是怀疑证据的真实性，且当庭无法判断，需作现场勘验或司法鉴定，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必须对勘验的情况和结果以及鉴定结论重新开庭质证才能认定。四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取集证据，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无法认定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 4、因庭前准备不足而多次开庭审理的。审理前的准备是民诉法规定的法定程序，但有的法官片面强调“直接开庭”、“一步到庭”，而忽视庭前必要的准备而盲目开庭，主要表现在：①对诉讼文书的送达不符合法定要求的；②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手续是否齐全或授权是否明确未进行审查的；③没有认真审核诉讼材料，依当事人的申请没有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或者庭前能够调解解决而未进行调解的；④未能指导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诉讼，围绕自己的主张举证的；⑤对本案的诉讼主体有无漏列、错列现象审查不细，未能及时要求当事人更换、追加诉讼主体，或者依职权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的；⑥合议庭成员不了解案情，不明确自己在庭审中的职责与分工的；⑦疑难、复杂案件未进行庭前听证，或者召集双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帐目的；⑧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价格、质量、数量、结算方式、损害程度等分歧较大，需要委托有关专业技术部门作出审计、估价、鉴定或现场勘验而未采取的；⑨答辩期未届满而一方当事人尚未提出答辩意见并且不愿意放弃书面答辩的情况下强行开庭的；⑩盲目将所有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使很多案件在审限内不能结案，后不得不转入普通程序，而导致再次开庭的。 5、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偏低。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官受自身业务素质的影响，驾驭庭审能力还较弱，尚未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出现不少两庭、甚至多庭审理才能结案的情况，主要表现有：一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不大，对改革没有压力和紧迫感，庭审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一套上去，习惯于老规矩、老框框行事，开庭流于形式，走走过场；二是有的法官对案情不熟悉，不研究，案件中存在的多重法律关系认识不清，听任当事人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三是有的法官对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难点、疑点没有充分预见，不能围绕重点去引导当事人进行举证、辩证和质证，庭审中盲目性较大；四是有的法官当庭认证、说理上不充分，随意性大，缺乏分析、判断能力，导致庭审结束，当事人也搞不清那些证据被采纳，采信与否的理由是什么；五是有的法官驾驭庭审的心理素质欠佳，庭审中如遇到当事人在庭上纠缠时缺乏沉着、冷静，或者遇到突发事件时不知所措，反应不灵敏，处置不果断。 二、解决多次开庭审理的对策 民事案件出现多次开庭审理（法律规定以及必要的再次开庭除外）有悖于公正、高效原则，既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牵扯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增大了诉讼成本，人为地延长了办案周期。这既不利于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也不方便当事人的诉讼。这样长期下去人民群众是不会满意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以下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一）依法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赋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可以延期再次开庭审理的，是否准许，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情况作出决定。如果当事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有正当理由的，应再次开庭审理，以确保案件的质量，不能剥

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然，也要防止有的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造成反复开庭，重复劳动，拖延了办案时间，审限内不能尽快结案。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无正当理由的，确无必要延期审理的，应当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二）充分做好庭前准备工作。首先要解决好认识问题。审判方式改革之所以强调“直接开庭”，是针对以往有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已经习惯了陈旧的，老一套的诉讼模式。“直接开庭”并不是毫无准备地盲目开庭，也不是忽略做好庭前准备而“一步到庭”，而是在做好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后直接开庭。案件的庭前准备是开好庭的前提条件，是法定程序。因此，庭前准备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有充分做好庭前准备工作，才能减少开庭次数，保证庭审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其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庭前准备。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等对如何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忽略，不可逾越。如果是法官由于忽视庭前准备工作而重复、多次开庭导致超审限的，应当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再次，庭前准备工作具体操作由立案庭（或书记官处）和审判庭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密切配合，协调运作，不能相互推诿，要扎实地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三）建立限期举证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对当事人举证时限未作明确规定，但这又是审判实践中尤其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而必须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这个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也难以把握，如 “合理的期限内”的期限以多少日为宜？“申请延期”是申请一次还是数次？当事人不按该规定的期限执行，应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均不甚明了。由于举证的期限没有限制性规定，就没有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所以当事人并不认真执行甚至故意保留重要证据，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造成对方措手不及，为其收集对抗证据制造困难，或者在二审、再审期间再提交新的证据，这有损司法权威和审判工作的严肃性。笔者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限制当事人的举证时间，作出明确的举证期限，以利各级法院统一执行。     （四）推行庭前听证和证据交换制度。民诉法对庭前听证未作规定，仅要求审判人员在审理前“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开庭前，合议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帐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根据这些规定，笔者认为对较为复杂、疑难的案件一般均可适时安排当事人庭前到庭听证或交换证据，由双方当事人出示支持各自主张的证据原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庭前听证或交换证据，可以固定庭审中的证据，理清双方争执焦点，明确庭审重点，还可以对当事人提交不足的证据给予举证指导，或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或由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以及进行鉴定、勘验和审计等，避免因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的新证据，需核对而多次开庭的情况，既可大大缩短庭审时间，减化庭审程序，又能防止当事人搞突袭举证，做到庭审“一堂清”，提高一次开庭结案率。笔者建议民诉法修改时应将庭前听证和交换证据加以规范并作出具体规定，使之成为一种诉讼制度。     （五）实施审判流程管理。审判流程管理主要内容是直接排期开庭和审限跟踪，分离审判权和程序控制权，是以立案庭为中心枢纽，以各合议庭为支点的审判管理机制。实行审判流程管理，增加了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及时了解掌握审判动态，又使合议庭工作有计划、有规律地进行，避免开庭的随意性和拖拉，发挥审判流程中监督和制约作用。具体操作上，一是排期开庭，立案庭在案件立案后，可根据案件不同类别，繁简程度，法定期限，合议庭存案情况，排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开庭日期、开庭地点等，并予以公告，然后将案件移送审判庭。二是审限跟踪，由立案庭统一制作一案一表的“案件流程管理情况表”，对案件各个环节由承办法官填写，立案庭汇总，并每个月向全院通报跟踪情况。审限到期前一个月，由立案庭对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催办，促使法官速办快结，可有效地控制其开庭审理的次数。     （六）加快提高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庭审是一门艺术，必须要有坚实精深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才能娴熟、从容地驾驭庭审。针对当前法官队伍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为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必须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着力提高法官专业技能和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首先，加强法官的业务培训，是提高法官业务的基本途径，是尽快提升法官驾驭庭审能力的前提条件。业务学习和培训方法是多方面的，除坚持平时业务学习制度外，还应鼓励和支持法官参加自学考试、专升本函授、法律院校进修等，不断优化法官学历层次和文化结构；还可以集体组织法官参加各级法院的业务培训、专家授课、专题研讨、业务会议等，在实践中提高法官法律专业知识。其次，选拔一些审判业务素质好、庭审经验丰富的审判长多开示范庭、观摩庭，可由院、庭长或优秀的审判长先行一步，率先垂范，并组织法官旁听、观摩，庭后组织讨论评议，以期达到以点带面、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再次，推行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促使一批审判业务骨干脱颖而出，实现审判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的组织、指挥、协调作用，真正履行好其职责，带动全体法官整体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