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事迹介绍(热门20篇)

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干部、华池县原挂职副县长邱军，在挂职的两年多时间里，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扶贫答卷。他以生命赴使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心系老区，心系百姓。

8月31日，中宣部追授邱军“时代楷模”称号。他的先进事迹在甘肃省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楷模为镜，向先进看齐，认真学习邱军心系群众、亲民为民的赤子情怀，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坚定信念，一心为公、舍身忘我的敬业精神。

山东青岛赴甘肃定西挂职干部、定西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吴戈说，“邱军同志的先进事迹感人至深，他以生命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脱贫攻坚精神，作为一名挂职干部，我将以他为榜样，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一心为民的情怀，着力找准挂职工作与协作帮扶的契合点和突破口，为定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马东柱曾是山纳合成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今年5月，他被派驻到甘肃省古浪县挂职副县长，负责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邱军同志将央企优势和地方实际相结合，抓项目、育产业、解难纾困，用生命和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我将以邱军同志为榜样，学习他脚踏实地、勇于奉献的精神，为建设生态美、产业优、百姓富的和谐古浪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马东柱说。

天津赴甘肃平凉挂职干部、平凉市崆峒区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黄清乔已经挂职两年多时间，他被邱军的事迹深深打动，“邱军同志用大爱忠诚诠释了脱贫攻坚精神，用年轻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本色。我要以邱军同志为榜样，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尽心、尽力、尽情投入到东西部协作工作之中，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邱军同志将生命化作笔墨，在陇原大地上书写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和为民情怀。我将沿着楷模的指引，立足本职岗位，投入全部精力，将个人力量汇聚到推动乡村振兴的队伍中，与全镇干部职工及各级帮扶单位一道，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用实干推动发展，用实干展现担当。”甘肃省金昌市委直属机关工委选派永昌县东寨镇的挂职干部张生琛说。

“邱军同志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脚踏实地、一心为民的情怀，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甘肃省嘉峪关市挂职兰州新区的干部赵陆峰说，“我要学习和继承邱军同志的崇高精神，不负韶华，用心谋事，努力干事，为兰州新区实现产业发展集聚区、集成改革先行区、创新驱动引领区、生态治理示范区、对外开放新高地和城市建设新标杆的‘四区两新’目标而添砖加瓦!”

朱有勇院士数十年来扎根土地，在自己热爱的一方山水间求索，从土地和传统中汲取智慧，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同时将取得的成果应用到葡萄、冬季马铃薯、林下三七等农业生产中，实打实的增加农民的收益，改善农民的生活。群众说他是知百姓冷暖、解民生疾苦的贴心人，学生说他是彰学者风范、显师者情怀的传道者，同行说他是“顶天立地”、矢志创新的科学家，而他自己却说：“我不过是一名农民教授，农民在前，教授在后。”在朱有勇院士看来，“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

学习完朱有勇院士的先进事迹后，大家展开讨论畅谈学习心得，一至认为，作为科技管理工作者，要向朱有勇院士学习坚定信仰、情系农村、躬耕农业的为民初心和担当精神;学习爱岗敬业、明道信道、筑梦育人的师者仁心和奉献精神;学习潜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创新的科研匠心和奋斗精神，始终不忘作为科技管理工作者的初心，牢记为师生服务的使命，为学校的建设发展作更多的贡献。

朱有勇同志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潜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创新，以科教报国为理念，用满腔热血书写了一名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匠心和奋斗精神。成长于土地、根植于土地、收获于土地，“农民教授”成为他最喜爱的称号。他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自己所深爱的大地，为我们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一名优秀科技工作者、一名优秀人民教师的精神风范和时代。他坚定信仰、情系农村、躬耕农业的为民初心和担当精神，他爱岗敬业、明道信道、筑梦育人的师者仁心和奉献精神，他潜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创新的科研匠心和奋斗精神。

朱有勇院士爱岗敬业、潜心科研、长年根植土地，为云南当地农业发展和脱贫攻坚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学习朱有勇院士的先进事迹后，中安街道中心幼儿园全体教职工深刻感受到朱有勇同志是一名人民教师，他爱岗敬业、明道信道、筑梦育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用满腔热血演绎了一名优秀人民教师的师者仁心和奉献精神。一名党员干部，他坚定信仰、情系农村、躬耕农业，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用满腔热血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为民初心和使命担当。

学后教职工纷纷表示，朱有勇院士是我们身边最鲜活的榜样，时刻提醒着我们作为幼儿园的一分子，应该严于律己、积极向上、履职尽责，以昂扬的斗志和精神状态，投身到幼儿园的保教工作中。

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禄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彭士禄作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承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零开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难，作出了突出贡献，堪称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彭士禄的父亲是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

彭士禄3岁母亲牺牲，4岁父亲就义，童年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先后辗转被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

“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回顾过往，彭士禄饱含深情地说。

1940年，15岁的彭士禄来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学习时，彭士禄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还流血牺牲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成绩全是优秀，毕业时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就在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时，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禄再次听从调度，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直到晚年，彭士禄仍然心系国家发展，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现如今，老朽已木讷，但有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

当时，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许多人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常常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争论。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5年，中央决定选择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厂址。1966年2月，来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员组成九〇九基地“工艺队”进驻现场。1967年4月，模式堆主厂房破土动工，建设正式启动，彭士禄任现场副总工程师。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档，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

“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有人问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丝钉”

1970年8月30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

这一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时，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蒙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连续五天五夜没合眼。

为了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彭士禄付出了太多，也从来没顾虑过自己的身体。一次现场调试时，彭士禄突然病倒了，剧烈的胃疼让汗水湿透了他的全身。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彭士禄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术时，医生发现，彭士禄的胃上有一个已经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术后，彭士禄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仅一个月就又开始了工作。

然而，对于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彭士禄总是轻描淡写。在他看来，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爱抛头露面。他总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它满载着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对和平的渴望、对生命的尊重，是代言和平的‘中国名片’。”一位中国驻外大使曾这样向当地民众介绍和平方舟医院船。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级大型海上医疗救护平台，入列20xx年来，和平方舟先后访问43个国家，为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超过20万人次，接待3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登船参观。

这是一艘生命之舟——和平方舟医护人员或头顶烈日，深入偏远村庄;或乘舟踏浪，登上海岛环礁，他们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南丁格尔精神，救死扶伤，托举生命，为各国民众送去健康。

这是一艘友谊之舟——从亚非到中南美，从太平洋到加勒比海，从医疗服务到舰艇开放，从学术交流到文化联谊，和平方舟张开双臂热情迎接各国民众，播撒友谊种子，传递爱与关怀。

这更是一艘和平之舟——没有冰冷的武器装备，有的是先进的医疗设施;没有战争的威胁，有的是对和平的坚守，这艘洁白的医院船，带给世人健康和希望，向世界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

从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到撤离也门中外人员，再到“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一道道航迹绘就安全新图景，一次次握手架起合作新桥梁，一个个微笑见证友谊新高度。中国海军的卓越表现，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军队捍卫和平、中国发展走和平道路的坚定决心。

新时代赋予中国军队新使命，新使命呼唤中国军队新担当。“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航迹见证，中国军队坚持和平发展理念，正以越来越开放、自信、积极的姿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历史和事实证明，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强大，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我们坚信，在“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新征程中，中国军队必将更加积极地履行责任义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他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35岁，他的事迹迅速传遍互联网，深深感动着全国人民。他就是被教育部追授“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的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

当看到有人落水，王红旭放下自己的孩子毫不犹豫冲过去，冲在“救命人梯”的最外延的是他，离落水儿童最近的是他，两个孩子得救了，而他却因体力不支被江水冲走，英勇牺牲，再也听不到3岁儿子的喊声了。

王红旭老师出身教育世家，一直以来秉承着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家训师风。他爱岗敬业、爱生如子，是践行“四有”好老师要求的先锋模范。他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为我们教师队伍树立了榜样。我们要学习王红旭老师心怀大爱，无私奉献的精神，以他为榜样，大力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学生面前发挥好表率作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社会积极奉献的栋梁之材。

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这是新时代对广大教师提出的新期盼、新要求，也是新时代的新任务。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是广大教师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的需要。我们不仅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更要立德树人，努力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把学习宣传王红旭老师先进事迹，和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爱党爱国，坚定信念，王红旭老师用实际行动给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我们学习他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用模范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王红旭老师事迹的精神感召力，将进一步激励我们在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7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37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出国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6个国家的麻风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

麻风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20世纪初，全世界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数据。为此，李桓英从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免费药物和项目支持。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麻风病人的感情，李桓英从不穿戴任何防护服与麻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此后，李桓英每到一个村寨，都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麻风!”

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串户，不辞劳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人，她总是亲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李桓英说。

多少年来，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贫困边远地区。云贵川3省7个地州59县，每一个有麻风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南醒村曾是一个“麻风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风寨”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为曼喃醒，傣语意为“新生”。

经过不懈努力，李桓英将麻风病人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使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1994年，李桓英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全球推广。1996年，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特别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20__年，李桓英获得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纪70年代，李桓英来到苏北农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的医务人员头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套，场景令人恐惧……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李桓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麻风病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在日常诊疗中，她总是用微笑告诉人们：麻风病人不可怕。每当遇到穷困家庭的患者，李桓英总是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捐钱捐物，从不吝惜。

20__年3月，一名来自河南的麻风病患者前来就诊。经了解，这家人中竟有5名新发麻风病患者，平时以捡拾垃圾为生。李桓英看到患者的脚部感染，又着急又心疼。她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作为患者的生活补助。

20__年5月，一名年仅24岁的男性患者前来就诊，当时他手部已感染，发生了隐匿骨髓炎，需要手术。李桓英说：“患者这么年轻，一定要为他的将来着想。”随后，她联系了医院骨科主任会诊。由于患者有绿脓杆菌，李桓英又亲自帮忙联系，找到了能做手术的机构和医生。很快，患者接受了扩创及死骨摘除术，大大提高了生活质量。

1993年，云南省文山县有一名高三女学生，临近高考前被诊断为麻风病。此时，李桓英正好来到文山，立即仔细为她检查，并耐心地开导：“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了，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后来，这名女学生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教师。

李桓英说：“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特意围了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她仔细捋顺两鬓的头发，庄严肃立。站在一群新党员中间，她举起右拳，苍老的声音饱含真诚和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终于梦想成真，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桓英说：“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几十年来，李桓英解决了许多麻风病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关键技术问题，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她带领课题组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突破。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终结了!”如今，李桓英依然关注着全球麻风病防治进展。她说：“虽然中国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后辈，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疾病无国界，大爱无疆界。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一位百岁老人依然在奋力前行……

“看完朱有勇院士的事迹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忧国忧民、胸怀天下的高尚情操和他脚踏实地的干事创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基础信息工作学院的马月炎决心学习朱院士认真、诚恳、心系农民和永远心怀感恩之心的品质，在将来的工作学习中做一个勤奋敬业的有用之才。

基础与信息工程学院的王舒萍说，从朱院士身上我看到了谦和、务实和敢于创新，今后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我都会向他学习敢想、敢做、敢于创新的品质和执着坚守的毅力，国家、社会、人民需要这样的人，人生在世就应该创造自己的价值，我一定要加油努力。

“朱院士的无私奉献、对农民的爱深深打动了我，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坚持造福了万千老百姓，值得我们每一位农大学子学习，并以此为标杆努力拼搏，报效国家、回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动科院唐正这样说。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毕业生缑敏琪一进校就听说农大有著名的两“zhu”——朱有勇和版纳微型猪近交系。通过四年的学习，缑敏琪更加佩服这位“农民教授”，他在事业上取得骄人成绩，仍怀揣感恩之心扎根田间地头带领老百姓致富。他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方向标，指引我们农大学子植根沃土，书写人生新篇。

壁立千仞，群山合围。翻几座大山，盘过108道“之字拐”，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便映入眼帘。这里地处巫山深处，如“深井”一般，“井底”缓坡上，小楼星罗棋布，大片柑橘林连绵起伏。

毛相林是下庄村村委会主任，也是老村支书，当地人称他当代“愚公”。

成为“愚公”，是被穷逼出来的。“锁”在深山里的下庄村，以前是巫山县最穷的地方。村民外出只能徒步翻过绝壁，到县城得花两天时间。

不能让大山“困”住下庄!1997年开始，“愚公”毛相林带领乡亲们“移山”，用了整整7年时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天路”。

路通了，产业也活了。在毛相林带动下，乡亲们种起了脐橙等水果，发展生态旅游。随之，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一辆辆小轿车来来往往，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0__年，曾经最穷的下庄村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20__年，村民人均收入达12670元，是修路前的40倍。

“要自己动手，劈山开路!”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小时候，毛相林就常听长辈们念叨。坐“井”观天，村民们有时也开玩笑说要修路，可没人敢下决心。

直到1997年的一天，38岁的毛相林去县里开会，发现邻村村民家里有电视机，还有车子来收购蔬菜。“没想到山里还能这么生活!”回到村里，毛相林马上召集村民们商量修路的事。

“你看这山，鸟都飞不过去。”“钱从哪里来?”“要不搬出去算了?”

大伙你一句我一句。村里有几百亩地，乡亲们不想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可想到修路之难也是特别打怵。

“不能坐等，要自己动手，劈山开路!”毛相林给村民们算了一笔账：公路预计七八公里，计划20年修完，每天修1米即可，全村将近400人，只要一起努力，修路是可行的。

不修路，没出路!几经周折，全村人终于下定决心。

男女老少齐上阵，冬去春来都不停。大家用最原始的办法，一块块石头凿。绝壁上，一个个“空中飞人”绑着绳索凿开炮眼、放上炸药……鞋子磨破就赤脚，夜里不便回家就住山洞。

可是，坏消息还是传来了。村民黄会元被巨石砸中，滚落下山，悲痛万分的毛相林一度动摇了修路的决心……此时，黄会元的父亲站出来说，“为了子孙后代，我儿子死得光荣!继续修!”顿时，大家齐刷刷地举手，擦掉眼泪，继续走向工地……

终于，20__年春天，一条“玉带”出现在山腰上，下庄人终于打通康庄大道!

20__年11月，时任湖南炎陵县县委书记黄诗燕，倒在了脱贫攻坚一线。一年来，罗霄山脉深处，他的故事仍时时被人们念起。有挽联写道：一夜惊怜丝吐尽，三乡切盼燕归来。

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名县委书记带领20万老区人民，将山沟沟里的贫困发生率从19.5%降至0.45%?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名共产党员在离世一年后，仍被无数百姓深切怀念?

这种力量，是脱贫功成，务必有我的决心。炎陵县是一方浸着革命烈士鲜血的红色热土。黄诗燕曾说，炎陵县脱贫摘帽，是共产党人向老区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他从一颗黄桃入手打开产业造血扶贫的突破口，拼搏到生命最后一刻。这是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红色热土续写的动人故事：对人民敢承诺、能践诺，鞠躬尽瘁，不怕牺牲。

这种力量，是山高不如脚背高，路长没有脚板长的恒心。八年如一日，黄诗燕的足迹走过了炎陵县的每一个村庄，翻过了罗霄山脉的无数山头，须臾未曾懈怠。爬坡过坎，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品质，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黄诗燕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守，证明了“用实干创实绩，以实绩换民心”的朴素道理，也正是这个道理，支撑着一批批和他一样的党员干部，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决战贫困的战场上。

这种力量，是一心只为千万家的真心。“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为老百姓脱贫站台，我怕什么?”……出身农家、求学农校、心系农民的黄诗燕，捧出一颗真心待人民，人民自然视他如至亲，这才有了久久回荡在炎陵山水间的深切思念。

罗霄山下，燕子飞离;红土地上，初心不变。只要以决心、恒心、真心为人民谋幸福，纵使时光荏苒，山河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观“最美铁路人”先进事迹后，我感触良多，一部分出于对先进模范的敬仰;另一部分出于对铁路人的敬畏，更知背后的艰难酸楚。

默默无闻，却依旧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不懈追求，展现出他们昂扬向上的激情;爱岗敬业，时刻谨记着铁路人的重任。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这八个字是他们的真实写照。面对责任勇于担当，虽身处平凡岗位，依然兢兢业业，这便是“低调”;面对难关不胆怯、不畏惧，关键时刻迎难而上，这便是“高调”。

他们皆来自基层，是万千铁路人的精神缩影。

线路受阻，多少日夜防洪抢险，面临生死考验，他们依旧冲锋在前。

一票难求，无数游子返乡无路，为使万家团圆，他们攻克无数难题。

蜗行牛步，旧时车缓长路漫漫，今日高铁飞驰，他们重振大国雄风。

我作为一名基层铁路职工，虽不能纵观大局、指点江山，但可尽自己绵薄之力，为铸造交通强国的伟大事业添砖加瓦。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我们新时代铁路人必将焕发出崭新的活力，以饱满的热情、勤恳的作风、扎实的行动去共同实现中国铁路事业腾飞的梦想。

从20__年初至今，乡干部王毅总结自己的工作，离不开一个“劝”字。这几天最要紧的事，就是劝乡里的群众转移，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王毅所在的长沙乡，位于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的一个江心洲上，四面环水。当前长江干流安徽段水位全线超警，部分江心洲面临的防洪形势十分严峻。

“省防指14号晚上发出命令，要求尽快完成人员撤离任务。”王毅说，长沙乡在这个命令发出前就完成撤离了。

7月14日中午，长沙乡政府的大喇叭不间断地播放要求村民撤离的通告。

“和老乡们闲聊，他们开玩笑说，今年住在江心洲的人不容易，年初疫情严重的时候要求居家尽量不外出，现在要求不能留在家里。”王毅说，不管是劝留还是劝走，都需要耐心细致做工作。

“特别是这次转移，一些老人舍不得家里养的畜禽、种的庄稼。”王毅说，这还不是最让他和同事们挠头的事，“还有的村民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跟我们‘捉迷藏’，工作不细就有可能漏掉。”

长沙乡户籍人口超过6000人，常住人口20__多人。目前除了留在乡里参与防汛抢险的200多人，其他村民已全部转移安置。

这半年，从抗疫到抗洪，王毅很少有时间回在市区的家，“最近一次是端午节，回家待了两天。”王毅说，回去抱两岁半的儿子，小家伙有点认生，喊着要妈妈，“说实话，有点难过。”

现在是防汛最吃劲的时候，14日乡里的圩堤出现了一处很大的管涌，100多人奋战10多个小时才化解险情。身为乡里党政办主任的王毅，上传下达的事很多，每次和家人联系，他都只用微信，“不能打电话，万一有紧急通知，我这占线不得了。”

王毅说，群众工作难做，但讲究方式方法，把道理说通了，也好做。王毅说这些的时候，很老到的样子，但其实他才29岁，到乡里工作不足3年。

“我觉得最大的道理，就是生命至上，不管是劝留还是劝走，都是为了保护人的安全。”王毅说。

14日夜里11点，记者发了一条微信给王毅，问他晚上有没有和儿子视频。凌晨两点半，王毅回复“没有，在值班巡逻”。

孩子们和“云朵妈妈”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快乐是晴天，烦恼雨绵绵，小秘密就像太阳躲云间”。

孩子们会以“晴雨表”的形式记录他们的心情：快乐，就画个小太阳，吴蓉瑾就会把孩子们的心声分享给全班同学;烦恼，就画把伞，或是一朵下雨的云，表明孩子遇上难事，吴蓉瑾就会和他们公开讨论;不想诉说，就画个太阳躲在云间，吴蓉瑾就会私下找他们谈心。

这套独具特色的“情感教育”，缘起于20__年的一次招标揭榜。

当时，一份自查报告让卢湾一中心小学老校长程华锁紧了眉头。报告显示，学校有一成左右孩子完全不会表达内心的想法，尤其是男生，不愿表达想法的比例为16.8%。此外，不会主动关心、体谅别人，冲动、任性、缺乏自制力，共情能力较差，怯于面对困难和挫折等问题也较为普遍。

程华决定做一个关于促进青少年情感发展的课题，在全校招募教师做先行者。语声轻柔、略带青涩的年轻教师吴蓉瑾揭了榜。

“她是真正喜欢小孩子的人，她就是我要找的人。”程华说。

然而，想要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谈何容易。在最初摸索的过程中，吴蓉瑾遇到了一件至今难忘的事。

“吴老师，今天体育课打乒乓球，我捡了90次球，我很难过。”

一个小女孩的“晴雨表”，让吴蓉瑾愣住了。询问得知，同学们和这个孩子打球，总是直接扣球，她只能一次次去捡球。

吴蓉瑾曾发现有同学欺负这个女孩子的情况，起因是这个孩子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有淘气的同学还给她起了个“小狮王”的绰号。为此，吴蓉瑾专门给孩子们讲了友爱互助的道理，并鼓励大家挨个和女孩握手。

可是，女孩的“晴雨表”让她意识到，事情并没有好转。

一天午饭后，她带着各种颜色的小发夹，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细致地给小女孩扎起了辫子。从那以后，孩子们对女孩的态度渐渐改变，小女孩终于露出开心的笑容。

“如果只讲大道理，而没有让学生感到你是真正爱这个孩子，教育怎么能起效果呢?”这件事让吴蓉瑾更坚定了要把情感教育课上好的决心。

还有一堂课，吴蓉瑾也忘不了。一名二年级女孩突发疾病去世，教室里的座位突然空出一个，孩子们懵懂的眼神里，自然地流露出迷惑和害怕。

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吴蓉瑾没有退避，她把女孩妈妈告诉她的一件事，含泪讲给了孩子们。

女孩去世后，她妈妈在家里床底下找到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有一张纸，女孩写着：“妈妈我爱你，我以后会很乖。”

那一天的课堂，她带着孩子们反复诵读小女孩生前写的文章《小雨点和小树叶》。“我不仅要让孩子们知道，生命非常可贵，要无比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更是提醒自己，要上好每一堂情感课，让孩子们学会爱。”吴蓉瑾说。

从怀疑到信任，从包容到接纳，从师生到密友……吴蓉瑾用心聆听每个孩子的喜怒哀乐，用爱书写着每个孩子的成长心迹。

曾有人说，这件事看不出成绩、也做不出名堂，可是吴蓉瑾甘之如饴，17年不曾间断。这所“爱的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孩子愿意表达，学会了乐观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以情育情”，因为心中有情——吴蓉瑾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是她在巡视校园时抓拍的孩子们的表情;学生忆起的，是她在滂沱大雨中把他们抱进校门，看着他们喝下姜汤;同事们说起的，是她零点刚过，就发来的生日祝福……

寒来暑往，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吴蓉瑾都会送上一张小卡片，上面是她的微信号，还有一句她说过无数遍的话：“有困难找‘云朵妈妈’，任何烦恼都可以。”

硝烟散去，孙景坤将奋斗的“战场”转至亟待脱贫的家乡。1955年，孙景坤复员，他主动放弃城市工作的机会，将各种功绩证明悄悄收藏起来，决定回乡务农。再次成为农民的孙景坤感慨地说：“当过兵的我与之前不同了，从火线入党那天起，我更坚定了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事业中去。”

怀揣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孙景坤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回乡后的第3天，孙景坤就拿起农具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很快，踏实肯干的孙景坤当上了山城村生产队队长。“别小看这个职务，这需要极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党支部书记邱大鹏告诉记者，那会儿，村民们并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战功，可大家觉得，他是党员，上过战场，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孙景坤没有辜负村民们的期待，他带领乡亲走合作化道路，大力发展粮菜生产和乡村建设，用几年的时间栽下大量的松树和板栗树，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条河，常年洪水泛滥、侵蚀土地。从战场上走来的孙景坤没有一丝退缩，他带领乡亲一起挡河造田，改造了100多亩耕地，建起了简易大坝。山城村妇女主任刘玉慧回忆，虽说是简易坝，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农田，保住了集体财产。

后来，村里有人问他：“老孙，你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福，为啥还这么拼命干?”孙景坤却说：“为民干事，一刻也不能等。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祖国和人民了。”1971年，他还把19岁的大儿子送去参军。

如今，王秀丽的女儿在女高读书，生了大病，为了方便照顾女儿，她搬进了女高的教职工宿舍。12年了，建校时种下的芒果树已经郁郁葱葱，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丽指了指掩在树后的教职工宿舍，说，“她开心的时候，会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丽啊，你出来一下，秀丽啊。听到张桂梅的声音，王秀丽通常是穿着睡衣就往外跑。那个瞬间，小喇叭变成了张桂梅手里的一个玩具，用来呼唤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节，张桂梅给了王秀丽一张自己病例的复印件，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骨瘤、肺气肿、小脑萎缩……她被查出来23种病，有时候太痛，也会和王秀丽诉苦，我死了算了，我把这窗户打开，就从这里跳下去。

但更多时候，被小喇叭叫出来后，两人只是斗一会儿嘴，闲聊。很快，张桂梅又举起小喇叭——下课铃声响了，10分钟的吃饭时间开始倒数计时。“跑快点”、“说你呢”，张桂梅又变成那个严厉的女高校长，学生嘴里的“大魔头”、“周扒皮”。

张桂梅初来华坪那几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杨老师经常通信。那时候，张桂梅的名声渐起，杨老师写信告诉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议论，觉得张桂梅那样活着没有意思。没有家庭，不能完整地过日子，放弃了世俗的快乐，那么拼命，把老师和学生都折磨成那样。杨老师记得，她没有生气，只是回信说，人活着，反正要做点事情。

每次到昆明开会，张桂梅一定要当日来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声划破，夜晚，再用喇叭声结束。要是哪天听不到喇叭声，女孩们总会探头探脑地问，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鉴常常听到张桂梅说的一句话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但女孩们进了大学，有了舞台，张桂梅几乎再不和她们联系，“老惦记人家干嘛，她出去放飞，放飞就行了”。

跟着张桂梅看多了山里酗酒的父亲、愚昧的母亲、女孩们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鉴觉得，如今她们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已经足够珍贵。很多当年的女高学生们都成家了，他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时候拍山里的风景。那些风景对于她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贫穷、被困住的生活，“因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张桂梅急剧地衰老了。20__年，几种病凑在一起发作，她被送进了医院，那之后，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变得空空荡荡。如今起床，她会留下一床凌乱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顺势再躺进去——她已经没有力气扯开叠得整齐的被子。离开女高回北京后，殷鉴给她打电话，她说，前几天差点人就没了。他听着揪心，后来打电话给她，都需要下半天决心。

这两年，王秀丽感觉张桂梅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女孩如果在学校不听话，她家访时会当着父母的面骂：我们都供你读书了，你还如何如何。但现在，她只是会说，姑娘，你要好好读书，要不然对不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温柔地对待她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她就是老了。”

张桂梅身边的人说，她似乎只剩一口气撑着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让女高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每次课间操期间，她让高一高二的学生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我的学校要是能出一个清华、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说这话，没事她就拉着王秀丽观察她的女孩们，“你看我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着很好嘛……我的学生里到底哪一个是清华、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个都不是。”杨文华又来泼冷水了。他的班里出过云南省第一名，培养过清华、北大的学生，知道高考每个科目应该不得低于多少分，“但张老师一点概念都没有”。

有一回，张桂梅犯心脏病，趴在柱子上动不了，一个女孩走过来拍拍她，不说送她去医院，只是说，别着急，我给你考清华，就走了。女孩把课本背了五六遍，最终上了浙大，那是张桂梅离清华、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们都是在硬考，“累个半死”。

还有一回，张桂梅花了几万块钱请了一位名师来讲课，对方不带课本，公式一个套一个，从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来，“哗啦啦讲完了，我们全部傻了”。张红琼教地理，女孩们高中入学了，问她们美国在哪儿，都指不出来。女孩们努力了，考了个20分，也急，也哭，老师们不敢骂，只能安慰。那个上浙大的女孩，书背到第四遍的时候，她告诉了张桂梅，张桂梅说，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许就上清华了。

每一年高考成绩出来，都让张桂梅失望。但殷鉴说，“我们又觉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当时就……因为她现在的这个身体，真的靠这个作为精神的支撑。”

早上5点15分醒来，张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干了不干了，明天就不干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着药，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艰难，腿落地就像针刺一样。但她又想起来她的清华北大，“六十多岁了，不想彻底治病了，这点余光我放着就行了，继续追逐我的梦想”。

《人物》最后一次见到张桂梅，是11月的一个傍晚，她从儿童之家出来，穿着羽绒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刚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们帮她擦了药。“擦完药也不好使啊，难过得要死要死的。”她说，“此刻我就想找个地方好好躺着。”每天傍晚，她都会去儿童之家待一个小时再回女高。10分钟的路程，她已经走不动了，一个儿童之家的孩子骑着电动车送她。

她拒绝了和我们再聊一次，“给我留点力吧，我还要去找学生聊。再不回去，她们估计又以为我去医院了”。她用手撑着骑车人的肩，侧着身子一点点挪上了后座，“到我明年高考完，我能活到明年高考完……到时候你再来，看我的成功与失败。”

清晨5点15分，张桂梅和往常一样，从女生宿舍的钢架床上爬起，坐着宿管员的电摩来到教学楼，在学生到来前，把每层楼的灯一一打开。清晨5点15分，张桂梅和往常一样，从女生宿舍的钢架床上爬起，坐着宿管员的电摩来到教学楼，在学生到来前，把每层楼的灯一一打开。

10多年来，张桂梅每个上学日都坚持着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习惯。“姑娘们怕黑，提前把灯打开让她们更安心。”她说。

爱人早年病故，张桂梅膝下没有儿女，她把母爱奉献给了女高的孩子。

每逢假期，不管工作多忙，她都要抽出时间去学生家中挨个家访。10多年来，她的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行程超过10万公里。

有年寒假，张桂梅到华坪县荣将镇家访。在街头，张桂梅一眼就看到高三学生山启燕正在路边卖甘蔗。“都要高考了，不好好在家看书，咋跑来卖甘蔗?”张桂梅生气地问。

了解到山启燕父亲患病、家庭困难，张桂梅经常偷偷给她塞生活费，直到她顺利考上大学。如今，大学毕业的山启燕已成为一名幼师。

张桂梅名下几乎没有任何财产，她没有房、没有车，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女高的学生们身上，自己一件衣服能穿10多年。

20__年初，张桂梅病危入院，华坪县县长到医院看望她。躺在病床上的张桂梅拉住县长的手说：“我情况不太好，能不能把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我将无我，让信仰的力量传递

9月5日，华坪女高高一新生端坐在操场上，聆听入学后的第一堂“校课”。每周“校课”，小到学习生活，大到理想信仰，张桂梅都亲自授课。

如今，这堂课让张桂梅愈发感觉吃力。63岁的她站在教学楼前，身形有些佝偻，手指、胳膊、颈背上贴满了止痛膏药。“早上起床时，脚疼得不敢着地。有时我真想不干了，可看着你们，我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张桂梅对学生说。

看到有学生抽泣，张桂梅连忙说：“不哭不哭，我答应你们，我会好好的，陪你们读完这三年……”话音未落，100多名新生已哭成一片。

前不久，张桂梅被中宣部、教育部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习的活动。丽江市专门设立了“张桂梅教育基金”，所筹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华坪女高发展、补助贫困学生。

让张桂梅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接过她手中的接力棒。受她的精神感召，许多华坪女高的学生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投身艰苦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

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从小穷苦的她，以前愿望是“走出大山、赚大钱”，但女高改变了她的想法。20__年大学毕业后，周云丽考取了宁蒗县城的中学教师岗位。听说女高缺数学老师后，她毫不犹豫放弃了县城工作、放弃了正式编制，来到女高做代课老师，一年后才转正。

“老师老了，我们长大了。”周云丽说，“我们要继续她未竟的事业。”

王红旭老师出身教育世家，一直以来秉承着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家训师风。他爱岗敬业、爱生如子，是践行“四有”好老师要求的先锋模范。他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为我们教师队伍树立了榜样。我们要学习王红旭老师心怀大爱，无私奉献的精神，以他为榜样，大力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学生面前发挥好表率作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社会积极奉献的栋梁之材。

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这是新时代对广大教师提出的新期盼、新要求，也是新时代的新任务。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是广大教师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的需要。我们不仅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更要立德树人，努力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把学习宣传王红旭老师先进事迹，和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爱党爱国，坚定信念，王红旭老师用实际行动给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我们学习他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用模范行动践行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王红旭老师事迹的精神感召力，将进一步激励我们在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校长就是“心理医生”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没有专职的心理医生。学校老师们开玩笑说：“张桂梅校长就是心理医生。”

紧张的高中学习生活，家庭贫困的阴影，经常会使一些学生精神状态低迷，学习成绩滑坡。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张桂梅不仅耐心地开导学生，而且亲自去家访，了解学生背后的家庭原因。她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辍学。

张桂梅每晚住在学生宿舍。高一年级的一名女生情绪低落，学习成绩退步。张桂梅就让她与自己同住，经常开导她。了解到女孩的父母经常打架，女孩还常被父亲嫌弃辱骂。张桂梅3次到村中她家里为其父母调解，终于让全家和好，小姑娘脸上有了笑容，学习也更努力了。“我要救这个孩子，就要救她父母，救她全家!”张桂梅说。

“陈小琴(化名)最近考试成绩才390多分，这个成绩究竟是什么原因?”今年国庆家访，张桂梅带着满腹疑问来到船房乡华荣村高三学生陈小琴家。陈小琴家是贫困户，母亲有精神疾病，父亲受到村里帮扶，当了村里的保洁员。张桂梅明白了陈小琴的心病，亲切地鼓励她：“大家都在帮助你家，你在学校的生活费有学校补助，你不用担心家里，应该全力以赴地专心读书。”

12年来，华坪女子高中没有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辍学，没有发生过学生自杀、自残的事件。12年来，跋山涉水的家访，每个学生和家庭的甘苦张桂梅都了然于胸。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时任湖南省炎陵县委书记的黄诗燕，却倒在了冲刺的道路上。

20__年11月29日上午，开完全县扶贫工作会，回到县委住所，黄诗燕突发心脏病，不幸殉职，年仅56岁。

在株洲市，在炎陵县，相识的、陌生的，在朋友圈发诗文，在网上建纪念馆，人们纷纷悼念这位炎陵县的领头雁。不少人感叹：产业强了，炎陵美了，百姓富了，诗燕书记却走了。

蹚出一条产业路

他力主发展黄桃，20__年全县近六成贫困人口因此稳定脱贫

去年11月23日晚，黄诗燕乘车3小时，从株洲家中赶到县里，感觉异常胸闷。24日上午，他在县医院检查身体，发现心电图异常。同事和妻子都劝黄诗燕回株洲做检查。

“县里事多，来来回回耽误时间，先挺一挺再说吧。”黄诗燕说。

从上任起，黄诗燕就一直这么拼。为了赶上长沙、深圳两地招商引资活动，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为了推广炎陵黄桃，他跑遍每一个城市推广点、每一个乡村展台……

20__年6月，组织选派47岁的黄诗燕到炎陵县任县委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难啃的骨头：炎陵地处井冈山西麓，既是革命老区，又是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比例高，到20__年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6761人，贫困发生率达16.57%。

分析县情后，黄诗燕鲜明提出守望“两座山”：守“绿水青山”，望“金山银山”;农业发展重点抓好生态特色产业，比如特色水果、茶叶、药材、花卉苗木等;用好生态山水自然资源，发展全域旅游;以特色种养产业和旅游产业推动精准扶贫。

“后来看，黄书记主抓黄桃产业，抓对了。”分管农业的炎陵县副县长盘晓文说。20__年炎陵黄桃只有5000亩，学农出身的黄诗燕认为，炎陵县黄桃优势种植区与贫困村高度重合，县里高寒山区，海拔高、气温低、空气湿，多沙质土壤，种植农作物“十种九不收”，却适合黄桃生长。

从20__年开始，黄诗燕始终如一为炎陵黄桃站台，大大小小的活动不知道参加了多少场。

终于，黄桃从炎陵的深山沟，走向各地。当地目前种植8万多亩，20__年产值11亿元，黄桃有关收入占到全县农民农林牧渔业收入的40%;4784户14152名、近六成贫困人口靠种植黄桃人均年增收8800元以上，实现稳定脱贫。

鞠躬尽瘁抓脱贫

8年多时间，他走遍了炎陵的每一个村

20__年8月，炎陵县在湖南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第一批脱贫，不少干部直呼“没想到”。

“炎陵脱贫摘帽，是我们向20万老区人民兑现的一个庄严承诺。”黄诗燕说。

20__年起，黄诗燕帮扶大源村，几乎一个月进村一次。“隔三差五就能见黄书记到村里来!”曾昭华老人说。

道路硬化、电网改造、路灯安装、自来水，图书室……几乎凡是村民提到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黄诗燕都尽力去协调解决。如今，大源村青山环绕，新居白墙黛瓦掩映在绿树丛中，水泥路直通农家院，果树遍布山间，犹如一幅山水画。这个霞阳镇最偏远、最落后的大村，成了远近有名的风景村。

“山高不如脚背高，路长没有脚板长。”这是黄诗燕经常说的一句话。湖南海拔最高的山在炎陵，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炎陵最多。8年多时间，黄诗燕走遍每一个村，翻越了炎陵的每一座山，有的村子多次去。“120个村他都去过，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周，他在村里走访贫困户。”县民政局局长吴集会说。

脱贫攻坚倾注了黄诗燕全部心血。大到扶贫产业选择、重大文件制订、重要举措出台，小到贫困户建档立卡手册，他逐一梳理、逐一审定。

“黄书记很早提出来，要化繁为简，把各种表格整合成一本简洁明了的扶贫手册。”县委办副主任陈德望说，“扶贫手册完成后，从20__年到现在，炎陵一直都在用这本手册，国家、省里来评估考核，都说这本册子做得好。”

20__年—20__年，全县累计脱贫6647户22907人，54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由16.57%降至0.54%。20__年2月通过脱贫攻坚湖南省检查验收，在全省5个同类县中，贫困发生率最低(0.6%)、群众认可度最高(98.49%);当年6月通过脱贫攻坚国家检查验收，错退、漏评“零反馈”。

以身作则好作风

他的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每个星期走基层在1000公里以上

走进黄诗燕在炎陵县委的办公室和宿舍，记者很惊讶。

办公室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平房，工作人员多次要求进行简易装修都被他拒绝。宿舍很小，床上用品都很普通。

“宿舍里的东西，都是上一任领导留下来的，黄书记上任后没有添置一件新家具。”县委办副主任刘明华说，“平时除了接待外，一有时间书记就在走基层，每天都排得很满。”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有功名利禄全放下、一心只为千万家的境界。”黄诗燕多次在讲话中这样说。

“担任炎陵县委书记近9年，黄书记为炎陵发展不辞辛劳，每个星期走基层来回车程至少在1000公里以上。”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黄建中说。

“黄书记在炎陵没有私交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红兵说，“他常说‘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持，在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工作中交往最好的感情’。”

由于常年在县里工作，离家远，黄诗燕对妻子女儿都照顾不上。平时工作忙，也很少有时间打电话。黄诗燕心里总感觉愧疚，每次洗衣服都和妻子视频聊聊天，“等忙完这阵子，就回家好好歇歇!”可这一等，竟等到天人相隔。

在炎陵县2030平方公里土地上，黄诗燕的事迹还在传颂着。他用8年多始终如一的奋斗，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诠释了人民公仆的深刻内涵。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乘车从巫山县城出发，在群山中颠簸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下庄村。20多年前，毛相林带领村民开凿的天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下，路的一侧连着绝壁，一侧临着深渊，颇为壮观。

不高的个头、花白的头发——再次见到毛相林，他的脸上又多了几道皱纹。几年前，记者就曾来到下庄村，对毛相林绝壁凿路，带领村民“愚公移山”的事迹进行过深入报道。此次故地重游，毛相林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年轻时，毛相林最爱哼唱这首祖辈传下来的歌谣。正如歌谣中描述的一样，下庄村坐落于“天坑”之中，20多年前，这里不通公路，村民出村要手脚并用，翻过一道落差上千米的悬崖。

1997年，时任下庄村支书的毛相林坐在海拔1300米的山崖上，望着天坑中的下庄，心里腾起了修公路的打算。可当他说出自己的计划时，村中反对声却不少，原因很简单——修路要钱，村里拿不出。

毛相林不甘心“坐井观天”，他偷偷挪用了母亲的700多元养老钱，作为第一笔修路资金。在其带领下，村民们东拼西凑，5天时间共筹集了3960元，再加上毛相林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的1万多元，下庄村民第一次向大山、向闭塞发起了挑战。

这年秋天，毛相林和村民们没日没夜地泡在工地上。大部分路段要在悬崖绝壁上开凿，没有任何机械设备，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将红绳缠在腰间，在半山腰荡着“秋千”勘测;用钢钎凿孔、铁锹铲土，然后填上炸药，劈山开石。

20__年，一条2米来宽、全长7.9公里的绝壁天路终于修通了，竣工那天，村民们买来长长的鞭炮，炸得震天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