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汇集五篇

买卖货物风险转移惯例原则

货物风险转移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问题迄今悬而未决。从罗马法的经典巨着《法学阶梯》出台至今长达1400多年的时间里，货物风险转移一直是各国买卖法或合同法中争议不休的问题。为保持商业惯例和商人习惯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下称《通则》)XX年修订本对国际买卖货物象征交货术语fob、cfr和cif的风险转移界限也不作变更，仍旧采用了“船舷为界”原则。

对此，当代买卖法、海商法和国际航运与贸易惯例是如何进行处置和相互予以协调的呢?

“船舷为界”原则在当代是如何实现的

“风险随交货转移”乃当代国际贸易普遍推崇和广泛应用的理论与原则。风险既由交货决定，那么交货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及其界限划分标准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货物风险转移问题的关键。在国际货物买卖实务中，对此的规定除由当事人自行约定的方法外，一般还有由国际贸易术语统一惯例如《通则》和国际贸易统一实体法如《公约》以及各国法律来加以规范和规定的方法。国际贸易术语统一惯例通常仅限于对买卖惯例使用的贸易术语进行规范解释，要通过将之选入合同才能起规定作用;国际贸易法律一般避开对贸易术语的解释，试图制定出国际货物买卖的一般准则，就买卖交易中的原则问题作出规定。

国际商会《通则》乃是当代国际贸易术语统—惯例的权威，其最新版本，即XX年修订本仍将交货方式分为实际交货和象征交货两大类共13个术语加以规范和解释。由其性质所致，卖方在实际交货中的交货责任一般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货物置于买方的实际控制之下，风险于此时同步转移。在货物“适当地交付”之前，风险由卖方承担，之后，由买方承担。承运人及装运方式的差异对交货和风险的转移并无实质的影响。象征交货依据装运方式和卖方交货责任可细分为传统方式(包括fob、cfr和cif一组术语)和现代方式(包括fca、cpt和cip一组术语)。

“船舷为界”原则，通常是指在象征交货传统方式中，装运方式限制为散装水运，卖方的交货责任是将货物在装运港交给承运人，以装上船越过船舷为界;货物风险也以此为界同时转移。买方之所以也积极支持、乐于采用象征交货传统方式，关键在于国际贸易实务界建立了完善的辅助服务支持体系与之配套，承运人和承保人分担了买方的风险责任。作为补偿，象征交货传统方式下的货价，一般相对实际交货低很多。

“船舷为界”原则在当代是如何实现的呢?在象征交货传统方式中，承运人在装运港从卖方手中收货装运后，有条件地承诺在目的港将货完好无损地交给买方;承保人也保证有条件地承担货运途中的风险及损坏的赔偿责任。换句话说，承运人和承保人有条件地代替卖方承担运输途中的风险责任，运输交接货的货运保险机制有效地“部分替代”了买卖交接货机制。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买方如何会同意和接受这样不公平的交货安排呢?

上述“部分替代”的条件限制值得高度重视。“替代”的基础是指买卖交接货和运输交接货、货运保险交接的责任界点至少要相一致，货物交承运人装运越过船舷以后至买方提货前这一段的货物风险必须由承运人或承保人替代卖方承担责任，即便这种替代是有条件的。“部分”的含义是指不完全性。在运输交接货中，当买方从承运人手上接收货物时，如果货物与合同不符，并且直接原因是诸如包装不良、质量内在缺陷之类时，承运人不用承担责任。风险因卖方违约在先而不能正常如期转移给买方，货损由卖方自己承担。在货运保险交接中，虽然采用“仓至仓”条款，但当船货遭受意外损坏或灭失时，如果导致损毁的直接风险超出了承保范围，承运人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即便损毁属于承保范围，如果此时保险受益人不享有对货物的保险利益(如fob或cfr项下，货物装船前发生的意外损失，买方即便买了保险，由于不享有对货物的保险利益，承保人也可免于承担赔偿责任)，货物损毁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部分替代”主要由运输交接货中的清洁提单签发机制和“船舷为界”或“钩至钩”原则来维系。前者是指不能期望承运人对其承运的每一票货都具有像其每一个货主那样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承运人只能根据所收货物的表面状况是否良好来决定清洁提单的签发与否，并且即便卖方拿到的是清洁提单，也并不表明万事大吉;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货物损毁是卖方而不是承运人的直接责任造成的，卖方便不能从已与承运人交接货完毕为由而逃避承担风险责任。

后者中的“船舷为界”和“钩至钩”原则分别是买卖和运输交接货的责任界定，表面上看来两者好像并不一致。但根据海商法和国际货运惯例，在港口装卸货时，如果使用船上的吊机设备，承运人承担“钩至钩”范围内的责任;但如果使用港务当局的吊机设备，承运人的责任则以“船舷为界”。由于现代国际运输使用船上吊机设备进行装卸的情形鲜见，因此“钩至钩”原则与“船舷为界”实质上并无区别，它们的责任界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船舷为界”虽然是理论上的一条界限，但在国际货物和运输实务中也已有相应的业务惯例和做法来与之相配套。为了获得承运人签发的清洁提单以保障顺利结汇收款，对货物吊装越过船舷前后的损失，只要不是价值不菲的，卖方一般都是设法先补足货物数量以便及时领取清洁提单，有关的索赔事宜压后处理。只有对价值昂贵或无法及时修补或更替的货物，在吊装越过船舷后发生的损失，卖方才会立即会同港务当局、承运人和承保人等当事人，针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分清责任并出具证明，及时通知买方。总之，“船舷为界”在实务中也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否则，象征交货传统方式怎么能够延续200多年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普遍应用，并对国际贸易的拓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呢?

在象征交货现代方式中，由于集装箱革命等装运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变革与进步，国际商会将卖方的交货责任界点从“船舷为界”提前到“货物被收入运输系统之时”。不可否认，国际商会为规范国际贸易术语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做法确实是值得赞赏的。但从近XX年来的国际贸易实践看，现代方式至多只在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中得到应用，并未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青睐。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现代方式的实务运作机制超出了国际贸易商人和现行辅助服务支持体系的认同和接受范围。商人们或者不习惯，或者不愿意，或者无法采用现代方式及做法。

结果，现代方式不仅未推广开，反而造成了商人滥用贸易术语的混乱局面，即虽然采用集装箱等现代装运方式，国际商会1990年《通则》中统一规范的现代方式术语却不被采纳，商人们在买卖实务中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变通办法，在合同中大量使用传统方式术语，因此引起的贸易纠纷数不胜数，不规范使用术语的风险隐患防不胜防。国际货物买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仍然处于贸易术语无“例”可依的过渡时期。

当代国际贸易统一实体法和各国的买卖法均避开对贸易术语和交货方式的具体规定，试图制定出国际货物买卖法的一般准则。这背后隐藏着如下的历史背景：早期为避免对表示交货责任的常用贸易术语产生误解，有关术语的解释规则是包含在各国的买卖法中的，当时以某种术语如cif成交的合同，在法律上被称为具有这种术语性质的合同如cif合同。后来由于贸易术语的种类、名称及其表示的具体做法时时更新，而法律又不可能随时修订，有关贸易术语的规范解释与规定便退出了法律法规的范畴，相关的规范解释转由有关的国际商贸民间组织如国际商会等出面制订，并由它们根据国际贸易实践的不断变化适时地进行修订。

以联合国1980年《公约》为例，由于避开了对贸易术语和交货方式的规定，该《公约》第四章第66至70条只能原则地规定货物风险转移问题，风险界限划分的具体标准则说不清楚。应该指出的是，国际贸易统一实体法和各国的买卖法的这种局限性，正好为国际贸易术语统一惯例和买卖双方的自我约定方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三种方法实际上并不冲突，只要将惯例和约定合同化便可与法律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完善和促进，而法律同时又起着限制惯例和约定的作用，即符合法律规定的惯例和约定才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也是当代国际贸易迅速扩展的制度保障机制之一。

涉外货物买卖中的风险转移

所谓风险承担①，是指买卖的标的物的合同生效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一事由，如地震、火灾、飓风等致使发生毁损、灭失时，此损失责任的归属。其中最关键的是风险从卖方转移卖方转移给买方的地点和时间界限。如果货物的风险未转移给买方，则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的风险由卖方承担，假如货物损失或灭失并非源于不可抗力原因，而是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风险，卖方还要为未能按期付货承担违约责任。反之，一旦货物的风险已经转移给了买方，那么从这一时刻起，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的而引发的风险导致货物发生损失和灭失的后果，就要由买方承担。风险的转移意味着货物损失或灭失的后果从卖方转移给买方，也意味着向风险的责任方索赔的权利从卖方转移给买方。显而易见，在国际货物买卖过程中，风险转移直接影响买卖双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风险承担的关键在于风险转移的时间的问题。对此，各国立法及法学理论有不同的规定和主张。一种是“物主承担风险”原则，即把风险的承担同所有权的归属联系在一起，从而法律上规定，货物所有权转移的同时就是风险转移的时间。英国法、法国法采取这一原则。另一种是“交付转移”原则，即以标的物的实际交付作为风险转移的标志。美国法和德国法采用这一原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都采用的是这一原则②。对于这么一个对于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重大的问题，许多有关货物买卖的法律文件中都有相应规定。如1988年生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就在第四章专门对于风险转移的各种情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此外，国际贸易惯例对货物的风险转移亦有相应的规定。1985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虽未对风险转移问题作相关说明，但1999年10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则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自1988年生效以来，已成为调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调整国际货物买卖的统一实体法公约③。此前我国早已签署了该公约，并于1986年12月递交了核准书，成为该公约的最早缔约国之一。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发达国家，除日本和英国外，均是公约的成员国。可以预计，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公约在未来的国际民、商事活动中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为此，本文将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以下简称公约)此为主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及法理知识就有关风险转移问题进行分析。

一、 风险转移的后果

公约第六十六条规定：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种遗失或损坏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这二点规定来看，风险转移的法律后果在于：自货物的风险转移于买方后，即使货物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损坏或灭失，买方仍然有义务履行合同规定的付款义务，除非这种损坏或灭失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卖方已根本违反合同，则所有风险转移的规定，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同而可以采取的各种补救办法④。买方不得以自己已经承担了由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为理由而拒绝支付货款，亦不得就此向卖方主张任何抗辩和采用各种规定的救济措施。

二、 风险转移的一般规则

公约第六十七条规定，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但卖方没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交付货物，自货物按照销售合同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转交给买方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如果卖方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给承运人以前，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卖方受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但是，在货物以货物上加标记，或以装运单据，或向买方发出通知或其它方式清楚地注明有关合同以前，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也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第一百四十六条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照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

在国际贸易中，货物涉及运输时，有时可能需要通过多种运输工具的连续运输(如国际多式联运)，而当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时，卖方就失去了对货物的控制，当然地无法知晓货物是否因风险而遭到损失。其次，当卖方交付货物后，通常须将装运单据通过银行议付货款或者托收货款，无论采用哪种收款方式，卖方均须将包括提单和保险单(如果由卖方投保的话)交给银行。在此条件下卖方既不可能凭装运单据提货检验，在货物发生保险范围内的风险时，也不拥有合法的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再者，只有当货物运抵买方或目的港，买方或收货人才有可能对货物进行检验，在发现货物受损后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向责任方索赔，买方所处的地位使之能够在发生风险后处理善后事宜。因而，规定风险自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时从卖方转移到买方是合理的。在卖方向第一承运人交付货物后至向银行办理付款手续前的一段时间内，卖方仍持有可处置货物的装运单据。此时，按公约的规定，货物的风险已经转移给买方，但是货物的所有权是否也同时转移，公约并不涉及这一问题，而根据英国的货物买卖法律的规定是，当卖方保留对货物的处置权时，货物的所的权就不转移给买方，从而风险也不转移给买方。这样，风险的转移和所有权的转移相联系在一起。不过，公约和合同法都没有采用这一作法。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它本身并不规定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将所有权的转移与风险的转移相分离，故公约和合同法规定卖方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并不影响风险的转移。但是，货物自交付第一承运人起，风险从卖方转移到买方，这是一般规则，如一批货物已交付承运人，但卖方并未将该批货物与某一特定的合同(即与某一特定的买方)联系在一起，只表明该批货物是为履行某一合同，风险仍未转移给买方。

三、 在途货物的风险转移

在途货物的买卖系指买方(在途货物买卖中的卖方)将正在运输中的货物作为标的，与第三方(在途货物买卖中的买方)订立买卖合同并将货物出售给后者的一种交易⑤。由于国际贸易通常为单证交易，所以只要卖方向买方移交了有关的装运单据，买方就可以将正在运输途中的货物转售出去。在途货物买卖的特点在于，当订立合同时货物正在运输工具上，买卖双方均不了解此时货物是否发生了风险;当第三方在目的港接收此货物时时发现货物已损失或灭失，无法确定是在运输过程中哪一个环节或哪一段发生的。对此公约第六十八条规定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订立合同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但是，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时起，风险就由买方承担。尽管如此，如果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损坏，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告知买方，则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则规定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对于合同的成立，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公约第二十三条则规定合同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时订立。

四、 卖方违约对风险转移的影响

公约第七十条规定如果卖方已根本违反合同，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同而可以采取的各种补救办法。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再发生毁损、灭失的风险则由出卖人承担。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正确理解风险的转移和卖方违约造成买方损失的区别和联系，十分重要。

首先，货物风险系指货物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坏或灭失，源于风险的货物损失并非卖方的违约所致。但是，卖方违返合同的约定而给买方造成了损失，则是其违反合同或法律义务所致;如果卖方切实地履行了合同义务，就不可能产生买方的损失。所以，两者导致损失的原因不同。

其次，货物风险通常随着货物的交付而从卖方转移到买方承担，因风险产生的损失随之亦转移给买方(在特定情况下，即使货物尚未交付，只要卖方将货物特定化于某个买方，货物的风险亦已转移给买方)。但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只有全部履行了合同或公约及合同法规定全部了义务，才解除其合同义务。对于卖方而言，公约及合同法对其设定的交付货物、交付单据以及转移货物所有权的义务，除了不可抗力原因以处，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对于违约一方向另一方承担的赔偿责任原则，公约和合同法都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违约方只要违反了合同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必以违约方的主观故意或过失为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所以，风险转移不解除卖方对买方的义务;同理，买方对于卖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索赔权利也不受风险转移的限制。

最后一点，只要风险已从卖方转移到买方承担，对于风险导致的损失，就应由买方向有关的承运人或保险人索赔;正是因风险并非卖方的违约所致，故买方不能就风险的损失向卖方索赔。然而，卖方违约导致买方损失，因损失源于卖方的作为或不作为，买方只能向卖方索赔，而不能向承运人或保险人索赔。显然，两者的索赔对象不同。对买方来说，要准确判断导致货物损失的原因，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向有关当事人进行索赔。

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责任承担

标的物风险责任负担，是指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标的物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在买卖合同中，对于债务不履行或不协助履行，标的物的风险通常由有过失的一方负担。在标的物非因双方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发生意外毁损灭失的情况下，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风险负担按交付原则确定。具体来说，即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于不动产或船舶、航空器等以登记为权利变动公示的，风险由所有人负担。

对于各种不同交付方式，合同法确定的风险负担原则是：(1)买受人亲自提取标的物的，出卖人将标的物置于约定或法定地点时起，风险由买受人承担。(2)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起，在途风险由买受人承担。(3)对于需要运输的标的物，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约定不明确的，自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起，风险由买受人承担。(4)买受人受领迟延的，自迟延成立时起负担标的物风险。

根据合同法规定，出卖人未按照约定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买卖合同中标的物风险转移两大原则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在买卖合同中各国对标的物风险负担的立法，主要依据两种理论而各有不同。一种是“所有人负担风险”的原则，如英、法。英国《货物买卖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出卖人应负责承担标的物的风险直至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为止。《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2款规定：“自物件应交付之日起，即使尚未交付，债权人即成为所有人，并负担物件受损的风险。”另一种就是“交付转移风险”的原则，如中、美、德。美国《统一商法典》是国际上最早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以标的物交付决定标的物风险转移的一部法律,它规定：“在合同既未约定又未选择贸易术语的情况下,从交付标的物时起,风险转移给买受人。”《德国民法典》第446条规定:“自出卖的物交付时起,意外灭失和意外减损的风险移转于买受人。”

我国《合同法》第133条充分反映了两者的区别：“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既两大原则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

一、 关于法律另有规定

所谓法律另有规定，在我国是指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除交付外，还需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产权过户登记)作为所有权转移的要件。完成过户登记之日才是所有权转移之时。

1、 特殊动产所有权应随交付同时转移

一般认为特殊动产(主要指车辆、船舶、飞机)的所有权转移也需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法律依据是《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包括航空器、船舶、车辆)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该条是将特殊动产设定抵押权的登记与不动产设定抵押权的登记一样作为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而我国《船舶登记条例》第5条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此外,我国《民用航空法》对航空器采取的也是“登记对抗主义”,仅转移占有就足以转移所有权,完成交付,只是不能对抗第三人而已。对于车辆法无明文规定，“举重以明轻”，更应该是“登记对抗主义”。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担保法与我国《船舶登记条例》、《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可能是遵循国际惯例的需要)相矛盾，因为《担保法》的起草者忽视了特殊动产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不同，前者只是起物权转移的公示作用(在法国和日本法，公示只对第三人具有对抗作用，不是当事人内部物权取得的要件，在当事人内部，以意识表示一致

2、不动产所有权转移与交付分离也无必要

各国法律对此有两种立法例：一种以登记为产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如中、德、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8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而取得、设定、丧失及变更者，非经登记，不生效力。”;另一种以登记为产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如法、日。《日本民法典》第177条规定：“不动产的取得、丧失及变更，非依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我国采用前一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国家对土地和房屋的管理和控制都比较严格，存在大量的禁止和限制房屋买卖及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在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买卖是被禁止的)。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案例：有的法院为了坚持登记原则，否定交易中房屋实际交付的效力，在房屋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交付了房屋、但是没有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况下，法院判决认为这种情况下不能发生所有权的转移，甚至买卖合同都无效(后一种情况，至少在理论界已经不存在)。在这些判决中，房屋实际交付在法律上的重要意义完全被否定了。我们应该想一想，难道当事人自己所为的交付行为，在民法上都没有效果吗?仅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以前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法理依据和效果的看法，应该是有问题的⑴。其实对于前一种情况可以直接适用禁止和限制流通物的法律规定，无须以登记为产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来限制;后一种情况应直接适用效力待定(对于这类合同下文另有论述)的法律规定。

是否会产生善意第三人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通说认为善意第三人制度主要针对动产，对于不动产一般应适用公示公信制度，后者在善意的基础上，还要求经法定登记，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是为了起到“举轻以明重”的效果)，因为不动产不同于文物、武器，一般人很难从表面看出是否为法律禁止或限制流通。这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房屋的占有人与登记人是一致的，只要查阅登记即可，未查阅而买受当然不为善意(至少有重大过失);另一种占有人与登记人不一致，这又可分为两种，一为占有人为所有人只是未变更登记，若只查阅登记而未查实占有人的不同——既未实地看房，与登记人为买卖合同同理也不为善意，二为占有人只是租用人或借用人，未查阅登记而与租用人或借用人为买卖合同同理也不为善意。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采用以登记为产权变动的对抗要件的立法例并不会产生善意第三人问题。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对于房屋若采用以登记为产权变动的对抗要件的立法例并无操作上的问题。进一步说，在房屋问题上法律完全可以规定所有权自房屋交付起转移，这也就解决了法律另有规定的问题。

为说明法律应如此规定的意义，借用一例⑵：甲和乙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甲以约定的价格将其房屋卖给乙。合同生效后,甲将房屋移交给乙居住使用,但并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某日下暴雨时雷电将房屋击毁(属意外事件或称“不可抗力”),问此时房屋的毁损风险由谁承担? 原文中说“一般认为房屋已经交付，风险应由乙承担”，但实质上“由于甲只是向乙转移了房屋的占有,没有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房屋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因此甲的交付义务并没有履行完毕。”也就是说风险应由甲承担。前一观点结论正确，适用法律错误(但符合《司法解释》⑶，该《司法解释》简化了问题，但与立法有冲突，并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情况;且该解释原则上只适用商品房);后一观点结论错误，适用法律正确。对于这一问题比较受到认同的观点是“以交付或登记孰先为之者，以其为准。”⑷但该观点也有一些问题，如已变更登记，但仍由出卖人占有，期间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显不公平，而且出卖人是否有过错无论由谁举证都很困难。为解决问题至少要区分是否转移占有，是否变更登记，是占有、使用的风险，还是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非占有、使用)的风险，排列组合成8种情况分别加以规定。而采“登记对抗主义”根本就不存在这一问题。

以登记为产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的立法例还有一个大量出现，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房屋双重买卖：买方在支付购房款后，已进住(一般进住前会进行一定的装修);在办理变更手续前，原房主又以更高的价格将房屋卖给了第三人，并办理变更手续。依现有的立法，前一个合同是无效的，买方应搬出并恢复原状。对此王利明教授在《房屋双重买卖的法律问题》一文中也指出“恢复原状在经济效益上是极不合理的。在此情况下，一种最为经济的办法是尽管不承认买方所享有的所有权但对买方提供完全的补救，但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很难采用。因此，在法律上只能有一种选择，即当第三人主张其所有权，要求买方搬走时，为维护第三人的所有权，则必须宣告原房主与买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责令买方搬出该房屋。尽管这种方法从经济效益上讲，要求买方搬出是不合理的，但这是确认并保护因登记而取得的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方式，否则登记的公信力难以维护。”显然王教授本人也承认目前的做法是无效率的，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依经济分析法学最主要观点——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应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可见现有的立法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本例中的买方已进住，第三人至少是应知的，正如本文已论述的“未实地看房，与登记人为买卖合同不为善意”，即使取得了房证，也不应予以保护。王教授认为应予以保护是因为“只要受让人具有正当理由信赖登记内容，便构成善意。不动产的登记将使不动产的权利状态具有外部表征，如果权利人在转让不动产时出示权利证书，因此不发生第三人不知情的“善意”问题。” ⑸而笔者认为公示公信制度仍要在善意的基础上，此善意与彼“善意”的判断并无明显的不同。可以看出，采“登记对抗主义”同样也根本就不存在这一问题。

确认不动产交付占有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其意义十分重要。从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看，至少在承认实际交付的时候转移所有权对于买受人也就是物权取得人非常必要，因为，买受人这时不论从心态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在行使着所有权，如果不保护真正的权利人，就不能体现法律保护善意当事人的利益的精神，也会纵容恶意的规避法律的行为。依法经济学的观点，法院应以使将来的合同行为更有效率为目的来分配风险的损失，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规则是要把风险分配给能以最低成本承担这种损失的风险的一方⑹，即应有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人承担，这时由买受人承担远比由出卖人承担风险小、成本低，因为买受人从心态上会更尽责，在事实上更方便。另外，坚持这一点也符合“标的物的风险随同所有权和交付转移”这一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交付之后不能再让出卖人承担风险，否则对于出卖人也是不公平的(如果标的物这时发生自然灾害的灭失，风险当然应该由买受人承担;但是如果依据债权形式主义的观点，风险应该由出卖人承担，这是不公平的)⑺。

关于当事人另有约定

一般认为有约定标底物所有权自某一时日到来之日转移，和约定无论标底物处于何处，买受人付请货款时所有权转移两种情况。

3、约定标底物所有权自某一时日到来之日转移的情况

对于第一种情况依在约定的时日标底物由谁占有又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出卖人占有，这实际上是占有改定;二是由买受人占有，这实际上是简易交付;三是由第三人占有，这实际上是指示交付。这三种都为现实交付的代替，学说上称为拟制的交付，是交付的特殊形式，所以这种约定标的物的所有权仍自交付时起转移。

4、约定买受人付请货款时所有权转移的情况

这实质是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所有权保留制度对刺激消费,活跃市场,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英、美、法、德、日和我国台湾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地采纳了所有权保留制度。我国《合同法》第13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的,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出卖人。”这是我国法律关于所有权保留的明确规定。而且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中已经开始大量采用分期付款买卖,利用所有权保留担保出卖人的价金债权受偿,已经越来越为我们所熟悉。

⑴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性质

关于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性质主要有所有权转移和债的担保两大学说，每一学说又分出几个观点。近来又有将两种学说融合的提法⑻。在两种学说都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将两种学说取长补短，融合在一起是理论界通常的作法。但理论的完善往往因其完善而复杂，使得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从而降低其价值。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理论的完善，而在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并合乎情理;并在这一前提下，应尽量简洁明确。

笔者认为在现有立法下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附生效条件的所有权转移是所有权保留的法律形式,而担保则是所有权保留的潜在实质。显然，出卖人约定所有权保留的用意并不在所有权保留本身，解除合同也不是所有权保留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它的真正用意是以所有权保留这种方式作为其获得全部价金的担保。按传统的理论，在所有权保留的买卖合同中，若买受人违约，出卖人有取回权，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后，继续履行的，有赎回权。理论上这一过程可以重复多次，徒然降低了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性，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这种合同有诸多不明确和难以明确的地方，如买受人的违约到怎样的程度出卖人可以行使取回权?取回后已付的价金如何处置?出卖人经过多长的催告期，买受人丧失赎回权?出卖人取回后，标底物的使用费和养护费如何计算和抵消?以及孳息是否返还和标的物致第三人损害，所有人(出卖人)是否承担责任等问题?还有如车辆若不确认所有人无法上牌使用，保留所有权就会增加过户的费用等等问题。有的问题无法回避，有的问题只能通过订立详细繁琐的条款来解决，大大增加了订约成本。

下面我们以标的物致第三人损害所有人(出卖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来说明这一合同逻辑上的矛盾。以车辆为例，车辆肇事致第三人损害，使用人不能承担的部分，车辆的所有人应承担补偿责任(实务中经常要求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无疑是错误的)。但这与保留所有权合同的初衷相矛盾，为此最高院不得不作出批复⑼来解决这一问题。

⑵所有权保留合同的本质

如果我们换一角度，只保留这一合同的本质，而剥去其外表，既无须保留所有权，只将标的物作为价金获得的担保，出卖人不会增加任何风险，合同将被大大简化。实际上，在美国《统一商法典》中对此已有所体现。该法将包括所有权担保在内的各种担保形式归入“担保权益”类。就所有权担保买卖而言，出卖人享有的是价金担保权益，至于所有权的归属，该法并不关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一章第201条27项对担保权益的概念作出规定:“对于出卖人保留标的物之所有权者,不论其是否已托运或交付给了买受人,其效力仅限于保留了一个担保权益。”故《美国统一商法典》不称所有权保留,而称为价款担保权益。依此观点,并非出卖人之所有权受到限制,实系买受人系受限制之所有权,该所有权受附着于标的物上出卖人担保权益的限制,出卖人所保留者为担保权益,并非所有权⑽;但因各国多已从立法上确认了所有权保留这一制度，从而难以接受这一观念。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所有权保留已实现了所有权构成向担保权构成的转变。就其性质而言,形式上的所有权保留实质属于物的担保,应列入《担保法》而非《合同法》，作为债权新的担保方式。这与《担保法》的现有体例和内容并不发生冲突,因为我国现行《担保法》并非仅规范担保物权,还有债权性质的担保,如定金和保证。

以1999年律考卷四第1题⑾为例，该题是一个相当经典的教学案例，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究其原因是对于标的物风险的转移采用所有权主义还是交付主义、孳息的归属采用所有权主义还是交付主义，标的物致第三人损害，所有人、占有人如何承担责任等问题，理论上并不清楚和完善。如孳息的归属以前采用的是所有权主义;《民法通则》只规定了“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未规定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无法承担责任时，所有人是否承担责任。笔者以为所有人当然应当承担补偿责任，但在保留所有权合同中又陷入了车辆肇事致第三人损害的怪圈。生活中，普通人就更难理解这些差异。

若作无须保留所有权，只将标的物作为价金获得的担保来理解则非常简单清楚，普通人也完全能够理解。唯一的区别在于价金付清之前，买受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按所有权保留的观点是效力待定合同;按担保权的观点若抵押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则新合同有效 ，原出卖人只能就价金提出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请求或要求原买受人另行提供担保。依这一观点原出卖人可通过抵押登记来对抗第三人，不进行登记也有救济途径;依原有观点，则新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不符合稳定交易，促进流转的合同法精神。

⑶关于效力待定的合同

对于效力待定的合同，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把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都视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其依据是《合同法》第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简单的从逻辑上分析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但我们不仅要出于逻辑上的考虑，更要对其蕴含的利益取舍能否促进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慎重考虑，才能保持逻辑的统一和法律上的公正与正义的兼顾。因这可能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为减少无效合同，促进交易，合同法特将其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问题在于很多情况下权利人不可能追认，无权处分人也无法得到处分权，且买受人可依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不依赖合同的效力，还有一个买受人的撤消权问题不好解释。现行规定和认识的不妥,表现如下:(一)效力待定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维护交易安全(二)效力待定不利于制裁无处分权人。原因在于犯了与所有权保留合同同样的错误，被其表面现象所束缚，未认识其本质。应当借鉴世界上多数国家以及国际公约的立法,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有效。善意相对人可以通过违约责任制度获得保护。认定无权处分行为为有效行为,不会出现厚此薄彼的结局。对于权利人而言,其利益不受任何影响,倒是无权处分行为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违约制裁。由此,反而更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⑿。有学者认为 “如果第三人在交易中行为是善意的，或者无权处分行为因为权利人的追认或转让嗣后取得所有权，该行为也是有效的。” ⒀。但善意取得是以无效合同为前提的，否则善意取得应为继受取得，而不会是原始取得。笔者的观点如下：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合同有效，但买受人为恶意时，权利人可以恶意串通主张合同无效;未得到权利人的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事后未取得处分权，买受人可行使解除权;履行不能的(无处分权人未占有标的物或权利人基于所有权取回)，无处分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这就避免了善意取得与有效合同之间逻辑上的矛盾。也与按担保权的解释结论相一致，从而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解释的合理性。总之，“将无权处分行为认定为生效行为，方可获形式上的正当性与实际上正当性。”⒁

通过将无权处分合同区分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依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分析，债权行为是原因行为，物权的变动是物权行为，物权行为的效力和结果不依赖原因行为而独立存在。那么无权处分行为中的买卖合同作为债权合同是有效的，而物权行为即物权的变动效力待定。这样即保护了交易的安全，也未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所谓所有权保留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其实无须存在，或者名不副实。还其本来面目不但逻辑上更加统一，而且使原本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如果这一结论成立，则所有权保留合同其实所有权并未保留，仍是交付时转移。

二、 关于需第三人承运的合同

这里存在一个既无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也无约定的情况。在第三人承运的合同中，一般货交承运人时风险转移，这与货运单据交付买受人的时间会有不同。一般认为货运单据的持有人视为所有人，交付货运单据视为所有权转移，这样所有权转移就与风险转移的时间不同。若把交付单据视为附随义务，则货交承运人时，视为交付，所有权与风险同时转移。出卖人在运输过程中另行支配标的物只是一方违约的问题，这一问题将在下文中解释。但出于效率的考虑，单据可以多次转让，而且实行认单不认人的原则，这不是把交付单据视为附随义务所能解释的。因而，在第三人承运的合同中，且需要交付单据的，所有权转移与交付是分离的。

但交付货运单据视为所有权转移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将交付单据视为拟制交付，也就是说所有权转移与交付仍是同时的，而与风险转移的时间不同，这就与两大原则都相矛盾。其次，出卖人仍享有所有权即可以在运输过程中随时支配标的物，而支配前的风险却由买受人承担显不公平。

在第三人承运的合同中，除货交承运人、fob、cif等固定约定外，双方可另行约定风险转移的时间，可能出现通过意思自治将“所有权转移”从交付之中暂时分离出去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运输中(特别是国际贸易的运输)，风险转移的意义远大于所有权转移的意义，因而风险转移受到重视和强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只对风险的转移有约定，而未约定所有权转移的时间。该公约第69条第1款规定:“在不属于第67条(涉及运输的风险转移)和第68条(在途货物风险转移)规定的情况下,从买方接受货物时起,或买方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这样做,则从货物交给他处置,但他不收取货物从而违反合同时起,风险转移到买方。”( 第67条、第68条的情况可另行约定风险转移的时间，对此上文已有解释)这被认为是公约采取“交付主义”的根据，原因在于各国对所有权转移的时间规定差异较大，无法达成统一，这是由于约定造成所有权转移与交付分离的情况。

三、 所有权转移与交付的概念和相互的关系

所有权转移其实是一种意识表示，买卖合同中现实的交付除非有相反的意识的表示(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时履行的不可能是买卖合同)应推定为一种转移所有权的意识表示，即默示的意识表示，有学者就认为:“买卖之交付别样于借用、租赁,就在于买卖之交付是所有权的交付。” ⒂此外拟制的交付首先是一种交付，同时是一种明示的意识表示，也就是说无论现实的交付还是拟制的交付，同时都有所有权转移的意识表示。

对于交付的定义是指交易中按照约定转移对物的实际占有和控制，既交付标的物⒃。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将其定义为“事实管领力之转移”。这种理解的问题在于：一、“交易”应限定为“买卖交易”，显然借用、租赁等合同中也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交付——转移占有;二、这种理解将交付限定为现实的交付，而不包括拟制的交付，因简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都不是通过物的占有和控制的实际转移来实现的。《法国民法典》虽然被认为采用“所有人负担风险”的原则，但第1604条已经明确规定:“交付是指将卖出物的所有权及占有转移给买受人。”，这说明其已经认识到两者是一致的。笔者认为正确的定义应为：“交付指以转移所有权为意识表示的对物的现实或拟制的占有和控制的转移”，这里已无须限定在买卖合同中，其他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合同如借款合同、定做合同、租售合同与买卖合同一样转移占有既转移所有，因而风险转移的两大原则也是统一的。融资租赁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由占有人(承租人)而非所有人(出租人)承担标的物的风险更为合理，这是由融资租赁合同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对标的物的控制上，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比出租人更接近所有人的地位，因为出租人哪怕仅仅是监督都是既无权利，也无必要的;在这点上，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实质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因此笔者认为《合同法》第十四章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第250条：“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的规定应改为“所有权归承租人”。这样所有权转移与交付在内涵上就一致了。在第三人承运的合同中，所有权转移与交付的分离，既是由于空间的距离造成时间上的滞后，也是为货款支付安全的需要而有意设置的。

四、 关于风险转移的例外

我国《合同法》在第142条对风险转移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后，在第143、144、148条对三种特殊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说明。通说认为这是风险转移的例外。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第143条规定因买受人违约，致使标的物不能按期交付的，买受人承担风险，其实是一种强制性的占有改定的规定，视为已经交付，出卖人相当于无偿保管人。第144条规定路货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转移，其实是一种任意性的指示交付的规定，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第148条规定出卖人根本违约时，买受人拒绝接受或解除合同，不承担风险。这种情况下，根本未交付，当然风险不转移。

合同法对合同无效或被撤消的、占有人占有期间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未加规定。有学者认为“返还义务人取得财产出于善意时，对非因其过错而灭失的财产可以免责。” ⒄物权行为是独立的，无因的，不由债权行为承担，而由履行行为完成。因而，不能因合同的无效而否认占有人在占有期间的所有人的地位，所以无论善意或恶意，占有人同时也是所有人。因此，除在第三人承运的合同中外，风险转移两大原则是可以归一的。

五、 结论

笔者曾试图论证买卖合同中标的物风险转移两大原则实质上是可以统一的，但确有一些情况两大原则无法统一。在交易形式不断衍生和创新的今天，笔者不敢断言未来不会出现新的所有权转移与交付分离的交易方式。但两大原则一致的范围远应比我们目前的理解大得多，这一现状是人为的割裂造成的。我们在使用某一原则时，只是对此的强调。现代各国普遍采纳交付主义为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规则仅仅因为风险转移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所有权的转移则被认为是一个抽象的、不可捉摸的甚至是难以证明的问题。其实合同签定后，交换的仅是权利，履行时交换的才是标的物和价金，风险转移之时正是所有权转移之时，仅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客观原因或主观约定使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稍滞后于风险转移的时间。在买卖合同中，认清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可以厘清众多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简化很多复杂的问题。

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规则体系研究

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转移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从转移时间看，二者经常同时发生，但并非必然同时发生。标的物转移涉及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标的物灭失的风险转移、标的物孳息归属等，相关的法律问题较为复杂，因此，《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且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则体系。

动产所有权转移的法律规则

依照《合同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当标的物为动产性质时，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有3种情形。

1.动产所有权自动产交付时起转移的情形。

关于动产交付的概念及法律含义，现行法律、法规尚未作出明确规定。从民法角度看，一般认为，动产交付是指将自己占有的物或所有权凭证转移给他人占有的行为。

交付主要有5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现实交付。现实交付是指直接占有权的转移。因交付方式的不同，在现实交付的情况下，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又可分为4种：一是由出卖人送货上门的，由出卖人送货到约定地点，然后由买受人验收，将买受人验收合格的时间视为交付时间;二是由出卖人代办托运的，将出卖人办理托运手续结束的时间视为交付时间;三是由出卖人邮寄的，将出卖人办理邮寄手续结束的时间视为交付时间;四是由买受人自提的，将出卖人通知的提货时间(其中包括双方约定的时间或者一般认为合理的时间)视为交付时间。

第二种是观念交付。观念交付是指不以标的物本身的实际交付为标志，而以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据(如仓库出货单、提货单等)的交付为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将相关单据予以交付，标的物所有权便发生转移。

第三种是简易交付。简易交付是指在签订买卖动产合同之前，交易双方即约定标的物已为买受人占有，合同生效的时间即为标的物交付时间。

第四种是占有改定。占有改定是指在动产交易中，出卖人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仍需要继续占有标的物，此时交易双方可以通过协议，使买受人暂时实现对标的物的间接占有，而不是立即实现对标的物的直接占有。比如，甲将电视机转让给乙，但甲还需要暂时使用此电视机。甲乙双方本来应当另行订立借用合同或者租用合同，由甲先根据转让合同的约定，将电视机实际交付给乙;再由乙根据借用合同或者租用合同的约定，将电视机暂时交付给甲使用。显然，在合同约定的时限内，电视机在甲——乙——甲之间的来回传递并无实际意义。为简化程序，双方只需要订立契约，便可以实现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占有改定包括当事人之间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和使买受人暂时实现间接占有的合意。占有改定中用来替代交付的法律关系一般是合同关系，但也可以是其他法律关系。

第五种是指示交付。指示交付是指标的物由交易双方以外的第三人实际占有时，转让人将对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替标的物的实际交付。《物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2.动产所有权转移以当事人约定时间为准的情形。

动产所有权转移以当事人约定时间为准的情形主要有以下3类：一是约定特定标的物自合同成立时起转移所有权;二是约定标的物在交付完成一定期限(比如试用标的物结束的时间)后转移所有权;三是约定标的物在特定条件成熟时转移所有权，但该约定不得作为附条件、附期限合同，因为双方的约定是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要件，而附条件、附期限合同是合同的生效要件，其法律性质不同，调整的法律关系也不同。

3.动产所有权转移的特殊情形。

一是标的物所有权保留。《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二是通过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只有在交付标的物时，标的物的所有权才实际转移至买受人。

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法律规则

《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依照该规定，不动产所有权转移时间应以登记机关动产抵押登记簿中记载的时间为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比如，房屋所有权变更必须登记，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可以不登记。

另外，依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有些动产也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如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但是，这种登记不是所有权转移的必要条件，只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

行政机关应准确把握动产、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关系，坚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立案调查及定性处罚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行政机关必须认真研究关于动产、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相关法律，准确把握其中的法律关系，从而为立案调查及定性处罚等打好基础。

比如在建筑施工领域，建材产品销售者先将建材产品送货上门，供施工企业或项目建设单位使用，货款在工程施工期间分期结算或在施工结束后一次性结算，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但是，行政机关不能简单地推定建材产品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因为如果作此推定，就会使其中的法律关系复杂化甚至产生混淆。

第一种情况是施工企业或项目建设单位使用该批建材产品，会涉嫌侵犯别人的物权，使用后会造成自己所有财产和他人财产的混同。

第二种情况是施工企业或项目建设单位借用销售者的建材产品，以后再归还同类物。在这种情况下，施工企业或项目建设单位与销售者之间的合同关系就不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借用合同关系。

第三种情况是建材产品销售者把该批建材产品赠与施工企业或项目建设单位，他们之间构成赠与合同关系。

显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及商业交易习惯，只要建材产品销售者将建材产品送货上门，并经施工企业或项目建设单位检查验收，履行交付义务，那么该批建材产品的所有权便发生了转移，建材产品销售者对该批建材产品就不再拥有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