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调研报告最新19篇

城市农民工就业和社保情况调研报告

为了解我国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为党和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今年8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城市农民工工作和生活条件普遍较差。他们劳动强度大，生活开销大;文化程度低，社会保障低;工作环境差，生活条件差;文化娱乐少，技能培训少。尽管如此，但多数农民工仍认可目前生存的现状，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

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共分四篇，第一篇为《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第二篇为《城市农民工生活与教育状况》，第三篇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第四篇为《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调查基本情况

(一)调查范围、方式和内容

本次调查范围为：全国各级城市(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中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和灵活就业的农民工。

调查对象是：年龄在16-65周岁的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包括被企业(单位)招用的在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和在社区街道上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灵活就业的农民工。

调查采用面访方式，对在固定岗位上就业的农民工直接深入企业进行调查，对灵活就业的农民工采取街道社区拦截调查和入户调查方式。

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包括劳动就业、获取报酬、就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劳动技能培训等情况。

(二)调查样本的抽取

1、在固定岗位上就业的农民工样本的抽取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分两阶段抽取城市农民工进行调查。即先在制造业等12个主要行业中抽取一定数量的企业(单位)，然后从中选取一定数量农民工进行调查。在抽取农民工时按照该企业(单位)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职业，适当考虑了农民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分布。

在抽取各省级农民工样本总量时，考虑到东部地区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因此江苏、浙江、广东省抽取的样本不少于1200个，其他东部省份抽取的样本不少于900个，中部省份不少于650个，西部省份不少于400个。

2、灵活就业的个体农民工样本的抽取

以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为总体从街道社区中选取灵活就业的农民工，适当考虑农民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分布。

4个直辖市各抽取200名农民工，15个副省级市各抽取30名农民工，各地级市和县级市分别抽取10名和5名农民工进行调查。

(三)调查的样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各类农民工29425人。

1、样本分布情况

按工作岗位分，固定岗位就业农民工23880人，流动就业农民工为5545人，分别占81.16%和18.84%。

按从事工作的行业分，在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9.53%、15.12%和14.84%;在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3.88%、9.75%、8.22%和1.26%;其他农民工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采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中工作。

按从事的职业分，主要为各类服务员、生产工人、技术工人、建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等，分别占17.49%、15.46%、13.22%、9.08%。和7.17%。

按东中西部划分，东部地区调查农民工13435人，中部地区调查农民工8980人，西部地区调查农民工7010人，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45.66%、30.52%和23.82%。

2、农民工基本情况

在调查的29425名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19027人，女性农民工10398人，分别占64.66%和35.34%。

从婚姻状况看，已婚的有18191人，未婚的有10743人，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61.82%和36.51%。

从年龄上看，16-25岁的农民工有8954人，25-35岁的农民工有10553人，35-45岁的农民工有7516人，45岁以上的农民工有2402人，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30.43%、35.86%、25.54%和8.17%。

从文化程度上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工有756人，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3750人，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15312人，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7848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1759人，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2.57%、12.74%、52.04%、26.67%和5.98%。

二、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情况

(一)农民工的求职主要靠亲朋好友

许多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前并没有联系好工作，进城后，一般经城里的亲戚、朋友或已在城里定居的老乡介绍找到工作。据调查，由定居本地的亲属、朋友介绍的占28.20%，由同样在外务工经商的同乡、亲友介绍的占25.99%，自荐到用工单位工作，占10.51%。另外，还有部分农民工是通过自主就业，招工广告，包工头、老板招募，劳务市场，招聘会，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找到工作，分别占7.94%、7.38%、5.15%、3.85%、2.46%和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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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外来农民工子女良好学习习惯培养的研究》结题报告

本课题自XX年6月申请立项以来，在校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保证了课题的顺利进行。现经过一年的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完成了任务，特申请鉴定验收。现将本课题研究的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1、课题研究的背景

从1997年9月开始我校陆续接收外地来沈农民工子女入学，截至目前，我校的外地农民工子女占据我校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去年我校被沈阳市教育局定为浑南新区农民工子弟小学。虽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外地来沈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但据调查他们流动性大；多数家长只有小学文化，有的甚至根本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基于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孩子受家庭教育、教材、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诸多因素影响，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随意性行为较多，如学习活动中自控能力较差、注意力分散、不能专心听讲、不爱举手发言、不爱质疑讨论、作业比较潦草，不按时完成作业……教师叫苦不迭，学生也异常苦恼，这既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又给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2、课题研究的意义

国内外教育教学研究资料表明，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的好坏，20%与智力因素相关，80%与非智力因素相关。教育家叶圣陶老先生曾经指出：“简单地说，教育就是要养成习惯。”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就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小学阶段也正是学生学习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良好的学习习惯一旦形成，就会变成人生道路上前进的巨大力量，终生受益；反之，将贻误终生。《外来农民工子女良好学习习惯培养的研究》旨在通过学校、家庭一体化教育，探究外来农民工子女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策略，帮助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本课题的创新点在于所选确定的学校是农民工子弟小学，研究的对象是低年级的学生。

二、概念的的界定

外地来沈农民工子女是指随父母来到沈阳打工，常住地与户籍所在地分离人员的子女。

学习习惯是指由于反复训练而巩固下来并变成需要的学习行动方式，它是不需要监督的、自动化的学习行为。就习惯而言，从生理机制上来讲，习惯是一种后天形成趋于稳定的条件反射，它是由于多次的重复，使一定的情景和个体的某种行为，在大脑皮层形成的两个兴奋点沟通起来，建立起巩固的暂时神经联系。

本课题从外地来沈农民工子女学习特点出发, 根据低年级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的需要确定研究专题，通过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探索培养学生养成学习习惯的途径和方法。

三、课题研究的内容及目标

【目标】

1.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学教学活动，纠正外来农民工子女不良的学习习惯，养成认真倾听的习惯、课前准备物品的习惯、阅读课本的习惯、认真做作业的习惯和不懂就问的习惯。

2.探索出一套培养外来农民工子女良好学习习惯的方法。为这群特殊的孩子的人生成长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研究内容】

1.调查了解并分析外地来沈农民工子女学习习惯的现状及成因。

2.探索出一套适合我校低年级外来农民工子女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的途径与策略。

3.引导家长掌握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策略，提高农民工家长的教育水平。

四、研究的对象：

在我校就读的二年级外地来沈农民工子女。

五、研究的原则

1、主体性原则：在研究过程中，要以如何引导学生自我体验、自我感知、自我探索、自我完善为主线，以他助、互助、自助等手段，构建学生学习习惯教育的运行体系。要把教师的科学辅导与学生的主动参与有机结合起来。

2、整体性原则：要以面向全体学生，促进每个学生在不同水平上的发展，促进学生的整体发展，并以良好学习习惯培养为实践的价值目标。

3、可行性原则：在研究过程中要明确区别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不同条件、注意切实根据自己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重在针对性、实践性、操作性。

六、研究方法

1、行动研究法：强调行动者参与研究，采取观察、谈话、访问、接触等多种方法，安排良好学习习惯的技能训练。

2、个案剖析法：建立学生良好学习习惯个人档案，注重剖解，形成典型个案。

3、调查研究法：进行团体、个体问卷调查，针对反馈信息，探寻实施策略，注重共性与个性相兼顾，强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4、经验总结法：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大胆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创新研究，积累总结经验，为以后的良好学习习惯提供便利。

七、课题实施的过程

1、创设和谐的育人班级环境

整洁和谐的人文环境无疑会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班级环境，教室的每一面墙上都会有一个笑脸榜，如：星级作业、我会听讲、课上发言我最棒等。笑脸榜旁边会有一句相对应的名人名言，以此激励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室的黑板报也做到了定期更换，更换的主题要围绕本课题的内容而定。使学生一进到教室就明确要养成怎样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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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挡在保障体系之外的工伤农民工

工伤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只有25岁 XX年8月至12月，某外来工服务机构在      农民工工伤者进行了探访，共完成673份工伤探访表。笔者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通过对这些探访表进行整理和统计，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基本信息、权益状况、受伤情况和治疗过程有一个比较客观清楚的认识。 从性别来看，工伤者以男性居多，占84％，女性只有16％。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岁，其中一半的被访者在23岁以下。如果从文化程度角度加以比较，工伤者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外来工总体。 统计显示，工伤者月平均收入为777元，明显低于一般外来工。不仅这样，有25％的被访者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工资拖欠现象非常严重。与普通外来工群体相比，工伤者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日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1个小时，每周平均工作6.8天，过高的劳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更容易受伤。 工伤者的权益在出工伤之后难以保障。65％的工伤者未签劳动合同，企业也很少为他们缴纳工伤保险。统计数据还显示，少数（3.4％）工伤者所在的企业没有营业执照。这就造成了工伤者的基本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即使进入到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中，也增大了工伤者维权的成本。 对于受伤的工人来说，许多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在外来工人看来，维持在当地的基本生存和多赚点钱回家永远是第一位的考虑。在毫无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失业就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机会，因此“找不着工作、赚不到钱、无法生存”是他们面对的现实威胁，这种威胁在工人的概念里远远超过了工伤的潜在威胁。这也是为什么73％工伤者明知所在企业以前曾发生过工伤，而自己仍然坚持在危险的岗位工作的原因。 调查还发现，受伤后工资降低，工资拖欠更加严重是工伤者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问题。工人受伤住院后，只有41％的人能够按时领到工资，有11％的工厂只给工伤者发部分工资，有17％的工厂干脆不发工资。 不仅如此，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伤者无人护理。统计显示，有21％的被访问者表示住院期间无人护理，探访过程中我们经常能见到工伤者自己拿着吊瓶上厕所，自己靠在床头勉强吃饭的情形。 另外，急救后续治疗不足也成为影响工伤者治疗效果的重要原因。由于多数工伤者医疗经济承受能力低，并且无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他们只能要求提前出院。这就导致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同时也影响机体功能的恢复。 工伤农民工维权面临四大障碍 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当他们受了工伤享受不到应有的治疗或赔偿，不得不维权时，维权的道路也格外的艰辛。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四大障碍。 障碍一：被迫使用假身份证进厂，被迫用假名住院，被迫进入未经工商注册的“黑厂”等原因，造成农民工在受伤后维权困难 为了获得一份工作，农民工经常被迫以假身份证进厂或者进入未经工商注册的“黑厂”，这种“被迫”的进入得到了地方劳动管理部门的默认。当农民工受伤需要住院时，迫使工人用假名住院成为工厂的惯用手段，而医院和某些社会保险监管机构对此也予以默认，某种程度上，医院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甚至还成为工厂对付工伤者的帮手。当工人申请工伤认定时，地方劳动管理部门会以身份不符为由不予认定。 一位22岁的啤机工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我受伤后，在住院登记时，老板让我用另一个名字登记住院，说他交了保险，这样我的医疗费就有保证了。我当时急着住院，也没想太多，就按照老板拿来的别人身份证登记住院了。后来发现不对劲，我就找到医院去修改，医生说要厂里出证明才行，我就找到厂里，厂里不答应，没办法，没改成。没想到后来出院以后，厂里就翻脸了，说住院的是张某，不是我，我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工伤认定。” 障碍二：工伤者即使启动了维权程序，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与最后所得到的补偿相比，往往也是得不偿失 按照现行规定，从工伤认定到诉讼结束，整个程序持续的时间至少在360天到510天之间。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厂方和一些地方劳动管理部门、地方司法体系，采用种种手段，将时间期限运用到最高限度，迫使工人走完所有的政策规定过程和司法程序，从而使所有的劳动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程序发生连接，最终使工人在维权过程中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往往得不偿失。 35岁的秦某是某公司的电焊工，他XX年4月4日被录用，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XX年6月26日，他发生工伤事故，右眼受损，8颗牙齿脱落。XX年7月19日，秦某向当地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9月3日被确认为工伤，9月5日被评为8级伤残。XX年10月28日，秦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依法支付工伤赔偿金等费用。XX年1月10日，仲裁委员会裁决部分支持申诉人请求。秦某不服，XX年3月7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4月28日，当地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5月12日，厂方上诉至某市中级人民法院，XX年8月19日，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故发生后，秦某历经工伤认定、伤残评级、劳动仲裁、一审、二审诉讼等法律程序，历时将近420天，至今仍未拿到工伤赔偿金，为了这场官司，秦某已疲备不堪，一贫如洗。 障碍三：工伤者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后也将面对非常恶劣的结局 部分拒绝和老板“私了”的工伤者在工伤认定、劳动仲裁及诉讼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成本，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合理的赔偿。但是，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通过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制度、选择非必经程序等策略迫使工伤者即使付出了极大成本，其结局也非常悲惨。 XX年春天，四川籍农民工黎相树因给工人送饭时不慎滑倒造成脑外伤后右侧偏瘫，属伤残二级。为了给这起摔伤事故讨个说法，XX年7月，他委托律师向所在地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请求，结果劳动局下发了工伤认定书，但黎相树所在公司不服，于是向劳动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成都市劳动局）提出行政复议，复议结果认为，黎相树与公司之间事实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主要事实不清，责令当地劳动局重新做出认定。结果，劳动局在随后出具的几份工伤认定书上认定黎相树不是工伤，而且自相矛盾。于是，黎相树又只好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

决认为劳动局关于黎相树不是工伤的认定存在矛盾，事实不清，责成他们重新做出认定。就这样，同一起摔伤事故，同一个劳动部门，反反复复地工伤认定，使得他直到目前仍没有领到补偿金。自从XX年6月12日摔伤，黎相树躺在床上已经一年多，生活十分艰苦。 障碍四：厂方利用种种手段压制工友对工伤者的帮助支持 在维权过程中获得来自工友的支持和帮助对工伤者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如果工人使用假身份证而遭遇工伤认定障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由工友提供证明；如果劳动局认为工人申请劳动仲裁时已经超过时效，一旦有工友证明工伤者确实与厂方发生了争议，就会增加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可能性；如果工厂拒绝提供工资表，工友的证明也将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这种来自工友的可能的支持却受到厂方种种手段的压制，在劳动力市场绝对供大于求的前提下，工友们很难将支持进行到底。 “左手受伤后，我申请工伤认定，但由于我进厂用的是假身份证，厂里就说没有这个人。有人建议我找几个同工厂工作的老乡，或者工友什么的，写个证明，证明我是这个厂的工人。我找过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敢答应。”一位24岁的锣机工这样讲述自己的经历。当我们为他的遭遇愤愤不平时，他却说：“唉，其实我也理解他们，他们要是给我作证的话，工厂就会把他们开了，这还是好的，说不定还找人报复他们，我们那里又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就听说有些人给其他人作证被老板开了，有的还是老板的老乡什么的。”         遭遇保险～   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经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保险～，而这些～往往是在他们受了工伤，需要保险时才会意识到。即使是工伤者已经上了保险，他们如愿获取保险赔偿也将面临重重阻碍。 由于商业保险的缴费率低，且没有强制性，因此许多企业都购买商业保险，故意告诉工人这就是工伤保险，并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保险费。而工人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很难将两者区分。同时，很多企业购买的是“雇主责任险”，其受益人为雇主，而不是工人。一旦事故发生，企业就将商业保险中对意外事故的赔偿部分用作对工人的工伤赔偿，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这样一来，就出现工人出钱买保险老板受益的情况。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用工成本，一些工厂甚至采取了部分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办法，例如，只给本厂10％的员工上工伤保险。在工伤发生后，就按照已投保的员工名单，让工伤者以假名住院骗取保险赔偿，并明确告诉工伤者，只有这样，厂方才会支付医疗费，逼迫工人“配合”。工伤者面对急需治疗的状况，一般都会接受厂方的要求。但问题在于，一旦以假名住院，在今后的工伤认定、伤残评级及工伤索赔过程中，由于诊断书上的名字不符，给工伤者索赔造成很大的麻烦。

当前返乡农民工思想问题情况分析研究

返乡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农民的就业和收入，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准确把握河北省返乡农民工就业和生存现状，全面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我们深入到返乡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张家口市蔚县、赤城、沽源、张北等地进行调研。调研采取与相关部门人员及返乡农民工座谈，问卷抽样调查，深入农户家中访谈等形式进行，重点就农民工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返乡农民工思想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但多年来，当宏观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大量的农民被吸引到城市里来，而宏观经济一旦低迷，最先遭受打击的就是农民工，大批农民工不得不回到农村。下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我国一些企业停产倒闭、施工工地停工，导致我省部分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家乡。

1.农民工渴望有稳定的工作，但抗击风险的能力弱。调查中，100%的农民工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低，基本没有专业技能，大多从事不需要太多技术的体力劳动，因而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比较低，一有市场波动就面临失业的风险。调查中，85%的返乡农民工从事矿山、建筑等方面的工作，而且学历层次90%为高中以下水平，大专以上学历低于10%。

2.农民工渴望收入能够得到保证，但工资被拖欠时有发生。农民工到城市打工，目的各异，但大多数尤其是青年农民工主要还是想趁年轻，到城里多挣点钱，回家盖房、娶妻生子，哪怕是苦脏累险的工作岗位上劳动，也心甘情愿。但是，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辛辛苦苦干活却拿不到血汗钱。调查中发现55%的农民工曾被拖欠工资。

3.农民工渴望创业，但缺乏创业的支撑条件。调查中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农民通过到城市去打工，眼界开阔了，思路拓宽了，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得已返乡了，他们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返乡创业，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面对比较低的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以及薄弱的经济基础，能够创业成功的实在是微乎其微。调查走访中，一位返乡农民工通过跑运输积累资金回村创办养鸡场，由于受市场的影响亏损严重，他急切的希望陪同走访的乡党委书记帮助解决资金问题，但没有成功。

4.农民工渴望得到支持，但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大多数农民工已经从传统的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就业去向，以获取自己所需的经济和文化需求。但是，相当一部分返乡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由于长期不从事农业生产，回到家乡也不愿回到土地务农，他们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以解决他们的谋生之困。而对于国家为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所进行的职业培训，大多数人参加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认识不到位。在座谈中，部分农民工认为培训没有必要，费时费力掌握专门技术难度大，不如从事建筑、矿山等体力劳动容易。

5.农民工渴望被社会认可，但往往被边缘化、弱势化。农民工外出到城市打工，一方面获取比单纯从事农业生产高的收入，解决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为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受国家政策、习惯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农民工虽然在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努力工作，却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城市中的最弱势群体。调查中，90%以上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不被城市人认可，被城市人“另眼相看”。因此，他们渴望国家能够从政策上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希望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特别是自己的下一代。

二、返乡农民工思想状况的原因分析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理性分析、正确引导是化解返乡农民工思想问题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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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统计局网站27日公布20xx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

一、农民工总体规模

(一)农民工数量继续增长，总量达25278万人

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

(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快于东部地区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790万人，比上年增加323万人，增长3.1%，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42.7%;中部地区农民工7942万人，比上年增加323万人，增长4.2%，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1.4%;西部地区农民工6546万人，比上年增加409万人，增长6.7%，西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25.9%。

二、农民工流向及就业地域分布

(一)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长较快，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

从农民工的就业地区来看，20xx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16537万人，比上年增加324万人，增长2.0%，占农民工总量的65.4%，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438万人，比上年增加334万人，增长8.1%，占农民工总量的17.6%，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215万人，比上年增加370万人，增长9.6%，占农民工总量的16.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分省看，就业地区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这4个省吸纳的农民工占到全国农民工总数的近一半。

(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下降

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828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0.3%，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比上年增加7.4万人，增长0.1%，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数量和增幅均明显低于上年水平。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农民工的23.1%和20.1%，分别比上年下降0.9和0.8个百分点。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趋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在逐步下降。

(三)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农民工以跨省外出为主的格局改变

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8390万人，比上年增加772万人，增长10.1%，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2.9%;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7473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下降3.2%，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7.1%。在省内务工的比重比上年上升3.2个百分点。20xx年，去省外务工人数减少，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

(四)外出农民工仍主要流向地级以上大中城市

从外出农民工就业的地点看，在直辖市务工的占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20.5%，在地级市务工的占33.9%，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状况

(一)农民工以男性为主，年长农(20xx信访工作调研报告)民工比重逐年增加

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xx年的30.0%上升到20xx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主要会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中，但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

(二)年龄和家庭对农民工的空间流动有很大的影响

农民工中已婚者占73.4%，其中，本地农民工已婚者占90.2%，远高于外出农民工已婚者58.2%的比例，这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高出外出农民工12岁，本地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60.4%，而外出农民工40岁以上仅占18.2%。这反映了已婚、年纪较大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就近就地转移，大龄农民工不仅外出缺少竞争力，而且需要照顾家庭，这使得他们的外出积极性减弱。

农村改革 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报告

农民工返乡创业、工商企业带动我国建设新农村发展，是解决新农村建设中钱从哪里来、富余劳动力向哪里去、农村带头人怎样培养、农民组织化程度如何提高这4个根本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形式。这两种趋势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具体表现，对新农村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关于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专题调研的通知》[湘调办字（55）号]精神，资兴调查队于8月中下旬认真开展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专题调研对市区及各乡镇 （街道）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展开了详细的调查。有关调查情况如下:

一、资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基本情况

资兴总面积2747平方公里，辖17个乡10镇1个办事处，，xx年末总人口36.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30483人，农村人口235517人，农村劳动力145000人，农村外出务工人员51450人。

近年来，资兴各地抓住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和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大好时机，出台了一系列引导和扶助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引导了一大批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回到自己家乡创办经济实体。据调查，全市总计引导了2123人外出务工经商农民返乡创业，创办“回流型”企业86家（不限规模），返乡创业总投资3500万元，年产值28435万元，上交利税450万元，吸收就业人口数3500人（城镇360人，农村3140）。其中投资上1000万元的企业2家，500-1000万元的2家，100-500万元的3家，50-100万元的6家，50万元以下的73家。(详情请见附表)

资兴市根据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做法与经验，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为加强招商引资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资兴市政府相继出台了《资兴市招商引资工作目标考核暂行规定》、《资兴市招商引资中介人奖励办法》有效促进了全市招商引资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

2、优化硬件环境。地方政府采取创建“返乡创业园”、“返乡创业一条街”等方式，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引导创业人员走规模发展、聚集发展和集约发展之路，以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本，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市政府明文规定：凡来资兴投资创业用地每亩不超过8万元。

3、优化融资环境。市政府通过信贷担保，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融资困难问题。市政府成立了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为返乡创业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同时融入企业资金数万元，为返乡创业的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

4、免费培训服务。为农民工提供免费培训，为企业发展培训工人，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每年都根据当地企业的发展需要，为企业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进行员工技能培训，一年培训规模达500人，培训周期根据实际工种的不同，从一个星期到两个月不等，平均为一个月左右，培训经费由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直接按培训人数拔发给培训机构，其经费来源一部分是国家财政预算，一部分是地方政府财政配套投入，主要是通过争取扶贫项目或其他创收部分等来予以保证。

5、成立行业协会。为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关行业以及生产资料供应商和销售厂商联系，畅通市场信息渠道，市政府牵头成立行业协会以引导当地的主导产业做大做强。

6、城乡管理一体化。为了让农民工回乡安心创业与就业，取消了对农村户口入居城镇的政策性限制，对经常居住在城镇，或主要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员，在购买住房和转城镇户口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政策限制。同时引导建立民办学校吸收学生，公立中小学校对城乡孩子就学一视同仁，不对农村或外来学生收取任何附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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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基本权益实现状况调研报告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奋斗在城乡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各条战线，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工业园区企业中，农民工这只庞大的职工队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实现状况，进一步分析研究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反映农民工的愿望和要求，更好地履行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我们对工业园区部分企业进行了走访了解、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形式，对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实现状况进行了调查。

一、我县工业园区农民工基本状况

我县工业园区职工总数3.76万人,其中农民工2.56万人，约占工业园区企业职工人数总和的68%，农民工已成为我县工业园区的一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其基本情况有以下特点：

1、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农民工小学学历以下占7%；初中学历占40%、高中、中专学历占49%；大专以上学历占4%。

2、年龄在17-45岁的居多，男性从事建筑水泥行业居多，女性从事针织、制衣、餐饮行业居多。

3、多数农民工从事一线艰苦工作，少部分是技术、管理工作。“脏、累、苦、险”岗位工作90%是农民工。

二、工业园区农民工生产生活概况

近年来，我县工业园区企业迅速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任务繁重而艰巨。为此，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工维权工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帮助农民工解决了工资拖欠、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等问题，较好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一是工资上保证。从调研情况看，无论是月工资，还是加班工资，农民工都能按月领取。工资能按时足额支付。

二是生活上照顾，为了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体育活动，园区企业加大了文化娱乐设施的经费投入，免费为农民工开放桌球、乒乓球、健身、影视等活动室和图书室。如：正旭运动用品公司每月为职工举办庆祝生日晚会，每年十月开展一次职工体育运动会。为调动农民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企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县总工会为工业园区企业赠送体育运动器材、图书资金达3万多元。

三是困难上帮扶。县总工会把困难农民工纳入了帮扶范围，建立了困难农民工电子档案，每当农民工及家庭成员患大病或子女考上大学，生活发生困难时，工会组织都会给予帮扶救助。例如：中声永电子公司农民工肖一妹一人收入维持一家四口生活，供两小孩上学，丈夫在家务农且身患多种疾病。XX年大儿子考上青海师范大学，县总工会给他发放了1000元助学金。

这样的困难农民工县总工会共救助120多人，共计发放救助金8万多元。为农民工发放一卡通份，农民工凭一卡通可享受子女上学、购物、购药、法律援助等优惠。

三、农民工基本权益实现状况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十分滞后，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很低。其原因：1.思想认识问题。少数人认为，给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从而影响到投资环境；2.多数农民工思想认识不到位，以工资进袋为安，缺乏参保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是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不能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不能顺畅衔接。在与农民工座谈时，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发生了工伤事故、身患疾病、年老体弱时有没有保障制度。许多农民工就是在这种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着相当艰苦的工作，充当着“脏、累、苦、险”岗位劳动力的角色。

三是农民工的法律维权意识淡薄，多数农民工对签订劳动合同和合同中有没有劳动保护的内容，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虽然签订了合同，但合同内容很简单，根本就不把劳动保护、安全生产等作为一项必备条款列入其中，还有的甚至是应付式的合同，只有一份，以备有关部门检查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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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农民工培训问题调研报告

农民工培训是个系统工程。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开展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妥转移，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全总也明确提出，各级工会要充分利用工会的学校资源和社会教育资源，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笔者针对目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着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目前现状

调查发现，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一些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而用于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政府没有足够的农民工培训保障体系，一些企业也不愿培训。

二、问题及原因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财力、物力，各级工会也多方努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首先，从农民工整体来看，对文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有着强烈渴望和迫切愿望，但具体到单独的个体和实际的培训工作中时，却不然。据调查，不少农民工参加培训都是各级政府下达指标，农民工对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另一方面，一些有学习热情的农民工却由于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参加培训。

其次，从农民工分布情况看，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往往为民营、外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认为，工人只要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能干”、“够用”就行，对农民工技能升级和有关思想道德、安全、维权等方面的培训热情不大，使不少农民工只能长期从事低级体力或简单熟练工种。

第三，农民工教育培训具有教育对象分散且流动性大、教育层次不齐、教育时间不定、约束力不强等特点，这使农民工教育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一些农民工受自给自足思想束缚，视野较窄，缺乏长远性和开拓性。

2.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使其很难摆脱心理上的自卑。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之间的反差，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怀有偏见，使其在城镇寻求自我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受到挫伤。又由于其在城镇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因而其对城市也怀有一定戒备和恐惧。

3.不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不知该不该学、学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另外，多数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虽然不支付培训费用，但仍需支付车票、伙食费、住宿费等费用。

4.由于城市企业在用工制度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农民工自身先天的不足，他们中的不少人目前还没有谋取固定工作，甚至连劳动合同都没签过。这种短暂的工作状态，使他们只能选择得过且过方式。很难激活其潜在的培训需求和培训热情。

5.一些培训课程的设置不符合农民工就业的实际需要，按规定每个农民只能享受一次免费培训，而根据农民工择业的需求，常常掌握二三门技术的农民工才能更好地找到工作。

6.用人单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有较多投资。一些企业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实施培训。这就导致一些农民工虽打工数年，但在职业技能方面并无长进。所以，一遇企业结构调整或技术改造，便被淘汰出局。因此，不少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科技和生产水平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于是出现了一边是大批农民工进城打工，一边是用人单位发愁招不到人的“民工荒”难题。

三、对策及建议

农民工培训将是我国今后教育的一个新增长点，国家正在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级工会来说，既是艰巨的任务，也可能是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各级工会应有长期的眼光和规划，在尽快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要逐步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管理，使之科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工会在农民工培训上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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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国家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并出台各项措施规范且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近年来此类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仍然存在。今年以来由于受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影响，我旗各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频繁发生，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酒店餐饮行业，且解决的难度较大。拖欠农民工工资不仅不利于保护农民工本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城市建设的推进和城市经济的繁荣，甚至，有的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可能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激化矛盾、扩大纠纷，容易引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甚至导致恶性案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为全面、系统地掌握我旗拖欠民工工资案件的具体情况，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针对我旗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从掌握此类问题的基本现状入手，分析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原因，从而提出通过各种途径妥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若干思考，以更好地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

一、我旗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现状

举报投诉案件居高不下，劳动关系错综复杂。xx年以来，我旗劳动监察大队共受理举报投诉案件95件，涉及农民工1281人次，追还拖欠工资2610多万元。其中群体性来访案件逐渐攀升，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尤其以江苏、四川、陕西、宁夏以及东三省劳动者居多，而且劳动关系错综复杂，建筑领域违法分包、层层转包、包工头及挂靠现象非常普遍。劳务分包企业注册资金低下，抗风险能力较差导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普遍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保险，出现劳资纠纷后劳动者掌握依据不足，劳动监察大队协调解决难度较大。

二、产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原因

(一)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执行的不完善。目前我旗尚未全面实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按照制度在建筑施工企业预存保证金后方可发放《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各苏木镇、工业园区的大量建设项目并未预存保证金，预存保证金的建设项目较少，产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主要集中在未预存保证金和无建筑审批手续的项目。

(二)建筑市场管理不规范。一是建设项目垫资现象普遍。房地产开发项目多为施工企业垫资建设，开发商按进度给建筑方付款，建筑方再按进度给劳务公司付款，劳务公司再把钱给包工头，包工头支付农民工的工资。由于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及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压力较大，导致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继而引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有所增加。二是建设工程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施工等现象。由于建设项目层层转包、分包，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最下游的农民工拿不到工资;建筑领域挂靠联营现象普遍，部分不具备建设资质的单位或个人通过使用大企业资质承揽工程，一旦发生问题必然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三)劳务公司注册资金少，抗风险能力差。农民工与劳务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由过去的散兵游勇成为实行公司化管理的员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但目前劳务公司大多注册资金少，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发生上游企业拖欠工程款的情况，根本没有能力垫付农民工工资，目前我旗工商登记注册的劳务公司有35家，大部分注册资金较少，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极为普遍。另外，部分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时未充分考虑人工成本的上涨因素，出现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时，公司无力支付人工工资，便会出现公司负责人携款逃逸或工人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还有部分企业负责人在此情况下，煽动工人情绪，借讨薪之名讨要或要求追加工程款，形成恶意讨薪。

(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责任主体不明确。按照现行法律，农民工是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发生工资拖欠时应该是劳务公司的责任，但追根溯源，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多是由于建筑企业拖欠工程款或工程款结算纠纷造成的，劳务公司在工程款被拖欠时必然会拖欠农民工工资，因此责任主体很难界定。而且作为拖欠工程款的上游企业与劳务公司之间是经济合同关系，不在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调整范围，劳动监察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往往缺乏依据，这也是造成“讨薪难”的重要原因。

(五)劳动监察人员力量薄弱、执法手段单一。目前，我旗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1个，人员10名，承担着对全旗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劳动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任务，远远不能适应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难以对用人单位进行全面有效监管，同时劳动监察执法缺乏强制手段，遇到拒不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最终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移交公安机关，难以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好有效保护。

三、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建议

(一)全面推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是从源头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治本之措，今后我旗将全面推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严格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建立防范制约机制。一是严格新建项目的审批程序，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项目不予立项、不办理项目审批;对于施工企业过度垫资而引发的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项目，建设单位应承担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连带责任。二是施工企业原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未解决的，一律严禁参与新建工程的招投标;对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工程，问题未解决前一律不予办理验收备案手续。三是对有“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施工企业，给予其限制承接新项目、停业整顿直至降低资质等级的处罚，并计入企业信用档案，降低其信用度。

(三)加强对劳务公司的监管，规范用工行为。要研究制订具有较强操作性和约束力的劳务企业管理制度，明确劳务企业市场准入条件，按注册资金的大小、信誉度的高低对劳务公司设臵不同的等级，按等级承揽相应的工程量，以增强劳务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还可引导、扶持有实力的施工企业自己设立劳务公司,避免劳资纠纷。要规范劳务合同签订及监督要求、工人工资支付方式、解决拖欠工人工资方式或途径等，对发生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吊销其相关资质。

(四)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加强法制宣传，从帮助农民工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入手，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是一项必须长抓不懈的工作。一方面，要通过法制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懂得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和诉讼知识，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勇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制宣传督促用工单位自觉规范自己的用工行为，防止主观上出现偏差，这也有利于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件的发生，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广大农民工的根本利益。

(五)明确责任，互相配合，协同解决。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行政职能承担具体责任，要密切配合，做到信息灵通，上下联动，反应灵敏，防止和纠正相互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等问题的发生。劳动争议仲裁院、人民法院在受理、审理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时，对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争议，要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确保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处理及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为建设和谐平安绿色的乌审旗贡献一份力量。

返乡农民工工作情况汇报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冷水滩区委、区政府致力劳务经济发展，扎实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引导、扶持、帮助大量农民工外出转移就业，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我区外出农民工纷纷失业返乡，对此，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多筹并举，努力帮助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上级领导要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一、农民工就业创业现状及特点

冷水滩区总人口51万，其中农业人口29万。据统计，去年全区外出务工人员12.3万人，其中农民工9.6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78.04%。自去年6月份以来，我区外出务工人员陆续集中返乡4.6万人，现仍滞留在家8200余人，占去年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6.67%。

为进一步了解返乡农民工的构成和现状，我们又组成调查组，深入乡镇、村、组，以普利桥镇为典型，集中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的调查。普利桥镇是我区第一人口大镇，现有人口4.5万，去年下半年以来，该镇累计返乡人数达5863人，期内为2118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17％。具体分析该镇返乡农民工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年龄构成来看，呈现出倒“金字塔”结构。在该镇返乡农民工中，30岁以下的为858人，占40.51%；31岁到45岁之间的为763人，占36.02%；46岁以上的为497人，占23.47%。之所以出现年龄越大，返乡人数反而越少的情况，是因为现代的生产程序天然倾向要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因而年龄偏大的农民本身外出务工的人数就少。事实上，在外出务工农民工人群中，35岁以上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就已经比较突出了。

2、从文化程度来看，以低学历、低技术居多。在该镇返乡农民工中，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下的1862人，占总数的87.91%；大专以上的256人，占总数的12.09%。其中，1706人原在建筑、加工制造和服务业等从事简单劳动（即所谓的“普工”），占总数的80%以上。

3、从地域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由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外向度较高，因此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较大，同时，这些地区本身产业结构也正在调整，因而许多工厂大量裁员，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从该镇农民工返乡前就业地来看，长江三角地区及其它的有923人，占43.58%；珠三角地区有762人，占35.98%；省内的只有433人，仅占20.44%。

二、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返乡农民工问题，不但为区域经济如何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也为地方党委、政府如何执政为民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一情况，冷水滩区委、区政府切实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文件精神，立足民生，结合实际，认真研究，精心组织，扎实有效做好返乡农民工工作。截止目前，已有5970人实现了就业。

1、加强领导，从组织上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一是成立领导小组。春节假日刚结束，区委、区政府就分别召开了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返乡农民工工作问题，成立了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秦功智任组长，3名区级领导为副组长，20多个区直机关部门参与组成的专门工作班子，并以区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返乡农民工工作的通知》。二是出台优惠政策。区委、区政府组织各乡镇、街道和区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了返乡农民工工作专题会，结合各自实际，研究具体办法和措施，决定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和就业给予以下优惠政策：（1）区工商、地税部门对创办企业和从事个体经营的返乡农民工落实税费减免政策；（2）银信机构对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有利于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项目，加强信贷服务；（3）区劳动保障局在就业信息、社保补贴、小额贷款、社保关系转移、劳动维权和基层平台建设等方面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优质高效服务；（4）区财政部门在资金安排方面采取倾斜措施，积极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和就业。目前，已为56名返乡农民工发放小额贷款120万元。三是落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区直单位向区政府递交了《2010年就业和社会保障目标管理责任状》，将返乡农民工工作列入乡镇和街道目标管理责任状考核的重要内容。四是建立工作台帐。就业服务机构和乡镇、街道抽调专人深入村（组）、社区，通过上门走访、召开能人座谈会等形式，了解返乡农民工意愿和要求，建立了返乡农民工信息台帐。确定了珊瑚乡、上岭桥镇等6个重点监测乡镇和东零桥村、马路街村等6个重点监测村。五是做好宣传工作。春节后，在市劳动保障局的组织下，我区在新火车站、汽车北站等地开展了外出务工人员宣传咨询活动，发放各种宣传资料25000余份，使广大农民工了解国家、省、市对返乡农民工有关政策。

2、落实措施，从实际上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多形式、多手段、多办法引导、鼓励、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全区计划今年开展创业技能培训XX人以上，扶持创业500人以上，培育创业带头人100人以上，带动5000人以上实现就业再就业。一是认真组织培训，提升农民工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去年6月以来，就业服务和培训机构已经举办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520人，今年二季度计划培训农民工1500人。同时，区农办、农业局在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和返乡农民工培训、扶贫培训中，去年下半年以来已培训1100多人，计划在今年第二季度培训农民工900人。上岭桥镇马路街村王万纯去年从广东打工回家，经培训后投入80万元创办“万纯”养殖中心，年出栏生猪1500头，年产值150万元，目前存栏870头。二是搞好职业中介服务，帮助尽快实现再就业。一方面，帮助区内就业。3月7日区委、区政府在区行政中心广场组织举办了返乡农民工大型专场招聘会，邀请区内规模以上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共32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100多个，由各乡镇长、办事处主任带队，组织近5000人参加应聘。另一方面，联系区外就业。通过永州市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红海人力派遣公司等三家劳务输出企业，为全区输出农民工到外省、外县市就业2230人。三是整合城市资源，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发展第二产业；加大投资力度，着力抓好以中心城市建设为重点的项目建设。到目前为止，以城市经济为载体，共开发就业岗位1700多个，其中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1300多人。永州市九疑朝阳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从去年底到现在，已在全区招聘员工216人，其中返乡农民工190人。四是结合自身实际，引导返乡农民工就地创业。针对农民工的“农民”本性，围绕农村做文章，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优质稻、超级稻、西瓜、反季蔬菜、瘦肉型猪、特色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引导返乡农民工进入农业生产行业3500多人。同时，加快新农村项目建设，在开工的“三农”建设项目中，共吸纳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1800多人。普利桥镇普利桥村周建文两弟兄打工回乡后，投入200多万元创办普利桥罐头厂，吸纳就业50多人。岚角山镇岚角山村杨建峰、杨秀峰去年底从北京返乡，承包100多亩水面，已投入20余万元，养鸭、养鱼年产值40余万元，酒店年产值50余万元，接收农民工就业8人。从上海打工回来的牛角坝镇夏汲甸村王祯轩在区林业局的支持下，承包了600亩荒山，聘请了40个劳动力，用1个月时间将所承包的4个山头种上了国外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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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关于农民工文化生活需求报告范文

一、调查概述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为农村发展、城市繁荣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高度重视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环境、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了解现阶段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状况，笔者对苏州市区的农民工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份，回收份，回收率为%。通过对份调查问卷的分析，笔者得出了这样一些基本情况：

一是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年龄。在本次调查中，中青年占了绝大多数，20岁至5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占%，平均年龄为岁，最大的65岁，最小的只有18岁。

二是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总数的79.0%，受教育的程度明显偏低;高中及中专占20.2%;大专以上的只占0.8%。

三是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行业分布。被调查者涉及建筑、餐饮服务以及保洁、保安等多个行业，其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最多，占到64.8%;餐饮服务业其次，占到24.6%;10.6%的农民工从事保洁与保安工作。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笔者认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状况与多年以前相比，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相关方面也更加重视起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质量;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农民工所享受的文化生活质量与城市工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涉及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问题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完善。

二、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笔者认为现阶段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状况并不乐观，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带来了乡土文化，却难以将之融入到城市文化生活中。现将具体情况简要分析如下：

1、农民工业余活动内容

从调查的情况看，区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在内容上比过去丰富了一些，但是农民工参与业余活动的频率却普遍很低。调查显示，农民工的业余活动主要涉及看电视、听收音机、外出聚会就餐、购物、看书看报、上网、看电影等等。从具体调查数据中笔者发现，即使是在城里人看来稀松平常的看电视这一娱乐活动，也有%的农民工选择极少观看;而像看电影这样的娱乐活动，则有高达%的农民工选择很少考虑去看。

电视、电脑、收音机以及书籍等是进行文化活动的必须物品，但这些物品却很少有农民工能轻易得到;另外，由于费用的原因，也很少有农民工愿意经常花钱上网、外出聚会和看电影。这些客观条件限制都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很少参与到文化活动之中，使得他们的文化生活匮乏。但是，从总体上看，有%的农民工对自己的闲暇生活感到基本满意，这个比例和他们单调的文化活动似乎不太协调，这当中也隐含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接受与无奈。

2、农民工文化活动范围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分析，区农民工社会生活区域较小，大部分农民工的活动区域是工作地与住处呈两点一线，生活内容比较单调。这也导致了农民工的社会接触面较窄，文化活动范围受到影响。调查数据显示，有%的农民工日常接触对象是亲友、老乡和同事，其中，选择和同事接触最频繁的农民工占到%。%的农民工选择经常一起聊天，而经常一起喝酒饮茶、吃饭的农民工占到%，选择经常一起休闲、娱乐的农民工只有%。上述这组数据表明，更多的农民工与他人的日常交往限于口头上的简单交流，但是涉及具体娱乐活动的行为却很少有农民工积极组织参与。他们感觉没有城市他们的活动场所，城市是别人的城市。

3、农民工文化活动需求呈现的新趋势

——由被动接受型向主动求知型转变。面对眼前处于时代新生事物吸收最快的城市文化、市井文化和商业文化，他们不再习惯于被动接受和强迫适应，而是激发出学习和创新的热情，努力形成属于自己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特色。

——由单一文化型向多元文化型转变。即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由以往单一的娱乐休闲内容，比如打扑克看录像，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多元化文化内容，不光有娱乐休闲、文体健身，还有相关教育、学习培训和咨询援助等内容，变的丰富多彩。

——由袖手旁观型向积极参与型转变。也就是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从以往的感受阶段逐步进入认知阶段和体验阶段，他们不再满足于旁观者的角色，而是主动靠近，积极参与，大胆表现。比如参加演讲、体育项目、文艺汇演等赛事，展示自己欲望增强。

——由纯粹休闲型向思想思考型转变。应该说，比较高的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一点点在农民工群体中开始萌芽和渐渐生长。他们在传统“休闲型”的需求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文化型”、“思想型”需求，其欣赏和参与文化的水平在逐步提高和优化，思想文化生活层次亟待进一步提升和改进。

为了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今年第一季度我们按省厅统一部署对全市范围内使用民工较集中的建筑、餐饮、服装等行业工资拖欠情况进行了调查。主要利用开展专项检查的契机采取随机抽查、发放调查表等方法，共抽查了1069家企业，涉及职工总数5.4万人，其中农民工1.2万人。调查结果表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餐饮服务、服装行业中虽然存在，但情况不严重，但在建筑行业拖欠工资现象比较严重。

一、农民工拖欠工资基本情况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市(含四县)打工的农民工大约20万人，其主要分布在建筑业、餐饮业、轻纺行业等。据不完全统计，建筑行业使用农民工约15万人，约占全市使用农民工的四分之三。经我们调查统计，我市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户数974个，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数为1.1万人，分别占抽查企业户数和人数的91%和20%，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420.8万元，人均拖欠工资385.55元。

(一)拖欠工资的单位以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为主。在拖欠工资企业中，国有及集体企业占拖欠单位总数的60%;股份制企业占拖欠单位总数的10%;其他类型企业占拖欠单位总数的30%。

(二)拖欠工资的企业以建筑行业为主。从抽查结果看，欠薪现象在建筑行业最为严重，拖欠农民工数为9000余人，拖欠总额316.8万元，分别占抽查拖欠总数的75%和82%。

(三)企业拖欠工资时间较长，数额较大。从抽查结果看，拖欠时间平均一个月以上，有的长达1年，其中有的被拖欠达3年以上。

二、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也有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主观或客观等原因，生产、经营不正常，资金周转困难，造成企业停产、半停产，发生亏损，不能依法正常履行向职工支付工资的义务，确实没有能力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工资，这是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主要原因。

(二)在工程建设方面，由于部分开发商资金不足，盲目立项、开工，造成项目建设资金先天不足，导致建设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进而导致总包单位不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分包价款，从而造成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或劳务分包企业拖欠民工工资。

(三)少数企业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将承建工程非法转包或分包给无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包工头)施工，造成民工工资发放无保障，无故拖欠或克扣职工工资行为时有发生。这类用工也是造成的拖欠职工工资的原因之一。个别包工头钻法律空子，不予民工签定劳动合同，随意克扣、拖欠民工工资，导致民工投诉时缺乏法律依据。另外，不按月发工资也是造成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原因之一。

(四)监察机构人员不足，影响了监察工作开展。目前我市有专职监察员45人(经省培训发证)，其中有部分专职监察员还从事其它工作。由于监察机构人员不足，监察案件逐年递增，迫使监察人员长年处于疲于应对状态，严重影响劳动监察工作的开展。

(五)职工用法律手段自我保护的意识淡薄。在劳动关系主体中，劳资双方是平等的参与者，但实际上劳动者明显处于弱者的地位，加上多数职工不学法、不懂法，致使绝大部分劳动者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不懂、也不敢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从另一方面助长了一些企业无故拖欠或克扣职工工资的行为。

三、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一)规范建筑市场管理。非法分包是建筑市场用工形式混乱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拖欠民工工资的主要原因。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建筑工程非法分包等行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严禁建筑施工企业使用无资质劳务队或包工头。同时应把建筑市场监督检查情况与市场信用等级评定、资质年检和升级、评先创优挂钩，对有不良欠资记录的单位坚决降级其资质处理，依法对其市场准入、招投标资格和新开工项目施工许可证等进行限制。

另外，我市目前建设领域实行农民工劳动计酬手册制度，有效解决了农民工追讨欠薪过程中遇到的举证难问题。制度实行三个月来，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民工中有部分人能拿出《劳动计酬手册》举证，希望有关部门加快该项制度的实施。

(二)健全劳动关系调整制度，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有些企业用人行为不规范，用工不签劳动合同，解决劳动争议无凭无据，这就为一些企业提供了无故拖欠或克扣职工工资的可乘之机。因此，要堵塞漏洞，就应健全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用人单位在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时，必须严格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包括劳动报酬、工资支付、违犯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内容的有关条款。这样才能为职工按时足额领取工资提供书面依据，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便于及时解决。

(三)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工资是劳动者维持家庭生活的直接收入来源，关系到每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劳动行政部门应加强对企业工资支付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加大执法力度，一经发现企业无故拖欠或克扣职工工资的，不仅要求企业依法补发，还要给予职工经济补偿，并进行经济处罚。只有让经营者感到无故拖欠或克扣职工工资的行为不仅不会有利可图，而且会得不偿失时，用人单位才有可能自觉地遵守《劳动法》及其配套规章的有关规定，主动地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

(四)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法律意识。要广泛宣传，重点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问题，这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要深入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守法和维权的自觉性。要逐步提高农民工的自我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增强农民工的维权信心。媒体应多向其宣传维权知识、方法、程序，加强劳动法的宣传等，使其人人皆知。农民工对企业拖欠行为要及时投诉、举报;新闻媒体要采取多种形式，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以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好的典型及时曝光和宣传，增强新闻舆论监督力度。

(五)建立企业欠薪保障制度。面对日益增加的拖欠工资事件，如何由被动应付变为主动预防。由滞后的政府干预转变为规范的企业守法行为。从长远看，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企业欠薪保障制度。去年，我市已在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行业实行欠薪保证金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欠薪保证金无法使用，没有发挥出应作用。政府部门应结合本地特点，制定便于操作的有关法规政策，在所有企业或建筑等部分行业尽快建立欠薪保障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问题。

农民工返乡调利弊调研建议

去年下半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中小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甚至停产倒闭，导致大批外出农民工回流返乡。为准确把握农民工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时、准确地为政府提供农民工外出、返乡、就业和培训等情况，近期，我们就**区返乡农民工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

全区农民工返乡现状

**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县，XX年全区劳动力总人数15.5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6.4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1.2%。从调查统计的情况分析，全区农民工返乡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返乡和外出人数“一减一增”。从劳动部门统计数据来看，农民工返乡人数呈逐月回落态势。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返乡农民工人数分别为19058人、20479人、21712人，环比分别增长7.5%、6%，四月份返乡人数增幅较三月份下降1.5个百分点。二、三、四月份外出就业人数分别为10036人、13244人、17496人，环比分别增长32%、32.1%，四月份外出人数的增幅较三月份外出人数增幅上升0.1个百分点。外出就业人数的环比增幅远远高于返乡人数的环比增幅。

返乡人员务工地比较集中。调查发现，返乡前80%的外出农民工集中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域，主要从事制造、建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企业效益下降是农民工返乡的主导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广泛，无论是出口外向型企业，还是物流业、建筑业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企业因产品积压、销售不景气甚至倒闭破产，导致农民工无法维持正常生计而返乡，这类情况占到70%。但有30%的农民工受强农惠农等大好政策的吸引（如粮食、农资综合等各项补贴政策以及一些新的土地优惠政策）决定返乡从事农业生产。

培训力度加大。为提高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创业技能，**区积极组织落实农民工参加各类劳动技能培训。截至4月份，全区农民工参加培训人数达1523人，其中返乡农民工参与培训481人，占农民工培训人数的31.6%。

农民工返乡利弊分析

农民工返乡既有利好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

有利方面：一是有利于优化农业生产队伍结构。外出的农民工长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积累了资金，学到了内地从未有过的先进经验，返乡农民工带回了资金、技术、观念和经验，使农业生产队伍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和优化，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有利于家庭稳定和谐。青壮年农民工的返乡，将大大减轻留守老人的生产生活负担，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有了规律和保障，老人不再孤独，儿童不再孤单。

不利方面：一是外出劳务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二是就业压力加大。据劳动部门四月份统计显示，返乡农民工累计21712人，今年外出就业人数17477人，未就业4235人，占返乡人数的19.5%。三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农民工整体素质相对较低，若长时间未能实现就业，难免出现急躁、埋怨等不稳定情绪，甚至暴露出过激行为，给维稳工作增添不利因素。

建议

针对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的实际，要抓好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工作。

认真抓好农民工返乡情况统计监测。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办事处基层劳动保障服务站的职能作用，深入村组逐户开展调查统计，及时掌握和上报农民工返乡动态信息。劳动保障部门要及时对返乡农民工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劳动力需求、农业生产特点等情况，提出对返乡农民工培训、再转移就业、创业的对策意见，为返乡农民工做好服务打好基础。同时借助报纸、电视等重要媒体开办专题栏目，搞好政策宣传、及时发布就业信息。

强化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由劳动保障部门牵头，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结合返乡农民工的实际、适应转岗转业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力开展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为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和创业提供优质服务，为实现再务工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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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调研报告

报告一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节选

看到或参与政府或医院宣传尘肺病治疗知识情况

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一、文化程度

所调查的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受教育在初中及以下的占97.8%，其中又以小学为主(56.7%)，有11.9%没有接受过教育。只有很少几个人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2.2%)。XX年国家统计局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农民工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4.3%，初中文化程度占60.5%。本次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和非尘肺病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目前从事工作类型

数据显示，尘肺病农民工目前仍在打工的占22.0%，干农活的占33.9%，在家做家务的占19.3%，在休息的占5.5%。大多数尘肺病农民工在家休养或做一些不是很繁重的工作。与尘肺病农民工相比，非尘肺病农民工目前在打工的占40.7%。

三、尘肺病农民工家庭经济状况

尘肺病农民工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只有10080.4元(人均2215元，远远低于XX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而年平均支出却是年均收入的两倍多，为24804.9元。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支出当中，看病是花费最多的，平均达到12364.8元。

在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家庭有存款的仅占4.3%，没有存款的家庭高达95.7%，还有近72%的人有欠债，没有欠债的人只有28%。而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更加糟糕，所调查的家庭没有一家有存款，75%的家庭有欠债，28.26%的家庭因患病变卖过家产。

四、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地点、工作类型及工作单位

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地主要是本市县以内(75.63%)，有一部分是在外省市(14.94%)和不固定地点(8.51%)。从事高粉尘工作类型主要是矿山(88%)和工地(7%)。

在尘肺病农民工作的单位中，有80.73%是民营小企业，还有一部分民营大中型企业(7.8%)和国有大型企业(11.01%)。

有83.07%的尘肺病农民工在两个及以上单位从事过高粉尘工作;这其中有一部分(占总样本的15.35%)记不清已经工作过的单位数量，因此也计入两个及以上工作单位的情况。

五、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的防护措施

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戴防护面具的占62.67%，戴一段时间的占25.34%，全程都戴防护面具的仅有11.31%，当问及干活时其他工人是否带防护面具时结果亦是如此。

在没有戴防护面具的尘肺病农民工中，74.16%的人回答用工单位没有提供，14.23%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11.51%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绝大多数人指出用工单位没有提供给工人防护面具，加之少部分人防护意识差，没有意识到防护面具的重要性，而防护面具本身也给工人带来不便，使得防护面具作为保护工人身体的工具没有被有效利用。

此外，工作单位的安全防护缺失。大多数工作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3.41%)，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81%)，没有检查工人是否戴面具(80.14%)，大多数工作单位通过这样的方式掩盖了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

六、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的劳动合同与工伤保险

劳动合同是员工与企业正式结成劳动关系的凭证，是保障员工权益的根本。根据国家统计局XX年农民工监测调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41.3%。与全国农民工平均水平相比，尘肺病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仅为6.8%，93.2%的尘肺病农民工从来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就工伤保险来说，91.6%的尘肺病农民工从来没有过或者不清楚有没有工伤保险，仅有8.4%的尘肺病农民工办理过工伤保险。

农民工获得尘肺病治疗知识的途径很有限，有高达72.3%的人从来没有看到或参与政府部门或当地医院来宣传或介绍尘肺病治疗知识，偶尔见到过的和不时可以见到的加起来才只有21.3%。

报告二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村劳动力缺乏技术培训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专电(记者 吴晶晶)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

报告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技能水平不高，就业竞争力不强。据建设部统计，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已达3200万人，参加过培训的仅占10%。而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都在70%以上。

农民工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当前农民工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各地很少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服务;市场中介行为不规范，农民工易上当受骗;对农民工的培训多数时间短、质量差，许多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不能满足企业对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已就业农民工的在职培训十分薄弱，企业普遍没有履行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法定义务。

为了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业部调研组建议，各级财政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纳入财政经常性预算科目，加大对农民参加培训的补贴力度，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参与培训工作;制定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激励机制，对相关培训机构和职业中介机构提供多种优惠政策;整合社会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体系;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就业指导和跟踪服务工作等。

报告三

徐州农民工就业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中国江苏网4月3日讯 为了解我市农民工就业状况、工资收入情况、工资被拖欠情况、下一步的就业打算以及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主要问题，日前，徐州民调中心与徐州调查队联合开展了农民工就业、收入情况等快速调查。昨日，调查报告正式公布。

调查结果显示，56.2%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和“子女教育”;50.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基本符合”期望，60.0%的农民工将“继续外出打工”，15.4%选择“在家创业”。

年龄在18至50岁间

半成以上为高中或以上

据市民调中心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快速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市五县(市)及铜山、贾汪两区在本地企业和尚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计240人。被访农民工年龄集中在18-50岁之间。

240位被访农民工中，18-30岁占38.3%，31-50岁占48.3%。男性占85.0%，女性占15.0%。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为高中、中专。52.5%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23.3%为初中，13.3%为大专及以上学历，10.9%为小学及以下。

多数以短期零工为主

长三角为首选打工地

调查显示，被调查民工以短期零工为主。57.1%的被访农民工为“短期零工”，30.0%为“长期合同工”，10.0%为“自主经营”，另有2.9%目前“失业”。在所从事的工种上以技术工人为主。63.9%的农民工从事包括建筑工、木瓦工、泥水工、电工、修理工、缝纫工、厨师、驾驶员等在内的简单技术工种，15.9%为工厂工人，13.3%为各类服务人员，另有6.9%为管理人员和办事员。

调查显示，长三角地区为首选打工地。40.4%的农民工选择长三角地区为打工地，35.4%选择徐州本地作为自己的打工地，11.7%选择中西部地区，选择珠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等地的比例均不高于3.0%。

收入多集中在1至5万

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

调查显示，农民工年收入大多集中在1-5万元。50.8%的农民工年收入为1-3万元;24.6%为3-5万元;1万元以下占15.4%，其中不足5000元的农民工比例为2.9%;9.2%的农民工年收入超过5万元，其中7.5%为5-8万元，1.7%在8万元以上。

调查显示，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79.6%的农民工收入用于“日常生活开销”，39.2%用于“子女教育”，25.0%用于“人情往来”，17.1%用于“房租”，12.5%用于“赡养老人”，7.5%用于“医疗保健”，6.3%用于“储蓄”，2.9%用于“娱乐支出”，仅有0.8%分别用于“技能培训”和“投资”，3.8%用于其他方面。

调查中，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现象仍然存在。77.1%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有22.9%的农民工工资会被拖欠，其中6.3%的农民工表示“经常被拖欠工资，严重影响了平时生活”。

希望能有节假日休息

创业时能有政策支持

在对XX年的外出打工的期盼中，调查显示，选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督促老板及时发工资，按月结”、“也能有节假日，能休息，能签订劳动合同，希望有养老保障”、能“办理五险一金”。

调查显示，选择在家创业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特别是在贷款方面提供方便”，同时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选择在家种地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帮忙讨回以前被拖欠的工资”，同时希望“医疗保险报销多一点”、“孩子上学不能乱收费，管理好肥料农药价格、质量”等。

调查目标：近年来，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为城市注入了活力，为社会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然而在陌生的大城市任然处于“边缘”状态，他们干的是工人的活，却还是农民的身份，他们经常受人歧视，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的生活状态不容乐观。我借着暑假的空闲时间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进一步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为何生存如此困难。

调查时间：20xx年7月20日—30日 20xx年8月5日—8月20日

调查对象：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调查方式：走访、交谈、查看新闻，报纸、网上调查

调查地点：重庆市綦江县三角镇乐生坪村农民工老家

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建筑工地农民工居住现

目前，已有大量农民工城市，他们干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最脏、最重、最险的活，他们为社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权益在很多地方任然让人堪忧，他们的生活现状牵动大多数人的心。现在将此次实践活动调查的结果报道如下：

一.大量农民积极入城

据收集到的数据显示，广东省东莞市被喻为“民工城市”，全市人口近154万，而外来人口就高达458万，其实实际外来务工人员已超过600万。大多数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其次是增长见识，提高技能等。据走访綦江县三角镇乐生坪村农民工老家后统计，整个村已有七成青年人到沿海一带务工经商，其原因大多是：乐生坪村地处山区，经济条件较差，仅仅靠务农的收入十分微薄，子女上学费用昂贵，农用费用支出大，很难支撑家里的所有开支。再加上农村事务繁琐，大多是体力活，家中除了靠卖粮食获取大部分收入外就是饲养家禽，获得经济收入的途径很少，所以多数人选择放弃务农，进入城市。这样一来家里只剩下年老体迈的人，目前已有八成土地荒芜。

二.农民工收入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八月启动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国家对农民减少了各项收费，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大多农民依旧选取外出务工经商，生活状况依然十分辛苦。据了解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平均收入为1000元，一半以上的农民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只有一成超过1500元，男性农民工收入为1070元，女性农民工收入为780元，农民工收入普遍没有城市居民高，他们从事的多是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低的职业，他们的收入水平没有随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明显提高，究其原因：①自身素质和能力使其大多在报酬较低的产业部门就业，如制造业，居民服务业，建筑业等所需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农民工受技术限制，工资水平偏低。②社会不太健全的制度使得农民工就业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阻碍个工资水平的提高。

在网上调查的12个行业中，采矿业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最高，为1400元，其次是建筑业，平均收入1200元，但是危险系数极高。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每月支出收入的四成，一半左右的农民工将收入的一半寄回家。

三.农民工权益问题

农民工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进城农民工平均工作6.3天，平均每天工作9小时，47%的每周工作7天。究其原因主要是某些私营、个体业主追求高产量，高效益，而工人也为了挣更多钱主动拖长工作时间。

他们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方式仅为看电视，睡觉等，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然而农民工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和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政府应该积极营造一个适合农民工消费的文化娱乐环境。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全国农民工的报酬总体上大有改善，但是少数企业任然存在克扣或拖欠报酬的现象，近四成农民工未和企业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有一半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57%得不到工伤补偿，80%的不能带薪休假，90%没有享受住房补贴或住房公积金。80%的女农民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12%的农民工不清楚，不能依法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些农民工只要有活干，有钱挣就行了，签不签合同在他们看来关系不大，非常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吕传赞和一批专家提出，要解决农民工屡遭侵权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他们建议：①加快劳动保障立法步伐。由于《劳动法》的规定比较宏观，对涉及保护职工收入所得、社会保障、人身保护方面的规定不够具体和完善，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这给劳动执行部门的执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压力，使《劳动法》的很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②建立欠薪保障制度，推行企业拖欠工资情况申报制度。这项制度对于保障职工的合法工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有很重要的作用。③充分发挥各项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各项工会在组织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要进一步加对修改后的《劳动法》的宣传贯彻力度，充分发挥各线工会作用。

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多提供及时准确的务工信息，多提供务工岗位，减少农民工外出务工盲目性，使其外出更容易找到活干，并开办一些技能培训班，让农民工接受正规专业的培训，拓宽就业门路，

在维护农民工正当权益方面 ①农民工自谋职业中被各种税收和费用所困，如工商税、体验税、健康证及卫生许可费用等，这些相关费用农民工都希望能有所减免②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很受农民工关注，农民工愿意积极参保，但是属地原则制约了该项保险的落实。例如：农民工外务工经商，错过了参保时间或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又无法到属地指定参保医院就医，处在两地为难的境地。农民工生病大多能撑则撑，实在不行才去买药，2/3不上正规医院看病。其原因有：①正规医院费用太高。②他们没有习惯上正规医院就医。③没有钱，为了节约。

部分人认为：要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改善其生存环境，最根本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户籍限制，让农民工与城市人享受一样的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卫生服务待遇。

四.农民工的居住问题

大量农民工进城，住房问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30℅在集体宿舍里，21℅的农民工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8%在工作地点，7%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13%在城市里没有住处。只能往返在 城郊之间。

炎炎夏日，当我们走进建筑工地的临时工棚，想了解建筑工地工人的居住环境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室内温度甚至超过外面的温度。工人介绍说：“由于工棚用简易的材料临时搭建起来的，隔热性很差，又不通风，所以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以后，室内温度往往比室外还要高，他们的降温设施除了电扇就是室内洒水，一位20多岁的湖北农民工告诉我们:有时热得不行晚上就只能铺上席子睡在露天，只是蚊虫太厉害，让他们受不了，但总比中暑强。〃不仅他们居住条件差，大多数农民工为省钱都选择自己烧菜，一烧就是几顿，有的甚至还摆到第二天再吃，没有冰箱，剩菜饭都不舍倒掉，在高温条件下极易变质，甚至可能引起食物中毒。此外，为省钱，图方便，喝生水，私拉电线，板房明火烧菜，也是建筑工地民工宿舍的安全隐患，除了电灯，电风扇，电磁炉，电水壶，充电器的电线拉得到处都是而且乱七八糟，很容易引起用电故障，甚至引起火灾。同时用电器明火烧菜也让我们心惊肉跳。由于板房低矮，又是木制结构，人员十分密集，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当问起为何不去集体食堂或外面的餐馆时，他们表示：当然愿意。只是外面太贵，长期下来消耗不起，只能自己“开火”，更方便，节省些。实地调查和面对面访问：近40%的农民工长期在工棚或集体宿舍，这些地方既狭窄又拥挤，室内东西又脏又乱，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外，没有其他娱乐用品。近年来由于城区拓展、改造，市区一般楼房的租金逐年升高，再加上其他水、电、暖气费用，成本就更是升高了，所以大多农民工都住在城乡结合处，有的几家或全家住在20—30㎡的房间里，生活空间狭小，环境极差，交通不便，安全没有保障。

既然工地居住条件如此艰苦，再加上他们长期在外务工，为何不由乡里人转变为城里人呢?据深入调查，要实现这种转变有两大必不可少的条件：①在城市里有稳定的职业和工作。②在城市里有固定的住所。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正在城里务工的亿万农民工都希望实现这种转变，然而实现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众所周知。，由于户籍、岗位和技能等制约，进城农民从事的多是最脏、最重、最险、最累的活，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解决住房问题比城里人更加困难。我们可以看见农民工条件的恶劣既有他们经济收入低的原因，也有相当多政策不到位和资金不足的政府力不从心的原因。因而，农民工居住问题只能靠市场手段：靠租房或购房来解决。

五.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

据了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很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在走访乐生坪村的过程中还发现：有四成农民家庭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他们在乡村小学上学，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家里老人缺乏科学知识，缺乏法律知识以及教育现代孩子的正确方法，这对孩子们的成长都非常不利，很多留守儿童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不能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法律意识，有部分人甚至走上犯法的道路。然而被接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上学一年需缴纳学费近2300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0%还多，另外许多孩子上学需缴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据报纸新闻资料报道：5000名随行的农民工子女有2500名缴纳借读费，赞助费，每人平均交1230元，这笔支出对农民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六.农民工给社会的巨大考验

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给城市交通、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带来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冲击。在广东省东莞市调查过程中强烈感觉到：加强农民工的管理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农民工，，让其懂法，从而增强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加强自身权益的特别是人身方面的保护。由于农民大多数来源于经济欠发达的山区或边远地区，他们不懂国家现行交通法规，更没有遵守法律的意识。如:骑摩托车不戴头盔，乱闯红绿灯，车辆乱停乱放，行人跨越栏杆的事时有发生，结果农民工常常成为生活中受害的对象。

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不可逆转的洪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府只能采取措施对他们近一步培训，规范，建设更利于他们生存的环境，使其尽快在城市里落脚，让他们与城市居民和谐共处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财富，才能更好地描绘未来城市的蓝图。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农民工这个重要而可爱的群体吧!

一、 前言部分

近些年来，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随意克扣、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十分突出。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杜绝用人单位拖欠工资行为的发生与蔓延，同时也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亟待解决。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更深的是如何探寻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治化之路，建立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发生的长效机制，通过法律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

调查人：朱龙生 调查时间：xx年4月

调查地点：铜陵县钟鸣镇所属企业 调查方法：走访企业、镇社保所、部分职工

二、事实部分

我国新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就目前统计，钟鸣镇管辖内的企业176家，规模以上企业8家，劳工总人数5380人。据统计，xx年长顺服饰、金盛服饰等企业欠薪事件，追讨回农民工工资23万余元，宝莉菲服饰已通过信访代理，铜陵县法院已向市法院申请执行，执行金额5万余元。从统计上看，拖欠工资问题越演越烈，主要原因是因为劳工和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导致追要工资方面比较困难。

三、分析部分

(一) 拖欠劳工工资的原因分析

1.立法方面存在缺漏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不够配套和完善， 缺乏法律保驾护航， 是拖欠工资问题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

第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对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劳动行政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的职权规定得过于灵活，不利于严格执法，不能有效制裁、扼制用人单位的拖欠工资行为。

第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形成劳动关系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未作行之有效的规定，不利于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也不利于农民工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及时举证，反倒容易助长用人单位的欠薪行为。

2. 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方面存在不足

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监察不严，有隙可乘，是部分用人单位屡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要原因。其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对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熟视无睹，不能及时责令其改正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二是劳动行政执法中对国家有关规定大打折扣。

3. 工会方面尚不完善

从诞生之日起，工会一直在为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不懈奋斗，是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特殊社会组织。虽然 《工会法》 逐渐臻于完备，但实际生活中，工会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仍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

第一，目前非公有制企业中大多尚未建立工会组织，严重制约着 工会职能的发挥。 第二，个别工会受用人单位影响太大，根本无法担负为农民工维护的责任。因此， 工会在经济上对用人单位的依赖性较大，也易沦为企业行政的附庸。

第三，由于工会既有错误认识的存在以及宣传组织力度不够，致使农民工入会积极性不高。

4. 用人单位自身的急功近利

企业用人单位劳动法律意识淡薄，不能正确处理企业利润与劳动工资之间的合理分配关系，总想通过拖欠工资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并控制员工流动。“当违法成本低于违法者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时，违法者肯定会选择后者” 。

5. 农民工自身的弱点

农民工处在弱势地位，法律意识淡漠，依法维权意识差。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时，不知订立劳动合同。而在工资被企业拖欠时，不知道或不敢向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审判机关申诉、起诉，及时主张自己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

(二) 解决思路及对策

为有效地防范、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一现象的发生和继续蔓延，必须明确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心安定的重要任务。针对前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成因，结合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笔者提出以下几项具体应对方案：

1. 完善劳动立法，加大处罚力度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首先应从立法入手，建立完善配套的劳动法律法规规章体系，加大对拖欠工资行为的处罚力度，改变以往立法中存在的 “有规定，没处罚，有职责，无手段” 的漏洞。具体来说，有以下解决手段：

(1)加快建立起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 尽早出台专门调整劳动报 酬关系的法律，如 《工资法》、《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社会保障法》等，并及时修改《劳动法》和相应法律法规，吸收目前地方立法中的成功经验，使我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趋于统一，构成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从而使农民工的权益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2)加大对恶意拖欠工资者的惩治力度，在刑法中可以增设侵占工资罪，将恶意欠薪行为规定为犯罪，给予有力打击，使恶意欠薪者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从而不敢再侵吞农民工的血汗钱，从源头上解决拖欠工资问题。

(3)加大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经济处罚力度，加重用人单人因拖欠工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改变《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和《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的弹性规定，增大用人单位实施该行为的违法成本，使之得不偿失。如南京市的《工资支付条例》就规定，当用人单位出现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情形时，劳动行政部门除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外，还应“责令其按相当于被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总和的一至五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4)全面规范各类企业，尤其是私营、外资、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包工单位的劳动用工行为，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完善劳动合同管理，以立法形式，强调用人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强调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要定期进行劳动审检，如年审、季审，对用人单位未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要规定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处罚。

2.加强劳动行政执法工作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劳动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重点，提高地方劳动行政执法部门的法律意识，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 采取有力措施，积极预防和认真查处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和加强用人单位劳动年审和劳动规章备案制度，把用人单位工资发放等情况作为劳动年审的重点内容， 逐步建立并推广“劳动违法行为警示记录系统”，将长期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录入系统，向社会曝光。二是建立健全用人单位工资发放监控制度。对经常拖欠工资的企业要进行备案，列入“黑名单”，限制其银行贷款、工程投标等行为资格。

3.增强农民工法律意识，建立合作自助组织。各级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宣传和培训，普及劳动法律知识，加强劳动合同观念，培养维权意识，鼓励其在发生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时，主动向劳动争议调解机构、仲裁机构或司法机构寻求权益的法律救济。

4.改革完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应完全脱离行政机关， 建立类似于仲裁机构的劳动仲裁机关，并用类似于仲裁法的法律法规规范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以保证其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应当建立或裁或审、裁审分轨的争议处理机制，以解决劳动争议处理耗时耗力，不利于劳动者维权的问题。在此种制度下，农民工可以申请仲裁， 可以直接起诉，也避免了因劳动仲裁机构久拖不决， 导致仲裁期限延误的情况。

总而言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完善劳动立法，强调行政执法，发挥工会作用，强化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双方法律意识，改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努力消灭拖欠工资问题所滋生的 “土壤”，还农民一片晴朗的天空。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拖欠工资问题将不再成为农民工的烦恼和政府的困扰。

工会让农民工有了家

10月24日，唐县民工邸玉龙在一份《工会会员登记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从此邸玉龙正式成为了x市第一建筑公司工会的一名成员。据x市建设工会的统计数字显示：从10月13日至今半个月时间里，省会像邸玉龙这样加入工会组织的民工总共有16832名。民工加入工会，标志着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农民变成了工人，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落实中国工会xx大提出的最大限度发展农民工加入工会的要求，更好地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x市总工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决定首先从进城务工人员较多的建筑行业入手，要求所有在登记注册的建筑单位组建工会、发展民工会员，并在11月中旬之前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等各项维权机制。 10月13日，x市总工会召开了建筑企业组建工会发展民工会员的动员大会。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省会107家登记注册的建筑单位共新建了23个工会组织，吸收了16832名民工入会。目前组建工会组织、发展民工入会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等各项维权机制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据x市建设工会主席张建锐介绍：发展民工加入工会，一方面有利于调动民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民工加入工会后，一旦遇到欠薪或其他危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情，工会将出面与企业方协商解决，这样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 ■民工眼里的工会 虽然目前省会已经有1万多名民工加入了工会组织，但在大多数进城民工眼里，工会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字眼。 来自高阳县的民工刘祥福还没有加入工会，当记者把进城民工可以入工会当作一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兴奋，却反问记者：“我为什么要加入工会，工会是干什么的？”记者把随身携带的资料给刘祥福看，并告诉他：“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刘祥福看完摇了摇头，他没看明白。记者解释说：“工会是民工的娘家，为民工撑腰、替民工说话。”虽然刘祥福对这个解释仍不是很明白，但他对“为职工撑腰、替职工说话”这些字眼很感兴趣，他说，“加入工会要钱吗？加入工会有什么好处？要是老板拖欠我们的工资不给，工会管吗？”刘祥福的提问让记者觉得自己不像是在采访，而像是在接受采访。 ■工会理应为其撑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亿多农民工，仅就有60多万进城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着贡献。在有些行业，毫不夸张地说，撤除了民工也许整个行业都将瘫痪。事实表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和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城里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却很多。大概可列出这么几项：第一就是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遭到很多歧视，比如很多大城市都规定，有100多个工种和行业不允许农民工进入，还有就是民工进城务工必须办理就业证、暂住证，各种收费和各种证卡等。第二，民工在打工期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资拖欠问题，从频频见诸报端的跳楼事件，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步。第三，民工的生活、生产条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卫生防疫条件，安全条件，大病、工伤问题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既然和城镇职工一样都在为城市建设做贡献，从公平角度讲，对民工的歧视应该消除、民工的合法权益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切实保护。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承担起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任务，是中国工会不可推卸的分内职责。 另外，民工加入工会从社会稳定角度来说同样重要。1亿多的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尤其像北京，有300万民工在这里，他们发生任何事情、事件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政府如果把民工的事情解决好，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激励他们共同参与城市、企业的发展和建设，将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民工入会有好处 民工加入工会意味着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加入工会意味着民工又多了一条维权的渠道。x市总工会副主席崔秀卫这样解释民工加入工会之后的好处。 加入工会之后，民工的身份就成为了职工，这也意味着，民工将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待遇。假如出现欠薪等劳资纠纷，工会可以出面帮助协调解决。另外加入工会之后，民工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工会还将通过组织技能培训和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活动提高民工的素质。 ■工会能起多大作用 民工们似乎对自己身份的转变看的并不是很重，“我们不在乎什么民工和职工的身份差别，我们关心的是加入工会之后有什么好处？如果只是加入工会却得不到任何好处，加入工会又有什么用？”来自定州的民工高志远如是说。 已经被拖欠工资问题害苦了的民工们对工会在维权过程中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抱有怀疑态度。“现在工作这么难找，如果加入工会老板就不用我了，怎么办？再说以前拖欠工资劳动监察部门不是也在管吗？但工资还不是照样欠？多了个工会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x市总工会的一位负责同志解释说：以前拖欠工资劳动监察部门是可以管，但前提是民工必须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否则劳动监察部门无从下手。民工加入工会以后，工会将帮助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集体劳动合同，这样民工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有了保障的基础。假如再出现拖欠工资问题，工会可以同用工单位协商解决。即便是工会协商解决不了，有了集体劳动合同再找劳动监察部门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多了。其他如像遭遇工伤或者死亡以后，工会都是可以出面协调的。单从拖欠农民工工资这块来讲，劳动监察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再有工会的介入，两家携手共抓，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跳楼还要跳多久 “弟弟在工地干活时被砸伤一直没有说法，哥哥情急之下爬上塔吊，以‘跳塔’要挟，直到有关负责人答应解决其弟的1000多元工钱才下来。”(见本报10月29日c6版)这已经是10月份本报报道过的第三次跳楼事件了。 频频发生的跳楼事

件不断挑战着整个社会的神经，人们对跳楼的认知，已经从最初的同情发展到了麻木，甚至有人认为跳楼是假讨工钱是真，而且跳楼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应该严惩。虽然以跳楼这种方式来讨工钱，已经被社会～认定为一种不恰当的做法，但民工们更看重的是跳楼的结果，因为人命关天不管是谁都不敢大意，这样就可以讨到工钱。可以想象，假如拖欠工资问题找不到更合法有效的解决途径，跳楼事件肯定还会继续。 “民工加入工会之后，工会将担负起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责任。除了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之外，工会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如果发生欠薪纠纷民工主动找工会解决，相信随着工会监督机制的加强和思想工作的到位，频频发生的跳楼现象将有所改观。”x市建设工会副主席崔秀卫这样认为。 在以往的习惯说法中，农民往往被比作联系松散的土豆，因其组织性较差，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多处于不利地位。现下，农民进了城，成了“农民工”，但是，其松散的状态也延续了下来，于是，我们触目所见的，便是太多的民工被欠薪。 这样，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呼声日渐响亮———民工加入工会，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变得格外吸引人。问题是，加入工会并非万事大吉，更何况，在迈向工会的途路上，尚且有太多的阻隔。 ■维权：怎一个难字了得 高阳县民工田保丰去年进城打工，干了3个月后，老板将他辞退，没有给一分钱。但田保丰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老板签个合同把我给害了，规定3个月试用期，不合格就走人，一分钱没有。”虽然白干了3个月，但田保丰认为比起同乡的刘心祥自己还算是幸运的。“去年，老刘在打工时腿被石头砸伤，落下了终生残疾。就因为当初合同上一句话：因本人不慎导致受伤、死亡后果自负，老板没有赔他一分钱，老刘只能拖着一条伤腿回了老家。” 劳动合同本是保护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的武器，但由于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农民工找工作较难，这就导致有相当一部分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合同。即使签了合同，用人单位也常常设下重重陷阱，出现不少“霸王合同”和“生死合同”，让农民工有苦说不出、有冤难申诉。 ———所谓的合同，也就成了用人单位逃避自身责任和义务的工具。 去年底，新华社记者一份专门针对拖欠进城民工工资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令人心惊：在北京、江苏、浙江等地接受调查的80位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不足10%，而且72.5%的民工表示，他们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最令人瞠目的还不是没有劳动合同和整体拖欠比例，而是民工们的血汗钱被侵吞、拖欠后追讨工资的方式。60%的民工选择用反复找老板、直至把老板找烦的方式来讨工资；10%的民工表示只能通过吓唬等手段对老板形成压力；另有15%的民工辛酸地表示，要不到钱就认命了；只有一名民工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这份调查不仅说明了民工在维权过程中困难重重，也说明在民工们的心目中，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可信赖的维权机制，以致于大多数民工只能采取法律途径之外的、成本高昂的甚至接近违法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与那些掌握控制着民工工作机会的老板们相比，单个民工或者少量结帮成伙的民工，都处于不对等的弱势地位。形成这种“强弱分明”的状况，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没有建立工会，民工们无法通过一种组织化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没有自己的组织作为后盾，又缺乏合理有效的维权机制，在与企业的交涉和较量中，无论民工个体还是群体，都势必处于不利境地。 组织民工加入工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民工找到组织后盾，由工会通过行之有效的维权协调机制，出面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变民工在与企业交涉中的弱势地位。 ■探索：职代会和集体合同 在组建工会、吸收会员工作结束之后，x市总工会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等各项维权机制。 组建工会组织、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民工合法权益的根本所在。x市总工会要求：凡在登记注册的建筑单位，不分规模大小、人员多少，都必须依照《工会法》和《河北省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建立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制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施细则。职工在25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工会委员会，不足25人的，可以选举组织员一人，组织会员开展活动，200人以上单位应设专职工会主席。各企业工会委员会由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企业行政负责人及其家属不得作为本企业工会委员会成员的人选。要依法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要坚持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每年召开1-2次职代会，要实行企务公开，规范职代会工作，抓好职权落实，提高职代会工作水平。 解决不签订劳动合同问题和消除劳动合同重重陷阱的有效办法，就是依法建立集体劳动合同制度。x市总工会的要求是：企业要依照《劳动法》和《河北省集体劳动合同条例》的规定与职工一方签订集体合同，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通过平等协商订立书面协议。集体合同草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企业要把职工关心的安全与健康、经济利益及企业稳定发展的相关问题写入集体合同，集体合同签订后要认真抓好履行兑现工作，每年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报告一次集体合同履行情况，确保集体合同落到实处。 x市建设工会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组建工会、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已经成为企业进入x市场的必要条件。 ■困局：工会面临五大难题 虽然已经有1万多名建筑行业的民工加入了工会，但这只是该市乃至全省各行各业民工加入工会工作开始的试点。要把民工加入工会这项工作做好，让工会真正成为民工的娘家，担负起替民工说话、为民工撑腰的角色，还面临着民工流动性强、维权意识差、企业抵触组建工会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等诸多困难。 首先，由于进城务工人员渗透到各行各业，加上人员流动性强、临时性强，基本上出于松散、混乱状态，很难统一组织管理。一个民工上半年在这个建筑公司打工时加入了工会，下半年他就可能流动到另一个建筑公司，这样一来他的会籍就要跟着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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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1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19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2019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19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2019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1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1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1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1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四、对策与建议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统计局关于外出及返乡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为了解国际金融危机对黄石农民工就业带来的影响，摸清全市失业返乡农民工状况，为市委、市政府及时掌握失业返乡农民工情况，应对危机、化解矛盾、稳定就业，提供参考依据。自20xx年底开始，市统计局农调队在全市7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情况月度监测调查，从监测调查情况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市农民工就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各级政府刺激经济和就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对农民工就业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效果初步显现。今年上半年我市外出农民工数量逐月增多，收入基本保持稳定。

一、当前农民工外出从业情况

截止20xx年6月底，XX市外出农民工总数为37.01万人，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为25.9%，占乡村劳动力的比重为51.47%。按外出从业地域分：县内乡外打工4.45万人，占12.02%;省内县外打工7.35万人，占19.86%;省外打工25.21万人，占68.12%。

1、外出劳动力比上年减少。受金融危机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市农村外出劳动力有所下降。监测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全市乡村总人口为142.9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44%，乡村实有劳动力 71.9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94%。上半年外出农民工37.01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2.29万人，减少5.83%。按外出从业地点分：到东部打工人数为23.14万人，减少1.03万人，减少4.25%;到中部打工人数为12.04万人，减少1.18万人，减少8.95%;到西部打工人数为 1.83万人，减少0.xx万人，减少4.33%。

2、一二产业减员是导致外出劳动力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从我市外出农民工从事的行业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市外出农民工减少主要受行业减员因素影响，由于全国外出农民工均呈不同程度的回流，使我市外出农民原在外从事第一产业打工的人员大幅度回流。上半年，我市农民工外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为1.01万人，同比减少1.29万人，减少56.12%;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为23.93万人，同比减少2.12万人，减少8.12%;

二、农民工外出呈逐月增加态势

为解决金融危机给农民工带来的就业困难，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切实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或创业，加大了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将农业部门的“阳光工程”、统战部门的“温暖工程”、扶贫部门的“雨露工程”、科技部门的“星火工程”、劳动部门的“技能就业计划”统筹起来，采取“招标定点、政府采购”的形式，实行项目化运作。同时，积极组织定点培训机构主动下乡镇、进社区，灵活设点办班，对需要培训的返乡农民工进行专业技能、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和维权等方面培训，为农民工再务工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打下了良好基础。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千方百计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务工提供岗位，主动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对接，争取务工岗位，成效显著。

从农民工外出从业情况监测来看，我市农民工回流从20xx年9月份开始，到2019年2月底达到最高峰，之后农民工外出呈逐月增加态势。今年2月底，我市外出农民工人数为32.02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7.28万人，减少18.53%;3月底，外出农民工35.42万人，比2月底增加3.4万人，增长10.62%;4月底，外出农民工35.83万人，比3月底增加0.41万人，增长1.16%;5月底，外出农民工36.58万人，比4月底增加 0.75万人，增长2.09%;6月底，外出农民工37.01万人，比5月底增加0.43万人，增长1.18%。预计今年后几个月我市农民工外出人数还有增加的可能。

三、返乡滞留农民工再就业情况

到6月底，我市因失业返乡而滞留在家的农民工大约有2.29万人，这一部分农民工在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扶持返乡农民工尽早实现就业创业的多项具体举措帮助下，也基本实现不同程度的就业。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20xx年4季度以来，我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着力改善农民工就业创业环境，XX县对返乡农民工做小生意一律不受注册资本数额限制，申办农民合作社实行零费制，还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开辟了“绿色通道”。XX市积极鼓励和引导外出劳务人员返乡创业，在用工、小额贷款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到目前为此，全市自主创业800多人，带动就业0.5万人，占21.8%;约有0.72万人在当地的工程中打零工，占31.4%;就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1.07万人，占46.7%。

四、我市农民工再就业存在的一些问题。

1、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没有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农民工相匹配的就业市场，很多文化水平不高、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农民工就会盲目就业，甚至无法就业。从6月份的有关数据来看，近八成的农民工为自发外出打工，政府和中介组织不到10%，由此看出我市在关注本地或外地企业的用人情况，及时发布就业信息，有效地把剩余劳动力安置到位、输送出去方面做的还不够。

2.外出务工人员技能素质与现实需求差距大。调查表明，近七成的劳动力没有受到过专业培训，且有的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外出后只能做些粗活、脏活、累活，而相对收入又很低。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一是对技能培训的认识不足;二是短期行为，急需挣钱;三是农民工对培训的质量和培训后就业的愿望不能有效得到满足。

3、农民工有创业愿望急需创业扶持。一些农民工反映通过多年的务工有了一部分资金积累，也认识到金融危机不是几个月所能好转的，他们总希望在家乡特别是依靠土地有所发展，但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规模小了很难有盈利，大了资金又难以周转。受项目和资金的双层影响，其创业之路较为艰难，急需政府在政策、项目和资金方面给予扶持。

五、做好农民工再就业工作的几点建议：

1.建立多种农民工务工信息平台。

目前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社会和亲属网络，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盲目性，增加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成本。除了农民工个体利用社会网络自发外出务工的模式外，劳务市场、经纪人制度、地方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模式均可以发挥中介的作用。因此，政府建立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多元化务工信息交流平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将来自企业和市场的就业信息，通过政府的渠道，与农民工实现信息共享，使其能够应对市场变动的风险。既可以达到政府促进就业，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浪费，还可以利用市场信息引导农民工正确的自主择业，有利于实现政府、农民工、企业等“多赢”的局面。

2.发展有效的农民工培训、输出模式。

目前，各地政府均把返乡农民工的培训作为重要举措，投入了大量财力，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真正实现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不是一次性培训所能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对现有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培训。一些职业培训机构从实际出发，探索了一套“免费吃住、免费培训”，“组织就业、有偿输出”，“长期跟踪、监督保障”，“初级务工课程免费，高级创业课程自费”的有效培训模式。这些培训教育模式对于黄石来讲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3.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和让更多的劳动力就地消化。一是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积极培育农村市场，发展农村经济，加大商业化、工业化的进程力度，不断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让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二是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引进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大力发展市场空间大、消费需求广的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优化生产要素，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商业经营活动、农产品购销、种养殖等领域就业创业。三要发展龙头企业。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让更多的乡镇企业在农村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加快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xx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1]。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的估算,20xx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

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20xx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

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0xx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