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篇1：从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现代科学技术研究_研究报告_网
摘要
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改变了不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科技伦理危机逐渐引起人们对现代科技发展的反思：科技究竟是什么？怎样正确发展自然科学技术？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对于这样的问题与西方文化相比则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出发对科学的实质进剖析，结合现今存在的科技伦理问题提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科学研究发展观和方法论。
关键词：科学技术，传统文化，道家
一、前言
长期以来，科学这个概念被一些西方的科学哲学家弄得极端复杂，甚至玄而又玄。他们按照西方科学走过的道路和现代科学的模式，为怎样才算科学提出了很多条件，声言唯有满足其规定的条件，如必须采用封闭式的实验方法、推演的逻辑方法并能以数学的方式表述，必须建立明晰可靠的因果关系，甚至还要能够“证伪”，等等，才够得上是“科学”。其实，他们是将科学与科学方法、科学与科学形态混淆起来，其结果是以崇尚科学的名义给科学带上枷锁。方法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具和手段，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创造的，是从属的。科学形态则由所用方法、认识水平和所把握的规律的形态来决定。而实际规律的形态与其存在层面的特性相对应，随其存在层面的不同而各异。因此，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会随着认识的发展而变化，会因认识领域和认识层面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运用某一种方法只能进入世界的某些领域、某个层面，而不能进入所有的领域和层面。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认识方法和可以包容一切的科学形态，却存在着无限多样的领域和层面。所以，如果以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作为科学的标准，必定束缚科学的手脚，拘囿人类认识的视野，也不符合人类（包括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门类，唯有从功能和作用的角度来定义，才能抓住科学的本质。事实上，一切文化门类，无论大小，如语言、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艺术、法律、饮食、服饰、房屋……都只能用功能和作用来定义，而不能以方法和形态为标准，否则人们（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就无法沟通，同时也会陷入荒唐！那么，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认识，是获得正确知识和规律性知识的认识活动，以及经过这样的认识活动形成的知识体系。人类利用这样的认识成果指导实践，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这样理解科学，才符合科学的本质涵义。
用“做什么”而不用“怎么做”来定义科学，将科学从处于当今强势地位的方法和形态中解放出来，强调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门类，于是就会顺理成章地承认，世界上各大成熟民族和地区必定有自己的科学认识的历史。因为科学作为认识活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特有方式，为各大民族所不可缺少。因此，中国历史上那些揭示了规律的知识体系和技术理论毫无疑问都应当作为科学来对待。但是，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有本质的区别。大家知道，随着西学东渐，西医进入中国而与中医不断碰撞。自上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提倡用西医和西方近现代科学发掘、整理和提高中医，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也试图用现代科学解释经络等中医理论，令人惊讶的是，至今已逾半个世纪，竟然毫无实质性成果。就是说，用西医和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能揭示中医学的知识系统。这一情况显然不可小觑，如果站在西方科学发展的立场，它实际可以看作是一场空前巨大的“科学危机”。一方面，中医学有不可否认的举世皆知的临床疗效，而且其中有很多疗效为西医所不能取代；另一方面，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确与西方现代科学格格不入，不能对话。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出路应当是，重新审视和修正现今某些通行的原理、原则，充分考量中国传统思维的特殊性和中国科学曾领先世界千余年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进而从这一“危机”中引申出一个结论：原来科学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中国科学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是两个源，两个流。
二、现代科技伦理危机
当今，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其强势地位已不可动摇，科技每前进一步，人类社会也随之迈进一步。借助科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以往，人类沉浸于征服自然科技的喜悦之中。然而，科技在强大的过程中，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暴露。现代科技对传统伦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科学技术成果的滥用让人们无所适从。科技不仅仅成为“生产性”力量，它也成为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力量，成为造成种种危机力量的源泉。人们也从没象今天这样对科学技术发展充满恐惧和不安，核技术具备彻底摧毁我们赖于生存的星球的巨大破坏力，克隆技术的发展与成果给人类伦理道德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挑战，还有诸如军备竞赛，生态危机，资源浪费，失业加剧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及全球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们。
首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科技的进步使得许多具有杀伤力的先进武器不断问世，加大了现代战争的破坏力，这使得人毁灭人自身成为十分现实的威胁。其次，科技发展带来社会伦理的颠覆，引发社会和科学失范行为的频繁发生。科技自身蕴含的巨大物质利益使得某些人明知研究、使用某些科技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危机，在物资利益的驱动下，仍以身试法，而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而某些最新的科技成果极大的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如克隆人、器官再生、转基因食品等，人们无法预料这些科技成果的运用会给人类带来的后果，造成普遍的社会道德困惑。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当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满足了我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但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人类所生存于其间的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由于森林的过度砍伐、土地的过度耕种、水资源的过度使用、草原的过度放牧、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全球气温不断变暖、各种资源日益枯竭、耕地荒漠化问题日益突出。科技在极大地提高人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加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和毁坏力。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高度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逐渐感受到现代科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自近代科技发展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各种社会危机：随着现代科技和医疗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存活率提高，人类寿命延长人口数量不断膨胀，而全球耕地的减少，粮食的短缺，使得生态严重失衡，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尖锐;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大大超出了自然的再生能力，近几十年来，煤、石油、淡水、耕地等资源日显紧张;在科技对自然的过度干预下，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森林的毁坏，土地的荒漠化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科技成果的滥用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这种现象。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已预见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最后，从人自身来看，科技的发展也使得作为主体的人的某些能力的退化，科技为人类日益舒适的条件，人类常常过分依赖科技的成果，导致各种现代病的迸发。人的主体地位在现代机器大生产中被逐步削弱，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科技导致了现代人的异化，全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现代人的心理压力见证了现代机器对人类的挤压。科技本身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这一主旨，而导致人类主体地位的削弱甚至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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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_调研报告_网
一
关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人都捕拿注意到，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一无例外地引证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与《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载《外国美学》第9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出版的大陆学者撰写的关于大众文化或较多涉及大众文化的研究著作（如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年；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没有一部不是大量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启蒙辩证法》中论"文化工业"的部分。然而不可否定、也不无遗憾的是，在引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的著述中，其方法不同程度地属于"搬用法"，即在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描述-评价框架运用到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时，没有对这个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剩它们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打有"外国制造"的印记。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型"。这些批评文字一般都要重复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家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特征的一些描述，如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反艺术、批量化、平面化等；同时在价值取向上也重复着法兰克福的结论：形象的复制导致对现实的非真实认知；梦幻性特征强化人们的妥协与逃避；批量生产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等。这些描述与评价与其说是来自对于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现实的认真解读，不如说是来自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启示"--而这个理论本来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的。正是因为有了法兰克福理论，中国大众文化的诸多"负面性"才变得如此"显而易见"（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可以参见尹鸿的《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姚文放的《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2期；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等。在这里，我批评性地提到了这么多著述，丝毫不意味着否定这些作者的学术成就。值得关注的倒是：这么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存在简单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的倾向，这恰好说明这种"搬用"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无意识"，惟其如此才更值得我们认真反省（这种反省首先是针对我本人的，因为我也曾经发表过简单地套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文章，参见我的《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本来，援用某种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即使在分析、清理甚至提出中国"本土"问题时，想要完全排除西方理论已经没有可能（且不说是否必要）。但是简单地谴责西方的学术"霸权"是无济于事的（哪怕是出于反霸权的目的），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我并不否认中国的经验或现实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中国的，但它更不可能是完全西方的。遗憾的是，当今大陆多数从事大众文化批判的学者在援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时候，恰好忘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错位与脱节。从方法论的?庖迳纤担桓霾徽那疤崾牵何颐怯φ贝又泄氖导饰侍獬龇⒋戳⒒蛞煤鲜实睦砺郏皇谴永砺郏ú还苁嵌嗝词摈值牡贝鞣嚼砺郏┏龇⒅圃旎蚩浯笾泄乃?quot;问题"（据我所知，在参与大众文化讨论的学者中，只有徐贲先生比较清醒、自觉地意识到了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的偏颇与不足，因而在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谨慎。参见他的《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等文。分别载《文艺理论研究》（上海）1995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长春）1996年第3期。稍感遗憾的是，徐文以介绍西方的大众文化研究走向为主，只是偶尔才提及中国的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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