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教师感动中国人物优秀20篇

1996年,于涛就采访过朱彦夫,并成为当时朱彦夫事迹报告会的报告人。那年11月1日,于涛随朱彦夫在临淄作报告,目睹了他在讲台上突发脑梗塞晕倒,那是他作的上千场报告中的最后一场。“再次作朱彦夫事迹的报告,仿佛和当年一样,感觉他就在报告台上。”

随着时光流逝,朱彦夫一度淡出人们的视线。于涛说:“这些年,常有人问我,朱彦夫还活着吗?我就回答,他不光活着,而且活得很阳光,活得很精彩。”

阳春三月,记者又来到沂源县城朱彦夫家的小院。正是午间时分,阳光透过小树的叶隙,斑驳地打在地上。树影中,轮椅上的朱彦夫,把笔记本铺在腿上,用残缺的左臂绑笔写着什么。

护工张德良告诉记者,这是朱老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喜欢思考,有什么感悟就赶紧记下来,觉得什么信息对张家泉村有用,也记下来,村里有人来,就送给他们。“虽然退休这么多年,还是有很多村民来看他,说说村里的事。”

张德良问过朱彦夫,当年在荣军休养所里颐养天年,不是很好吗?即使回到村里,也是吃国库粮,衣食无忧,为什么非要干村支书这个苦差事呢?

朱彦夫回答:虽然我没手没脚,但有心有脑,哪能吃闲饭?乡亲们连饭都吃不饱,哪能袖手旁观?干就有困难,但再难,能比战场上拼刺刀还难吗?

他说:“我这一生做过三件事,从军,务农,写书,有人形象地叫“三杆子”。虽然都是尽最大努力做的,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我内心感到愧疚。”

但朱彦夫,实在是无愧于张家泉村民,无愧于这片热土。

儿子朱向峰从储藏室里找出了当年父亲穿过的假肢,17斤重,健全人提在手里走几步都觉得很沉,朱彦夫却穿着它,为张家泉村奔波了几十年。如今,假肢的绑带和套着的黄军鞋上,还隐约看得见他留下的斑斑血迹。

屋里的电视机,声音可以清晰地传出来。朱向峰告诉记者,电视就放新闻频道,除了睡觉,几乎一直开着。有次从电视上看到一名贪官落马,老人大呼痛快:“又挖出一个蛀虫”,兴奋得一夜没睡。

朱彦夫的大女儿朱向华,现在已年过六旬。当年她出嫁时,很多受过朱彦夫接济的乡亲想借机会来还人情,但他一份礼也不收,连件新衣服也没给女儿做。邻居看不下去,偷偷将两块钱塞到朱彦夫妻子手里,他知道后,硬是让妻子把钱退了回去。“我们姊妹六个结婚,父亲从没摆过宴席,没收过一份礼。当时心里不理解,但现在想想,这样父亲和我们才安心、踏实。”朱向华说。

卧室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小方镜,镜框上一圈圈缠满了细线,一块已经发黑的胶布,粘住了镜面的一个角。这块破旧的小方镜,是50多年前朱彦夫用两个鸡蛋换回来的,修修补补,就是不舍得丢。采访过他的淄博市文广新局原局长曹庆文说,一个功臣,一个吃“国库粮”的人,节俭到这种程度,不可思议。

朱彦夫的外孙女魏玉姬在青岛大学读书,利用周末回到沂源,把自己和母亲朱向欣的旧衣服收拾出来,寄往一所希望小学。朱向欣说,女儿受姥爷影响很大,上学时除了学习就是去做义工,现在已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读硕士。

看到这些牺牲英雄的名单时，我被两个00后的名字而痛心：

英雄的名单中20__年出生的有2个，真为他们的父母感到心痛，还不到20岁的年纪，在父母眼中还是一个未长大的孩子，就这样和亲人永远的分离，这种痛只有身为父母才能真正体会;

昨天看了很多报道，抖音中全是欢迎英雄回家的视频，说实话当时心真的是在滴血!也深深为“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而感动，每次有灾难来临的时候，都能看我们消防员的身影，他们冲在第一线，为大家换来了祥和，向这些“逆行者”致敬!

同时也想要提倡大家一定要提高消防意识，在天灾和人祸面前，虽然天灾我们没法控制，但请让人祸少些，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三十名消防战士的牺牲，三十个鲜活的年轻生命，被三月三十号的凉山大火吞噬，你说能有啥感触，说真的，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就不用再说失去儿子丈夫亲人的心情了，他们有的是父亲，有的是儿子，有的是丈夫，但有一个共同的职位就是消防战士，他们就是在这个共同的职责面前，舍小家，顾大家，为了共同的职责，不顾火海的危险，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了生命。

水火无情，无疑，消防员做为应急保障的第一线战士，他们是最危险的职位，而且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个事业。不论消防事业怎么改，但他们冲锋在前的精神是不变的，所以我要善待咱们的消防战士，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要让他们流血又流泪，最后默默的说一声英雄一路走好。

站上机械臂，面向茫茫宇宙，目之所及是璀璨银河，环绕身边的是光焰夺目的“天宫”。

这曾是刘伯明脑海中的画面，现在，梦想即将照进现实。6月17日，他搭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第二次进入太空，成为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入住人员”。

按照计划，飞船将与天和核心舱对接，航天员预计将在天和驻留3个月，开展舱外维修维护、设备更换、科学应用载荷等一系列操作。

对刘伯明来说，出舱并不陌生。20__年9月，执行神舟七号飞行任务时，他与翟志刚和景海鹏配合，共同完成我国首次太空出舱行走。当时，刘伯明和同伴在打不开舱门、轨道舱火灾警报的“惊心动魄”后，最终让五星红旗在宇宙中飘扬。

这次飞行任务更加复杂，航天员需要多次出舱，出舱时间也将大幅增加。“无论困难多大，风险多高，任务多重，我坚信有地面专业人员的支持，有我们乘组三位‘帅哥’的默契配合，我们将满怀信心迎接一切挑战。”刘伯明这样说。

1966年9月，刘伯明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安县红星乡东升村的一户普通农家。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的他，和其他孩子没有太多不同。

在父亲刘志生看来，刘伯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调皮，爱拆东西。他曾向媒体讲起刘伯明小时候的趣事：当时家里并不富裕，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收音机。有一次，刘志生发现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刘伯明把收音机拆成了零件，气还没消，就看到儿子快速把收音机重新组装，而且还能正常收听。

刘伯明成为航天员后，他的父亲再讲起他小时候的调皮经历时，总是会透出骄傲，因为儿子的聪明让他一路走出农村，进入飞行员大队、航天员大队，让他在家人难以想象的光荣事业中发着光。

1983年，刘伯明考入依安一中读高中。当时，家里要同时负担5个孩子读书，这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给家里省点钱，刘伯明没有住校，而是选择了跑校(走读)。

骑着家里低价买来的二手破旧自行车，刘伯明开始了每天近20公里的跑校生活。从刘伯明家到学校，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晴天颠簸不断、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溅得满身是泥水，冬天道路结冰，骑行难上加难。在刘志生的印象中，“披星戴月”是儿子跑校期间的常态，天不亮就要出门，天黑了才能到家。

依安的冬天寒冷而漫长。刘伯明高三时的班主任张福林，二十多年后仍然记得，刘伯明骑到学校时经常脸上、脖子上、身上挂满白霜，被同学们戏称为“小雪人”。“他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最肯吃苦的孩子。”在张福林看来，辛苦的跑校生活也让刘伯明的身体更加结实，意志更加坚韧。

1958年，年仅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当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不同程度有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献出了生命。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身体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高原病当时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还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是具体的发病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之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守护好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健康是吴天一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价值追求，正如他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晓东在宣讲会上说。

据李晓东介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生涯中，吴天一院士常年与高山、冰川、雪地、草地为伴。“60多年来，他不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安第斯山、落基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探索”。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1982年，吴天一在进行高原病大调查时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当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在开创和发展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过程中，吴天一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全身14处骨折，40多岁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年事渐高后，心脏还装了起搏器。

60多年来，吴天一院士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所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今年已经86岁的吴天一坦言：“现在我年纪大了，主要责任是带好我的团队，培养好年轻的接班人”。

王晋说，吴天一院士常常勉励他们——“时代在召唤、祖国在召唤、青海人民正展开双臂欢迎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走进大地，走进生活，你就一定会成功”。

“走进大地，走进生活”是吴天一高原医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在进行高原病普查的时候，他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饿了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帐篷里，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

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吴天一院士正是以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年轻一辈。就像院士所说，年轻一辈生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拥有伟大的使命和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些机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王晋说。

经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组成，聂海胜担任指令长，备份航天员为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航天员聂海胜参加过神舟六号、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刘伯明参加过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汤洪波是首次飞行。今天上午，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火箭将加注推进剂。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任务有以下主要目的：在轨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首次检验东风着陆场的航天员搜索救援能力;开展多领域的空间应用及试(实)验;综合评估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和性能，进一步考核各系统间的匹配性和协调性，为后续任务积累经验。

按计划，神舟十二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的前向端口，与天和核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核心舱，执行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驻留约3个月后，搭乘飞船返回舱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组合体状态稳定，各项设备工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执行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完成综合演练，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已基本就绪。

国际田联官方又一次更新并公布了10大百米飞人排行榜，这一次的排名较之前有所修正，本来位列第八，被誉为中国飞人的苏炳添现在的排名下降了一位，排名第九，这个排名是根据所有比赛的积分所统计，并非按照个人最好成绩排的，苏炳添只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好好发挥，一定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排名，甚至突破以前的第八名跨进八强。

根据最新的官方排名来看，世界百米飞人的排名分别是：科尔利，格拉斯，贝壳，雅各布斯，西比尼，布罗梅尔，布莱西，欧曼亚拉，苏炳添，乌贾。苏炳添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3，相较与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冠军得主雅各布斯的9秒80仅仅相差0.03秒，可以说苏炳添距离夺冠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而雅各布斯现在也是位居第四位，与苏炳添有4个人差距，所以说苏炳添也不能松懈，应该继续加油努力争取能够突破9秒80的成绩，超越雅各布斯。

在现实生活中，苏炳添是一个性格非常和蔼乐观的人，并且生活上非常自律，在日常训练中苏炳添从来不会缺席，并且还会经常给自己添加额外的训练。苏炳添还是个非常知道感恩的人，在每次苏炳添夺冠取得好成绩之后，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苏炳添说的最多的词就是“感谢”，感谢自己的祖国，感谢国家队的教练和队友，感谢对手，所以说苏炳添能够取得9秒83的这个成绩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他的自律，他的坚持和拼搏以及他身上所有优秀的品质，上苍一点点看在眼里，最终才会取得打破亚洲纪录的惊人成就。

苏炳添如今已经成为了国民男神，亚洲飞人，荣誉无数，不过他却并没有忘记初心，而是继续砥砺前行，苏炳添说：“我时常会想起刘翔，他像星星一样划过了我们的生活，照亮了我们，也让我们充满了希望。”如今，苏炳添自己也变成了一颗星星，照亮了了整个中国短跑，带去了希望的光，我们也非常期待苏炳添能够在接下来带给我们更加令人激动的成绩，苏神加油，你是中国的骄傲，我们会永远支持你。

苏炳添近两年给中国田径带来的荣耀，让我想起了巅峰时期的翔飞人。虽然他们的项目不同，但是给中国观众带来的震撼确是相同的，以及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自信心。黑种人和白种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黄种人同样能够做到，并且能够做地更好!加油，苏炳添，加油中国田径!

杨垱镇明星街北端的一处两层民房，是聂海胜母亲张金秀晚年的住处。

20__年，当地政府得知聂海胜的母亲一直住在舅舅家后，挤出有限资金8.5万元，在镇上修建一座占地168平方米的小楼给张金秀居住。

20__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飞船升空。这栋楼房张灯结彩，门口的空地上摆着一部电视机，当地数千名乡亲在这里聚集，和聂海胜的家人一起见证历史时刻。已中风卧病在床的母亲张金秀，也躺在床上看到儿子出征太空。

10月17日凌晨，神舟六号安全返航，楼房门口挂着气球，乡亲们舞着狮子、吹奏乐器，庆祝航天英雄平安归来。

20__年6月11日，神舟十号飞船发射，聂海胜二度执行“飞天”任务,小镇又一次沸腾。这栋楼门口搭起了象征喜庆的气垫红拱门，拉起写有“海胜在天揽四海胜景，举国欢庆贺神州腾飞”的横幅。乡亲们又一次见证出生于枣阳的英雄航天员，顺利征战太空。

“他是我们的骄傲。”明星街居民张女士说，8年前那热闹的场景她历历在目。

第5个世界杯冠军!第10个世界冠军!北京时间9月28日下午15点57分，中国女排3:0战胜塞尔维亚女排，提前一轮获得20__女排世界杯冠军，成为女排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个五冠王。中国女排让球迷折服，让中国沸腾。3:0横扫日本女排，干净利落; 3:2逆转巴西女排，惊心动魄; 3:0完胜美国女排，势如破竹。中国女排打出了勇气和自信，燃爆了中国，惊艳了世界。无论是对阵俄罗斯队之前“在开局就要努力压制住对手”，还是赢了日本队后“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又或是对阵巴西队陷入困境时的“从零开始，去冲”……“女排精神”不仅仅体现在敢于胜利，更是面对艰难险阻时敢于“亮剑”。中国人长久以来对“女排精神”津津乐道，很大程度上已经无关成绩，它是逆境下不言败的那股子精气神。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物质匮乏，女排五连冠，激发了我们身处艰难却不甘落后的勇气和信心。即将上映的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生动展现了这个桥段。历经90年代成绩下滑，再到“两起两落”重夺奥运冠军，中国女排用顽强的意志证明了什么叫永不言弃，什么叫团结一心。“女排精神”逐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激励着一代代人为国家争光、为人民建功。今天，中国实现了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转变，步入了更为自信从容的发展阶段。“女排精神”依然在国人心中激荡，它是国家直面挑战、赢得更大胜利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女排姑娘们在赛场上团结拼搏、永不放弃的优异表现，既是民族自信的一部分，又为这种自信不断输入新动能，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人行!完全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水平!”对于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发展之路注定不会轻轻松松。继续发扬包括“女排精神”在内的民族精神，坚定自信、敢于胜利，顽强拼搏、永不言败，不惧任何风险挑战，战胜一切困难，才能以大国心态更加从容走向未来。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不仅是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目标，更是每一个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样的精神激荡，让我们不能不热泪盈眶。

北京，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院内，一条500米的路，顾诵芬从60多岁走到了90多岁。

现在的顾老虽已92高龄，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仍然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

500米，40分钟，顾诵芬始终不疾不徐、沉着平和。他记得，从前的自己经过这条路时，“走路都带风”。

1956年，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1964年，中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清晨，在沈飞试机跑道的一端，歼-8英姿勃发地停在那里，等待着起飞的命令。上午9点半，试飞员尹玉焕驾驶歼-8飞机在跑道上疾速滑行，拉杆爬升，直冲蓝天，飞至3000米上空，做平稳欢快地盘旋，动作矫健而轻盈。“飞行正常”，塔台的话筒里传来尹玉焕的报告。飞机在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后，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歼-8首飞成功了!正式宣告终结了中国不能研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历史。

1980年，歼-8Ⅱ飞机立项研制。顾诵芬任该型号总设计师，组织和领导军地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20__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__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91岁的顾诵芬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顾诵芬谈到这至高荣誉时这样说。

得知顾诵芬先生获此荣誉后，许多新一代的航空人对顾诵芬讲出深情祝愿。“顾总是沈阳所的第二任总设计师，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开创性贡献。”沈阳所总设计师孙智孝说。“顾院士是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奠基人，在他的带领下，沈阳所一代代航空人不负众望，注重创新，信念无比坚定，力量无比强劲。”沈阳所副所长左林玄说。“从老一辈的设计师身上，我看到了勤奋、钻研、严谨、忍辱负重、勇于担当的品质，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他舍小家，为大家，远离名利，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个人最大的牺牲。”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说。

顾诵芬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一套木桌椅、两个旧沙发是这件屋子仅有的活动空间，剩下全被各式书籍和资料填满。在这片“书的海洋”里，顾诵芬仍然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其中不乏有他主编的丛书。

1957年的时候，我们搞完了歼教-1的那个初步设计以后，我们的领导徐舜寿同志就觉得应该考虑下一个型号搞什么，他当时提出来要搞超声速的歼击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必然要走的路，因为我们是为国防服务的，所以必须用歼击机来抵御外敌。但是对于超音速飞机、超声速飞机，我们是完全没有技术储备的，世界上才经历了十到二十年，没有很多公布的数据，因为这东西都是各国家的机密，谁也不会告诉你。那么搞超声速飞机，首先要定它的气动力的布局，飞机机翼怎么样，尾翼怎么安排等等，进气道怎么设计，那么这个事儿怎么办?当时1958年科学院已经建了104计算机，利用它70多位学员的力量，给我们的飞机进行数值计算，算了三个月，结果是有了。我们飞机设计完以后，试飞、首飞都很顺利，但是飞到马赫数0.85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飞机的振动，按飞行员的说法，这个马赫数0.85的振动，相当于破公共汽车在不平的道路上奔跑一样，开得再快人受不了，所以必须要排除。可是怎么弄，具体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必须上天看。

我们没有摄像机，所以只能是人上去看，得到鹿鸣东同志的支持，他说我飞歼教-6，你坐在后面可以看。怎么看法，就在飞机的尾巴上都贴毛条，就是毛线条，那时候的毛线是凭票买的，我们的同事拿自己家里的票，买了一磅红毛线，剪成一段段，每段150毫米，贴到垂尾上，贴到后机身上。当时我们的手段，没有摄像、录像设备，只有一台单镜头反光的照相机，胶卷也舍不得买新的，用的是原来库存的电影胶卷，照出来也看不清楚，几次以后我跟老鹿说，干脆我拿望远镜去看，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后来老鹿也同意，说这样，我们尽量靠近，一步步最后到十来米以后，老鹿说不行了，再靠近太危险，那么拿望远镜也看不出那个毛条的抖动，但是看到的就是飞机一起飞，我们原来开的十几个吸气门没用，一离地就关上了，没起作用，这样下来以后再仔细看，水平尾翼跟后机身之间，一大片的毛条全没了。因为毛条在扰动的气流里面就像旗在风里一样，甩得厉害以后都扯断了，所以肯定这些地方是气流分离的地方。这样呢，我们就在那些部位加装了整流罩，另外把十个进气门也就堵死了，以后的歼-8就按这样的方案继续飞下去了。

耽误大家时间太多了，下面我就不再说了，我只想说一下对我自己的经历的评价。我觉得我们搞科技的人必须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我们的事情都是为了保卫国家来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好多事情你要做，那就不能凭空想，而必须找一些材料，需要认真地读书，读书呢还是孔夫子的话，就是只读书不去用，不去想，那是空的。但是你不读书，净想事儿的话也是空的。再有一点，干这些事儿都得集体干，所以你对参加这工作的每个同志都应该很尊重，应该团结大家一起来弄。最后一点，干任何事不能把自己的名利放在第一位。耽误大家很多时间，谢谢。

20__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10月，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漫山果树枝头上热闹起来，挂满一个个“沂源红”苹果。看到当年的荒山生机勃勃，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曾经的村党支部书记朱彦夫满怀欣慰。在朱彦夫家，86岁的老英雄坐在床上，依旧是战士的英姿。

1947年沂源解放，那年冬天，14岁的朱彦夫穿上了军装。让他自豪的是，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斗中，他都立过战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朱彦夫失去四肢和左眼。是一辈子在疗养院被人伺候，还是回老家?“去”还是“留”，如当年的“生”还是“死”一样，摆在了他面前。最后，他作出决定：不能让国家养起来，我要回家。

1956年春，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特护待遇，朱彦夫毅然回到家乡——沂源县张家泉村。1957年，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人生的第二个“战场”，与乡亲们一起奋斗25年。

一上任，朱彦夫就拄着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臂上搭着块随时擦汗的毛巾，深一脚浅一脚，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逐门逐户查访民情。主意慢慢拿定：治山、治水、造田、架电。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在张家泉村热火朝天地展开。他始终掌握第一手资料，春天的耕播、用肥、苗情他了解;夏天庄稼长势、旱、涝、虫、草荒他知道;秋天庄稼收割、打场情况他说得清;冬天整地、积肥状况他了然于胸。

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第一个平均亩产过600斤;全乡第一个用上电、村民人均收入第一……谁能想到，这么多“第一”，竟是张家泉村，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村民连地瓜干都吃不饱、一到灾年就靠讨饭糊口的穷山村创造的。

在休养所颐养天年，不是很好吗?即使回到村里，也可以吃国库粮，衣食无忧，为什么非要干村支书这个苦差事呢?朱彦夫说：“虽然我没手没脚，但有心有脑，哪能吃闲饭?看到乡亲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哪能袖手旁观?带领大伙过好日子，困难肯定不少，但再难，比战场上拼刺刀还难吗?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那时候，村里没有办公室，朱彦夫家狭窄的屋子就是会议室。支部开会，一开就到深夜。他不止一次对全家人说：“咱家有特等残废这一个‘特’字就够了，绝不容许再有一个‘特’字出现!”

对家人严苛得近乎“残忍”，但朱彦夫对村民却百般呵护。他的大女儿朱向华告诉记者，父亲每月的伤残金，大部分都用在了集体的事和接济村里的穷人、病人上。上级每月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四邻八舍的老年人、五保户、病人和烈军属。家里的鸡蛋也不让孩子们吃，用作公务招待。公社、县城来人，到了吃饭点儿，他就自掏腰包在家里招待。

前不久，张家泉村现任支书刘文合又来到朱彦夫家。一落座，朱彦夫就扒拉开自己的日记本，搓出一张纸条交给刘文合。这是老书记的习惯，自从朱彦夫患脑梗塞后，思维就难以一直清晰。看电视时，有什么致富项目和信息，觉得村里能用上，或者自己有什么建议，他就写下来，等村里来人交给他们。

朱彦夫是个发光源，释放正能量。在他身上，没有暮气，没有怨气，没有骄气，而是处处彰显着勤俭朴实的优良作风、感天动地的浩然正气。从1952年开始，到1996年突发脑梗塞倒在讲台上，44年间，朱彦夫拖着残腿，每请必到，奔走大江南北，无偿作了1000余场报告，听众达几百万人，所到之处，都会引起听众的强烈共鸣。

谈吐间，他有军人的豪气，也有沂蒙汉子的朴实。他常拿自己开玩笑，身上的伤疤每到阴天下雨就疼，他说自己是“天气预报”;假腿走在泥水里，他说这就是优越性，零上100度不觉得烫，零下100度不冻得慌。“我当了一辈子‘小偷’，14岁偷着去参军，从疗养院里偷着回家，当村支书也是瞒着家人偷着干上的。晚上想出门查看工程，老伴、子女都不让，我就偷着去。见熟人就躲到庄稼地里，要不让他们发现了就背着你、推着你，你就看不到想看的东西了，就不自由了。”在朱彦夫心里，“偷”是一种幸福。

12年前一则“儿子不惜千里背着精神病母亲上大学”的消息引发全国的关注，很多人被这个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很多父母幻想自己有个这样听话懂事的孩子该多好。

这个孩子叫刘秀祥，出生于1988年，是贵州偏远山区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家里兄妹三人，他最小，有个哥哥和姐姐。本来一家人过着清贫又幸福的生活，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92年，当时的刘秀祥只有四岁，父亲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发病，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带着对家人的无限眷恋溘然离世。父亲的突然辞世，让一家人措手不及，母亲经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一个原本贫寒的家庭坠入深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刘秀祥家里发生变故的时候只有四岁，哥哥和姐姐也才十岁出头，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三个年幼的孩子身上，他们过着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日子。半大的哥哥姐姐一边学习种地，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弟和生病的妈妈，靠着村里好心人的帮助艰难地维持着生存。这样的苦日子过了整整七年，不堪忍受生活重压的哥哥姐姐相继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这么多年也苦了这两个孩子了，也不知道现在他们过得好不好。

哥哥姐姐走后，家里只剩下十岁出头的刘秀祥和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这一年刘秀祥正在读小学三年级，和当初的法子英一样面临命运的抉择。但是刘秀祥挺住了，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孩子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承受了连三四十岁的成年人都很难面对的艰辛。

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刘秀祥就去砍柴种菜，然后走两个小时的路程去上学，放学后回家干农活做饭照顾母亲。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这个坚强的孩子，他凭着顽强的毅力考上重点中学，但是高额的学费却让他望而却步，还又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该怎么办呢?这时刘秀祥做了一个大胆又明智的决定，放弃重点中学去免费的民办中学读书，带着母亲一起去县城上学。为了解决住宿的问题，刘秀祥在学校附近的山坡上搭建了一个简陋的窝棚，这个漏风漏雨的房子成了他和母亲的新家。白天，他在学校刻苦读书，晚上，他去拾破烂换钱，然后去菜市场捡剩菜做饭，常常十天半月碗里看不见一点油花。初中和高中的这段时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刘秀祥长得又干又瘦，体重只有80斤，但是为了自己和母亲心中的梦想，他依然咬牙坚持了下来。

20__年的时候，他拿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兴奋地围着山坡跑了好几圈，为了赚取大学的学费，他又背着母亲前往山东打工。毕业那年，刘秀祥拒绝了多个单位提供的offer，面对一片大好的未来和丰厚的薪资待遇，他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心，回到家乡做一名乡村教师，他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大山里的孩子努力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

生如蝼蚁，当有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

2月x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xx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上，江西农村最美乡村教师代表支月英当选“20xx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感动你我，感动中国。平凡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们让我们由衷感动，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温暖心肺。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的《感动中国》，就为我们挖掘了一批榜样人物。这些榜样人物虽然平凡普通，但却提供了生命可以企及的高度，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指引。他们身上的勇敢、善良、担当、坚强，让13亿人民看到了人性中最美丽的光辉。

在大山深处教书育人36年的支月英，就深刻诠释了执着和奉献。边远山村教师奇缺，时年只有十九岁的南昌市进贤县姑娘支月英就曾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公里，离乡镇45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36年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从“支姐姐”到“支妈妈”，教育了大山深处两代人。

“支姐姐”到“支妈妈”，变的是称呼，但不变的却是执着和奉献。她关爱孩子，资助贫困生，不让一个孩子辍学，更是展现了筑梦路上炎黄儿女的精气神。也不仅仅是支月英，不仅仅是评选出来的《感动中国20xx年度人物》，无数炎黄儿女为了心中的梦想，也正在日以继日善行义举，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融入工作、生活、学习中。

《感动中国20xx年度人物》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浸润着满满的真善美，都散发着暖暖的正能量。就以此次入选《感动中国20xx年度人物》的十位榜样人物来说，其大都来自基层、出自平凡，却做出了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不平凡事情。他们的事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他们的精神可敬佩、可亲近、可学习，可谓13亿多人民群众学习的“精神富矿”。

凡人善举，小善大爱。将镜头笔端对准平民百姓，挖掘平凡人群中的不平凡故事，筑梦中国将更有动力。近几年来，江西就通过“江西好人”、“最美家庭”等评选，发掘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在这些来自于身边的典型引导下，民众自觉继承传统美德、弘扬时代道德，好人效应如同“滚雪球”般在我们的身边轮番滚动，推动了另一批好人群体的出现。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最美乡村教师代表支月英的感人事迹，让我们在寒冷冬日里更有暖意。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如盏盏明灯，点亮千家万户。这些榜样人物也激励着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把榜样力量化作精神动力，付诸工作实践，作出自身努力，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凝聚更多的正能量。

2017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朱晓晖事迹材料及颁奖词

最孝女儿：朱晓晖

【朱晓晖事迹】

朱晓晖，女，黑龙江绥芬河市民。

朱晓晖的父亲在XX年患弥漫性脑梗塞，从此瘫痪在床，失去了生活能力。为了更好的照顾父亲，朱晓晖辞掉了在报社的工作。为了给父亲治病，她不但卖了房还欠下一身债务。因为不堪重负，朱晓晖的丈夫带着孩子离开了她。朱氏父女在社区的车库里安了家，一住就是XX年。

朱晓晖曾是一位有才气的诗人，诗歌在全国获得过很多奖。父亲生病前，她喜爱读诗、写诗;而现在她看得更多的是医学护理和养生方面的书籍。老人患病后落下了瘫痪的毛病，腿脚不便，大小便也不能控制。朱晓晖几乎每天都要给他擦洗身体。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XX年都没有得过褥疮。但常年的操劳，使得才41岁的她早已满头白发。

维持两人生活的唯一来源是老人每个月一千多元的养老保险。父亲治病的开销不能省，朱晓晖就只能去市场里捡人们不要的菜给父亲吃，自己则用咸菜就着米饭度日。虽然生活环境艰苦，但朱晓晖一直努力让父亲生活的更舒适些。老人因为心疼女儿，常常痛哭。

除了每天照顾父亲的起居外，朱晓晖在周末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三四个“债主”的孩子补习。对于别人的帮助，朱晓晖感恩在心，她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把爱和善意传递给更多人。

【朱晓晖的颁奖词】

十三年相守，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道沟坎。命运百般挤兑，你总咬紧牙关，寒风带著雪花围攻著最北方的一角，这小小的车库是冬天裡最温暖的宫殿，你病重的老父亲是那幸福的王。

“逆行者”这个词最近悄然火了起来，那么到底什么是逆行者?逆行者就是在危险情况发生时，在所有人都在想尽办法撤离时，那些把生命置之度外，向着危险的地方去拯救更多生命的人……

谁都知道武汉是疫情重灾区，可是仍然有太多人选择逆行而上。他们与病毒作斗争，他们与死神抢夺生命，他们用火热的中国心书写着大爱的文字，他们不断地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使命”。奋斗在一线的医生，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坚持前方报道的记者，许多滞留武汉的异乡人，甚至还在上学的学生……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在这个新年对彼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们关注着手机上的最新消息，一条条来自一线报道，一串串令人揪心的数字，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这场巨大漩涡。让人欣慰的是，更有越来越多的人请战、报名，他们“不计报酬，不论生死”。不管是抗击一线还是支援后方，他们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勇敢负责的精神，坚守自己的岗位，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筑牢疫情防控的防线。

奔跑着，在死神的世间与时间赛跑;穿梭着，在阳世和阴间抢救生命;坚守着，病毒不退前进的步伐不停;也逆行着，不怕困难病毒不消决不退缩!哪怕前方是万丈悬崖，也要义无反顾往下跳;哪怕背后死神在挥着镰刀，也要从容不迫向前跑。责任，他们的肩头，承载的是全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是最普通的中国人，却也是最伟大的逆行者!

防控疫情，他们是“最美逆行者”。84岁的钟南山院士，带领一流技术团队，在前线努力工作;无数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而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社区工作人员，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防疫第一防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也正凸显了全国人民的团结一心，我们在努力，我们再努力。

这本是一场毫无温度的灾祸，但逆行者却让灾区的人们感受到世间的温暖。20__年的非典，我们挺过来了，20__年的H7N9，我们也战胜了，20__年的肺炎，肯定也会在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最终胜利!

武汉封城，封锁住的是病毒的扩散，而锁不住的，是武汉人民生生不息的希望和全国人民对武汉的祝福。武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等待着病情过去，等待着武汉重新焕发生机，等待着……再去武汉吃一碗热干面，再等一场樱花盛开。

这世上本就没有岁月静好，我们所谓的安逸，其实只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替我们负重前行。逆行者，是“伟大”的代名词，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在他们的带领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美好的明天指日可待!

东京奥运会已经过去几个月，苏炳添以亚洲最好成绩、小组第一名跑进百米决赛的那一段视频仍被很多人发上社交媒体，他自己也常重温，但不是回味成为第一个决战奥运会百米的黄种人而带来的激动心情，而是反复研究对手，观察自己技术上的问题。成为专业运动员后的十几年里，他都是这样过来的，突破自己会获得一瞬间感性上的兴奋和激动，但很快，就又回归理性，琢磨自己还有没有进步空间，是不是哪里还可以更好。

“当运动员不就是这样吗?到了一个高度，就想要另一个高度。”苏炳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东京奥运会结束不久，苏炳添度过了32岁生日，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年纪在短跑项目上已经过了所谓黄金期，这倒也让他松弛下来，现在的目标变得很简单：能跑一年是一年，至于20__巴黎奥运会，“就先不想那么远”。

天天就知道训练

如果决赛能跑出半决赛的成绩，苏炳添可以拿到银牌，尽管他已经创造历史，体育迷们还是免不了替他遗憾。他的外籍教练兰迪·亨廷顿深感自责，认为是自己和团队没能为苏炳添在短时间内连跑两枪做足训练上的准备。但苏炳添能理性看待这个结果，他认为半决赛9秒83是超水平发挥，决赛的9秒98才是自己的真实水平。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过一个岭南文化在广东人身上造就出的鲜明特征，看似矛盾却辩证统一——生猛求变又理性淡定。这种性格在苏炳添身上格外凸显，无论在生活还是专业上，苏炳添始终是努力且务实的人，即便短暂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干扰，他也可以很快回归问题的本质，清醒地寻找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陷在情绪里。也许正因如此，他拥有超越常人的自律，也使自己成为先进技术的受益者。

很多运动员在非赛季的休息日会稍微放松自己，苏炳添并不。他的表哥蔡健发曾经回忆，每次家庭聚会，大家都是吃吃喝喝，苏炳添从来不乱吃东西，不吃猪肉，更从来不喝酒。

为保证训练强度，苏炳添常年晚上十点准时上床，手机关机。有些人拿了好成绩，会在比赛结束当天庆祝到凌晨才休息，但20__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后，苏炳添依然在22点准时睡觉。他的发型十几年不变，出门就是运动服，身边的朋友说，苏炳添天天就知道训练，和训练无关的事他就没兴趣。苏炳添的初中体育老师杨永强回忆，他在学校田径队训练时，就从不缺勤，每次训练都积极参加，非常自律。

1989年8月29日，苏炳添出生于广东中山古镇。他从小就对自己的运动天赋有自信，尽管个子不高，但每次和同学比赛摸篮板，自己都不输他们。初一的一节体育课上，老师杨永强在沙坑边划了一道线，看谁能跳到那里，结果，苏炳添一跳就越了过去。课后，杨老师把苏炳添拉到一边，“有没有兴趣过来田径队?”这成为苏炳添运动生涯的起点。“从初中的时候就觉得，我在田径场上特别威风。”他在纪录片《逐梦者苏炳添》中说。

20__年11月，苏炳添第一次参加正规百米比赛——中山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他代表古镇中学以11秒72的成绩拿下冠军，这已经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这个成绩吸引了中山市体校，同年12月，15岁的苏炳添被体校录取，开始接受专业训练，两年后，他毫无悬念地通过选拔，进入省队。

中国田径的传统训练模式沿袭自前苏联，以大负荷量、高强度的“苦练、狠练”为主，缺乏深刻的运动生物学理论支撑。直到20__年刘翔在大阪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获得冠军，提倡了很多年的“科学训练”和“国际交流”才真正被田径界广泛接受，尤其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便跻身半决赛的邢衍安的一番话，让很多教练员和高层管理者深受震动——“在没同刘翔、孙海平教练一起训练前，我的技术很差，现在改进了很多。” 20__年以后，中国短跑的训练理念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苏炳添18岁时，训练还是从难、从严的粗放时代。

18岁的人对未来还懵懂，他只懂得刻苦训练才能达到健将水平，成为专业运动员，只要转正，每个月就有工资拿了。在高负荷的训练下，他的成绩以0.01秒为单位，艰难地在秒表上向前爬行，20__年10秒45，20__年10秒41，20__年，他用全国锦标赛上10秒28的成绩跑入国家队。

广东队著名短跑教练袁国强曾在回忆徒弟成长经历时说，“我带了他快十年，可以说，他是我带过的最自觉的队员。十年来，在训练场地上他只要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就绝对是在训练，从不偷懒。”

真正理解短跑

之后的三两年，有输也有赢，苏炳添慢慢在田径界崭露头角。20__年，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百米赛场上，苏炳添跑出10秒16，不仅获得冠军，还打破周伟13年前创造的全国纪录。一年后，伦敦奥运会，苏炳添又成为中国第一位晋级奥运半决赛的短跑选手。也正是从这场与博尔特并肩赛道的比赛开始，让苏炳添开始留意外国选手的节奏特点，思考自己在技术上的短板。

前30米，苏炳添有绝对压制对手的能力，但在30米后，身边的博尔特一下子就冲了出去。与身高1米95的博尔特一起跑，苏炳添坦言并没有太大压力，只有1米72的自己和对手不是一个级别，但如此迅速被超越，还是让他头脑空白了一下，“30米后不会跑了”。后来，他反复观看比赛录像，发现自己与博尔特等国外选手在节奏上存在巨大差异：仅仅跑出5米时，自己就抬头进入最大速度，而所有外国选手仍在埋头利用身体的蹬伸继续加速。提前进入途中跑，使苏炳添比别人少了20~30米的加速。

20__年之后，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开始对短跑项目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方针，加强短跑项目与世界的交流融合。苏炳添得益于此，20__年到海外训练营待了很久。他不断观察国外的对手，有些明明个子不高，也跑得很快。原因还是那一个，对方后劲足，而自己一听到枪声，就一口气冲到底，前面能跑多快就多快，后面体力受影响，只能尽量顶，这样的节奏“已经特别僵了”，哪怕在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也难以突破10秒10。这一年，还发生了一次意外，促使苏炳添作出破釜沉舟改变原有节奏的决心。

20__年8月，莫斯科田径世锦赛半决赛中，旁边道次的选手在发令枪响前晃了一下身体，苏炳添被误导，抢跑罚下。既是队友也是国内赛场上老对手的张培萌第二小组出战，跑出10秒整的成绩。如今再回忆抢跑，苏炳添仍然觉得那件事长久地挫伤了他的自信心，他不得不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赛中一点点走出害怕抢跑的阴影。而当时没几个人注意一个抢跑者的失落，人们都为张培萌的10秒所振奋，看到了中国人突破10秒的希望。

作出改变是件大事，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苏炳添，刚开始受聘于中国田径协会的美国科研型教练兰迪·亨廷顿给了他信心。亨廷顿做了一个简单的试验，他让苏炳添站好，然后走到身后，出其不意地猛一推，苏炳添下意识就迈出了右脚，这与他的起跑相反，起跑时，他是右脚在前，跑出的第一步是左脚。

亨廷顿建议，改变起跑脚，重新建立一个技术节奏，既然身体最自然的反应是右脚先出，那么当枪声响时，自然的反应才最快速，最合理。20__年冬天，苏炳添到佛罗里达冬训，在美国教练的帮助下，改变起跑脚，适应新节奏下的起跑、衔接、途中跑、冲刺，将“一飞冲天”改为一段一段合理分配力量，尽可能将最佳状态保持在后半程。

就像习惯右手吃饭的人突然换到左手，难处可想而知。为了把新的节奏刻在脑子中，印到肌肉里，他无时无刻不在琢磨，走路时模仿起跑蹬伸的动作，睡觉前在大脑中演练白天训练的技术，一步、两步……想得太多，有时候做梦都在跑，早上起来累得不行，因为“训练”了一晚上。

教练估计苏炳添改变十几年的习惯、适应新节奏需要一至两年，他用了7个月。20__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苏炳添在百米决赛中以9秒99一战成名，成为历史上首位跑进10秒以内的黄种人，也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那一晚，极少播报体育新闻的《新闻联播》用时1分45秒高规格播报这一体育事件。

3个月后，他在北京世锦赛上再次跑出这个成绩，成为首个跻身世锦赛百米决赛的亚洲人，并和队友一起摘得4×100米接力银牌，创造了亚洲运动员在田径集体项目上获得的世界最好名次。

这次改变带给苏炳添的不仅是突破瓶颈，还有理念上质的转变，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短跑这项运动：仅有优秀的起跑，一听到枪声就玩命向前冲，无法成为世界顶尖，只有辅助以科学的技术和节奏，才有可能达到更高境界。

赛场唯一“80后”

亚洲短跑选手有个不成文的“28岁定律”，28岁被认为是一个无形的顶点，由盛转衰，苏炳添的很多师兄弟选择在这个年龄退役。20__年，28岁的苏炳添结婚成家，他也递交了退役申请，人事关系转到暨南大学。有领导劝他，“很多人退役是为了趁年轻找工作，工作你已经有了，不如继续跑。”

苏炳添自己也觉得还可以跑。在他眼中，跑步已经不光是身体的竞技，更多在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并不是到了某个年龄就跑不动，而是看想不想跑。后来他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通过科学化的训练和保障可以让大龄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

这一年，从暨南大学借调到国家队的苏炳添，正式成为兰迪·亨廷顿的弟子。亨廷顿团队中，有世界顶尖的康复师、体能师、医生、营养师以及生物力学专家，一接手苏炳添的训练，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照“冠军模型”对苏炳添的体能和技术状况进行全面诊断和分析，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例如，帮助他改变跑动过程中的摆臂动作和脚掌落地后的发力方式。

日常训练中，亨廷顿会根据训练前评测结果和运动员的主观感受，确定当天的速度、耐力、爆发力等一系列训练的负荷量度，避免运动员发生损伤和过度训练。科研仪器设备也帮了大忙，亨廷顿给手下的运动员做3D模型，将他们的跑动姿势输入电脑，对比最科学的模型跑动姿势，来发现他们每个跑动瞬间不科学的地方，甚至还对运动员的睡眠进行监控。

苏炳添感慨，这与传统训练拼命练、不断加大强度有本质区别，他发现自己练得更少，却跑得更快。20__年国际田联马德里挑战赛，28岁的苏炳添跑出9秒91，追平了卡塔尔归化选手奥古诺德保持的亚洲纪录，七天之后，在钻石联赛巴黎站，苏炳添再次复制了这个成绩。

亨廷顿曾说：“我只是2%的教练，科技才是那个98%的教练。”科技这个教练，支撑着“高龄运动员”苏炳添收获了技术参数和身体素质的不断进步，疫情造成的比赛中断，也意外帮助他康复了20__年复发的腰伤。东京奥运前夕，亨廷顿和苏炳添都满怀信心，他们制定的目标是进入前八，并为中国打开9秒90。

后来的故事，每个人都已经知道。苏炳添认为自己的突破能够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让更多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不再只“看见”羽毛球、乒乓球……也“看见”百米;另外，就是让更多人接受，技术是一个运动员天赋之外，最锋利的武器。

榜样的带动力是立竿见影的。奥运结束后一个月，西安全运会赛场，苏炳添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短跑运动员身上，都出现新技术的影子，从赛前准备这一项就能看出来。大家的热身有很多步骤，跳跃、拉伸、核心、泡沫轴放松……一套做下来像个完整的小练习，把全身小肌肉群都充分活动开，这明显是国际化的热身理念，以前苏炳添总在国际赛场看见，国内比赛，选手通常是传统的踢腿拉伸，做两次高抬腿，跑个加速跑，然后就准备比赛了。

“新技术早就有，只是推广下去有难度，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苏炳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回想自己刚开始去国外训练，境界还不够，外国教练教的很多动作，他也不理解，“觉得很奇怪，这么跑肯定跑不快，也跑不动”。但是经过之后多年的实践，才发现当初他们所说都是对的。

20__年的国内赛场，“00后”已经成为主力，八十几人的参赛名单，苏炳添是唯一的“80后”。他开始计划人生的下一阶段，不是遵循退役后留在一线当教练的传统轨迹，而是回到大学，在基层培育更广阔的土壤。

他对自己经历中最宝贵的东西看得很清楚。作为创造过“奇迹”的运动员，最光辉的时刻足以让人们忘记他曾有过的失落和失败，或者认为那些应该只是“小事”。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一个运动员如何从那些黑暗的甬道中一步步走出来，以及在漫长的时间里，如何和伤病共处，如何面对赢与输。他觉得这些才是真正值得他去传授的经验。中国体育由“过来人”带新人的时代正在过去，以后的顶尖运动员自有他们的专业教练和更先进的科学技术，自己能做的，是重新审视那些挣扎与成长，然后把那一切教给年轻人。

前往空军春飞行学院(今空军航空大学)学习的前一天，父母和老师都去车站为刘伯明送行。张福林对他说：“努力，只要你按照念高中时的坚强继续努力下去，以后不会错的。进步了就给我写信，落后了就别写了。”

后来，每当取得进步，刘伯明都会给他尊敬的老师写一封信。

张福林说，刘伯明的信通常挺长。信中他提到过训练艰苦，但是每次都会接一句：“训练时很苦，但是我能吃这个苦，请老师您相信我。”

父亲刘志生说，刘伯明刚到部队，每天早晨要跑1万米锻炼身体。刘伯明曾对他说过有时候中途真的不想再跑了，但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后来养成了习惯，如果哪天不跑万米，还觉得不习惯。

从空军长春飞行学院到牡丹江初教机场，再到锦州飞行大队，由于刘伯明一直表现出色，1991年，他开始单飞，并独立驾驶歼八。1998年，他和翟志刚等一起被选为我国第一批航天员。

刘志生曾在北京航天城亲眼见证儿子训练的艰苦：坐在高空旋转椅上，疾转100多圈后，下来还要辨别方向;有几天要24小时头朝下躺在30度角倾斜的床上。回忆起这些镜头，老人的眼中流露出对儿子的怜惜。

如今，刘伯明即将带着亿万中国人的梦想，乘坐神舟七号飞向太空。刘志生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说：“没有白努力，儿子是好样的!”

刘伯明出舱后发表讲话

神舟七号飞船顺利着陆后，刘伯明出舱后发表讲话：

“我们刚才进行了重力返回再适应，并进行医监医保检测，身体状况都正常，相信中国航天员是最棒的，请祖国人民放心，感谢祖国人民。”

高尔基说：“在自然剥夺了人类用四肢走路的本领时，它就给予他一根拐杖，那就是理想。”而卢仁峰用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为这句话作了完美的注解。

记者问卢仁峰，什么时候最快乐?这个常年与钢铁打交道的汉子，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看到亲手焊接的坦克和轮式装甲车驶过天安门的时候，我流泪了。我知道，那是喜悦的泪水。”对他来说，用最高的标准焊接出最坚固的坦克和装甲车，让官兵驾驶着它们驰骋疆场，是他的骄傲。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承担着我国坦克的生产任务。作为厂里技术最好的焊接工人，卢仁峰专门负责焊接驾驶舱，这是坦克上最关键也是最复杂的部位。

某型主战坦克使用坚硬的特种钢材，焊接难度极高。卢仁峰的工友们回忆，有近半年时间，他连吃饭都在琢磨怎么焊出符合要求的产品。

卢仁峰的妻子董焕先也是一名焊接工人。看着丈夫长年累月坚守一线，她理解老卢的那种倔强：“为了让工友们吃得好一点，他把家里的炉具和柴米油盐都搬到了车间休息室，他就是这么个不管多难都要把事情做成的人，我有时会给他们做做饭，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卢仁峰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没有合适的工具，他带领团队成员制造工具;为了找准合适的焊接角度，他钻到车下进行焊接，落下的火花烫得他满身伤疤。“光是料就用了1000多块，试验一次不行再换另一种方法，试验了300多种方法，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攻克了这个难题。”卢仁峰说。

某型轮式车辆所用的装甲材料碳当量高、可焊性差，严重影响到装备的质量和进度。在狭小的空间里，卢仁峰和工友们反复推敲、试验，最后总结出一种新的焊接方法，有效提升了装备的质量和焊接效率。

工友们常说，卢仁峰之所以被称为焊接“大师”，是因为有一手绝活——一动焊枪，他就知道钢材的可焊性如何，仅凭一块钢板掉在地上的声音，就能辨别出碳含量有多少，应采用怎样的工艺。在穿甲弹冲击和车体涉水等试验过程中，他焊接的坦克车体坚如磐石、密不透水。

“困难并不可怕，只要坚持、努力去做，就没有干不成的活。” 卢仁峰的执着，像一根焊条把他和这份事业牢牢地“焊”到一起。

卢仁峰爱看书，工作室的书桌、卧室床头都有专业书籍，其中《金属学》《焊接工艺》等常用的工具书已经翻得起了毛边，里边各种颜色的笔涂得密密麻麻。

在他的刻苦钻研下，越来越多的实践成果得到理论固化，并逐步推广应用。“金属材料与焊接材料的选用匹配法”“特种车辆焊接变形控制”等多项成果荣获国家专利，熔化极氩弧焊接技术甚至被应用到神舟七号上。

20xx年，王娅偶然看到清华大学教授赵家和成立基金会，捐助甘肃贫苦学子的报道，深受感动。随后，王娅很快将6000元助学金打入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账户。这样的举动让基金会理事长陈章武记住了这位普通的天津电力退休女工。

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一中的高一学生白云成为王娅的捐助对象。20xx年3月，央视《朗读者》节目纪念赵家和教授的录制现场，陈章武第一次见到了王娅，王娅也第一次见到她资助的学生白云。

陈章武回忆说:“那天在拍摄现场，我想请王娅女士作为爱心人士的代表上台出镜，可她坚决不同意。王娅女士跟我讲，见到那些孩子她就心满意足了，不要让孩子们有什么精神负担。”

20xx年初，王娅计划着再拿出一笔钱，多捐助几个孩子。然而20xx年3月份，王娅被查出患有胰腺癌。病魔来势汹汹，当年6月，王娅又萌生捐出唯一一套房产、资助更多西部贫困学子的想法，来帮助更多的孩子。忍受着癌症的病痛折磨，王娅跟随基金会踏上了甘肃家访之路，只有她自己深知，对于她来说那也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当时他们去了学校和学生家里家访，看到了受捐助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习劲头特别足，王娅特别高兴，浑然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20xx年2月18日下午，西青区华亭丽园居委会的同志和王娅生前两位好友来到王娅家，开门进屋，屋里和以前一样，用梯子做成的输液架、许久没骑的自行车、墙角还堆着准备给贫困学生寄去的衣物……一切都像在等待着王娅的归来。书柜里摆着两张打开的荣誉证书，分别是市文明办授予的“天津好人”荣誉称号和市妇联授予的天津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在王娅挚友陈海兰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客厅茶几上放着一个没有拆开的大信封，上面印着“甘肃省灵台县第一中学”的字样。在大家同意后，拆开了这个信封，里面是7封来自受王娅资助学生的信件。7名孩子在信里写了各自的近况，诉说着对王娅的感谢、思念和祝福之情。“亲爱的王奶奶，您是无私的人，是太阳、是雨露，光芒照耀着大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您用您的毕生心血来资助中国的贫困学生，这份恩情我此生难忘。此后，我定将用您资助的钱，好好努力学习，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决不辜负您的善心，我也会将您高尚的品质发扬光大!”一位名叫冯亚娟的同学在信中动情地写道。“亲爱的王奶奶，我一直记得您的话，要努力使自己活得有意义，在生活中也尽可能帮助别人。”信的落款是“您远在西宁的孩子白云”。

8月19日，距离安徽巢湖出现150年未遇的历史高水位已过去了近一个月，20余万名紧急转移的群众陆续返回家园。

在合肥市庐江县鲍井新村，孕妇解启霞觉得，暴雨持续时的恐惧、洪水围困时的绝望，都在慢慢淡去，但对于她和更多村民，有一种疼痛却愈发深刻——他们再也见不到陈陆了，那个冒着大雨把他们从洪水中救出来的消防员，那个为了救更多人而消失在洪水中再也没回来的消防员。

7月22日，庐江县防洪大堤决口，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教导员陈陆奋不顾身带队冲入洪水，为救援被困群众不幸牺牲，年仅36岁。

初心

暴雨之中，陈陆只给解启霞和许许多多被救出的人留下了一个模糊的模样。解启霞说，她始终记得，陈陆有双特别有力的手和沉稳洪亮的声音。

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苏琴忘不了，陈陆一共朝她吼过两句话：一句是“我打头”，另一句是“快掉头”，那是陈陆遇险时，朝后面跟随的4艘救援艇大吼的最后一句话。

奋战96小时、转移救援出2600多人，这些数字是陈陆牺牲之后才有的统计。但陈陆的父母、妻子和战友们都知道，这些数字就是陈陆心中“火焰蓝”应该做到的事情。

父亲和外公都是军人，20__年7月，陈陆如愿加入他最向往的消防队伍。他坚持去往条件最艰苦、位置最偏远的基层单位，一扎根就是15年。

20__年消防队伍改革转制之际，本可以选择转业去地方单位的陈陆选择了在消防岗位坚守。“换装那天，陈陆掉眼泪了。他说‘我还想继续在消防干，很热爱消防职业，它很神圣，很伟大’。”妻子王璇泣不成声。

从“橄榄绿”到“火焰蓝”，陈陆的一片灼灼初心从未更改过，他将自己的生命，用最纯净、最炽热的方式，为他热爱的人民群众，一直燃烧到了最后。

誓言

“我志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坚决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恪尽职守、苦练本领，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是陈陆选择留在“火焰蓝”那天的誓词，也是他曾无数次带着新消防员，一遍遍宣读的誓词。

这不是陈陆第一次为了誓言舍生忘死。20__年合肥遭遇50年一遇雪灾，陈陆带队在雪灾一线奋战救援48小时，脚趾严重冻伤，险些截肢。同年，他又主动报名去汶川地震灾区增援，双腿被毒虫叮咬起泡流脓，他咬牙拖着伤腿，背着30多公斤的破拆器材，连续10天在震区救援。

20__年庐江县遭受洪灾，陈陆连续奋战35小时，带队营救和疏散群众2400余人，自己却当场晕倒，经过2个小时的抢救才脱离危险。

_年3月，庐江县突发山火，不值班的陈陆穿着便装直接赶赴火场，长时间暴露在沼气里救火，胶靴被烧穿，双腿被高温烫伤。

陈陆15年中曾在救援一线1次病危、2次晕厥、8次负伤。他用一次次奋不顾身，描绘出了“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是怎样一种模样。

传承

7月28日，确认陈陆牺牲后的第三天，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收到陈陆父亲陈立山写来的一封信：“长江、淮河流域的防汛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希望把主要精力放在当前防汛抗洪的大局上，不要为陈陆的后事牵扯太多的精力。”

如果忠诚、热爱和奉献可以传承，那么陈陆的这些特质，是从三代党员和军人家庭的血缘里传承入骨的。

陈陆在牺牲前还接到父亲发来的短信：“抗洪形势非常严峻，关键时期你应坚守在抗洪前线，最近就不要回来了，确保全员安全。”

母亲陆红在悲痛中仍然在说，不管怎么样，陈陆带的队员们安全回来了。

“陈陆总说‘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衣食无忧，我不用讲吃讲穿。父亲说过，党员、军人，要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王璇说。

热爱基层，把每一个基层消防员当作家人，把奉献和牺牲当作使命职责，是陈陆在消防队伍中传承下来的“基因”。

为了确保能够随时带队出警，陈陆在办公室一角隔出一个狭小的空间。没有窗户，没有卫生间，陈陆就在这里一住5年。

庐江大队消防员徐廷超说，陈陆办公室的灯光，“永远是等最后一辆消防车进库的刹车声响起才会熄灭，那是队里每个人都习惯的温暖”。

在陈陆的办公桌上，一个崭新的消防车模型还静静地立在那里。那是陈陆给4岁儿子特意准备的礼物，是一个消防员父亲一个多月没能回家，想给儿子的道歉和补偿;那也是一个受到父亲影响，将来想做消防员的儿子，最想要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