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调研报告【精彩八篇】

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郑功成说，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意识还不够强，还是传统的政绩工程观，满脑子都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的建设不仅能改善民生，还能调整经济结构、使消费拉动经济的短腿变长。中央应尽快制定出台新的干部考核评价政策，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最主要指标。

多年从事房地产业的天津格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志忠表示，推进社会公平建设，应该在二次分配中加大改革力度。例如，从消费环节加大对富裕阶层的税收，以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谐。在房地产的税收方面，可以实施“穷人免税、中产低税、富人重税”的房屋使用权税。华志忠说，目前该政策迟迟难以推出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过于庞大，但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安定还是应该尽快实施。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阶段，最大的威胁不是综合国力支撑不了民生需求，而是还没有切实有效地秉承社会公平。他说，以现在中国的财力，完全有条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不能把老百姓的胃口吊高”成为普遍的论调，很多政府部门是做了好事不说，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政府应该提前把未来的计划和即将采取的措施告知老百姓，让老百姓有一个稳定的安全预期，也就是说，好事不仅要做好，而且要早点告知，越透明、越清楚，效果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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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记者调查中采访到的多位社会问题专家均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种被剥夺感。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如今出现的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在岗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他指出，社会不怕贫富差距，就怕个人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加，因为生活中的压力不断增加。而这种不安全感又表现为多个等级：第一，生计困难；第二，就业压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第四，对社会公平有看法。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仇富心理”的提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所谓的仇富，只是对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进行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而不是笼统地对所有富人的不满。

著名学者薛涌在其多篇专栏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市场经济，对正当渠道获取的财富相当尊重。没有人仇恨姚明，没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说法，是因为许多富人的财富来得不正当。他指出，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美国作为一个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实比中国还要低得多。而目前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正在伤害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

许多社会问题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和群体性事件频发与贫富分化问题密切相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改革来解决。

初次分配就应体现公平

中山大学教授舒元表示，过去近20年的数据表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经表现出过度向政府部门、向大型企业倾斜的趋势。“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资本所得的部分不断上升，劳动收入所得不断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指出：“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说，近几年来，我国各地群体性事件频发，其背后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XX年年他在11个省市发放4000多份问卷调查，80%以上的受访者对社会公平度的认可很低。

郑功成说，社会不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去过分追求效率优先的结果。虽然中央政策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很多改革的措施没有考虑到公平。由于缺乏公平，导致利益的调整缺乏合法性，无法得到被调整的一方的认可，进而会表现为诉讼、上访。因此，现在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应该考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怎么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当务之急。

南开大学教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首先应在初次分配中给群众以“公平感”，让相关利益方在感觉上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公平的。

不少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情况下，应该改变传统的政绩观，淡化gdp指标，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考核干部的依据。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曹可元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调整投资的幅度，给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会保障的建设进度。他认为现在的考核制度设计有很大问题：一方面强调重视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拼命地追求gdp的高增长率。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长成为主流的声音，大的项目对gdp的拉动见效快，政绩明显啊！这样的领导往往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迁、重用。而做民生工作，是花财政的钱，为老百姓服务，但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在干部的升迁方面说不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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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区居民们最担心的也是拆迁，怕换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记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三个区内，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个月，这样的费用小海地居民是难以承受的。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贫富差距较小的“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也相应较少。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

“草根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财富神话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对民营经济“有需则让、非禁即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给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养鱼，实现小河有水大河满、民富国强。

但是，温州的“橄榄形”社会形态也还只是一个仅仅属于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榄”。记者调查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XX年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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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一墙之隔两重天

最新一期《半月谈》刊载《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工人新村” 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 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 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XX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XX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XX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 “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XX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多人!

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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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乡贫富差距调查报告范本

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从"人民公社" "吃大锅饭"的社会走到了一个开放、发展、充满竟争的社会，同时也带来了开放社会中所固有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已明显感觉和意识到了贫富差距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着较多类型的贫富差距。主要有城乡贫富差距。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表现是，在城镇居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农民中先富裕起来的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是最为人们关注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为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社会,锻炼自己,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我们做一篇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事件调查报告。经过近一个假期的调查和多年来耳濡目染所接触的现实，我做一篇关于城乡贫富差距现状调研报距、东西贫富差距、群众性贫富差距、政策性贫富差距等。其中城乡贫富差距是一个综合性的贫富差距。它综合地反映出我国贫富差距的深层次原因。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向。富差距所引发的社会公平、机会平等与利益分配的合理性等问题仍有异议，在缩减贫富差距、均衡利益差别等问题上，已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因此，应该从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和原因着手，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引导社会走向稳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

现在，我将从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表现、原因、解决方法几个方面谈谈我的实践调查报告结果。

城乡贫富差距表现在：1，改革初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后来，形势发生了逆转，二者的差距呈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多方面的福利，那么，真实的差距肯定还会更大些。2、城乡贫富差距又表现为城市豪与贫困农民的差距，这一差距更加明显，更为突出。其现象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家财万贯与一贫如洗、豪门宴与食不果腹、高档别墅与缺房无房、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执行就业、资金投入、财政税收政策、资料的价格有升无降,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现在的中国是10%的人口掌握了95%的财富，贫富差距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现在想要发财，可不是仅仅靠努力就可以达到了啊!十几年来中国的税收不断地增加，特别是房改后，国家本来可以通过征收房地产税进行资金再分配，取之于民而用于民。但是由于中国征收的房地产税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政府卖地，还有房地产买卖中的交易税，而不是征收房地产者的占有和使用税。这样的结果是富人买了房子以后，占用了国家资源且不需要每年再缴税，一劳永逸。假如将房子租出去，他还可以将买房子的成本通过租金转嫁给房客(穷人)。富人一方面可以通过房地产的增值获得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通过收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那么富人就越来越富。而穷人买不起房子，就得不到这样的好处。除此之外，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这十几年、二十年中，中国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其它福利的改革，使得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负担减轻，应该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等的支出，政府一概推掉，或者减少。这样整个社会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福利就大大地下降。使得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是非常严重的现象。还有失业社会保险方面也做得不好。而另外一方面，工资改革，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幅度的增加政府官员、教师、军队的工资。也就是说，属于政府的雇员，不管是学校的、还是军队的、政府的，他们都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财政那么大的一笔收入都再分配给了与政府相关的人员，而跟政府无关的，不但从工资上没有得到好处，而且国家财政在对他们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健康、教育等都比改革之前大大地减少。 在中国，教员和医生一直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其他职业，而且这种收入增长中，体现为工资增长的部分不大，很多以课时费、班主任津贴，或者病床费、手术费的形式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大部分教员批改学生作业的质量下降，另一方面大部分教员用于“家教”的时间增加;同样道理，大部分医院的常规诊疗水平下降，但乱收费的现象屡禁不止。对此类只有靠“责任心”才能提高工作质量的职业，沿用工厂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的办法看来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职业服务水平的下降，以及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尤其在90年代以来减额非常大。所以中国的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驱使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扩大分析了城乡贫富差距的表现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最后，我想谈谈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

我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强农村基础建设，为农民建立起市场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为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城乡分割，无疑也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时代的两种公民，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支撑起来的将是一个是衡的社会。其次，在政策上应积极保护农业，扩大农业投资。我国现阶段，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到国家政策上的什么优点，农业没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难会有特殊的发展，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资。再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调节城市居民的高收入，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把农民、农业、农村中蕴藏的巨大潜力焕发出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国稳定，政通人和;只有农民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挥民族特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最后，应该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教育，在农村中建立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和学习班，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

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在日前结题时得出这样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总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课题组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说，教育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教育差距的程度和拉大的速度在有些方面超过经济差距的程度和拉大的速度。“有很多的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参加课题结题鉴定会的专家柳斌指出，某发达城市一年所收的教育附加费就多达10亿多到20亿元，可是一些领导宁愿拿这些钱去办“窗口学校”，却不愿推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造成校与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课题组认为，很多教育差距的缩小需要在社会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很多教育差距是由政策本身造成的。这些政策有些制定的时候就存在偏差，有些制定这些政策时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仍然使用这些政策已经不能反映社会进步的要求，有些政策经过努力创造条件可以得到明显的改进。这些，理应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在这些政策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形成的城乡区别对待的教育政策，或者可以称为城市偏向的教育政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偏向的教育政策，逐步消解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教育政策的长期目标。再比如教育财政政策、重点学校政策、学校评估政策等等，都有调整的必要。又如，民办教育政策的不健全、不到位，显然是民办教育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突出原因。

造成教育差距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对于怎样看待教育差距也有不同的看法。简单地消除差距，既不现实，也不尽合理；用简单拉平的方法或降低领先地区、领先人群、领先领域教育发展的速度更是不可取的。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均衡总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不仅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目标，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法论。

首先，和谐发展的教育既是一种状态，一个目标；也是一种努力，一个过程。从状态、从目标的角度说，它既是保证所有人受教育的权利，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又能够满足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保持教育相互促进的动力；在教育系统内既能保持不同层次、不同教育之间的衔接和分工，又保持不同教育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的空间。从努力、从过程的角度说，它既能立足现实、兼顾公平与效益，保证教育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发展；又能最大限度地反映所有人的利益，体现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

第二，承认差距，但要将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目前缩小差距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政府着力工作的重点，就是因为目前社会差距包括经济差距、教育差距以及其他领域的差距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我国目前表现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差距已经临近甚至超过了差距的临界线。继续发展下去，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益。所以缩小差距成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明确教育差距的合理范围，将教育的城乡、地区、阶层和类别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当范围内，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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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本刊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在上海、天津、青岛这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区的梅江居民区有20多个小区，住在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级白领、私营业主、企业高管，该区没有每平方米低于1.1万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总价也要80多万元，被称为天津的富人区。但在与梅江居民区相邻的小海地社区秀峰里小区，记者却明显感受到“贫富两重天”。记者了解到，这里2200多户人家，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靠“吃低保”过日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职工。社区干部张宝芬说：“我们这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出去了，迁进来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没有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有钱人不会来的。”当地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小海地社区共有40多个小区，十来万人口，基本情况同秀峰里小区差不多。

专家指出，开发商从销售角度来看，会通过社区围墙、隔离带或者马路把高档楼盘与低档居住区有意识地进行隔离，这在客观上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状态，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区和梅江区这两片相邻居民区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学的。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XX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XX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10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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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社会调查报告

篇一：中国贫富差距社会调查报告

关于财富分布，如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以前连一包花生米都通过行政副食本进行了分配，可以说是分配得够均等的。那时候虽然有等级工资制，但是相差不是特别远。在困难时期，毛主席还带头降工资，那时候能够拿600块钱，后来毛主席感觉自己拿多了，主动要求降级降到400多块钱。干部当时分成三十级，有一点差异性，但是差异不太多。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差异比较大。我先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前是什么情况，1979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16，在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数据，没有一个民族能把财富配置成这样。我们的领导人和当年的创业者真的有本事，在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把财富配置均等，基本上没有腐败，每个人差不多。当时创造了一系列分配体制，有粮票、布票、副食本等等，最后让每一个人得到的东西差不多，房屋也是有分配的，没有房地产的市场，也产生不了差异，土地也停止买卖。

全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低于0.3。基尼系数是测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指标，1表示差异度不可能再大了，0表示绝对均等。迄今全世界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见过0.16的基尼系数，在北欧都没有见过这种数据。只要有市场竞争就会有差异性，怎么会出现几乎均等的情况。所以这是很特殊的。

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 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基尼系数不低于0.5。北师大李实教授的数据，是0.5到0.55之间，这个数据非常高了，大家知道超过0.5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度了。

前两年，西南财大甘犁教授课题组，调查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61，这是很高的贫富差距了。该课题组解释，原因是他有办法调查了高收入户，我们一般很难调查出高收入户的真实情况。根据经验，一般调查中低收入户所给的信息大体准确，调查员入户后，根据住房等情况大体可以判断家庭的经济情况。而高收入户的情况复杂，很多调查不出来。学者王小鲁研究报告认为，高收入层隐性收入很高。

这是北京大学谢宇教授等人做的报告，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报告专门分析“家庭财产”。我们之前都是研究收入，收入还比较好算，财产这件事情太复杂了，你有辆车多少年买的，你自己都不一定说得出它值多少钱，因为得有折旧。

这个报告测算出来的财产的基尼系数很高，发现中国人的财产主要是房产，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构成中，近80%是的房产。实际上这个比例也符合实情，因为目前的房地产价格炒得那么高，在深圳只要你有一套房，这基本上就是你的财产总数了，其他的财产都没有那么大。当然，房产好调查，其它财产不好调查。北大数据证明城镇居民金融资产占大约10%。

北大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认为中国城乡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0.73。当然，财产的基尼系数从来比收入的基尼系数要高，因为财产是收入积蓄的累加值，所以差距会大一点。总之，北大做出的这个数据让大家比较吃惊，也公开发表了。我认为只要是严肃的学者，实事求是，把抽样方案做认真，把数据做认真， 别编造数据，做出的数据本身也不会有人批判，除非人家挑数据调查的毛病。只要是认认真真做出来的数据，我们都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

拉美陷阱

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是测量收入的基尼系数，前10位的这些国家，大多集中在南美、非洲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既不均等又不公正的现象，过去也有说法叫“拉丁美洲陷阱”，中国的发展要避免“拉美陷阱”。拉美的特点是资源特别丰富，人口又不多，那么好的条件早就应该发展起来了。怎么发展不起来呢?它制度有问题，体制有问题。

拉美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政治不稳定，政权更替、贫富差距、社会动乱、社会矛盾很深，一些非洲国家也有这些问题。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有长期文明积累，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入这些国家的行列。老祖宗给我们创了五千年的文明，我们应发挥传统文明的优势。我做社会学，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长期积累，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财富?我们有无数的历史故事需要梳理，有时候重温一个历史故事就能够让我们政策纠偏，就能够发生重大影响。

总之，上述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对我们是个提醒，这样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发展没有动力，贫富集团之间矛盾很深，市场交换难以进行，巨大的底层集团没有购买能力，造成经济停滞。人们也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下面这些国家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奥地利0.231，丹麦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兰0.256，德国0.281。

这也是世界银行数据。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为什么非常小呢?它们的基本特点叫做高税收、高福利。这些国家均等化的高福利覆盖，福利保障水平很高，即使没有工作也能得到很好的福利。

我曾经在芬兰做过调研，有一次我询问一个医疗官员，让她说明医疗保障的情况。她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离城里很远，那个地方只有两户人家，结果有一个邻居自己锯树时把自己的血管打断了。这很可怕，因为那个地方就住两家人，马上打电话，医院派直升机来接救助。我问她这种意外发生的事情怎么解决?自己掏多少?国家掏多少?她说因为是紧急救助、这种意外事情自己一分钱不用掏。

我想，如果中国有那样的一种福利保障的话，就不会出现说街上老太太倒地没有人敢扶的情况，所有意外的都是国家包的。当然，这在我们中国太难了，芬兰人口300多万，而我们大陆13.7亿人，跟他们没有办法比。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非常高，大多在5万美元以上，所以，也确实没有可比性。而且，北欧的高福利效果不错，但是，南欧的高福利带来巨大的债务危机，所以，体制都脱离不开具体的国情，我不主张抽象地炒作某种体制，差异性确实太大。

当然，我一直有个疑问，在这种均等化体制下，有本事的人最不高兴，没本事的人兴，因为你再有本事高收入，税收也都征走了，个人所得税率高的时候达到84%，高收入者每挣100块钱84块钱缴税，那么，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是否受影响呢?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也做过均等化实验，结果经济运营效率低下，经反思后，我们开始新的经济政策，放弃原来的那套均等化政策。

有一次，我在瑞典到乌普萨拉大学做调研，我就向该校一位教授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均等化实验失败了，所以才改革开放。你们的均等化体制看来运行得挺不错，为什么?这位教授的回答，有一句话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实行这个体制，是因为我们有长期宗教传统的影响。”

这位教授其实讲的是理念与制度的关系。一个国家能够奉行一个制度，需要全体国民具有与这套制度相吻合的理念，制度需要全体国民的理念来支撑。如果全体国民的理念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制度一定会被腐蚀掉。对于福利保障制度来说，如果面对的都是骗保、套利的这套东西，那就非把这套制度摧毁不可，所以，必须有理念，没有理念支撑制度无法维持。

中国自古也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多数人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套儒家理念，所以我们也必须思考国民的理念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

美国

对于财富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国情。刚才说北欧的贫富差距小，与之相比较，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比较高。下面我们看看，美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从数据上看，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一路攀升的。美国的贫富差距近来也变得比较严峻，有一个叫托马斯皮凯蒂的学者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他用数据证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上升。

事实告诉我们，像美国这种数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比较难的。而美国才3亿多人，中国大陆有13.7亿。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难度非常大，千万不要想得太容易了。迄今为止，在建立福利保障体制方面，北欧做的，但是，相对来说，其人口规模也都比较小。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经济体，人口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但也不过3亿多人，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福利保障制度比北欧也差很多。所以，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如前所述，我国的特点是地区差异很大，所以，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其实，美国也知道自己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有缺陷，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曾经想推动美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但是都推不动，原因是美国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更多地关注了穷人的利益，社会的另一端就会反对。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美国也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美国社会强调竞争、强调效率，这样，在均等化方面，显然与北欧有很大差距。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两者确实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美国的例子也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贫富差距确实比以前扩大很多，但是，观察多数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道路，在经济扩张的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有一种呼声，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有持续性，千万不要再翻饼了，一个国家受不了这么翻饼，只有政策具有持续性国家才能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是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从而实现的。如果每一次都否定以前的成果，再翻过来重新走，就是前功尽弃。我们的贫富差距比较大，确实是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攀升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看中国最新的数据，从20xx年到20xx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现出有微小下降的现象，至于这种趋势到底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

避免极端

总之，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两种极端：

第一种极端是财富被少数人垄断，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收入、财富分布的极大的不公会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引发社会动乱、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我们必须警惕的。

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盛行。这也是很可怕的，这种危险性在最近这段时间凸显了。尤其中国是一个长期有民粹主义传统的国家，很容易被煽动。什么叫民粹主义呢?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平民主义的思潮。“*”就是最典型的表现。这个值得思考，我看最近有领导人讲话也在提这个事情，整个意识形态被极端思潮撕裂，这肯定是害中国的，所以要阻止这个东西。

篇二：中国贫富差距社会调查报告

北京的研究机构有两项新研究表明，虽然中国民众依然安于现状尽管并不总是十分满意但民众不满情绪带来的一股持续暗流：收入、教育机会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不平等。在经济继续疲软的情况下，这种社会压力可能会带来麻烦。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28日报道称，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20xx年度报告称：“将来，中国社会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该报告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撰写。报道称，此项调查自20xx年底开始进行了12个月，结果发表在社科院的20xx年《社会蓝皮书》上。

“在我们国家财富总额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不平衡日益突出。”报告中写道。“这不仅是体现在收入和财富两极化上，在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保障领域也能清楚地观察到不平等。”

报道称，这份报告提醒人们，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报告根据一项年度调查的结果撰写，涵盖了逾3.5万名成人和1.3万个家庭。

“这些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文中提出：“否则，它们很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报道称，这项研究引起了不少反响。有新闻报道引用它的结论：中国收入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国内财富，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1%。其实这一发现已在20xx年的研究中体现了，而今年报告的重点是获得住房、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

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在决定人的教育水平中起到巨大作用，特别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这是所有社会共有的。

研究还发现，虽然对女生的歧视有所减弱，但这仍然是影响她们接受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平均而言，男生上学年限比女孩多一年半。

报道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农村和小城镇居民，医疗机会不平等也一直是滋生不满情绪的一个原因。这些地区的医疗保险覆盖面较窄，医生和医院也较少。

这项调查发现，中国政府在扩展医疗保险方面的努力起到了一定作用。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享受到了一些医保，但通常不及许多城市居民享有的政策优厚。而且，女性比男性获益少。

“女性、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享有的医疗补贴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文中写道。

报道称，组成中国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管理人员、白领员工和业主既承载了国家领导人的希望，也代表了他们的焦虑。如果这群人的规模、收入和满意度增加，中产阶级可以持续成为社会的稳定支柱。

报道称，北京大学的研究说明，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安于现状。研究发现，自认为属于社会“中上阶层”的应答者当中，60%对当地政府的表现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自认为属于最底层级的人当中，这一数据则为48%。

“比起工薪阶级，特别是国有部门的员工，中国中产阶级对于贫富差距、官员可信度和政府表现的评价更为正面。”文中写道。“中产阶层有望成为社会稳定力量。”

但这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覆盖逾3000人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中国中产阶级要比社会其他成员更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

报道称，此项调查自20xx年底开始进行了12个月，结果发表在社科院的20xx年《社会蓝皮书》上。调查发现，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中产阶级应答者当中，42.%的人表示，会与身边人讨论政治。只有27.7%的非中产阶级成员做出同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