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信访案件调研报告范文(合集20篇)

基层法院涉执信访的调研报告

一、涉执信访概况和主要特点

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量高位徘徊，其中约50%涉及基层人民法院，而涉及民事执行工作的信访（以下简称涉执信访）几乎占基层人民法院信访总量的50%，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事实上，涉执信访不仅制约法院发展，而且损害法院形象，更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课题。本文，笔者以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为样本，对基层法院的涉执信访情况进行调查和思考。

管城区法院XX年至XX年共新收执行案件4788件，年均1197件，年收结案数在全市13个基层法院中一直位列第4；四年间共出现涉执信访186件（次），占执行案件总数的3.88%，占全院信访总量的36.39%，在全院信访总量中所占比例较全市法院平均值低11.62个百分点。

◎涉执信访量呈上升态势，占全院信访总量的比例则有所下降。XX年，管城法院在“北京奥运会”前全力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清理涉执信访积案活动；XX年，为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又前所未有的投入人财物防范和化解信访，但受社会大气候影响，涉执信访量仍居高不下。由于执行机构案多人少导致办案周期较长，因为执行队伍整体素质不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加之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逐年增多，以及广大干警期待已久的信访问题终结机制迟迟未能真正建立，可以预见，在若干年内涉执信访形势不容乐观。(见表一)

◎集体访、越级访和缠访闹访量相对平稳，处理这类信访难度较大。以XX年至XX年为例，出现涉执集体访4件、越级访19件、缠访闹访3件。其中，75%的集体访由被执行人所为，无一例外是组织民工到管城法院“兴师问罪”，以法院执行案件影响被执行人给民工发工资为借口，向法院施压，无理要求法院解除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或扣划的财产。其次是越级访占较大比例，有缠访闹访现象，多是上访人“面见高官好办事”、“好事多磨”、“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思想作怪，把信访作为实现自己诉求的最佳选择，甚至还有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以将婴幼儿留置法院、在法院自杀相威胁。（见表二）

◎进院访占较大比例，重复访时有发生。自XX年开始，管城法院每年适时组织院领导集中公开接访活动，常年坚持每天安排一名院领导和一名中层正职轮流在院信访接待室接访，因而直接进入该院的涉执访较多，共132件，占涉执信访总量的70.96%。其外在表现是信访人对法院的信任，其客观结果是有效减少了到区、去市、赴省、进京访。重复访累计9件，主要是个别干警接到交办的信访件后，缺乏责任心或不善于做群众工作，致使有理者重访，无理者也重访。

二、涉执信访的成因

管城法院186件涉执信访，成因主要有四：执行干警自身原因造成的45件，占24.19%；非自身原因造成的97件，占52.15%；当事人无理要求或要求过高的31件，占16.66%；其他原因造成的13件，占6.9%。

◎少数执行干警工作作风问题，造成当事人信访。极个别干警依然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作风。有的工作方法简单，甚至与当事人发生口角；有的责任心不强，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敷衍了事；有的借口案件多，容易的先办、复杂的后办，催得紧的快办、其他的缓办。

◎个别执行干警业务水平较低，办案效率不高。个别执行干警以案件多、任务重、压力大为由，不愿挤时间钻研业务，在实际工作中凭想当然办事，用老经验办案，不当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引起被执行人、案外人或申请执行人不满；有些干警碰到疑难复杂案件束手无策，暂时搁置起来，以致时过境迁，失去执行时机，造成执行不能，形成执行积案，酿成涉执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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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环节补充侦查案件状况调研报告

检察院公诉过程中的补充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诉讼环节，它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的补充侦查要求，往往得不到侦查机关的良好回应，甚至退而不查、查而不细、悬案不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突出问题影响公诉案件质量，拖延诉讼时间，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笔者试以对**县人民检察院XX年来补充侦查案件的基本情况、导致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以求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行使补查权，提高办案效率。

一、XX年来退补案件的基本情况

1、从数量上看，退补案件数呈现上升态势。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6件，其中退补案件18件，占19%；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91件，其中退补案件21件，占23％；XX年1月至3月，共受理刑事案件26件，其中退补案件7件，占30％。

2、从补充侦查案件性质来看，多为两抢一盗案件、故意伤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案件。XX年退补的18件案件中有13件为该五类案件，而XX年退补的21件案件中有15件为该五类案件，XX年退补的7件案件有4件该五类案件。

二、司法实践中退补案件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方面的原因

如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但对鉴定的时间只规定在审判阶段不算入审判期限，这就意味着在审查起诉阶段中，必须算入审查起诉期限中，因鉴定结论往往是案件的核心证据，重新鉴定的结论出来之前，公诉部门不能对案件审结，这就导致只要出现当事人要求重新鉴定，案件就必须退补，因为重新鉴定的时间一般占用了审查起诉期限的大部分时间。如胡某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一案，在审查起诉期限还有10天时间里被害人李某对伤情申请重新鉴定，到审查起诉期限届满，重新鉴定仍未得出结论，检察机关只能退回补充侦查。又如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自行侦查，但对自行侦查如何计算期限等问题未作规定，且基层检察人员的工作时间呈饱和状态，基本上难以腾出时间、精力去补充侦查，这样使得该规定成了一纸空文。

（二）侦查机关的原因

1、言词证据缺乏系统性。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讯问或询问的内容缺乏关联性、针对性、系统性，而该证据在移送案件之前又未有针对性地再进行复核，这便很容易使该类证据与其他证据产生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该类证据的证明力。如在部分案件中缺少对犯罪嫌疑人的系统的讯问笔录，往往需用几份口供才能反映整个案情，而当这几份口供之间在内容出现相互矛盾时，事实便难以认定。这类问题在多人多次的重大复杂案件中尤为突出。

2、自首材料缺乏规范性。实践中，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的证据主要有两种，即《抓获说明》和《报案情况说明》，所谓抓获说明实质上就是公安民警的证言，本应按照制作证人证言笔录的程序进行制作，或写明身份亲笔书写证词。但实践中，往往由承办民警制作一份抓获经过说明来代替证言，有的写得简单潦草，有的不是抓获行动参与人所写，有的甚至连详细经过也没有记载，难以与其他证据互相佐证。

3、现场勘查违反法定程序。部分案件中进行现场勘查的民警并非专门办理刑事案件的民警，他们的程序意识、保护现场的意识不足，导致《现场勘查笔录》制作粗糙，流于形式，甚至时有违法办案情形发生。如在几起现场勘查中，办案民警邀请的见证人均为本案中的被害人，该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关于“应当邀请一至二名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作见证人”的规定，使得见证行为因情感、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而蒙上主观色彩，从而使见证人对诉讼行为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失去说服力。

4、未成年人的年龄证明材料不充分。由于传统因素，我国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户口登记为阴历，且因农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经常有错登现象，而公安机关往往仅调取网上户籍材料，对是阴历还是阳历在所不问不查。如办理张某等人盗窃一案时，按照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证明上的记载，张某在案发时已满16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后承办人经自行补充侦查，找到了张某的生父母、养父母，询问了村里干部，又走访了张某的同龄朋友，最终查证张某作案时才满15周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遂建议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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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信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给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民政信访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如何正确认识新时期民政信访工作的特点和成因，有针对性地研究探讨相应对，已成为各级民政部门的同志，特别是民政信访工作者要认真研究的课题。现根据近年来的工作实践，对当前民政信访工作的特点、成因与对策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新时期民政信访工作的特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利益关系的调整，民政信访的对象、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政信访工作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1、信访对象趋于多元化。民政信访工作的主体已不单纯是过去的以优抚对象、老幼病残、贫困户为主，现在则扩大到离退休老干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社会求助者及其他如举报、咨询、婚姻服务对象、社会法人等。民政信访对象区域性特点越来越明显。过去信访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村，现在城镇信访对象呈逐年上升之势，外地人员来信来访的现象也逐年增多。

2、信访内容趋于复杂化。目前，除了“三老”对象的“三难”、退伍士兵的安置、贫困户的救济等老主题外，信访内容已涉及到民政工作的方方面面，如福利企业的残疾职工生活保障、基层干部的违法违纪、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确定、灾民建房、残疾人优惠政策的落实等。信访对象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很现实，基本都涉及到个人或集体的切身利益，且都明确要求为其解决实际问题，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许多信访对象反映的问题，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处理起来难度较大。有些问题，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处理不当，极易在社会上产生消极影响。

3、信访形式趋于多样化。在社会转型中，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民政对象相对其他社会成员而言，他们对民政部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来信来访的形式已不单纯局限于个人的来信来访，联名信、匿名信、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的现象也明显增多。有的信访对象尤其是来访人员的言行超常，情绪激烈。

二、新时期民政信访工作的成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群众的各种想法和要求主要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探求新时期民政信访工作的成因，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落差”：

1、政策法规的落差。民政对象的救济、补助等标准虽然几经调整，有所提高，但由于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许多政策仍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民政对象的生活水平难以实现同步提高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优抚、救济对象信访问题的增多。极少数基层干部在执行一些政策法规上不到位，一些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群众最敏感，反映比较强烈的社会热点问题，如最低生活保障、灾民建房、基层政权建设、“三老”的“三难”等，反映的问题也显得较为突出。

2、体制制度的落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大集体企业，尤其是民政福利企业由于资金、技术、规模等因素的制约，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致使企业亏损，职工收入降低，人员下岗，这就造成下岗职工特别是残疾职工的上访增多。国家人事制度的改革，企业用人自主权增大，使退伍军人安置的难度不断加大，许多用人单位不愿接收安置的退伍士兵。另外，许多企业效益下滑，客观上也给退伍士兵的安置带来困难。这就导致许多退伍士兵因安置问题而来信来访。

3、人员素质的落差。少数民政信访对象自身人为因素，造成不应有的来信来访增多，主要表现在：不懂政策;不满足对问题的解决，要求过高;盲目攀比，造成心理失衡;法制意识淡薄，无理取闹等。个别民政信访接待人员素质不高，对新政策、新标准及有关知识缺乏了解，业务不熟，工作被动应付，处理问题质量不高，有的工作方法简单，带来负面效应，促使矛盾激化，造成重复信访、越级上访。

另外，还存在着其它方面的成因：如改革开放，区域间人员流动性增大，非辖区内各种对象，不同要求人员的上访时有发生;因其他一些问题或矛盾，群众不知道找哪一个部门解决，就盲目地往民政部门跑等等。

三、新时期民政信访工作的主要对策

新时期民政信访工作的宗旨在于坚持为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服务，为促进社会稳定服务，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因此，改变传统思维方式，转变传统工作方法，依据新时期民政信访工作的特点和成因，做好民政信访工作，笔者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1、提高信访接待人员素质，情暖信访者

民政信访工作是了解社情民意，为民排忧解难的有效途径。要做好新时期的民政信访工作，培养和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政策水平高，廉洁奉公，务实高效，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信访干部队伍非常重要。信访工作者必须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更新各种专业知识，熟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国家和法律、法规，了解改革开放的发展形势，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综合协调、化解矛盾和理论政策研究的能力。要优化接待工作。真正做到“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座，一杯开水解渴，一片诚心办事”。要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对来访者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无论是否合理，都要热情接待，认真听取，能解决的当场联系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要向来访者说明情况，耐心做好解释工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这样，我们就能求得来访者的谅解，避免重复来访和越级上访。反之，如果信访接待人员态度粗暴，推诿扯皮，必然会激化矛盾，引起不良后果。

2、加强信访信息收集工作，掌握主动权

民政信访现象同其它事物一样，都有一个酝酿、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注重收集有价值信息，及时、正确把握信访先兆，就能牢牢把握信访工作主动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及时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源头，解决在萌芽状态。因此，在工作方法上必须向立体开放型转变，建立健全市、乡(镇)、村三级民政信息网络，加强基层信访力量，形成多元化的信访格局，把信访触角延伸到基层的各个角落。广大民政工作者必须善于利用各种渠道倾听民政对象的呼声，正确把握民政对象的思想脉搏，及时发现和掌握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随时防止突发事件和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现象的发生。去年，我市一家福利企业由于效益不好，职工半年多没有领到工资，厂里的残疾职工酝酿着集体去市政府上访。镇民政助理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与市民政局电话联系，汇报了情况，并及时赶到厂里，与厂领导一起做残疾职工的思想工作，终于将这起集体上访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

3、解决信访对象实际问题，提高满意度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民政对象来信来访主要源于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如果我们在信访工作中，对信访对象反映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封封信有回音，件件事有着落”，提高信访者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控制信访量。在解决民政对象信访中反映的问题时，凡是国家有明确规定的，必须保证不折不扣地及时落实到位;凡是国家没有规定，但地方完全有能力解决的，要尽量帮助解决;对一些信访反映较多的难点问题，如“三老”对象的“三难”问题，要想方设法解决好;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如退伍军人安置问题，要强化宣传，耐心解释，积极引导，认真研究解决。在工作中要加强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的联系和配合，特别是职能部门要切实负起责来，严格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该哪一级、哪个部门解决就由那一级、那个部门解决，不能互相推诿扯皮，更不能将矛盾上交或推给社会。我市北兴桥镇一位革命伤残军人，在镇农贸市场租了一个铺位搞屠宰，镇工商、税务部门要他交纳一定的费用，他以自己是革命伤残军人为由不肯交纳，并为此事多次上访。我们针对他的情况，严肃批评了他的不对之处，然后会同工商、税务、信访等部门的同志一起会商，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了他许多照顾。这样的处理使他非常满意。总之，切实解决好民政信访对象的实际问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民政对象的合法权益。

4、完善落实相关政策法规，减少信访源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许多规章制度现在已无法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然引起相关民政对象的不满意而使来信来访增多，要减少此类信访事件，必须完善和落实相关政策法规控制和减少“信访源”。前两年，许多残疾人来上访，反映基层残疾人有关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到位。我们就及时会同市委农工部的同志到几个乡镇进行调研，发现残疾人反映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存在。原因有两点：一是已出台的残疾人优惠政策太原则，基层难以操作;二是残疾人类别不同，残情有别，按同一标准实施有失公允。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后来在市委出台的新一轮农村农业承包合同中给出了具体规定，增强了可操作性，并向广大残疾人作了宣传。政策出台后，此类上访明显减少。再如一段时间，我市优抚对象来信来访反映“三难”问题比较突出。局机关会同乡镇民政助理对全市“三老”人员的“三难”问题进行挨家挨户全面普查，登记造册，摸清真实情况，并向市政府提出建议，出台实施了《*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新举措，并在各乡镇建立了优抚门诊室，既解决了面广量大、多层次优抚对象的实际困难，消除了他们的思想疑虑，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因政策不完善或政策落实不到位而导致的信访事件。

药品行政处罚案件降低执法风险调研报告

《药品管理法》赋予了食品药监部门依法履行药品监督执法的职责，这既是政府赋予我们的权力，又是我们的责任。在药品行政处罚案件办理中，稍有不慎或者失误，就可能引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甚至会引起国家赔偿的严重后果，所以哪怕是一些细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现结合工作实际，就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中如何降低执法风险谈一点肤浅的体会。

一、当前行政执法现状

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药品、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药品监管行政执法的总体情况逐年好转，执法办案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但同时也有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用法律错误

1、应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

例如某药店未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执法人员适用《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第四十七条规定，对该药店处以罚款500元，本案中，该药店的行为既违反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八条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五条规定进行处罚，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属于部门规章，效力低于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根据法理学的理论，适用法律时，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下位法与上位法存在冲突时，应适用上位法。因此在此案中，应适用药品管理法进行处罚。

2、适用法律条款错误，包括适用法条和款项错误。例如执法人员查获某药店销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明令禁止销售的药品，认定该药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因为该条包括三款内容，所以不能笼统地说违反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而应该说违反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一）项的规定，这样从逻辑上来说才是严密的。

（二）行政处罚程序违法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我们药品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所要遵循的程序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在药品监管工作中，如果发生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的情形，管理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上级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可以责令或者判决该行政机关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程序正当、合法非常重要。药品监管程序违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表明身份程序违法。有的执法人员只说我们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来检查，没有出示执法证件，或者不及时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是调查取证的一般前提，是所有行政检查程序都必须的起码要求，它作为一项行政处罚程序至少有三个意义：（1）体现对当事人的尊重，树立公仆形象；（2）表明合法的处罚主体或资格；（3）在处罚违法或当事人对处罚不服时，表明身份程序有利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

2、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回避主要有三种情形：（1）是案件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2）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3）与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对于我们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如果被检查认识自己的亲戚、朋友，应该主动向单位负责人提出回避的申请，不能仅仅把回避理解与某个人有仇怨而由当事人提出的回避。从我们实践看，回避制度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很少有执法人员主动提出回避。

3、说明理由程序违法。主要表现为在对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理时，没有向相对人说明合法性、合理性的理由，或者说得不充分。忽视告知义务的履行，主要表现为在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告知书》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权利的同时，不给当事人充分行使申辩权的机会，强制性的要求当事人在相关法律文书上签署诸如“对告知的内容无异议，放弃陈述申辩”等。在使用自由裁量权时，没有说明从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的理由，不能达到以理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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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改制相关案件的调查与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入化阶段以及迎接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挑战，为规范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增强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的竞争力，真正形成产权明析、权责明确、政企分开、讲究效率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集体、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改制正进入新一轮高潮。企业改制是对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造，改变以前所有制为标准的企业划分，依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对集体、国有企业采取由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投资入股或股份转让，将集体、国有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行为。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案件是指企业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商事纠纷和涉及被改制企业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案件。雨花法院民二庭在审理涉及集体、国有企业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中，发现有大量案件纠纷的发生与企业改制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统计近年来我庭审理的案件，现抽取与企业改制相关案件143件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各类案件的成因、比重，并从审判实践出发探研司法对策。 一、 与企业改制有关案件的表现形式 1、 与企业改制有关的债权债务纠纷 此类案件所占比重最大，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改制企 业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有118件，占总调查案件数的82.5%，其中因为企业改制而直接导致企业债权分配、债务承担纠纷的约7件，占4.8%，由买卖、承揽、租赁等合同关系而形成债务债务关系，因企业改制而导致债权分配、债务承担不清，使所生之债难以得到及时清偿，而间接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有111件，占所统计案件的77.7%。 2、 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股权纠纷、出资纠纷     企业产权改造以形成《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改制的主要方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由一个国有企业单独出资，或几个国有企业共同出资形成国有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类改制由于是国家出资，有的由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因此纠纷较少，即使产生纠纷也由主管部门协调，通过诉讼解决的很少，在案件审理中还未遇到。国有中小企业在改制中，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参与形成共同出资的情况因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产生纠纷的机会较大，主要表现在出资比例、资产分配等方面，在统计案件中有3件，占2.1%。 3、 公司分立中产生纠纷     公司分立是将现有的公司分为二个或二个以上具有独立法人的实体，依形式不同可分为新设分立和派生分立。由于公司分立涉及到对原来公司资产、债权、债务的处理，这会产生两方面的纠纷：一方面，由于公司分立协议的不明确而引起分立公司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也是引起现在社会广泛关注的企业不良（或优良）资产剥离问题。企业为逃避债务通过公司分立将企业的不良（或优良）资产剥离出去，以不良资产承担公司的债务，这大大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利益甚至鼓励这种行为，使得不少亏损企业采用这种方法脱壳逃债，以改制为名行逃债之实。在统计案件中，2件案件就属于此种典型的案件，占1.4%。 4、 集体、国有企业出让中产生的纠纷 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将集体、国有中小型企业出让给私人经营也是现在企业改制的一次重要形式。但在出让中，因操作的不规范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首先，资产低估。企业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应包括动产、不动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乃至企业中有特殊技能的技术人员也是企业的财富，但在出让中存在有形资产低估、无形资产不估、出让程序不合法等情况，损害了国家、集体和债务人的利益。例如，XX年西善桥某企业在改制时，主管部门组织内定人员参与拍卖，最终竞标成功，其他竞标方以程序不合法要求法院撤销此次拍卖就属此种情况；其次，在终结原企业的出让中未履行诸如公告通知债权人、注销工商登记等手续，存在着企业实体消灭而身份却未消灭的情况；再次，在保留原企业的出让中，对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约定不明确，出让人与受让人对债权人相互推诿，逃避履行。此类情况在统计案件中有13件，占9.1%。 5、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纠纷 股份合作组织制度是将股份制引入全民所有制，以股份的形式融合不同所有制以及各种生产要素，按照“资金共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积累共有”的原则，发展股份合作制。然而这毕竟是在企业以所有制为划分标准转向以组织形式为划分标准的过渡阶段所产生的改制方式。将两种标准进行融合从某种程度而言与其说是为了改制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迎合政治理论的要求。从实践中看这种改制方式对企业增效有限还极易产生纠纷。如XX年铁心桥某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制，企业资产由该企业职工持股，持股职工又将所持股份与第三方进行联营，企业资产所属不清，发生纠纷后难以追偿。虽然我院处理的案件中仅有5件，占3.5%，但处理案件过程中，从各个乡镇、街道的了解发现这种改制模式并不成功。 6、债权转股权中产生的纠纷 债转股是我国在借签外国企业破产整顿运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企业改制方式。目前主要存在于国有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清理银行债务中所使用。债权转股权可以使负债企业减轻沉重的债务包袱，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发展生产，对债权人来说，成为股东可以有效地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促进负债企业提高效益，使无望收回的债权转为具有收益性的股权，使“死钱”变成“活钱”，从理论上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改制方式。但在债转股改制中，由于负债企业急于减轻债务，往往采用欺诈手段骗取债权人信任，损害债权人利益。在统计中有2件就属此种情况，占1.4%。 二、 企业改制中诸种纠纷的成因     企业改制是我国企业提高实力，迎接国际竞争大潮的必由之路，对于改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视而不见，要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去分析问题，目前产生改制纠纷的主要原因是： 1、 改制不规范 虽然就企业改制全国并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但仍有《民 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基本法规可以遵照。但在改制中，企业乃至主管改制的部门不依法改制，侵害国家、集体、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如被改制企业在清理中不通知债权人低价出让国家、集体资产，被清理的企

业不依法进行注销登记等。 2、对行政部门领导改制缺乏有效监督     作为集体、国有企业主要由上级主管部门主持改制，领导“一言堂”拍板决定的情形较多。虽然各级部门都有改制办，但未能形成有效的决策集体。改制中缺乏专业人士如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及资深律师的参与。地方改制有跟风倾向，你改、我改、大家改，不管是否符合条件改制效果怎样，只要行政部门决定改制一律都要改。改制步伐的快慢、改制企业的多少往往成为行政机关的政绩，真正对企业效益提高多少却关心甚少。 3、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前已述及，对于改制仍只有几部基本法规，没有针对 改制制定出一部统一的、有效的法律规范，这也是造成目前改制比较混乱纠纷频出的重要原因。我们也应当承认，目前企业改制仍处在试验阶段，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到公司制，改制的模式仍未定型。现在虽然大力倡导公司制的改制方式，但由于《公司法》本身的不完善，有些条文缺乏可操作性，使得改制之途更是困难重重。例如，目前各公司中普遍存在着监事会监督不力，股东会无权状态，就是《公司法》对监事会、股东会权利保障不利而造成。 4、司法特别是法院对改制的规制不力 司法权对纠纷具有最终裁决权。但目前我国司法存在不够独立依赖于行政的倾向，导致司法机构对企业改制规制不力。法律调整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所谓事前调整是已颁布的法律指导人们的行为，事后调整是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和对合法行为的确认和保护。对违法行为的惩治不力会使人们对法律遵从心理大大下降，乃至会无视法律的存在而为所欲为。司法依附于行政，使司法机构对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企业改制产生的纠纷不能进行有效的审理，有些法院要么不立案受理，要么立案受理后不能依法正确审理，加剧了企业改制的混乱局面。 三、 对策 1、 实事求是，深入研究     要以一种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对待企业改制。我们在统计案件中查阅了卷宗，也翻看了改制资料，发现其中有些改制材料过于简单。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草草的几页纸就改制完毕，显然是不能制定出完善改制方案措施的，我们也遇到过制定很详细的改制企业，企业也诉讼到法院，但由于方案细致，权责明确，案件审理很顺利，原、被告双方也服判。在经济转型期企业改制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不能跟风而上盲目改制，不能搞数目要改多少多少企业，不能搞比率要改百分之多少多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很好地掌握改制的规律，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2、 依法律法规进行改制 虽然关于企业改制并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但现行法律 仍有很多基本原则可以依据。《民法通则》就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被誉为民法的帝王原则，它要求平等主体在交易时要诚实不欺，讲究信用，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方式而谋取私人之得。改制中遵守诚信原则就要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保护企业以及与企业有关联的债权人、企业职工的利益，追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不能为了其中一方的利益的满足而侵害他方利益，所颁布《合同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合同法》通过规定合同无效可撤销的情形而保障受害方的利益。在企业公司制改制中，现行的《公司法》又成为改制中依据的主要法律之一。严格依照《公司法》规定的组织形式和设立程序建立公司，是规范改制的重要保障。我们也应认识到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造成了目前改制的混乱，因此应当在不断总结改制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订有关改制的专门法律法规以适应需要。 3、 加强政府各部门间协调与监督     企业改制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事情，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的登记、变更、注销涉及到工商部门、债转股牵扯到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其它还有会计、审计、评估、劳动用工等等。各部门间能否相互协调分工，能否进行有效的监督，对改制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统计的案件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纠纷的产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有些政府部门没有有效地屡行其职能。例如，有些企业进行注销时并未清理完毕债务，也未通知债权人，依法不能注销，但却也取得了工商部门的注销登记。 4、 司法机关应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到改制中 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乃是平庭狱讼，解决纠纷之 所，对于民事纠纷素有不告不理之原则。但作为法院对现有案件的处理，也应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指导作用。由于立法的滞后，在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应从“三个有利于”出发保护债权人、企业股东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院副院长李国光在XX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关于改制后原企业遗留或者遗漏债务的承担的问题，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坚持三个原则即法制原则、法人制度原则、债随企业资产转移的原则。江苏省高院对此类诉讼提出了五项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原则、过错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当前企业改制纠纷的处理涉及程序、实体两方面。 （1）、程序方面     改制企业诉讼如何确立诉讼当事人，一直干扰了人民法院审判。前面我们分析了改制成因及对策，当涉及个案错综复杂，如集体企业改制买断后，产权无法变更，工商登记无法变更，原企业仍存在，债权人应向谁主张权利？改制中企业资产漏评，原企业已不复存在，原主管部门是否能提起诉讼主张债的请求权？集体企业自行组织改制以无资质拍卖人员变卖的，出让人是否有权以出让程序不合法要求行使撤销权？企业改制职工成为股份合作者又与其他公司联营形成新的法人，债权人如何向其主张权利等等。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确立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时，应坚持合同相对人的原则，对合同违约之诉以合同相对人确立当事人，对债权之诉以所有权人，债权人及因果关系确立诉讼当事人。 （2）、实体方面 上面列举的程序方面的有关问题与实体处理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应遵从省高院的“五个原则”处理，如个人购买之后，企业按个体式私营经营，原企业工商登记未变更的，对双方关于企业原有债权、债务承担的约定，债权人明示同意的，应按约定确定债务承担者，债权人不同意的应按“债随资产走的原则”处理，对于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租股结合、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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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案件别除权的理解与适用

当前，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法人申请破产还债案件不断增加。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矛盾多，易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正确理解与适用破产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审理破产案件，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稳定，促进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破产案件中别除权的理解与适用作一些探讨。 别除权是指债权人因债权设有担保物，在债务人破产过程中对特定担保财产享有的单独、优先受偿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下称《破产法》）第32条规定：“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3条也明确规定：“已作为银行贷款等债权的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财产，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享有就该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此项权利在破产法理论上称之为别除权。它是由破产企业特定财产从破产财产中区别排除出来，授予债权人就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      从本质上讲，别除权源于破产宣告前债务人特定财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权。在民事活动中，债主要是一种财产法律关系。要保证债务人能够全面、正确地履行债务，就必须有一定的财产担保债的履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在民事强制执行中可优先获得清偿。破产作为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债务人破产并不影响其在财产上设立的担保物权的效力。所以这种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同样应当优先受偿。     别除权与破产程序中存在的其他权利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别除权是针对破产人的财产行使的权利。别除权是对破产人的财产中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财产行使权利。这与取回权是针对清算组管理下的非破产人财产行使的权利不同。别除权人对担保物优先受偿时，如有余额应由清算组按照破产法规定进行分配；如果担保物不足于清偿债务，未受偿部分转化为破产债权，可以依法申请参与分配破产财产。别除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时，可以作为一般债权人参与受偿。但在第三人为破产人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时，因担保财产不属破产人所有，不构成别除权。反之，破产人为他人债务提供财产担保时，则构成别除权，但因其不是主债务人，在担保物价款不足于清偿担保债务时，余债不得作为破产债权向破产人要求清偿，只能向主债务人求偿，别除权人如放弃优先受偿权利，其债权也不得参与破产分配，因二人之间只有担保关系，无债务关系。     2、别除权是针对破产企业设立担保的特定财产行使的权利。《担保法》第28条规定：“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破产费用、无物权担保债权是针对破产人的破产财产行使权利，两者清偿财产的范围不同。别除权人只能针对破产人作为担保物的特定财产行使别除权，不能对破产人没有设定担保的一般财产行使。在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情况下，也不得从担保财产中拨付，别除权人的权利不受影响。只有在担保财产清偿担保债权后尚有余额的情况下，才能用于破产费用的拨付和破产债权的清偿。     3.别除权是一种优先受偿权。别除权不同于一般破产债权仅具有公平受偿的性质。别除权的优先，既不同于优先支付的破产费用，也不同于破产债权中清偿顺序的先后，别除权则是在破产财产之外的担保物上优先受偿，破产费用与破产债权都是在破产财产的范围内清偿。别除权的优先不受破产财产多少的影响，即使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破产程序终止，其债权也能得到实现。因为担保物不属于破产财产，不得用于同行使别除权无关的费用。别除权的优先受偿，只能经法定程序对担保物作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行使，而不能将担保物直接据为已有。 我国别除权是基于担保物权产生的，其优先受偿权源于物权的排他性。因此，别除权的产生依据应为民事法律中有关物权担保的规定，担保物权是别除权的基础权利。从有关国家的破产立法看，可以享有别除权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1.质权；2.抵押权；3.留置权；4.特别先取权等。担保法规定，担保分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五种形式。根据担保物权的有关理论，抵押、质押、留置三种物权担保形式在破产程序中均可产生别除权。     抵押权。《担保法》第33条规定：“抵押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不转移对其财产的占有，将财产作为债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在债务人以其财产为自己或他人债务进行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时就担保物享有别除权。但在破产人为他人债务抵押担保时，别除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并不产生破产债权，担保物不足清偿时，担保的破产人对不足部分没有清偿的义务。第三人以其财产为破产人抵押担保时，在破产程序中也不构成别除权。 质押权。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依照合同约定，将其动产（依照《破产法》第75条的规定包括一些权利）移交给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权人作为破产企业的债权人，在出质人破产时，对质押物依法享有别除权。     留置权。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留置该财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偿还。 留置权人就留置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享有留置权的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时享有别除权。留置权的范围仅限于依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财产，可优先受偿的债权应限于合同约定的应付款项。值得注意的是，留置权是以实际占有而存在，并因此取得优先受偿权，如果债权人失去对留置物的占有，留置权消失，别除权也随之消灭。如果留置物被第三人非法占有，留置权人可依民法的有关规定请求返还，占有恢复后，留置权并不消灭。 对别除权人是否需要申报债权意见不一，有的观点认为，行使别除权的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因此，别

除权人行使别除权不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不应当受破产程序的限制，无需申报债权，仅在担保物价款不足清偿其全部债权时，对不能清偿的部分应申报债权。另外，别除权人有无申报债权义务，往往与其是否享有破产申请权相互联系。在规定别除权人无须申报债权时，因其债权未经确认，如发生争议可通过债权确认诉讼程序解决。    《破产法》第9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根据这一规定，无论是没有财产担保的债权还是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均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报。《破产法》规定别除权人应申报债权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对物权担保的法律规定尚不十分完善。破产企业管理比较混乱，担保材料遗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使清算组对破产企业的担保情况掌握不全面。如果别除权人不申报债权，在其占有担保物的情况下（如质押、留置），权利不受实际影响，如果未占有担保物（如抵押），权利就可能受到影响，担保物可能被清算组误认是破产财产，进行分配。因此，别除权人的债权经过申报与确认程序，有利于其他利害关系人了解有关情况，减少争议，有利于维护担保物权人的合法利益，使破产案件得于顺利审理。 别除权是债权人因债权设有担保物，在债务人破产时享有的优先受偿权。虽然行使别除权与破产债权公平清偿互不影响，但是行使别除权不受破产程序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在行使别除权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别除权对债权人具有重要利益，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要准确认定物权担保的效力，防止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为制止债务人在破产前利用担保给个别债权人优惠清偿的行为，《破产法》第35条中规定，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债务人对原无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无效，债权人不行使别除权。但是，在法定无效期间之前已以书面合同约定对债提供财产担保，只是延至无效期间内方实际履行的，仍然有效，但限于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提供担保，破产案件受理后尚未履行提供担保者不得再行提供。     2、根据最高法院1997年《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精神，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涉及抵押合同及担保债权的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认真审查合同的效力。对国有企业已经确定为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重要建筑物设立抵押而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依《担保法》第37条规定不得作抵押的财产设立抵押的以及在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大部分财产抵押给一个债权人，从而丧失履行其他债务能力的，人民法院均应认定抵押合同无效。     3、在破产案件受理后，对担保物原来的占有状况不得改变，破产前由保债权人依法占有的担保物，破产企业及清算组不得要求收回。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46条中规定：破产企业的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交付财产，逾期未交付又未提出异议的，由清算组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后强制执行的规定。不应被理解、适用于担保物的收回，否则便是对别除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在行使别除权行使过程中，不能直接将担保物抵偿债务，必须由清算组委托对担保物评估作价、拍卖、变卖，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实践中有的别除权人占有担保物，迟迟不行使受偿权利，以致影响到破产程序正常进行，清算组可以要求清偿债务，收回担保物，也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担保物，清偿别除权。     4、在破产宣告前，别除权人应依原合同所订期限行使权利，不得提前要求受偿。在破产宣告后，依照《破产法》第31条的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均视为到期。因此，未到期的别除权可提前行使，但其利息应计算至破产宣告时为止，即应扣除未到期的利息。     5、别除权与特种债权。特种债权一般是指法律赋于某种债权比一般债权甚至比担保物权优先从债务人财产中获得清偿的权利。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特种债权，主要是根据xx1997年《关于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精神，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范围内的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费用以及离退休职工的离退休费和医疗费，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或者社会统筹不足的，从破产企业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拨付。破产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的，其转让所得也应首先支付，不足部分依次从处置无抵押财产、有抵押财产所得中支付。剩余部分才能依次行使别除权、清偿一般债权。

药品行政处罚案件降低执法风险调研报告

4、应该适用一般程序的，却适用了简易程序。这是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情形，如对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罚款数额（公民处以50元以下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的适用简易程序；对有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的适用简易程序。

5、违反规定当场收缴罚款。个别案件还存在不符合当场收缴罚款情形的，予以当场收缴罚款。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符合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形主要是：（1）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罚款的；（2）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3）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三）部分案件事实不够清楚，证据不够充分

个别案件的违法事实中缺少违法时间及涉案的数量、货值、违法所得等要素；有的执法人员重视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而忽略了对原始书证、物证的收集与固定；部分案件当事人身份不清，反映当事人情况的身份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没有被收集进入证据；收集的证据和违法事实之间缺乏相关性。

（四）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

从当前的行政处罚案件来看，事实、证据、程序方面的问题都是个别性的，最主要的就是法律文书制作方面，也是执法人员最容易忽视的，常见的主要问题有：

1、执法文书中对被处罚单位（人），地址（住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括号中的内容不根据情况作出取舍，需要划掉的没有划掉。

2、案卷中没有假劣药品的销毁记录，无没收物品的处理记录等。

3、文书时间填写不准确，如举报时间为下午4：00，记录记载4：00，准确记录应为16：00或者下午4点，虽然并不会因此造成案件败诉，但我局就曾遇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对此提出疑问，何不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4、个别案件笔录当事人未签署对笔录的真实性意见。

5、先行登记保存物品审批表，保存物品只填写“药品”，没有写明药品名称。笔录“监督检查类别”填写不准确，如日常监管、药品等等。

6、个别案件文书书写时把定性为“劣药”与“按劣药论处”相混淆。

二、降低执法风险的思考

作为药品监督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要想降低执法风险或者立于不败之地，就应当争取使每一个行政处罚案件都办成“铁案”。对此，我们应该认真把握以下几点。

一、证据确凿，收集完整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性情况的一切事实。其种类有①书证；②物证；③视听资料；④人证证言；⑤当事人的陈述；⑥鉴定结论；⑦勘验记录，现场笔录。确凿的证据既是行政机关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并实施行政处罚的重要保证，又是降低行政机关执法风险的关键要素。证据不确凿，行政处罚必定就有风险。证据一般分为：①常规类，如现场检查笔录等；②核心类，如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渠道”资质证明，如假劣药品的检验报告等；③佐证类，如证人证言、发票台帐等。收集证据时，一定要注意和把握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证明力。第一，证据的合法性。一是要注意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不能非法取证，不能以网站、报刊文章和非法定数据作为依据或证据。二是要注重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一方面先行登记保存的物品，资料既要注重法定时限，又要注重内部事前审批及时限。另一方面，进入司法程序后，不能擅自再行取证和补充证据。三是要注重资料收集的合法性。勘验笔录（现场检查笔录），证人证言（调查笔录），书证（发票、台帐等）要当事人签字、盖章、指印及具有行政处罚资格的两名执法人员签字等。第二，证据的关联性。一是证据之间必须具备关联性，组合在一起时形成严密的证据链条。二是所有证据都必须经得起逻辑推理，特别是证言中不能出现彼此矛盾的或者不同的结论。三是证据要符合客观实际，要在众多证据中筛选提炼出与案情有内在联系的主要证据和直接证据，不要以为证据越多越好。第三，证据的证明力。一是必须有满足处罚定性的核心证明，如处罚制售假劣药品案件，必经载明药品检验机构的质量检验结果，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一）、（二）、（五）、（六）项和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二是证明案件客观事实的关键证据，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无论是证人证言、书证物证，还是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都要围绕违法案件过程的事实搜集富有证明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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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市委预防办、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采取以市院预防处为主体，统筹各发案县区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共同参与、上下联动，针对发生在我市农机购置领域的26件32人职务犯罪案件立项开展预防调查和犯罪分析。调查显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重大惠农政策。自20xx年中央将农机(具)购置补贴专项纳入国家“三补贴、两减免”的支农惠农政策以来，资金规模已由最初的数千万元增加至数百亿元。然而，随着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深入实施，资金规模日益扩大，骗取、侵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的职务犯罪案件也呈现出频发高发的严峻态势。不仅破坏了我市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更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户的切身利益，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有效遏制。

一、我市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情况、案件特点及作案手段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6件32人，涉及包括市级农机管理中心在内共11个管理单位。

(一)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特点

1、贪污受贿现象严重。在昭通市及所辖1区10县中，1市、1区9县的农机部门存在套骗农机补贴、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等情形。在全市11个农机站长(含乡镇农机站长)中，5个涉嫌贪污农机补贴、12个涉嫌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案件中，犯罪主体较为固定，即负责农机补贴的直接责任人，在所查处的26起案件中，涉及农机站站长17件，占65%。作案手段较为单一，19%是以虚报购机款的伎俩套取国家补贴。

2、涉案金额大。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26件案件，涉案总金额高达600余万元，其中5万元至10万元的12件，10万元至50万元的4件，50万元至100万元的特大案件3件，100万元的特大案件4件。涉及金额最大的是镇雄县农机管理中心主任涉嫌受贿案，其涉嫌收受贿赂高达200多万元，创下了涉农贪污贿赂案件金额历史之最。

3、“一把手”涉案突出。在查办的32人中，农机管理部门局长、副局长、站长、副站长、部门负责人有21人，占66%。其中，“一把手”单独作案的17人，占53%;“一把手”伙同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贪污受贿11人，占34%。

4、发案集中，发案范围广。农机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在农户大量购机的短短两年多时间(20xx—20xx)，农机购置补贴领域已成为贪污贿赂犯罪多发易发部位，全市10个县区及1个市级管理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除盐津县外，全市有10个农机管理部门发生案件，9个农机管理中心主任、4个副主任、1名市级管理科负责人及部分相关人员被立案查处。

5、窝案、串案比例高。所立案查办的26件农机管理系统案件中，90%以上系窝案、串案，呈现办一案挖一窝，查一个带一串的以点向面的辐射式传播。一人向同一农机管理部门的多人行贿，一人向多个县农机管理部门的多个人行贿，官商勾结共同贪污、官员之间勾结共同贪污和受贿现象普遍。在被调查的18名农机经销商中，绝大多数曾向2名农机系统工作人员行贿。

(二)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作案手段

1、按一定比例给予农机部门工作人员“好处费”。调查发现，自20xx年昭通市实施农机购置补贴以来，农民主要采购的是微耕机。从所办理的26件案件来看，微耕机经销商、代理商直接按照每销售一台微耕机给予农机部门国家工作人员300元、400元不等的回扣。如经销商曹某在20xx年至20xx年期间，向镇雄县农民销售微耕机4000多台，曹某就按每台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给予农业局长、副局长、农机站长、副站长“好处费”165万元，曹某还按每台300元、400元不等的价格单独给予镇雄县农机站长吴某“好处费”156万元。

2、虚构农民购机花名册骗取各级所给的购机补贴。因农机机号均是唯一的，因此农机部门通过与经销商串通勾结，弄虚作假，申报补贴，套取国家农机补贴资金和县级农机补贴资金。一是由经销商提供虚假的农机机号、虚开发票，农机站人员伪造农民购机资料，农机站工作人员将虚假销售上报省农业厅、财政厅复核后，农机经销商套取国家补贴和县级补贴后，又将“协议”好的数额分给农机部门工作人员。镇雄县农机站长吴某伙同副站长谭某、农业局长王某、副局长庄某共同贪污国家补贴案，就采用这一方式。二是农机部门工作人员找到农机代理商，虚填农民购机花名册，按县级购机补贴标准套取县级购机补贴。如巧家县农机站长孙某要求农机代理商提供虚假的农民购机260台的花名册，并由代理商联系农机业务量多的经销商，由县农业局补贴每台500元转帐13万元到昆明经销商帐户上，再由经销商将套取的县补资金转帐到代理商个人的帐户上，由代理商提取现金交给农机站长孙某后二人平分所套取的县级补贴13万元。

3、借农机推广和技术培训之机肆意收受贿赂。区县农机主管部门负责农机新技术、新机具的引进、试验、示范及技术的集成推广和运用，负责农机购置财政补贴的审批办理等。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农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借推广新型农机具、培训农机手之际，帮助经销商宣传、推销农机设备，并按销售额提取“推广费”。如昭阳区农机站长张某，利用职务之便为农机销售商推销微耕机、拖拉机等农机，在20xx年至20xx年期间共收受多家农机经销商贿赂14万余元。

(三)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原因

主观方面表现为：

1、法制意识淡薄。从涉案的10多名农机系统管理层人员的情况调查发现，大多数在农机管理的能力方面表现较强，对自己职能职责认识得清、能兢兢业业工作，还积极参与许多政府中心工作，却忽视了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纪律、法律的学习，认为商业贿赂是普遍现象，办事找关系送钱送物大家都是这样，送上门的好处不要是傻子。因而，导致法律意识薄弱，单薄的思想防线在各种利诱的冲击下一触即溃。

2、受金钱至上腐朽思想侵蚀，廉政防线不攻自破。纵观农机系统的管理人员，无论是站长或是副站长，乃至局机关领导，都是生活富足，家有房产，收入不菲，但在社会的一些不良环境影响下，一些干部未能经受住利益的诱惑和考验，在糖衣炮弹的一次次轰炸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侵蚀和腐朽了自己的思想，进而一步步向罪恶深渊迈进，一发不可收拾。

3、不良嗜好迫其铤而走险。有一位嫌疑人曾经这样说道：“全市农机站长有许多是我的同学，我十分了解，以前大家太朴实了，都是因为玩麻将手中宽裕点才都出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追求和放纵下，农机部门一些人的不良嗜好渐渐突显，以致将黑手伸向惠民资金，贪污受贿，大肆侵吞套取国家农机补偿款。曾有几个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调查中，对自己贪污受贿的资金去向难以启齿，没有存款、没有用在家庭、没有用在子女就学。在办案人员的法律攻势、政策攻心下，答曰：都整去打麻将了。他们“血战”了人生，输光了前程，击溃了亲情。

四是攀比心理作祟，补偿欲望强烈。从个人因素来看，基层农机管理工作长期以服务“三农”为主，常常与机具和农民打交道，工作非常辛苦，且单一枯燥，而现行体制下，农机管理人员的收入往往与其工作强度有一定的差距，与一些高收入的行业工作相比，容易发生个人心理上的变化，特别是容易产生居功补偿心理而诱发职务犯罪。曾有一名主任在交待自己的问题时这样说到：“费了这么大的力从上面争取资金补贴农户，眼看用不完又要被财政收回去，太可惜了，不如把它套出来用掉”。

客观方面则表现为：

1、价格虚高，丰厚的利润空间导致贿赂案件多发易发。通过办案，我们发现同一品牌、同一规格农机具的市场销售价往往要比享受农机购置补贴采购的机具价低得多，而且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机具时常伴有拼装、组装成份，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低劣质产品充斥市场导致商家有丰厚的利润空间，形成了出手大方的行贿现象。如镇雄县销售机具的一经销商，拿出的行贿资金就高达4、5百万元。

2、监督缺失，给贪污贿赂犯罪孕育了温床。一是缺乏有效的上级监督。按照农机补贴办理和审批的程序设置，农民办理农机补贴手续全部在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完成，且省级部门安排的农机补贴专项资金都直接安排到县一级农机部门。市级农机管理部门虽然对县级农机管理部门批准的农机有审核权，但局限于书面这审核，监督流于形式。二是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农机部门既具体负责办理和审批农机补贴专项资金，又掌握着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的结算大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财政部门对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的监管也仅局限于书面审查，公示制度在实际中也得不到有效落实，对农机部门的外部监督明显缺失。

3、领导不带头廉洁自律，上行下效。无论是贪污还是受贿方面的窝案，都存在站长或副站长起了贪心，一个人又不敢独吞，或是一个人无法运作，或是为寻求庇护，而向上级领导汇报，领导不但没有及时制止下属的违法犯罪行为，却在共同利益的趋动下，默许或签字认可，从而产生了犯罪，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的手下，形成窝案。

4、不切实际的量化任务，给职务案件易发多发埋下伏笔。一些地方政府或是农业系统不充分调查掌握我市农机购置、农机推广的基本数量和要求，而脱离实际一味追求数量，造成具体负责或经办购机补贴工作人员有利可图、有空可钻，导致虚报套取资金，诱发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易发多发。

二、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通过对我市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环节、作案手段、案件特点及致罪原因的分析，结合调查发现的存在不足和薄弱环节，为切实服务“三农”工作，有效遏制农机(具)购置领域职务犯罪，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宣传和“政务公开”力度

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重要的惠农政策，惠及的对象是农民，而办案中发现广大农民朋友对补贴数额和补贴项目并不了解，对农机管理部门工作流程和服务职能也不清楚，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宣传和“政务公开”力度明显不够。因此应扩大“政务公开”范围，进一步促进局务、乡务、站务公开;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和广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广泛宣传补贴范围、对象、原则及操作程序、补贴目录、资金补贴标准，确保农机补贴宣传到位、落实到位，保证政策的公开、透明和群众的知情权。

(二)开展警示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知识讲座，强化干部职工廉洁自律意识

全市农业行政主管机关和具体承担农机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中层以上干部的职业道德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上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职业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认真执行党内监督各项制度，抓好干部廉洁自律，切实解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针对部门领导和重点人群、重点环节定期组织法律法规学习、党风廉政教育、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通过正面教育和反面警示相结合，引导每一个农机管理工作人员算好“五笔帐”，即组织培养帐、亲情悲欢帐、个人成毁帐、家庭安全帐，经济得失帐;自觉做到“四个珍惜”，即珍惜组织培养、珍惜工作岗位、珍惜个人名节、珍惜幸福家庭，抵得住诱惑，始终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同时，要十分注意发现和宣传在各自岗位上拒礼拒贿、廉洁自律的典型，弘扬正气。

(三)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建立和完善长效监督机制

1、明确和强化农机主管部门“监管主体”的职能定位，而不宜作为农机产品流通环节中的合同主体，确保从合同签订到付款、交货的全过程，农机管理部门仅作为监管主体依法审查农户购机资格，不干扰双方交易行为，有效降低行政干预。

2、增强服务职能，减少中间环节，在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试行农机目录经销商经营为主经营向市场经营调节为主转变，推行凡是目录内的农机具，不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只要符合产品质量要求的农机具，由农民自主议价购买，逐步实现产品的流转从经销商→农机局→农户的间接渠道，转变为经销商→农户的直接渠道，促使企业与农户之间达成公平交易、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公平竞争。

3、借鉴涉农补助“一折通”方式，推行购机农户在农机管理部门实名备案及存折发放前在购机农户所在乡(镇)村公示制度，确保“补贴”直接兑现到农民手中，让农民真正受益。

4、搭建阳光交易平台，严格监管农机购置补贴的实施全过程。优化、设立农机交易场所，为农机经销商提供摊位和展销场地，农机经销商负责组织列入补贴目录的农机产品在交易所展示和销售;同时，建设完善信息发布、交易管理、售后服务、技能指导及投诉备案功能齐备的专网平台，适时监控农机补贴申请、协议上报、审核、供货审批、补贴资金结算等环节，做到程序严密、运行透明。

5、注重发挥政府监督、部门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切实改善“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平级监督太软”甚至监督缺位的局面。加大地方政府监管力度，有效整合政府、财政、审计、专门机关等相关部门监督职能，形成合力，有针对性地对农机补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要充分发挥部门纪检人员的监督、检查作用，对各县区农业局分管副局长、购机办主任、县乡农机站长在工作流程、执行制度上实行严格的廉政风险防控，把严格程序、严肃纪律、廉洁自律，贯穿于农机工作的各个环节中。

6、严格社会诚信体系和市场廉政准入制度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与检察机关共同形成严惩行贿犯罪工作合力，不使任何一名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个体、私营企业在我市有遂行“潜规则”的市场空间，以达到彻底净化市场空气，保护干部的目的。

劳动争议类案件立案之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合同制度的建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法院受理劳动争议类案件在数量上呈现遂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劳动者关于工资、解雇、工伤、社会保险、侵犯人身自由的争议明显增加。劳动争议类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审理此类案件中不仅要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还要参照适用国家有关劳动政策及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鉴于此类案件的复杂性，笔者从立案的角度出发对此类案件的受理谈一点浅显的认识。 所谓劳动争议又称劳动纠纷，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中所产生的争议或纠纷，它是基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而产生的。     一、关于案由     我国《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规定的劳动争议类案由只限于劳动合同纠纷、集体劳动合同纠纷、事实劳动关系争议及劳动保险纠纷这四类。笔者认为此四类案由不足以反映劳动争议案件的性质，种类和特点，此种划分显得过于宠统，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大量以劳动争议纠纷为案由的情况，案由确定不能够准确反映出案件的性质和特点。鉴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可否根据《劳动法》及“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将劳动争议类案件的案由分为以下几类： 1、因用人单位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引起的纠纷； 2、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 、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的规定引起的纠纷； 3、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纠纷；其中包括终止、解除、变更、续签劳动合同产生的争议。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劳动争议纠纷，如转移劳动档案纠纷等； 另外，还可以在以上四类的基础上加以细化，如因保险引起的纠纷中又包括因工伤、医疗、生育、待业、养老保险等引起的纠纷。     二、关于仲裁前置程序     劳动法第79条规定：“争议发生后，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明文规定了劳动争议类案件只有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不服或对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不服的法院方能受理，这即所谓“仲裁前置”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该“前置程序”越来越不适应现今社会对劳动者保护需要，甚至从某些方面削弱了对劳动者的保护，阻碍了劳动力的发展。理由如下： 劳动法第82条对申请仲裁时效作了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相关法规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样，仲裁时效就限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0天内， 60天的期限与“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中6个月的时效规定在时间上大大的缩短了，况且劳动者权利被侵害只有发生争议的前提条件而非必然之结果，司法实践中按此规定执行的“前置程序”大都名存实亡而留于形势，所以该种“先裁后审”体制在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利益上的缺点和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亟待改革的。笔者赞同在劳动仲裁与诉讼的关系上实行“或裁或审”、“当事人选择”的体制。 1、所谓“或裁或审”即仲裁与诉讼相互排斥，适用仲裁就不能适用诉讼程序，反之亦然。 2、所谓“当事人选择”即把仲裁与诉讼程序的选择权完全赋于当事双方，实行协议优于申请、申请在先和诉讼优于仲裁的受理和管辖原则。具体的就是当事人协议选择何种处理程序，就只能采用何种程序，单方的申请不能改变协议的选择；若双方无协议，则适用当事人一方选择并申请的程序；如一方申请仲裁，而另一方申请诉讼，以优先申请的为准，如在同一时间一方申请仲裁而另一方申请诉讼，则适用诉讼程序。     三、关于主体 1、劳动争议类案件因存在“先裁后审”的程序，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并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起诉，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将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但法律规定此类案件应以当事人双方为原、被告；而不应将仲裁委员会作为被告。 2、法律规定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与劳动争议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依法可以参加诉讼。如裁决结果要求第三人履行某些义务，第三人不服的，可作为原告起诉，而被告则为仲裁程序中的其它当事人；如第三人未提起诉讼，法院在审理其他当事人提出的劳动争议案件时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     四、关于工伤纠纷的立案     所谓工伤即劳动者因履行劳动合同，在工作中受到的伤害，包括因工受伤、致残、死亡以及患职业病等等。劳动者的工伤认定由劳动行政部门确认，一经确认即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在遭受职业危害而患病或死亡、致残后能及时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并得到相应的待遇。近年来，有相当多的企业尤其是个体经营者及私营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工伤事故发生后不积极主动为职工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待遇申报，等受害职工到劳动行政部门要求仲裁，又被仲裁机构以超过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持劳动行政部门的“不予受理通知”向法院起诉，要求企业为其办理工伤确认及伤残等级和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待遇。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立案人员会以劳动争议类案件给予立案，然后由法院委托劳动行政部门为其作工伤确认和伤残等级及劳动能力鉴定。笔者认为这样不妥，正确的方法应当是： 1、职工及其亲属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行政机构申诉，要求认定工伤；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只要符合受理条件，仲裁委员会就应受理而不应以超过时效为由不予受理。 对劳动社会保险行政机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2、职工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行政机构申请，要求伤残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当事人对伤残等级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职工对劳动仲裁委员会在处理工伤方面的劳动争议过程中委托劳动鉴定委

员会所作出的伤残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不服的，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应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进行，经过仲裁不服的法院应当立案受理。 3、职工因工伤待遇给付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属于劳动争议，经过仲裁程序后不服的可向法院起诉，但是职工与社会保险机构发生的工伤待遇给付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职工可向社会保险机构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大力实施“三个三”工程，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信访工作

完善三个机制  实施三个转变  搞好三个结合

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信访工作

今年以来，我们高里镇党委、政府切实提高对信访工作的认识，立足本镇实际，从完善“三个机制”入手，实施“三个转变”，搞好“三个结合”，真抓实干，标本兼治，使全镇信访量大幅度下降，没有发生一起到区以上越级上访事件，有力地促进了全镇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们的做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完善三个机制，强化领导责任

一是信访工作责任机制。首先，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分管副书记任副组长，信访办、纪检、组织、经管、司法、民政、派出所，负责同志任成员的信访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有关事宜。其次，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部门。规定信访、纪检、司法部门是信访工作第一责任部门，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分管的副书记是直接责任人，包村干部是具体责任人，真正做到信访工作具体抓、抓具体。第三，强化第一道防线。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作为村级信访工作责任主体，采取联系困难户、联系离任干部和老党员等办法，及时了解和掌握村内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二是信访工作督查机制。为了保证信访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我们建立了两项督查制度。一是信访例会制度。镇党委每半月召开一次信访工作例会，每月召开一次民情分析会，针对农村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排查，并对信访案件进行调度，分析原因，制定解决措施。二是领导包案制度。即对重点信访案件或问题，由党委书记签发包案责任书，确定解决问题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期限，信访办督办调度包案情况。今年以来，党政班子成员亲自督办、包办信访案件   件，使  件久拖不决的信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三是信访工作激励机制。年初，镇党委、政府与各村各部门单位签定了《信访工作责任书》，印发了《信访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将矛盾排查、问题调处、信访量、重信重访率、结案率、越级访、信息反馈等列为信访考核内容。由信访办负责考核，坚持月通报、季总结、半年初评、年终总评，随时掌握目标运行情况。在奖惩兑现上，实行“三挂钩”，即信访工作实绩与物质奖惩挂钩、与政治荣誉挂钩、与职务升降挂钩。镇党委规定，对工作考核不达标的包村干部、村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不得评为先进；对抓信访工作不得力的包村干部，年度内不予提拔使用。二、实施三个转变，改进信访工作方法

一是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开展了以“进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为主题的进门入户解疑排难活动，全镇党政班子成员每人包两个村，机关干部每人包一个村，每周至少拿出两天时间进村入户听取群众意见。并记好“包村日记”，镇党委每隔一段时间听一次汇报，并调阅包村日记，看包村干部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通过这一活动，党政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与群众的心贴的更近了，了解的问题更多、更真实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实际有效了。本镇×村村民，因（事）想到区委上访，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在下访时发现后，立即现场办公，通过（措施），解决了（问题）。村民们高兴的说：“有问题在家门口解决，再也不用上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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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事再审案件调解难的调研报告

目前，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难度增大，再审案件调解相较原审更是难上加难，再审调解成功率相对较低。笔者作为从事审判监督工作多年的法官，对再审案件调解难问题感触颇深。为探求再审案件调解工作规律，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率，结合本院五年来的民事再审案件审判情况，对当前再审案件调解难问题作以探讨。

一、再审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XX年以来，共审理民事再审案件30件，其中调解结案的仅为5件，调解率仅为16.7%。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再审案件调解率很低，造成此结果有诸多原因。

（一）现行法律对再审案件调解的规定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权，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规定的是法院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调解的规定。XX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当然，民诉法总则第九条的立法精神是调解应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对再审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也是法官应做的工作。但对再审案件的调解在理论方面还有争议，在法律规定上还有盲点。

（二）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积怨久远。提起再审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在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平台基本被破坏殆尽，调解难度相当大。这是再审案件调解难的最大原因。

（三）再审案件来源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使调解失去当事人的配合。即使经反复做其工作后能勉强愿意调解，因为误解较深，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审案件案情复杂、疑难。再审案件多是经过一审、二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因案件已经多次审判且历时久远，错综复杂的事实更难以查清。加上当事人坚持己见，一争高下，赌气打官司的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对这类再审案件调解也是相当难。这类案件一般以合伙纠纷案件居多。如我院审理的薛丽、薛晶与史顺利、史经来合伙纠纷案及郑宏斌与尹前发合伙纠纷案。该两案均属合伙纠纷，因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没有规范的协议和帐目导致发生纠纷，且案件事实经一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后更加错综复杂，事实认定难上加难。双方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已不是纯粹的诉讼，而是打赌气官司，让双方坐下调解都非常难。

（五）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关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有顾虑，庭审合议后交审委会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想惹火烧身。

（六）再审中当事人不到庭造成调解难。有的法人主体灭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规避既判义务，或有的申诉方申诉动机就是为拖延或逃避履行义务，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调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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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赡养案件上升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已逐渐进入老年社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是每个公民的责任，然而近几年赡养案件有增长趋势，根据某法院有关情况的统计，二0XX年共收赡养案件45件，XX年共收赡养案件63件，XX年共收赡养案件68件，XX年头两个月就收赡养案件24件。     一、赡养案件上升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赡养案中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城市不少夫妻双双下岗或者一方下岗，收入较低，经济来源受到限制，只有靠打工来维持生活，子女上学，生活处于困难期。而农民经济不发达，再加上农村及相关组织对他们政治思想工作做的少，道德观、价值观宣传教育少了。久而久之，子女打骂父母的现象出现了，不赡养父母的现象也多起来了。加之，一些老人社会保险意识又很淡薄，不能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养老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障等物质帮助。    （二）公民素质原因     1、有的父母年轻时只知道自己辛苦操劳，而不知道和自己的子女沟通、交流，从生活上、学习上去关心、爱护，对子女缺乏了解，从而导致父母和子女之间无感情、无亲情之言。等父母到了一定的年龄，无劳动能力了，生灾害病了，子女同样对父母也是漠不关心，有的甚至还虐待父母。     2、有的父母，在分家析产时不能做到公平对待。有的子女则因分家不公而不赡养，认为谁多得财产谁多尽赡养，未得财产就不尽赡养，法院要判赡养就重新分家。有的则认为不要或者放弃财产就可不尽赡养义务；有的甚至要求先分父母财产，然后再谈赡养，要求法院判赡养时把被赡养人财产、丧葬费一并下判，就是说父母未死先继承。     3、老年人在平时帮助儿女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时，做的多了、少了，子女认为不公平以及其它原因产生一些矛盾。有的因为性格上的差异，双方都不能容忍对方的一些行为和做法，如会赌钱，喝酒等。从而导致父母子女间互不说话，互相猜测。无理要求法院要判决赡养就必须加上老人必须帮助子女做些什么事或者改变什么行为等内容。     4、有的子女在外地工作，顾及不了家中的父母。但也有的则是只顾着自己在外逍遥生活，吃喝玩乐，出入高级宾馆、赌博、嫖娼、甚至有的包二奶，甚至出现有钱养宠物狗，无钱赡养老父的情况，还有的家里养两条狼狗而不肯给付父母赡养费的当事人被法院拘留的，更有甚者有房屋不给父母住，而让其住猪圈的。有的在外生活半年、一年、甚至几年不回家，怎能还有那份孝心？那里还顾得上在家父母的温饱呢，更谈不上尽赡养义务了。     5、有的个别家庭，妻子当家，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得由妻子说了算。现在妇女同志的地位确实提高了很多，她们在生产、生活中显示出了应有能力。但她们就是和公婆的关系比较紧张，每到给粮、给生活费时，总是吵吵闹闹，有的甚至大打出手，达到阻止自己丈夫尽赡养义务的目的。而法律又规定赡养的义务无特殊情况只能由自己的子女来履行，对不讲理、不懂法的儿媳也就没有办法，着实让人们无奈。     6、有的兄弟娣妹七、八个，他们的父母却无人赡养。子女之间相互观望，相互推诿，你看我，我看你，导至老人生活无着落，精神痛苦。     7、有的子女以老人退休时未让其顶职，现在生活不如其他兄弟姐妹为由而不赡养；有的以父母未让其读书或少读书，自己文化程度不如其他兄弟姐妹为由而不赡养；有的以老人未让其学手艺，自己无一技之长为由而不尽赡养。     8、 有的子女以男子入赘或者女儿已嫁出为由，对父母不尽赡养；有的认为自己的养父母、继父母不是亲生父母而不尽赡养；有的则是认为自己被收养的，关系恶化了或解除收养关系了而不赡养；有的认为小时跟爷爷奶奶生活长大的而不赡养自己的父母。     9、有弟兄、姐妹分别赡养父母，也就是一个子女赡养一个老人。由于其中一个老人先死亡了，另一个子女就不愿再独自赡养活着的老人了，认为应该由全体子女来共同赡养活着的老人。     10、有的孙子、女或外孙子、女不能承担已丧失子女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赡养义务，他（她）们认为已隔代了，老人是死是活与己无关。     以上的当事人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平时又不注重法律的学习，不知法、不懂法，私心太重，眼睛盯住父母的房产和有限的劳动能力。有钱便是娘，无钱是包袱。对待老人往往是不给粮食吃，不给零花钱，不给钱看病；有的对父母平时、生病时采取不闻不问，缺乏物、钱和精神赡养；有的甚至还欧打父母，给予肉体上和精神上折磨。     二、应对措施    （一）快审、快结、着重调解     1、适应案件主体、标的的特殊性的要求     我们在审理婚姻案件时，调解和好是处理婚姻案件的必经程序。赡养案件也属婚姻家庭类案件，它们都是因为当事人是特殊的主体，案件的性质又不同于其它案件。虽然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款要求在处理赡养案件时必须经过调解程序，但我们可因这类案件的当事人的特殊性，要解决的矛盾是家庭内部矛盾，争议标的亦有一定的特殊性，争议的标的基本上也是被告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义务方所提出的抗辩的理由，一般也是不能成立的，法律是不会支持的。子女赡养父母是法律规定其必需履行的义务，不允许附加任何条件的，是法定的，无期限的义务。故我们有理由说在审理赡养案件时，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首先进行调解处理。     2、明确责任，注重调解     调解可以在庭前、庭后、或者审理中任何时间进行。调解可以邀请被告的妻子和所在村、街道相关成员到场傍听，必要时可以让他（她）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样可以让她们学习法规、了解法律。     调解前承办法官可以就此类案件的过错给予明确指出，强调原告在无过错的情况下，被告不履行赡养义务是绝对不行的。话说回来即使原告有一定的过错，

被告应该赡养的还是要尽赡养义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和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法律还规定除非犯有伤害罪、遗弃罪、虐待子女罪的父母和犯有奸污女儿的父亲，才丧失要求被害子女赡养的权利。调解要在～、讲理、讲情的基础上进行，做到情理结合，法理结合，使当事人能主动认识到自己不赡养老人的错误性。     同时，承办法官可以在调解书或判决书正文后面，根据个案情况，添上几句法官后话。如：摒弃前嫌，真诚相待，重修亲情……无论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都将意义深长。对以后的调解、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履行也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家庭的矛盾也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化解，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     （二）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     现实生活中有些赡养案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有的当事人经过承办法官反复做工作，有的能认识自己不赡养老人的错误性，能对案件进行调解处理。而有的则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任由法院来判决。判决后他们就是不兑现，到了执行阶段还不配合执行。对于这样的当事人，执行人员可以对其严格教育后，如再不能自觉履行的，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也可以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对那些不讲理的儿媳，可以以防碍执行公务为由，让其受到教育、震撼，直至受到相应的制裁。     执行过程中，做到快、灵、活，该采取强制措施的坚决采取，决不手软，坚决杜绝赡养案件打白条现象，做到执行一件教育一片，达到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结合。就在近两年，执行中就曾出现过因不给父母一年150元赡养费而被法院行政拘留和罚款的当事人，也有家里养两条狼狗而不肯给付父母赡养费的当事人被法院拘留的，更有甚者有房屋不给父母住，而让其住猪圈的等等。     （三）完善养老制度的改革，从源头杜绝案件的上升     今年是“四五”普法教育最后五年的第三年，经过三个五年的普法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大大增强了。可以肯定的说，全国各族人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水平、执法能力等等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我国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除了宪法、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规定外，四年前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益保障法》。该法对弘扬民族敬老、养老的美德，营造全社会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良好氛围提供了法律依据。     1、大力改革和发展养老制度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文明程度大大增强，他们在倡导社会主义的家庭观，自觉控制人口的增长，不谈多子多福，讲究优生优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实行男女平等的养老方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养老的困难，城市养老也不能说没有困境。过去靠退休工资养老的方式将逐渐被养老保险所替代，但也有一定的风险，退休金可随国家的物价上涨而上调，而养老保险金则没有可能上调，这就是风险。今后一对年轻夫妻将承担四位（双方父母）甚至八位（双方父母、双方祖父母）老年人的赡养义务，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肯定是难以满足老年人的要求。故改养儿防老为投保防老的养老方式势在必行，把家庭赡养与社会福利机构托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已刻不容缓。建立以家庭赡养为主，社会福利机构托养为辅的养老体系。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家庭赡养与抚养最贴近老年人，是需要弘扬的养老传统。国家工作人员、工人、个体劳动者、农民等均可参加养老投保。实现年青时省钱投保，年老时终身受益；年青时节俭多投保，年老时多得保平安。     2、采取相应措施，完善相关组织职能作用     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老年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增加对老年事业的投入，并鼓励社会各方面投入。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全社会应当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宣传、教育活动。青少年组织、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养老的道德教育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通过教育使大家明白，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老年～益保障工作。各级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基层民调组织和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应当反映老年人的要求，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老年人服务。我们应清楚地看到，有很多老年人在情与法之间，一味重视亲情，往往自己吞苦果，而不愿上法庭。这充分说明在基层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力争做到调处一件，教育一片，自身、他人都受教育。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     （四）大力宣传法律，加大教育范围     各级组织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如黑板报，村、乡广播站，社员大会，党员培训班，学校教育等等方式、方法进行大力宣传法律。让公民知道，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歧视、侮辱或者遗弃老年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对拒不执行扶养费、赡养费判决或裁定的，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扶养的成年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等等是法律的规定。任何人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让老年人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保障原则。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调研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9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并于2019年6月1日正式施行。该法在**区的实施情况如何?从我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可见一斑，为此，笔者就该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情况

(一)刑事案件。我区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为刑事案件。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保护为立足点，教育为着力点，切实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未成年人，均适用缓刑;三是开庭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且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为其指定辩护人;四是通知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五是一律不公开开庭审理;六是对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被告人;七是坚持当庭法制教育，使未成年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八是认真总结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和相关部门、单位沟通，共同做好工作。

(二)民事案件。近年的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主要为婚姻家庭类案件、继承案件及侵权案件。离婚、监护等案件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听取有表达意愿、表达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来处理;继承案件中，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保障独立的财产权;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及时处理、及时结案，保障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侵权案件中，如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案件，在尽快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及时主持调解，督促责任人尽快赔偿被害人，让受害人能及时得到救助。

(三)行政案件。主要是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案件。如某网吧因为容留未成年人上网而受到行政处罚，网吧不服向法院起诉的案件。

(四)执行案件。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执行案件，主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执行兑现。对于无执行能力的案件，则依靠联动执行机制和执行救助机制，灵活解决当事人的困难，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五)法制宣传教育。要积极组织开展“送法六进”活动，深入学校举办法制宣传讲座，以案说法，教育、引导学生学法、懂法、守法。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促使新生少年健康回归社会。法院要积极开展巡回审理、判后回访、模拟法庭、电视宣传、结对帮扶等活动，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使未成年人处处感受到社会的阳光和温暖，促使他们健康成长。

二、未成年人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和成因

(一)社会联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机制未建立完善。工作中，未形成系统工程，仍然呈现“八仙过海”的局面，法院、公安、司法、群团组织、关工委大多时候仍是各自为战，协调配合不足，未形成合力。亟需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协调下的联动协作机制，将其纳入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统筹安排，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做好工作。

(二)法院少审机构不健全。就全国法院系统情况看，除试点中院、基层法院外，绝大部分基层法院还未成立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有的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部附设了“少年审判庭”，机制、制度、保障不配套，不利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和综合管理。

(三)需强化家庭和社会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一些负有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机构、部门认识有待提高，工作中未严格依法办事，致使不时出现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一些家庭和家长不负责任，把家庭的未成年人当成“私有财产”，甚至放任自流，导致个别子女走上歧途。

(四)法制宣传教育仍需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习、宣传不够深入，贯彻落实不够有力，致使存在“误区”、“盲区”，不利于法律法规的执行。

三、继续做好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建议

(一)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按照“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少年法庭工作八字方针，推动完善少年法庭审判管理工作。及时出台完善审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司法解释，统一设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从组织机构上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要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严格执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的方法和步骤，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

(三)加强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力度。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办案人员要专业化、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实行社会调查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些诉讼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使法院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更有针对性，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创造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的条件。因此，法院对相关立法精神要深入进行解读，联系实际狠抓落实。

(四)建立回访制度。回访的对象不仅仅是未成年缓刑犯，还应包括其他判处监禁刑的罪犯，以及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的未成年当事人，了解法院的裁决对其生活的影响，鼓励失足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五)强化法制宣传教育。要在党委、政府青少年工作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协调法院、公安、司法、共青团、妇联、文化、关工委等部门联动协作，采取举办法制讲座、文艺演出、以案说法、模拟法庭、现身说法等多种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民事案件多次开庭审理的成因与对策

开庭审理，是一审民事案件（含经济纠纷案件）必经程序，也是整个民事诉讼中一个最基本的、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审查核实证据，分清是非责任，正确适用法律，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最后作出公正的裁判。通过开庭审理，对于贯彻民事诉讼法的各项基本原则，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法官的责任心，保证正确处理及裁判的顺利执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案件，开庭审理以多少次数为宜，民诉法没有作出限制性规定。由于每个案件情况各异，复杂多样，因此一个案件是一次开庭结案，还是二次甚至数次开庭结案，应当从实际出发，因案而异，具体案件具体对待。但是，对凡是能够一次开庭结案的，应尽量作一次开庭结案处理，以最低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诉讼效益。从当前审判实践中来看，有为数不少的案件不应该多次开庭审理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致使案件审理周期长、超审限、积案多、效率低下。本文试对多次开庭审理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并研究其对策。 一、多次开庭审理的原因 民事案件多次开庭审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定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因素构成。 1、法律规定可以延期开庭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2、法律赋于当事人的权利在开庭前没有行使的。根据民诉法规定，①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而坚持要求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的；②一方当事人要求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提出反诉，而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要求答辩或提供新的证据的；③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需要追加当事人的；④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或者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的。 3、因证据问题而多次开庭审理的。发现证据有问题，需要再次开庭的，主要有：一是当事人无限期举证。当事人庭前不举证或举证不能，庭审中由于证据不足，要求休庭补充证据；有的当事人采取“挤牙膏”式的方式，每次开庭都要求补充新的证据；还有的当事人举证无重点，庭审中大量举证，提供多个证人线索和有关材料，使当庭无法质证。二是当事人不提供证据原件，庭审时，一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证据的复印件有异议，要求与原件核对，而另一方当事人没带证据原件，需要重新开庭对原件进行核对和质证。三是怀疑证据的真实性，且当庭无法判断，需作现场勘验或司法鉴定，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必须对勘验的情况和结果以及鉴定结论重新开庭质证才能认定。四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取集证据，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无法认定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 4、因庭前准备不足而多次开庭审理的。审理前的准备是民诉法规定的法定程序，但有的法官片面强调“直接开庭”、“一步到庭”，而忽视庭前必要的准备而盲目开庭，主要表现在：①对诉讼文书的送达不符合法定要求的；②对当事人的诉讼代理手续是否齐全或授权是否明确未进行审查的；③没有认真审核诉讼材料，依当事人的申请没有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或者庭前能够调解解决而未进行调解的；④未能指导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诉讼，围绕自己的主张举证的；⑤对本案的诉讼主体有无漏列、错列现象审查不细，未能及时要求当事人更换、追加诉讼主体，或者依职权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的；⑥合议庭成员不了解案情，不明确自己在庭审中的职责与分工的；⑦疑难、复杂案件未进行庭前听证，或者召集双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帐目的；⑧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价格、质量、数量、结算方式、损害程度等分歧较大，需要委托有关专业技术部门作出审计、估价、鉴定或现场勘验而未采取的；⑨答辩期未届满而一方当事人尚未提出答辩意见并且不愿意放弃书面答辩的情况下强行开庭的；⑩盲目将所有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使很多案件在审限内不能结案，后不得不转入普通程序，而导致再次开庭的。 5、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偏低。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官受自身业务素质的影响，驾驭庭审能力还较弱，尚未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出现不少两庭、甚至多庭审理才能结案的情况，主要表现有：一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不大，对改革没有压力和紧迫感，庭审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一套上去，习惯于老规矩、老框框行事，开庭流于形式，走走过场；二是有的法官对案情不熟悉，不研究，案件中存在的多重法律关系认识不清，听任当事人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三是有的法官对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难点、疑点没有充分预见，不能围绕重点去引导当事人进行举证、辩证和质证，庭审中盲目性较大；四是有的法官当庭认证、说理上不充分，随意性大，缺乏分析、判断能力，导致庭审结束，当事人也搞不清那些证据被采纳，采信与否的理由是什么；五是有的法官驾驭庭审的心理素质欠佳，庭审中如遇到当事人在庭上纠缠时缺乏沉着、冷静，或者遇到突发事件时不知所措，反应不灵敏，处置不果断。 二、解决多次开庭审理的对策 民事案件出现多次开庭审理（法律规定以及必要的再次开庭除外）有悖于公正、高效原则，既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牵扯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增大了诉讼成本，人为地延长了办案周期。这既不利于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也不方便当事人的诉讼。这样长期下去人民群众是不会满意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以下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一）依法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赋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可以延期再次开庭审理的，是否准许，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情况作出决定。如果当事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有正当理由的，应再次开庭审理，以确保案件的质量，不能剥

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然，也要防止有的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造成反复开庭，重复劳动，拖延了办案时间，审限内不能尽快结案。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无正当理由的，确无必要延期审理的，应当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二）充分做好庭前准备工作。首先要解决好认识问题。审判方式改革之所以强调“直接开庭”，是针对以往有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已经习惯了陈旧的，老一套的诉讼模式。“直接开庭”并不是毫无准备地盲目开庭，也不是忽略做好庭前准备而“一步到庭”，而是在做好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后直接开庭。案件的庭前准备是开好庭的前提条件，是法定程序。因此，庭前准备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有充分做好庭前准备工作，才能减少开庭次数，保证庭审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其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庭前准备。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等对如何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忽略，不可逾越。如果是法官由于忽视庭前准备工作而重复、多次开庭导致超审限的，应当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再次，庭前准备工作具体操作由立案庭（或书记官处）和审判庭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密切配合，协调运作，不能相互推诿，要扎实地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三）建立限期举证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对当事人举证时限未作明确规定，但这又是审判实践中尤其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而必须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这个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也难以把握，如 “合理的期限内”的期限以多少日为宜？“申请延期”是申请一次还是数次？当事人不按该规定的期限执行，应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均不甚明了。由于举证的期限没有限制性规定，就没有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所以当事人并不认真执行甚至故意保留重要证据，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造成对方措手不及，为其收集对抗证据制造困难，或者在二审、再审期间再提交新的证据，这有损司法权威和审判工作的严肃性。笔者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限制当事人的举证时间，作出明确的举证期限，以利各级法院统一执行。     （四）推行庭前听证和证据交换制度。民诉法对庭前听证未作规定，仅要求审判人员在审理前“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开庭前，合议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帐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根据这些规定，笔者认为对较为复杂、疑难的案件一般均可适时安排当事人庭前到庭听证或交换证据，由双方当事人出示支持各自主张的证据原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庭前听证或交换证据，可以固定庭审中的证据，理清双方争执焦点，明确庭审重点，还可以对当事人提交不足的证据给予举证指导，或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或由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以及进行鉴定、勘验和审计等，避免因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的新证据，需核对而多次开庭的情况，既可大大缩短庭审时间，减化庭审程序，又能防止当事人搞突袭举证，做到庭审“一堂清”，提高一次开庭结案率。笔者建议民诉法修改时应将庭前听证和交换证据加以规范并作出具体规定，使之成为一种诉讼制度。     （五）实施审判流程管理。审判流程管理主要内容是直接排期开庭和审限跟踪，分离审判权和程序控制权，是以立案庭为中心枢纽，以各合议庭为支点的审判管理机制。实行审判流程管理，增加了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及时了解掌握审判动态，又使合议庭工作有计划、有规律地进行，避免开庭的随意性和拖拉，发挥审判流程中监督和制约作用。具体操作上，一是排期开庭，立案庭在案件立案后，可根据案件不同类别，繁简程度，法定期限，合议庭存案情况，排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开庭日期、开庭地点等，并予以公告，然后将案件移送审判庭。二是审限跟踪，由立案庭统一制作一案一表的“案件流程管理情况表”，对案件各个环节由承办法官填写，立案庭汇总，并每个月向全院通报跟踪情况。审限到期前一个月，由立案庭对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催办，促使法官速办快结，可有效地控制其开庭审理的次数。     （六）加快提高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庭审是一门艺术，必须要有坚实精深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才能娴熟、从容地驾驭庭审。针对当前法官队伍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为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必须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着力提高法官专业技能和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首先，加强法官的业务培训，是提高法官业务的基本途径，是尽快提升法官驾驭庭审能力的前提条件。业务学习和培训方法是多方面的，除坚持平时业务学习制度外，还应鼓励和支持法官参加自学考试、专升本函授、法律院校进修等，不断优化法官学历层次和文化结构；还可以集体组织法官参加各级法院的业务培训、专家授课、专题研讨、业务会议等，在实践中提高法官法律专业知识。其次，选拔一些审判业务素质好、庭审经验丰富的审判长多开示范庭、观摩庭，可由院、庭长或优秀的审判长先行一步，率先垂范，并组织法官旁听、观摩，庭后组织讨论评议，以期达到以点带面、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再次，推行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促使一批审判业务骨干脱颖而出，实现审判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的组织、指挥、协调作用，真正履行好其职责，带动全体法官整体素质的提高。

浅谈执行案件中涉及被执行人离婚逃债问题的处理

浅谈执行案件中涉及被执行人离婚逃债问题的处理    在目前的执行工作中，被执行人采取离婚手段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执行立法中的相应条款却是一片空白，在执行中如何操作，能否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共同被执行人等等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下面笔者对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离婚逃债如何处理谈谈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一、被执行人离婚逃债情况简介 1、进入执行程序后，涉及被执行人离婚逃债的情况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1）债务产生后，未进入诉讼程序，债务人便和其配偶离婚，以逃避债务；（2）执行法律文书诉讼过程中债务人和其配偶离婚逃避债务；（3）执行法律文书生效后未进入执行程序，债务人离婚逃债；（4）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离婚逃避债务。 2、离婚逃债途径主要有：（1）通过法院（本院或其它法院）调解离婚，双方达成和解协议。（2）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离婚。（3）通过公证机关分割财产后，再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离婚逃债等。 3、离婚逃债行为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离婚逃债行为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点：1被执行人必须有离婚逃债的行为存在，即被执行人实施了旨在逃债的违法行为,它是一种违法行为。2、该行为发生在债务产生后，包括（1）债务产生后诉讼前。（2）执行法律文书诉讼过程中。（3）执行法律文书生效后。3、该行为必须是被执行人故意所为。（1）在离婚时向有关机关隐瞒债务。（2）分割债务未征得了债权人的同意，是在暗中对可供被执行财产进行处分的。（3）财产分割明显不公平。有的将被执行人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分给被执行人配偶，有的被执行人配偶分得全部夫妻共同财产，被执行人仅分得少量随身物品，债务都由被执行人承担，以此逃避债务。4、行为人必须是实施离婚逃债行为的人。5、其处分财产尚未被明确为执行标的，即不是法律文书中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也不是已被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是蒋来可能成为执行对象的财产。 二、我国对离婚逃债强制执行制度现状 现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宏观上对恶意逃债问题，已明确了打击力度。XX年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立法解释列举了拒不执行的五种情形，第（一）为“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各级法院领导多次强调：执行工作是确保债权人的债权能够真正得到实现的重要法律保障，法院要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执行各类案件，特别是对恶意逃债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但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接收逃债财产人或恶意串通协助逃债的人，能否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21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第27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追加、变更被执行主体的条款，对此类问题都没有涉及，在执行程序中未明文规定对接收逃债财产人或恶意串通协助逃债的人的强制手段，对被执行人躲避执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各种情况在法律规范方面缺乏相应的对策，只是有关实体法规定了逃债行为的无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2款规定，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约定（财产分割约定）其约定无效。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第四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第七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例合同纠纷，债务人通过离婚逃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离婚逃债问题的处理上，从我国离婚逃债强制执行制度现状看，被执行人通过与其配偶离婚逃债后，造成债权人的财产损失，现还不能通过执行程序迅速解决。因法律还未明确规定在执行程序中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或接收逃债人财产人为被执行人，如果适用《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条款，通过诉讼行使撤消权，不但给债权人造成了很多不便，易造成债权人财产损失，使逃债的人越来越多，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信用环境。 三、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离婚逃债如何处理 在执行程序中，发现被执行人离婚逃债的情况，笔者认为，如果被执行人是在执行法律文书诉讼过程中或执行法律文书生效后与其配偶离婚逃债的，应直接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体现执行工作“效率优先”的特点，体现公平原则。具体处理，可分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婚姻登记机关或通过公证机关分割财产后再通过婚姻机关离婚逃债的，应根据有关实体法认定被执行人与其配偶分割财产的行为无效，再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二是利用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离婚逃债的，不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而是按审判监督程序先撤销被执行人有关财产分割协议后，再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 在执行程序中，虽然目前根据有关强制执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离婚逃债的情况下可根据实体法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但离婚逃债实属一种无效民事行为，其行为应始终无效。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已明确规定：如果依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看出，现有关强制执行法已规定了某些方面可依据实体法裁定追加被执行人。依据实体法行使裁判权，法学理论界原争议很大，现观点基本超于一致，承认在执行程序行使裁判权时，可根据实体法作出裁判，在目前情况下，在执行程序中，可根据实体法认定（离婚逃债）被执行人与其配偶财产分割协议无效，裁定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此做法已在执行实践中得到一致赞同，也得到法学理论界的支持。在执行程序中，裁判权可由执行局裁判庭行使（未设裁判庭的由综合科行使），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实行听证制度，在目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救济手段为允许当事人向上级法院申

请复议。体现“公正、效率”主题。对债权人起诉前，债务人便离婚逃债的，笔者认为，不能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应根据不同情况，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则根据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实体法，保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例如，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就规定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无效。 四、对离婚逃债的处理的立法完善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被执行人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缺乏相应的对策，被执行人离婚逃债后，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债权人依照有关实体法通过诉讼形式行使用权撤销权，其结果是债务人要么达到了逃避债务的目的，要么赢得了时间，债务人“讨了好”，债权人要么失去了债权，要么输了时间，债权人“吃了亏”。要使这一局面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必须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离婚逃债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它既属于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又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它属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列举的无效民事行为的一种，因有关实体法关于离婚逃债如何处理规定的比较原则、简单，条文较少，在执行程序中的措施没有，在具体执行时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难以找到正确处理的依据，经常出现不同的理解和歧义，导致执行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例如法律文书生效后，债务人通过外地法院离婚逃债，执行法院要求外地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撤销被执行人与其配偶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外地法院不予配合、支持或对此问题的处理在观念上存在分歧，则需要上级法院的协调和答复。规范不够是当前产生执行难和执行乱的相当重大原因，做出比较系统的、统一的操作性强制执行规范，是当务之急。为此，笔者建议，应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凡离婚逃债的，夫妻双方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执行程序中，夫妻双方均可成为被执行人，对离婚逃债的构成，则由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这样可以避免法院内部层层请示汇报，必将大大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近几年来，各地农村群众信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问题不断增多，信访数量逐年上升，信访内容日益复杂，信访形式凸显多样，信访难度逐年增加，从表面现象看，农村的信访问题有反映干部作风问题、村组级财务问题、涉农“三乱”问题、政令不通、违法乱纪、医疗纠纷和拆迁补偿问题，等等，牵涉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信访矛盾尖锐对立，情绪异常激化，非法闹访、缠访等等的件数大幅度上升，突发性信访问题和过激行为增多。处理信访问题的紧迫性增强，信访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

近日，按照市委、市政府对政府系统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调研工作的要求和年度安排，我结合自己在安阳挂职工作的特点和实际，对如何有效开展群众和信访工作深入细致地开展了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做法，查找剖析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通过条分缕析认真梳理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以求在下一步工作中，更好地服务领导决策，推进我市群众和信访工作取得新成效、再上新台阶。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做法和经验

近两年来，安阳信访工作紧紧抓住被国家信访局确定为“百千万工程联系点”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试点县这一契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坚持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狠抓案前、案中、案后三个环节，坚持“一升一降一规范”即：“领导规格大升级、工作重心下降、规范信访秩序”。2019年，安阳开展了集中整治信访积案活动，在全省率先成立了训诫教育中心，创新推行了“三位一体”训诫警告教育机制，大力推行信访评估，开展信访救助活动，这一做法被国家信访局在全国推广。全省规范信访秩序依法处置非正常上访工作现场会在安阳召开。安阳也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信访工作先进县、建国60周年庆典期间维护稳定暨信访工作先进县，被省委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评为“2019年度信访工作显著进步县”，被省委zd委评为全省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先进县。今年以来，安阳创新工作方法，在全县着力实施了信访“六大工程”，即：“领导抓、抓领导，真正把信访工作提升为“一把手”工程;优先抓、高定位，真正把信访工作确立为社会稳定核心工程;建网络、促联动，真正把信访工作打造为系统工程;降重心、强根本，真正把信访工作强化为基础工程;建规划、促规范，真正把信访工作创建为法制工程;重探索、求突破，真正把信访工作拓展为创新工程”。安阳“六大工程”的扎实开展和信访群众各项工作的全面推进，使得全县信访形势在继续保持平稳态势的基础上，各项工作得到进一步转变和提升。据统计，今年1至11月份，全县未发生一起赴京非正常上访、集体上访和赴省集体上访， ， ， 。

二、当前存在问题和特点

近两年来，尽管全县坚持信访高压态势，使信访形势保持基本平稳，但是，在认真梳理全县信访群众工作以上做法经验的同时，在调研中也发现了一些工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工作中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信访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影响了基层群众信访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妥善处理。一是厌战懈怠情绪蔓延。部分乡镇和单位的领导对当前信访形势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能正确分析判断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性，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具体表现在思想滑坡、力度减弱、标准降低、投入减少。二是大局意识淡薄缺失。个别单位和领导在处理信访问题上避重就轻、拈轻怕重，将矛盾上推下卸、左推右扯，甚至有个别单位对信访老户放任自流，不闻不问;乡镇与乡镇之间、乡镇与部门之间缺乏沟通，解决问题的责任及稳控责任划分不清，相互推诿扯皮、激化矛盾。三是制度落实流于形式。领导接访制度落实不到位，领导不能按规定接访，仍然存在脱岗、漏岗现象，有的根本不接访。一岗双责制度落实不好，个别领导对自己分包乡镇、分管部门的信访问题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信访工作没有部署、没有安排、没有参与，没有真正形成“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头上有指标”的齐抓共管局面。信息报告制度落实不到位，信访信息报送不及时。四是矛盾纠纷排查不深。排查流于形式、走过场，不深入、不细致，全县每月的排消会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平均在40起之内。其中，有一个十多万人口的乡镇，一个月召开两次排消会，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竟然是0，但是该镇每月到县以上的上访都在10多次以上。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全县绝大多数乡、村排查工作开展力度不够，或者说基本上根本没有开展。五是信访评估开展不细。大多数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应该事前评估却没开展。六是解决问题措施不力。化解信访老户的办法仍然不多，个别信访案件久拖不决，上级信访部门多次交办，但群众长期得不到稳定。七是部分干部作风不实。有个别地方和部门，遇到信访问题，不是全力解决，而是推诿应付，导致小事拖大;甚至有少数部门轻问题解决，重拦访、劝访和消化数字。

当前，群众上访之所以时有发生，既有上访者动机、心态等主观因素，更有信访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大量上访案件的存在，不仅扰乱了正常工作秩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给农村工作带来严重影响，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阻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引发农村信访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机制的原因，又有农村自身发展的原因;既有历史沉积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纵观目前农村信访稳定和群众工作存在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其成因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一)在干部观念方面。信访问题实行“一票否决”。在考核机制上片面强调“数字型”责任制考核，只管有无进京上访案例，不管信访人上访事由是否合情合法，甚至对无理上访、缠访等在考核时也不能区别对待。在信访问题“一票否决”的高压态势下，各级各部门采取“围追堵截”、“花钱买平安”的做法，“重堵疏防”和“急功求稳”的办法，表面解决了暂时的问题，实际上对进京访、越级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还直接增加了各地接防和防控的成本，催生了“信访资财”这个特殊的行业。

(二)在群众观念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依靠党委、政府解决问题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对法治的信仰还比较淡薄，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还没有真正形成，相当一些群众存在“信访迷信”心态，认为不管是法律问题还是非法律问题，找到领导上访就有可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些群众采用“无理缠访”的方法，甚至采用集体上访以及其他过激方式给国家机关施加压力，试图以此迫使政府解决其问题或者改变司法裁决。许多群众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或者是因为个别人由于个人恩怨，煽动、利用群众上访达到个人目的。这种处于敏感状态的精神心理，只要有人煽动，很快就能聚成一股力量，直接会导致一些本来看似简单的信访案件极易演变为信访事件。有的人别有用心，故意挑起事端。比如署假名举报问题，经户口核查相应地址无此人可以不受理，杜绝出于个人的目的或为了搞垮对手、栽赃嫁祸、打击报复、隐匿证据问题，从而为自己胡作非为、非法谋利提供条件。只要出现一定规模的上访，一般都存在着组织者、领导者。有的人因为怕影响到自己的身份和既得利益，从而由上访者转为幕后操纵者，驱使一些不明真相、不晓法律、不顾后果的人为其服务。

(三)在体制机制方面。近年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信访工作，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信访政策和法规，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中的制度弊端也越来越显现出来，突出表现在上访活动的随意性上，即上访的内容、类型、上访活动发起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上访的流向随意性太大。尽管现行的政策、法规对群众上访作出了必要的限制性规定，但是在实践中，上访人往往可随时随地就任何内容向有关或无关的部门上访，也有的因处理不及时拖来的上访、责任不明确推来的上访、调查不全面漏出的上访、接待不热情激出的上访等等，对违法信访行为制裁不力，致使一些群众产生法不责众心理，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借信访制造事端。

(四)在政务公开方面。有的村级由于执行财务制度不严，长时间不向村民公开村务，即使公开也只是象征性地公开收支总额，不公开明细帐，透明度低;有的在农村低保评定、救灾救济款物分配与发放、项目落实等方面因宣传不到位、执行政策不严格、程序不到位、公开透明度不高，尤其在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上，因不断扩大了保障面，有的不该领取的对象享受了，当群众提出质疑时，一些村干部不予说明和解释，甚至压制、打击群众，造成干群情绪对立，群众就采取集体访、甚至越级访的办法，希望上级组织来查明真相。

(五)在方式途径方面。很多群众反映若采取法律诉讼的形式解决争议纠纷，既要向法院缴纳诉讼费，还要向律师缴上代理费，况且能否胜诉都不是定数，即便胜了官司，执行也是个巨大难题。客观的说，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信访条例》出台后“领导接待日”制度的实施，信访较之诉讼的确是一种更便捷、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因此，在“胜了官司、赔了钱财、只能讨个说法”的现实面前，很多群众自然会选择信访的方式。而且群众习惯于找领导个人，尤其是能拍板的 “一把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诱导了群众择“访”弃“诉”。 使不少应由司法部门解决的涉法问题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许多上访人员只要政府解决，不愿到法院依法裁决，增加了处理难度。

(六) 在遗留问题方面。矛盾日益突出的房屋权属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户口历史遗留问题、老民办教师遗留问题等涉地上访和涉法上访仍然是信访案件主流，原因复杂，大部分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才能解决，造成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案件相对较多。

三、解决对策和途径

针对调研中发现梳理出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在下一步工作中，以信访群众工作“六大工程”为主要载体，强化措施，狠下功夫，以对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和群众信访反映合理诉求的有效解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进信访群众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取新成效，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和全面快速发展。

(一)畅通信访渠道。一是开展大接访活动。各级各部门领导应做到有访必接，一把手要坚持每周定期公开接访，坚决杜绝领导不接访脱岗现象的发生。信访局要不定期地暗访督导“领导接待日”接访情况，暗访结果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之一。二是创新接待工作方式。应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每月下访不少于一次。要通过开展干部下访、预约接访、带案下访活动，主动深入基层，真正了解社情民意，切实增强做好信访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实行阳光接访。要进一步完善网络、电话、传真等信访渠道，为群众提出诉求提供便利。

(二)抓好源头防控。一是狠抓乡村两级排消会。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排消会制度，做到乡镇每月排查两次、村每周排查一次矛盾纠纷。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要和村支书、村主任、民调委员的工资、使用、评先挂钩。同时，乡镇包村领导和包村干部要参加所包村的排消会。对矛盾纠纷比较突出的三类村，乡镇党政领导要亲自参加该村的排消会。要严格落实排消台帐备案制，县信访局每月集中交办一次不安定因素，并实行台帐管理，挂牌督办，确保排查出来的每一起矛盾纠纷都能及时化解到位。二是全面落实信访评估机制。要把落实信访评估作为工作重点，抓牢、抓实、抓死。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项目，包括修路、建房、打井等事项，必须进行信访评估，听取群众的意见。对群众不同意、或者绝大多数群众不同意的项目要暂停实施，重新进行考虑，决不能一边解决问题、一边制造矛盾。凡是因事前未进行信访评估而引发信访问题或的，要实行责任倒查，坚决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将信访评估列入年终考核目标。

(三)抓好问题解决。一是下大力气抓好信访事项的受理和办理。重视初信、初访处理关口，加大初信、初访的办理力度，严把初信、初访办理质量，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依法按政策解决问题，切实提高信访事项的首问处理到位率和群众满意率。二是下大力气抓好信访事项三级终结。规范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告知书制度，对结而不服、群众不稳定的信访事项，引导群众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复查复核。做好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工作，对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因查处事实不清、把握政策不准、处理意见敷衍塞责被退回初始受理单位的，年终考核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扣分，对由此造成越级上访的，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复查完毕的信访案件，及时录入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三是下大力气抓实信访三级例会。乡镇、村级以及县直部门、乡直部门要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信访例会，研究解决信访问题，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信访部门加大督查力度，实行每月一通报，对不按时召开例会、程序不规范、走形式的，要进行通报批评;对连续两个月未召开例会的乡镇、或村级例会召开率低于80%的，年终考核该项分值为零。四是下大力气管好、用好信访救助资金。各级各部门应抢抓中央、省、市拨付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专项补助资金的机遇，认真做好相关衔接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案件的筛选、报送工作，真正化解一批合情合理、但法律和政策无明确依据的矛盾纠纷，解决一批长期困扰各级党委、政府的“无头案”、“钉子案”、“骨头案”。但要坚决杜绝将信访救助演变为“花钱买稳定”，导致信访人以访谋利、因访得利、“越救越旺”，甚至产生连锁反应。

(四)依法规范秩序。一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树立非正常上访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要受到依法追究的正确宣传舆论导向，形成无理缠访、闹访“大闹大打击、小闹小打击”的良好工作氛围。二是严格落实稳控责任。各级各部门既要明确职责，分清任务，又要密切协作，相互配合，坚决把一些重点不稳定因素稳控在基层。特别是民师、三线人员、联合诊所等重点稳控对象必须时刻关注动态，密切掌握重点人员动向。对一些组织者、策划者，以及一些长期不稳定的信访老户，公安部门要采取措施，防止相互串联，如果发现串联迹象，要及时采取措施。三是抓好信息报送。长期以来，信息不准确、信息不及时是信访工作的一个短板。只要信息准确、信息及时，大部分都能够有效劝阻或劝返。因此，要及时掌握信访动态，严格落实零报告、日报告制度，保证信息渠道畅通。四是抓好训诫打击。要完善“三位一体”的非正常上访训诫机制，加大对缠访、闹访人员的训诫教育力度，对一些问题处理、救助已经到位的信访人，如果仍然缠访、闹访，要坚决予以依法处置。

(五)强化责任落实。一是强化工作目标。信访工作目标考核应做到“两侧重两挂钩”。通过强化考核推动制度的落实、责任的落实。“两侧重”即侧重对信访工作薄弱环节和日常工作的考核。要加大对制度落实的考核力度，细化考核办法。比如，信访评估制度所占的分值比重要加大，对制度落实不好，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一票否决，信访工作目标分为零。可通过乡镇信访例会、排消会、专题会、信访事项评估会影像资料，在年终考核时查用。“两挂钩”即信访工作目标考核要与整体目标考核和经济利益挂钩。改变过去只奖不罚的状况，对年底信访工作目标考核名列前茅的，要进行表彰奖励和物质奖励，对信访工作目标考核排名靠后的，要给予经济处罚。二是强化责任追究。各级各部门应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对发生有影响信访事件，或者在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推诿敷衍、弄虚作假、不负责任的，要严格责任追究。

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最直接、最现实的群众工作。许多地方信访总量下降、信访问题减少，很大程度上是重视群众工作、下功夫做好群众工作的结果，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不仅可以解决大量信访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且可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总之，加强新形势下的群众和信访工作，要坚持在加强领导、整合资源、发挥职能部门作用上下功夫，要坚持在提高水平、增强实效、更好服务群众上下功夫，真正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坚持做到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用群众观点思考问题，站在群众立场处理问题，多做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的工作，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最终推进群众和信访工作的深入有效开展、确保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与社会和谐进步。

XX年XX月XX日，工商局在进行市场巡查时发现,销售到我市的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检查人员认为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功能，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种产品上,当事人的行为涉嫌夸大宣传，检查人员随即对上述情况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然后填写《立案审批表》并附上述现场检查笔录报局领导批准立案。局领导XX年XX月XX日批准立案(立案号)。本案由(执法证号∶)，(执法证号∶)两名调查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一、调查经过及证据：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在我市的经销商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当事人在我市的销售情况，并获取了调查笔录一份、经销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X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两份、经销合同复印件一份。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在超市对X牌保健食品进行抽样取证，获取了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通过特快专递向邮寄送达了号《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销售到我市的X牌保健食品销货发票、经销合同，并于XX年XX月日前到我局接受调查。

XX年XX月XX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到我局接受调查，向我局提供了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XX年XX月XX日，当事人通过特快专递给我局提供了情况说明一份，整改后的包装一份。

二、调查人员调取的主要证据(证据目录)有：

1、进行现场检查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

2、对经销商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1份;

3、X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四份

4、经销合同复印件二份。

5、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6、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

7、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录一份

8、当事人情况说明一份

9、整改后包装一份

10、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

11、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2、经销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13、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4、X单位的营业执照

15、对消费者的调查笔录两份

16、两位消费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两份

以上证据和笔录分别有提供人签名盖章认可。

三、违法事实

经查，当事人在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参见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五)，共销售到我市500件，每件10瓶，销售额1.2万元(参见证据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该保健食品核定的功能为：软化血管(参见证据六)

当事人在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增加了“提高免疫力”(参见证据五、证据六)

本案没有采用行政强制措施，对照工商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也不够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四、定性分析

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的功效做说明，属《河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宣传方法。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功效的说明足以使消费者认为该保健食品具有这些功效(参见证据十五)，而事实是该保健食品不具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调查人员认定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

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近几年来，涉村、镇执行案件不断上升。就六合法院而言，目前涉村、镇执行案件已占全院执行案件的25%左右。这类案件是法院“执行难”案件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些案件处理不好，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     一、涉村、镇案件难以执行的原因     1、部分村、镇欠债较多，债务关系复杂。近几年来，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农民收入增长的减缓，直接影响到了村提留和镇财政的收入，从而影响到了村、镇组织的正常运转。有的乡镇的工作人员工资都难以维持，正常工作难以开展。相对于镇而言，村组织运转的维持更加困难，因为镇毕竟还有国家财政的背后支持，而村组织除村提留（或村办企业支撑）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每到年底，为搞好村组织人员的分配，村委会只能靠借钱来度过。开始时村委会还能从银行或村民处借到钱，但因村委会没有按期偿还，也就无法再借到钱了。村委会主任或党支部书记只好以个人名义向银行或村民借钱。这种方式虽然暂时解决了年终分配，但又为新的纠纷埋下了隐患。这些钱虽然是村主任或书记以个人名义所借，但这些村官认为钱并非自己所用就不应承担偿还的义务。等债权人起诉时，他们仍显得振振有词，并出示村组织的有关证明。法院判决后，村官们也没有积极偿还的意愿。法院强制执行，他们就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软抵抗”。有的村主任、书记免职或调动后，他们就反过来起诉村委会，要求法院对原所任职的村组织进行强制执行，并强调只有在他们的债权得到实现后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有的村组织在人员变动后就根本不承认前任所欠的债务。通过诉讼的转移，这些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法院，给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部分村、镇区划调整操作不规范。基层政权为精减人员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区划调整，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乡镇合并成一个镇。村也进行了合并。合并后的村、镇本来就不想偿还原村、镇负担的债务，再加上有的村、镇在合并时操作极不规范，给债务的履行带来更大的隐患。如原六合县泉水乡政府在被撤销合并到竹镇镇政府之前向老百姓打了很多欠条，并加盖了泉水乡政府的印章。对于这些欠条所反映的债务，竹镇镇政府拒绝承认。竹镇镇政府认为，这些欠条或没有注明发生事务，或在原泉水乡政府的帐目中也没有记载。     3、一些村、镇政府对所属企业管理不规范。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企不分，一种是监督不力。在前者中，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村镇对所属企业的认识存在误区，将企业作为一个职能部门，随意抽取企业的资金和利润。有的村镇为解决资金困难，甚至将一些工作人员的工资直接分摊到企业。这种不尊重企业市场主体的行为，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模糊了村镇与企业的关系，村镇随意为企业担保，甚至直接承担了企业的债务，从而又加重了村镇的负担。在后者当中，因盲目引资，村镇与企业承包人约定不明，或约定中存在严重缺陷，村镇对承包人的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承包人在经营过程中往往采用短期行为甚至掠夺式经营，获取非法利润或经营失败后都会销声匿迹，将烂摊子丢给了村镇。对于这些债务，村镇自己也感到委屈，对偿还这些债务就采取能拖就拖的态度，从而严重影响法院的执行。     4、少数村镇领导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于本单位所欠的债务，这些领导人不但不想办法积极偿还，反而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不予支持，甚至设置各种障碍阻挠法院的执行。只要是法院执行人员来执行，他们能躲就躲，或者是态度冷淡甚至生硬。当法院要采取强制措施时，他们一方面向上级行政部门求助，以给法院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组织人员围攻执行人员，阻挠执行。更有甚者，这些领导人认为当事人到法院起诉让他们很没面子，于是对起诉者的债务就是不还，而对没起诉的则积极给予偿还。     二、解决办法     虽然法院在涉村、镇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但保证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法律严肃性的要求，也是搞好干群关系的必然要求，更是法院的职责所在。笔者分管执行工作多年，就如何解决这类案件的执行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1、建立风险告知制度。所谓风险告知制度，是指审查立案过程中，对涉及负债较多、履行困难的村、镇的案件，法院将该村、镇的情况告知起诉人，并明确告知该案即使胜诉，起诉人实现其诉讼请求的可能性也不大。建立风险告知制度虽不能直接解决该类案件的执行问题，但对缓和执行期间申请人的对立情绪起着有效的作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都有风险，利润越大，其风险也就越大，这也是权利义务规则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交易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其交易目的甚至因情事变更可能得不到实现。而诉讼只是对权利的一种救济，而非对交易风险的救济。所以，当事人通过诉讼将交易风险转由法院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其风险责任最终还是只能由当事人来承担。     2、化解矛盾，减少诉讼。在所有的救济途径中，司法救济是最后一种途径。很多矛盾本来在诉讼之前就可以得以解决，之所以要起诉至法院一部分是人为的原因使矛盾激化。为解决这种情况，一方面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应当积极做好调解工作，钝化双方矛盾，争取使案件得以调解结案；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法院主动进行协调。在立案之前，法院就可以开展协调工作，如让村、镇在税费征收方面给予一定比例的还款，将所有债务统计，按债务标的的一定比例（10%—15%）进行偿还，以使债权人的诉讼时效得以中断，从而保证债权人的司法救济权利不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得不到保障。这样，债权人便不会轻易诉讼，从而减缓双方的矛盾。同时，对已经诉讼的案件，做好村、镇的相关工作，村、镇要一样对待起诉的和没起诉的债权人，不能搞歧视。     3、采取灵活的执行方法。在金钱债务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法院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执行方法，如债权变股权、实行债权凭证等。在涉村、镇执行案件中，其中绝大部分案件仍是金钱债务案件。在现金给付不可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其他办法来解决。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村、镇尤其是村除了办公房产外，别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即使是办公房产，其中绝大部分也是破旧，变买的意义不大。但我们发现这些村里存有大量的荒山荒地，甚至水田、林木。这些闲置的资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后，认为充分利用这些闲置资产来抵冲债务具有可操作性。在做好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的工作后，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村将这些闲置资产租赁给申请人使用，用租金来偿还债务。我院已经利用这种方法成功执行了多件很棘手的案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4、依靠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在涉村、镇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因考虑到地方社会的稳定，维护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法院不轻易采取强制措施，如查封资产、办公场所或冻结银行存款等。但这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如积极与申请人协商还款方法，与法院执行人员积极商讨，不躲避，不漠视法律。地方政府应尽最大的努力，如压缩办公支出和招待等费用以及减少其他不必要的开支，善意地履行债务。     5、说服教育与严肃执法相结合。如上所述，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法院尽量避免采取强制措施。但有些不懂法的村、镇负责人不但不积极偿还债务，反而以为法院软弱，不敢对“公家”财产及其人员采取相关措施，从而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不屑一顾，对法院执行人员更是恶语相加、人身攻击，威胁执行人员，召集人员阻挠执行，甚至暴力抗法。这些情况在实际过程中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法院在对其说服教育无效后应当果断地采取强制措施，如拘传、罚款、拘留等。构成犯罪的，应当从重追究其刑事责任。     6、提请上级法院交叉执行。在目前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情况下，法院的执法环境不够完善，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对地方保护主义这一顽疾，各地方法院虽然深恶痛绝但却无可奈何。在涉村、镇案件执行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针对这一客观现实，目前最佳办法便是将阻力较大的案件提请上级法院交叉执行。XX年，我院提请了20件阻力较大的案件，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交叉执行使地方政府对法院的执行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顺德2019年涉消费纠纷案件调研报告

借“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之际，15日，顺德发布《XX年涉消费纠纷案件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去年该院审理的涉及消费纠纷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件数位居榜首，占总案件数的75.37%。

在本次调研中，涉及消费纠纷案件的商品类型多样，包括食品、房屋、汽车、家具、手机、家电以及其他日用品，其中以购买房屋、日用品、食品产生的纠纷较多。数据显示，至XX年三年间，该法院共审理涉消费纠纷案件293件，仅去年就有135件。案件类型包括买卖合同纠纷、产品责任侵权纠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旅游服务合同纠纷四大类，其中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件101件，较去年增加49件，占今年总案件数74.81%。

此外，被告身份涵盖超市商场、专业卖场、个体户、网络购物平台以及房产开发商等经营者，其中在以大型商场、超市为被告的案件中，调解撤诉率最高。据统计，在9件该类案件中有7件能够通过调解或撤诉结案，占该类案件的77.78%。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过热”，商品房、企业集资房、经济适用房、社会保障房、拆迁安置房等多种形式的住房出现在市场上。有市场就有交易，在交易后，诸如因短期内房价过快上涨，出卖人心理失衡，以种种理由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房屋买卖因完成不了过户手续而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案件;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并存在纠纷不断扩大的趋势。我院在对大量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此类案件的特点及成因予以粗浅分析，对当前解决此类纠纷所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缺陷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案件特点。

(一)诉求集中。主要表现为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理由主要集中于出卖时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或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及经济适用房不能上市交易等。

(二)出卖人反悔原因集中。大多系房屋价格大幅增长所致。从案件审理的情况来看，尽管众多出卖人在进行答辩时所提出的理由都并非是以房屋价格增长，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然能感觉到利益因素的影响实为出卖人反悔的最主要原因。

(三)调解难度集中。从本院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的情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原被告双方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原告一方要求严格按照当初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并最终要求实现其权利，普遍不愿意接受合同之外另行支付补偿购房差价;而被告一方却认为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没有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或者以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不能买卖为由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原告理应对其以现行房屋市场价格进行补偿。

(四)法院判决集中。我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平合理的合同法基本原则，除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外，其余案件均以判决形式作出处理结果。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制定的时间早晚有别，同时具体法律法规又具有针对事项立法的特点，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在具体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办案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有时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二、原因分析。

(一)利益驱动下的诚信缺失。此类案件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出卖人的诚信缺失，而此种现象的背后则是利益因素的影响。由于房屋价格呈现连年持续增长的态势，这种价格变化所导致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利益悬殊引起了被告的心理失衡，而房屋产权证件办理的进度缓慢又给予了出卖人将此失衡进行现实表达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出卖人不愿意依据原合同履行办理产权过户的义务。

(二)现行立法、司法的缺陷。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制定的时间早晚有别，同时具体法律法规又具有针对事项立法的特点，往往缺乏体系的逻辑严密性和和谐统一，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在具体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就容易给当事人在估计失信的法律成本方面形成错觉。同时，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弱，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房屋买卖本身所蕴含的法律风险。

1、未取得所有权证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是合法的物权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出卖人在转让时没有取得所有权证，其转让行为无效。所谓法律风险，主要是针对买受人而言，这时，房屋买受人可能因出卖人未取得所有权证而遭致对方毁约的风险。

2、集资房。所谓“集资房”，是企事业单位利用自用存量划拨用地，群众自行集资建设，按成本价销售，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一种方式。集资建房的对象范围是由单位确定的，带有福利性。但依据《兰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事业单位集资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分配的对象是本单位低收入者，对于已享受过福利分房、已购买过经济适用房或者是住房标准达到控制标准的职工，规定不得参加集资建房。但现实中，只要单位集资建房，所有的单位职工均可参与集资。在住房过剩的情况下，一些职工就将此类房屋推向市场。此类房屋买受人最大的风险在于房屋不能过户及过户时承担高额的土地出让金。

3、经济适用房。所谓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对经济适用房在限制转让的年限内进行转让或将购房权私自转让给没有购房资格的人，都是违反了我国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规定，客观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妨害了其他符合购房条件主体的购买权，存在合同归于无效的风险。

4、拆迁安置房。拆迁安置房是指因城市规划、土地开发、旧城改造等原因进行拆迁，而安置给被拆迁人或承租人居住使用的房屋。由于拆迁安置房屋买卖交易存在很长的时间周期，进而蕴涵了诸多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这种类型案例举不胜举，且逐年递增。一般情况下，拆迁房屋买卖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卖方都会要求买方支付全部或绝大部分房价款，而买受人在支付该巨额房款后并不能及时取得房屋所有权，双方形成的仅仅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虽然双方存有买卖合同，但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出卖方从法律上讲依然是房屋所有权人，这样买受人就会被置于高风险法律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房屋物权变动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法律风险诸如房价飙升导致违约发生、抵押担保设定、所有权人死亡出现、所有权人自身债务恶化、共有权人或第三人权利主张、房产查封扣押、赠与继承发生、标的物作价投资出资等等情况。该类纠纷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双方在合同内容上没有精心设计，而且买受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侥幸心理。

三、对策建议。

(一)规范买卖协议。由于房屋大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或者家庭共有财产，而在登记时，因其他共有人未申请登记，登记部门只将夫妻一方或者家庭成员中的一员登记为所有权人，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往往又是登记的所有权人或者家庭中的一员为代表与买方订立合同，合同签订后，卖方往往以其他共有人不同意为由毁约。因此有必要规范房屋买卖协议，对未在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共有人要求一起签订买卖合同或出具书面同意书。

(二)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买卖双方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途径普及房屋买卖中的风险知识，提高大众的风险意识，将大量的此类纠纷消灭于诉讼前。此举不但可以减轻法院的审判、执行、调解负担，而且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更有利，即在买卖双方的矛盾尚未升级的时候，更有利于促使其达成新的合意。

(三)强化以案示法的宣传。以案示法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引导功能。大力宣传法律判断和判决结论，可以引导其他类似情况的案外人对行为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作出恰当的选择。

(四)倡扬诚信观念与法治信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稳固的信用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和源泉。我国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广泛倡导社会诚信的基础上培植和维护信誉，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当然，作为司法机关，有必要通过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对不诚信行为进行负面评价，加大失信成本，进一步在民众心中树立诚信意识和法治信仰。

四、对现行司法解释需完善的一点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为房屋质量瑕疵、贷款买房、惩罚赔偿、解除合同等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于其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则要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难免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判决结果不统一的情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定“国有资产转让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限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该规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征集受让方而是私下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出售国有资产的合同是否有效?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因为没有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实际上，该类买卖可能存在出卖人与买受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但要认定双方恶意串通似又缺乏客观标准，双方未按正常程序转让、受让能否即认定为恶意串通，如果不能认定，那么如果这种合同仅凭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认定合同有效，是不是法院以判决的形式认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合法化，试问法院充当的是什么角色。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而20xx年12月1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应建立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经济适用住房由市、县人民政府按限定的价格，统一组织向符合购房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如果法院仅凭该办法是部委规章，而非行政法规为由确认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有效，那么，其他符合经济适用房准购条件的弱势群体的权益又将如何得到保护。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公布于1992年，现在还依此为依据解决问题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该通知规定单位内部分房、腾房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但现实生活中，单位收了职工的集资款，因种种原因，单位建房的行为没有完成。这时，职工既无房可住、单位又无钱可退，法院又不受理此类案件，那么职工的诉求应当向谁表达，没有公权利介入的职工利益又如去实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某些方面的效力似有高于法律之嫌。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新型房屋买卖行为，维护交易秩序安全不仅是司法实践的要求，也是促进房地产买卖健康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