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问题调研报告【汇编20篇】

高校学生收费问题及对策调研报告

自从我国高等院校实现收费制并轨后，学生学费、住宿费等收费资金(以下简称“收费资金”)占高校财力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一项重要财源。但因为种种原因，收费资金的欠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只是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程度不同而已。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就目前高等院校学费等费用收缴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作初步探讨。

一、欠费学生的行为特征

(一)羊群行为。人们都有一种从众心理，由从众心理而产生的盲从就是羊群行为。在高校收费过程中有一部分学生表现出极强的羊群行为，看周围的同学缴费就缴费，看周围的同学不缴费就不缴费。这部分欠费学生不了解国家、学校有关的收费资金管理规定，而是受极少数恶意欠费者的影响，把家长给的学费私留起来不交学校。由此，欠费现象愈演愈烈，迅速传染，许多学生盲目跟风，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无故拖欠学费，只注重自己受教育的权利，无视学校的收费制度。

(二)博弈行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一个策略组合，给定对手的策略，每个参与的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一部分学生在交费过程中有与学校、与银行、与其他同学非合作博弈的行为特征。一是不如实填写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自称是家庭贫困的学生，想凭此获得助学贷款或其他资助来交学费，这部分学生的说法是“白捡的便宜，能占就占，先贷到款，等还的时候看情形再说”;二是有一部分学生对自己没有信心，怀疑自己有可能无法获得毕业证、学位证，想等毕业前看情况而定。这些学生都有拖欠国家教育费用的侥幸心理，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权衡按时交费与拖欠学费所产生的效用大小，依据自身行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选择自己的策略。在贫困生不易甄别、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学校收费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恶意拖欠学费的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选择拖欠学费就成为学生博弈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而按规定交纳学费的学生损失最大化。其结果引发信用崩溃，学校、银行处于两难境地，有限的教育资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影响了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力度，造成欠费严重的恶性循环。

(三)享乐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部分家庭确实贫困的学生由于过分的自尊，缺乏健康、积极的心态，在学费的资助上有“等、靠、要”思想，对待学校安排的勤工助学岗位要么怕苦嫌脏，怕丢面子;要么缺乏岗位责任，这种行为蔓延会在校园里养懒汉。二是有些欠费学生把家长给的学费挪作他用。为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和物质享受，不顾父母的经济负担，把学费都用在了超前消费上，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缺乏艰苦奋斗意识。

二、学生欠费的主要原因

(一)少数学生或家长诚信度不高，不自觉缴费。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欠费学生中确实存在不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但是，有相当多的学生却是有钱不交费，把家长给的学费用于高消费而恶意拖欠，甚至逃废学费。当然，在当今整个社会诚信意识不是很强的大环境下，很难企望“象牙塔”里的诚信意识会很高。

(二)国家关于高校教育收费的法规不健全。《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这是高校对学生收费的根本性规定。除国家税法外，这是我国法律中少有的对收费的规定。再加上于9月1日起实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21号)第十条“每学期开学时，学生……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的规定，都强调了“先缴费后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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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调研报告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不断创新完善领导机制、管理体制、工作机制、保障体系，基层基础工作不断加强，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整体水平逐步提高，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给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但是应当看到，我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特别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正常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据统计，XX年xx县综合性别比为100：115.57，高于正常值8.97个比点，二孩、多孩性别比更是偏高于正常范围。这表明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情况仍然复杂，形势依然严峻，任务还很艰巨。这也是影响我县人口安全、有效化解社会隐患的最大障碍因素之一，务必引起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

一是群众的婚育观念落后。中国是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愚昧、落后的封建意识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及生育观念，农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认为不生男孩就断了后，只有男孩才能延续香火，光耀门庭。加上目前农村的生育政策是一胎为女孩的可以有计划地批生二孩，于是对现行政策采取了一种制度化规避行为，在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胎次时基本倾向于生男孩。

二是落后生产力的制约。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尤其是农村地区，生育男孩首先是生产上的需要。因为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沿用着传统的生产方式，重体力劳动主要靠男性承担，女性由于生理、体力方面的差异，只能作为辅助性的劳动力。此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养老送终主要依靠自己的儿子孙子。许多人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了香火便是大逆不道，对祖宗之“大不敬”，因而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倾向于“养儿防老”。

三是打击“两非”案件查处力度不够。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b超的普及应用，某些从医人员受不法利益的驱使，在孕检的名义下为孕妇作性别鉴定大开方便之门，轻者给亲朋好友大开绿灯，拿胎儿性别的“答案”送人情;重者在金钱攻势下，丢掉原则，忘却职业道德，接受贿赂，违反规定泄露“b超”透视结果，牟取暴利，尤其是二胎及二胎以上的性别鉴定及性别选择性中止妊娠更为猖獗。

二、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婚姻挤压加剧。婚姻挤压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直接的后果，表现在婚姻市场上就是男性数量大大地多于女性。据预测，我国在2020年时，25至40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口和婚姻模式的重大变化，中国在未来必然会面临一个有大量男性因无法找到配偶而终身不能结婚的状况，这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压力。特别在贫穷落后的乡村，不少年轻女性涌入发达地区，造成适龄女青年奇缺，形成一批“光棍”大军。有的地方很多大龄男青年只能跨越年龄界限，找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女人作妻子，造成严重的“婚姻透支”现象，不少条件较差的男人只能“望女兴叹”。

其次是妇女地位下降。通过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等手段人为造成的男多女少，将可能阻碍或者延缓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因为这种人为选择的方式是对女婴生命权的严重侵犯，是重男轻女、男女不平等的集中体现，损害了女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男多女少还将带来复杂的婚姻家庭问题，对女性造成直接和潜在的多重伤害，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为以“性交易”为特征的地下色情业等社会丑恶现象创造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第三是犯罪案件上升。当男性可婚但难以找到配偶的矛盾特别尖锐和突出时，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将日趋严重。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农村，男人们无不抱怨“女人太少，女人太贵，没钱娶不起媳妇!”有的男人便省吃俭用花钱买老婆，这无疑为贩卖妇女儿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此外，有家室的男人，往往受道义和责任的约束，行事较为理智、谨慎，所谓“家有贤妻，其丈夫不遭横祸”。而光棍汉则无拘无束，易受自身和外来的诱惑，聚赌、斗殴、偷盗、吸毒、qj、性骚扰等罪错时常发生，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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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对策

农村集体财务和资产管理问题，是农村群众十分关注的敏感话题，事关农村经济健康运行、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村级财务管理，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对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进步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们开展了以村级财务清理整顿和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从中发现和暴露出了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试提出了一些对策。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㈠集体资金“乡管村用”制度执行存在偏差

农村税费改革后，推行了村帐乡代管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实行“乡管村用”，要求乡镇农经管理机构对村级集体资金，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附加，上级用于村级建设事业的专项拨款，用于村级正常工作运转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及村集体统一经营收入、发包收入、“一事一议”筹资款、种种代收、借贷往来等属于集体所有的各项收入纳入到代理财务会计核算和审计监督的范围。但是一些乡镇在具体执行中，没有按要求将村集体统一经营收入、发包收入、“一事一议”筹资款、种种代收、借贷往来等纳入到应代管的集体资金中来，对村集体这一部分资金仍然由村财务进行管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村两本帐的局面，一本帐在乡镇，一本帐仍在村里，两本帐各管各的，互不相干。这种“一村两帐”的做法导致未纳入乡镇代管的那部分村级财务，仍然出现了现金管理混乱无序,会计帐目不清，各项开支缺乏约束和监督的问题.在旧有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同时，又为部分村和部分村干部违规操作或中饱私囊留下了制度上的漏洞，主要表现为:利用两头报帐或者制作假帐，有的干脆做糊涂帐或者不入帐、不设帐，贪污、私分、挪用村集体财产。

㈡监督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首先，基础性的群众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不够到位。在群众知情权、民主管理权没有充分  保障的情况下，不但群众监督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还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务公开，在公开的内容、方式和时间上都与相关规定的要求有一定差距，表现为有的村连续几年都不公开，有的村公开不完整，甚至出现个别村搞假公开。在民主管理方面，村级民主理财工作滞后，表现为有的村村民民主理财小组根本就没有成立，有的村虽然成立了理财小组，但形同虚设，极少发挥作用。

其次，业务监督和审计监督不够到位。在对村级财务收支进行业务管理和审计监督时，往往流于形式，只注重资金平衡和单据审查，而对村级支出的真实性的实质性审查和对村级收入的完整性、真实性的审查，以及对村级资金使用中是否被截留，挪用或者改变用途等的审查都不够到位，使得利用虚报开支，现金收入不入帐和截留、挪用等方式贪污、私分村集体财产的现象没能及时发现，且长期得不到查处。

二、对策

㈠继续推进、巩固和加强以“乡管村用”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财务管理工作

农村税费改革后，用于村级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附加和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其它集体资金，实行“乡管村用、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由乡镇农经部门进行监督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十分明确的政策，必须全面贯彻执行。所有应纳入乡代管范围的村集体资金，都必须由乡镇农经管理机构代理并实行审计监督。

㈡理顺管理体制，明确职责分工

税费改革后，乡镇不再设立专门的农经部门，村级财务管理职能实际上由财政所、农业服务中心等部门分担，具体由乡镇村级财务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和协调。在这种体制下,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就应围绕明确职责分工来进行，一是明确由财政所负责村级财务的日常管理,负责帐务管理、资金管理和报帐事宜的程序上、形式上的审查。二是明确由乡镇纪检部门领导农业服务中心经管人员负责对村级财务的审计监督，负责对村级财务的收入、支出和使用情况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三是制定和完善切实可行的日常管理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做到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责任人各负其责。

㈢进一步做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以财务公开和民主理财为重点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是在制度上完善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之外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没有财务公开、民主理财，就会使相关制度的执行脱离群众基础，实施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如实、全面、详细的财务公开和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的有效监督检查，将使村级财务置于全体村民的监督之下，一方面村民可以直接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为政府监管提供线索和依据。

㈣加强镇村财务人员管理和镇村干部的财会知识教育

镇村财务人员是村级财务管理的具体负责人，加强对财务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对规范村级财务管理有直接的作用。加强镇村干部的财会知识教育，使镇村干部明确村级财务管理的范围和程序等相关规定，增强镇村干部照章理财的自觉性。

关于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的调研报告

近日，市政协组织了调研组，对我市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调研。通过调查，我市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97年的2748元，提高至2003年的3556元，年均增长4.4％。全市农村税费改革后，当年为农民减轻负担1.83亿元，人均减负率达65％。     一、农民增收现状 近年来我市农民收入虽逐年有所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农民增收难度加大，“三农”问题日显突出，主要表现在：     1、城乡居民收入反差大。从1997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七年共增加808元，年均增长4.4％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加3923元，年均增长9.6％，两者相差5.2百分点。两者增量比较，前者是后者的4.9倍。     2、农民增收渠道少。据调查，我市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于种植业，从乡镇企业及村组集体经营收入减少，2003年农户经营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55％。个别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烟叶，收入结构单一，万一烟叶滑坡，就难以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3、农业增产不增收。据调查，近年来，农业技术没有新的突破，粮食及经济作物的品种没有更新，虽然农产品在量上有新增加，但由于品质结构没有改善，优质农产品少，市场卖价低，造成增产不增收。     4、农民收入不稳定。近年来，由于水灾、旱灾、风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加上市场价格波动大，农业是弱质产业，抗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能力弱，给农民增收造成不稳定性。     5、农民收入不平衡。调查中发现，凡文化程度高，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多数从事二、三产业致富；而从事纯农业的农民多数文化程度低，增收渠道窄，外出打工的机会少，家庭收入低。调研组在市区对近郊4个村11家农户进行调查。这里条件虽相对较好，但人均收入只有2570元。大田县目前农民人均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村有34个，3.07万人。     6、农民收入入不敷出。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农民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但大多数农民收入基本只能养家糊口，生活并不宽裕，有的还比较贫困。特别是农村医疗、教育和人情费支出不断加大，造成收支极不平衡。如现在农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生小病一般不敢上医院求医，若遇大病就得举债治疗，造成因病返贫。农村孩子上大中专学校，每年需支出6000元以上，还有红白喜事年支出约1500元至3000元，占农户年现金收入的20－30％。     二、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1、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滞后。我市农业结构调整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头戏，但由于缺乏宏观指导，一些地方在结构调整中出现了政府越位、农民失位问题；有的地方把调整结构片面理解为“减粮扩经”，不是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上做文章，而是把精力放在数量增减上，结果造成市场压力，农民吃亏。     2、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目前我市列入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虽然有50家，但多数企业存在：一是规模不大，带动能力弱。如一家蔬菜加工企业年销售收入只有80万元；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结不紧密，没有很好地解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问题；三是不少龙头企业尚未建立自己固定的“生产基地”；四是龙头企业经营粗放，现代经营理念差，依靠科技开发新产品能力低。     3、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由于历史原因和投入主体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我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尤其是水利设施比较陈旧，直接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03年的百年大旱全市仅农业就损失15.02亿元。农村道路的路况差、等级低、且多数无人养护，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一些地方买难卖难现象突出，直接影响到农民增收。     4、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目前，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和队伍出现萎缩。“线断、网破、人散”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农业155”和村会协作等有效载体，在一些地方仅流于形式，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科技、法律、信息、营销、劳动力转移等中介组织有待建立健全，相关协会的作用、潜力也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发挥。     5、农村贷款难。调研中，大多数种养大户和企业主共同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是贷款难问题。如何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建立政府引导、财政资助、多元资本投入、市场化运作的股份制担保机构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6、城镇化水平低。由于交通和区位劣势，县域产业发育不充分、工业化进程缓慢，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     7、乡（镇）村集体债务沉重。据调查，全市乡、村级债务共达14.18亿元其中村级债务4.52亿元。有个县乡（镇）级债务为1.87亿元乡镇平均负债为1038.39万元最多的镇达8250.33万元村级债务为4564.57万元平均为17.36万元最多的村达462.59万元。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建议     1、坚持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并重，引导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增收。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农业。因此，要坚持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并重，在抓好粮食、畜牧业、食用菌等传统产业同时，培育和壮大烟叶、肉羊、肉牛、笋竹等特色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特色产业都面临一个产业调大、产品调优、特色调强、市场调活问题。因此，要引导农民搞好科技开发、生产要素开发和市场开发，不断推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当前，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我市有八个国家级和一个省级商品粮基地县，在粮食生产方面曾为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要善于利用商品粮基地这一优势，抓住当前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向上争取对主产区和原中央苏区县的政策扶持，引导农民抓好粮食生产带动其它收入特别是农村二、三产业收入的增加。抓粮食

生产不能就粮食抓粮食，要在不断调整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培育和引进推广高产、优质良种，大力发展优质稻、专用粮生产的同时，加速发展粮食转化工程，如加工转化，提高粮食加工比例，开发粮食的精深加工品；生物转化，以开发饲料粮发展畜牧业；商贸转化，在粮食品牌上做文章。各级政府现有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土地复垦基金等应捆绑使用，集中向重点产粮乡、村和大户倾斜。特别是要从土地流转、资金扶持、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和技术指导等方面帮助种粮大户发展粮食生产。     2、以农产品加工为突破口，引导农民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增收。我市农业产业化进程不快，主要存在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市场化程度不高和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     一是大力发展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的增值效益。发展我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关键是要培育一批能连接市场、能带动基地的龙头企业。要面对市场，从我们自己的特色出发，建设一批规模大、档次高、竞争力强、有带动辐射效益的龙头企业。比如蔬果加工、畜产品加工等龙头企业。要应对市场需求，放低门槛，发展一批高科技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要选择一批有条件的龙头企业，投资建设新的生产线，帮助搞好原料生产基地，并形成与农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分配机制，力争在两、三年内发展几个销售产值5—10亿元的国家级龙头企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政府要把有限的资金相对集中扶持壮大龙头企业、种养大户、营销大户和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对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进行技术培训、研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基地设施建设和治污建设等，应给予财政补助。有关金融机构应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兴办仓储设施和加工企业、购置农产品运输设备，财政可适当给以贴息。     二是努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市场化程度。大力发展和兴建一批专业市场，完善市场网络和市场功能，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市场＋龙头＋基地＋中介＋农户的发展模式。要大力发展农产品专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以及农民经纪人队伍，使我市农产品参与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流通，争夺国内外市场份额。要努力通过市场营销树立一批具有三明特色知名品牌的农产品，通过品牌效应拉动我市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要积极组织业主参与各种农产品展销会提高区域产品的知名度和进行技术交流。应探索和发展直供、直销、代理配送、连锁超市、网上交易等新型交易方式。     三是完善土地经营制度，逐步形成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促进规模化经营。要解决好农民土地使用权合法有序流转问题，这事关农业产业化能否真正“化”起来。在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中，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农民的利益，鼓励和支持农户之间进行转包、转让、互换等土地流转，通过流转使土地向种植大户和能手聚集，实现规模生产与经营。政府要提供有效的服务，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做好指导、协调、服务、监督和管理等各项工作。鼓励建立和组织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发展农业土地租赁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入股方式参与水电、交通、园区开发等建设，帮助农民合理使用土地资源。要进一步明确农户的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理四权统一的承包权。要搞好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试点工作，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四是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重点是提升特色产业档次、提升农产品加工水平、提升农产品品质、提升农业拓展空间能力、提升农业发展环境。     3、加强农民转产转业培训，引导农民从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中增收。要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破除僵化保守、小农经济、小富即安、怕冒风险等思想，树立市场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的意识。要通过各种形式，采取有力措施，对农民进行文化知识、科技知识、市场知识、营销知识以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技水平。当前，尤其要重视对外出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的培训。各级政府要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开展“订单式”培训，提高外出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生存本领。同时要充分利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有利时机，由政府出面，每年召开二至三次劳动力转移对接会，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要注重加强农民转产转业培训，努力打造成“劳力品牌”。一是政府出资培训。二是开展“订单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培训与扩大劳务输出相结合；三是发放“创业绿卡”，对参加培训经考试合格人员发给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和绿色证书，对外出务工人员发放“创业绿卡”；四是打造“劳力品牌”。要根据做大做强做优中心城市的要求和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加快撤乡并镇并村步伐，以此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在这方面，沙县已做了较为成功的尝试，要认真总结经验，逐步推开。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把重点城镇建设作为城乡工农产业的连接点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来抓，并与兴建市场、发展商贸流通结合起来，与发展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与发展农产品加工结合起来。要加快城乡工业的整合，鼓励乡镇企业、个私企业和外资企业向小城镇工业园区集聚。对园区内的企业，有关部门要在技术改造项目、技术创新项目、工业用电、信用担保等方面给予支持。对进城落户的农民应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农民进城镇落户，可保留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对已转为城镇户口，并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其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享受城镇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线待遇。     4、加强农田水利和农村道路建设，引导农民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中增收。要建立市、县、乡、村和民间多元资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各级财政要保证改善农业条件的专项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农民作为农业投入的主体，要积极探索农民“一事一议”的新机制。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出台相关的政策和配套措施，让民间资本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得到充分地释放。当前，特别是要重点抓好农田（山地）水利基本建设。要多方争取资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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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管理情况视察报告

（二）加强协调，落实责任，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要在市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常设机构和日常工作机制，应由政法委、公安、工商、税务、劳动和社会保障、计生委、交通、司法、建设、房管、教育、卫生、城管、团委、妇联等部门组成流动人口管理领导小组，分管市领导任组长，并设立专门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各职能部门工作。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责，努力做到工作有计划、协调有力度、管理有人抓、结果有讲评，真正形成强大的综合管理合力。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对流动人口增强服务意识，转变服务观念，提高服务水平，优化服务措施，积极引导和帮助流动人口务正业、入正行。

（三）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夯实流动人口管理根基

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关键在基层，应大力加强基层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和队伍建设，建立日常管理机制。首先，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健全社会化管理网络。以社区改革和建设为契机，紧紧依靠社区居委会，建立社区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动员和组织社区治保组织、治安志愿者、物业管理人员、保安联防人员等参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构建广泛的社会化管理网络。其次，要建立一支过硬的流动人口协管员队伍。本着精干、效能的原则，整顿现有人员，招聘一批高素质的协管员；总结社区辅警工作经验，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建立由政府出资的暂住人口协管员队伍，保证这支队伍的高效运作。第三，要加强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各地区、部门之间要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切实加强配合协作和信息交流，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工作合力。第四，要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并完善统一的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加快建立ic卡暂住证查验核查系统，实现“网上跟踪管理，不断提升流动人口管理的智能化水平。第五，大力推广流动人口居住公寓化。从有效预防、及时发现、有力打击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着眼，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办法，推广建设流动人口公寓，实行集中居住管理；积极指导和帮扶企事业单位建立流动人口公寓，通过“以外治外”的方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第六，要加强流动人口中的党团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和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宣传有突出贡献的流动人口先进典型，倡导爱岗敬业、勤劳致富的良好风气。

（四）打防结合，有效防控和减少流动人口犯罪

公安机关要认真调查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对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防范和控制力度。要以流动人口落脚点和活动点的治安控制为重点，建立日常管理与集中整顿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摸清底数，弄清情况，取缔非法，打击犯罪，把长效管理措施落到实处；要大力加强流动人口情报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外来犯罪预警机制，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行业、重点人头的控制，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情报信息，为打击犯罪提供信息支持；要始终将防范、控制和打击的重点指向混迹于流动人口中的职业犯罪、流窜犯罪分子，构筑起布局合理、严密设防、规范运作、快速反应的“棋盘式”巡逻防控网络，建立有效的打防控一体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防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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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屋及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调研报告

街现有出租屋2.9万多套，约占全区的1/5；流动人口约16万人，约占全区的1/4，出租屋及流动人口拥有数均居全区前列。如此众多的出租屋和大量的流动人口,使**街面临着巨大的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压力。据**派出所近年统计分析资料显示，历年发生在出租屋的治安刑事案件和流动人口作案比例均高居95%左右。诚如**街道办事处欧志雄主任所说的那样，“构建和谐平安新，出租屋管理半天下”。加强出租屋及流动人口管理，对搞好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抓好城市管理、促进全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问题与现状

（一）出租屋及流动人口基数大，工作任务重，压力大。

据XX年统计数据显示，**街拥有出租屋2.9万套，约占全区出租屋总数的1/5；流动人口16万人，约占全区流动人口总数的1/4。历年出租屋发生的治安刑事案件和流动人口作案比例高，街道面临着巨大的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压力。近年来，**街党工委、办事处历任领导都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历届领导班子都把加强出租屋和外来人员管理作为推动**科学管理、科学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由于拥有如此巨大的基数，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工作任务重压力大，管理难度大，精细化管理的难度则更大。

（二）现行法律、法规，制约力度不足。

在出租屋管理上，目前实际操作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即俗称的政府2号令）。一方面，上述法律、法规是就城市一般意义的房屋租赁方面的规范性依据，由于种种原因，城乡结合部街道所辖的出租屋一般为无办理报建手续、无法取得合法的权属证明的违章建筑，严格说是属于不具备出租条件、不得出租的房屋，但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类似的出租屋无法制约。另一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对租赁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分别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实际工作中个别当事人不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如“不得向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或其他批准文件和营业执照而未取得的单位出租房屋”、“在规定期内依法申报、缴纳房屋租赁相应税款”等义务时，由于取证困难等原因，导致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罚则难以执行、兑现。

（三）管理资源不足，管理难以到位。

鉴于目前街道的运行体制，街道所掌握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而出租屋的管理资源就更加缺乏。如根据现行有关政策每200套出租屋配备一名出租屋管理员的规定，目前**街虽然配备了150名出租屋管理员，就XX年统计2.9万套出租屋数似乎已经满足了规定要求。但由于街道的安监、打假等部门人手不足被抽调了部分，150名出租屋管理员中实际从事出租屋管理的只有100人左右。加上2.9万套的数据是XX年的统计数，随着近年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城市中心东移步伐的加快，城中村出租屋市场日益看好，一些屋主将原来的2-3层房屋拆掉改建为6-7层的房屋，有的甚至改建为9层；原来6-7层的也加建至9层；有的为了更好适应租赁市场的需求，在原来每套2居室的基础上改建为1居室，据粗略估算，全街实有出租屋数将比XX年统计数增加30%以上，达到3.8万套。以每200套出租屋配备1名管理员的标准，应配备190-200名出租屋管理员，才符合标准要求。由于人手不足，管理难以到位

（四）管理机制落后，管理缺乏有效性。

据调查，目前**街出租屋管理方式既有由屋主本人自行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也有将相邻若干栋房屋围起来，由出租屋主联合管理的“围院式”管理模式，近年还培育推广出一种由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接受屋主委托经营管理的“托管式”管理模式。目前，三种管理模式中，由屋主自行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仍占大头，约占出租屋总数的70%左右；“围院式”管理模式和“托管式”管理模式都是近年推广的新模式，分别占出租屋总数的10%和20%左右。比较三种管理模式，屋主自行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由于管理分散以及招租手段比较落后，一方面是容易失控、引发的消防安全隐患以及治安、卫生问题较突出；另一方面出租率普遍较低，屋主收益保障系数不高，因此税费收缴难度也较大。“围院式”管理模式较之传统管理模式具一定的先进性，也较好地解决了治安、卫生等问题，但总体上仍以屋主自行管理为基础，消防安全等隐患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托管式”管理模式则相对较好。经试行四年多，专业经营公司根据出租规定对受托的出租屋室内外进行统一整饰、环境改造、实行连片开发、加装电子门禁、闭路电视监控、封闭式管理、安排专人24小时管理、保洁以及值班巡逻、网上发布招租信息等，出租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比屋主自行管理提高了10-20%，租金比原来提高了50-70%；出租屋整治合格率、消防整改合格率、入住人员信息资料登记率均为100%；刑事发案率连续数年始终保持“零”记录。基本实现了“政府放心、屋主舒心、租客安心、经营者开心”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发展的多赢目的。“托管式”管理模式曾在全市出租屋管理工作会议上作过介绍，引起市有关领导和市出租屋管理领导小组的重视，被确定为市的出租屋管理服务示范点。遗憾的是，目前纳入托管式管理的出租屋仅有5000多套，只占全街出租屋总数的1/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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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妇女主要困难和问题的调研

为了解和掌握，反映流动妇女的现状心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我处妇联对本辖区的村组流动妇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总的感觉是有喜有忧，喜忧对半。

一、基本情况：

我处是城乡结合的中心，是x0XX年xx月xx日正式成立的，是由原城郊办事处分离出来的，本辖区有7个村委会、x个村民小组、9个党支部、7个妇代会、x个妇代小组，xx个企事业单位，其中我处最繁华的亚中商城小康村交易市场在州市中心，全处有耕地面积x.x万亩，常住人口是6x9x人，—60岁妇女x7x4人，流动人口x6000人，其中流动妇女7000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形成了x0：4的比例。调查表时：

（一）流动妇女现状

x、流动妇女的群体特征：一是中青年多，打工的目的比较明确。她们多为已婚，平均年龄在xx岁以下，主要来自四川、河南、甘肃、陕西、安徽等边远贫困地区，她们来到我处经济发达的辖区愿意学习新鲜事物，有改善自身状况的强烈要求，她们大多数人急于挣钱，以缓解家庭的贫困窘迫，也有些妇女想出来学习一些谋生的技术和本领，以图日后能在家乡或外地立足。二是受教育程度偏低，据我处八工一村妇代会调查统计，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高中文化程度的x%。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很少。三是就业领域多为服务业和建筑业，如八工一村亚中商城的纺织品、皮鞋、服装、家用电器、百货用品、缝纫、五金、蔬菜、猪肉、鸡、鱼其它等行业经营，还有搞建筑业的。

x、流动妇女的生存状况，从思想状况看流动妇女主流是健康进步和积极向上的，据问卷调查反映，大部分流动妇女对党对社会主义有较深的感情。从生活状况看，许多流动妇女虽然找到了工作，有了一席之地，但绝大多数仍有游离于都市的感觉，由于社会的偏见和歧视，在很多方面她们很难和本地城市人同等待遇，而生活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流动妇女主要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租住私房，居住条件比较简陋，各种设施都不健全，因此成为脏、乱、差的典型，不仅给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工作带来了问题，也给流动妇女及其身心健康带来不良影响。流动妇女在合法权益保护方面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劳动权益、人身权利保护方面，一些小的企业问题比较突出，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普遍设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制度，有的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或降低克扣职工工资。

（二）流动妇女对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方面：流动妇女的流入不但改善了她们自己的生活条件，而且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我处八一村，地处亚中商城和活畜交易市场，每年流入的流动妇女都比较多，常住妇女与流动妇女人口形成x：9的比例。近几年随着八一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都将以前的旧房进行了重新翻新建起了高层楼房，致使流动妇女较多于往年，八一村的集体经济，村民家庭收入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几年前由于市场经济不开放、村民只靠种地来增加家庭收入，过着背向黄土的日子，人均只有x00元，如今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妇女的流入，壮大了x一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如今家家有电话、户户有楼房，银行有存款，村民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大老板、小厂长、总经理等层出不穷，人均收入达到x000元以上，这些经济收入的取得%以上都是靠流动妇女的大量流入，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房屋出租业、二、三产业，使八工一村的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走在了全市的前列。同时也推动了我处经济的整体发展。在文化发展方面，每年我处各村在”三八”、”七一”、”十一”各大节日联谊舞会，座谈会及迎新春闹社火流动妇女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如我处八工一村在各大节日庆祝活动时，流动妇女占%以上。丰富了我处和各村的文化生活，也推动了我处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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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流动人口管理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同时产业化的地区差异，也促使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动。至今年6月底，我县已登记的暂住人口就达到4125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为当地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当地的治安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外来人口违法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治安焦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亟需将流动人口管理纳入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在正视流动人口管理存在问题的同时，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流动人口管理新路子。

一、当前流动人口的动态特征

（一）素质低能化。在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人来自于生活贫穷、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自身文化程度较低，法律知识匮乏，缺乏劳动技能，且缺少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二）心理功利化。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在本地生活窘迫，对自身处境不满才流入他乡。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工挣钱，以此改善自己当前的生活处境。这些人口中不乏为了经济利益而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之人。部分流动人口因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并通过各种形式发泄私愤。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受外界刺激和腐朽思想影响，为达到自己物质上满足和精神上刺激滋生犯罪动机，走上犯罪道路。如XX年10月3日，我县南安镇新安村发生一起两名湖南籍流动人员为达到侵财目的入室抢劫杀死二人的特大案件。

（三）结构复杂化。流动人口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来源广泛，流出地多，其来去行踪不易掌握，且成份复杂，良莠不齐。流窜犯罪分子混迹其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危险群体，随时都有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从近几年犯罪方式看，外来流窜犯罪人员相互结成团伙进行作案越来越多，一人被抓，其余便作鸟兽散，给追捕和办案、结案造成很大困难，给社会治安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性。

（四）行为短期化。大部分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均非正式，无正式劳动合同书，雇主或雇用单位辞退他们异常随意，再者流动人口由于从业场所和职业的多变，使他们居无定所，呈流动居住态势。行为短期化极易造成顺手牵羊，打一枪换一炮的犯罪动机。

二、目前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尽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不适应当前需要，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明显滞后。由于流动人口的逐年增加和管理工作的滞后，给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呈上升趋势。据有关数字统计,违法犯罪案件当中，流动人口占70%之多。当前流动人口在管理上还存在以下弊端。

（一）管理体制不畅。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性工作，但从目前情况看，流动人口管理未真正纳入政府行政行为的管理轨道，有关部门侧重于文件的上传下达或做协调工作，没有真正投入力量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没有很好地发挥和调动用人单位的作用，相关部门、单位、基层组织缺乏信息沟通、制度约束、责任追究机制，无法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从而造成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只能由公安机关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具体管理的现状。

（二）协作配合不顺。从近年来的工作看，流动人口的流出地与流入地间相互脱节，流出地不能积极主动地配合流入地做好工作，往往暂住人口的发函均达到100%，但是回函却了了无几。特别是对一些在逃犯罪分子和混迹其中的不法分子失去了抓捕时机，给流动人口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雇用责任不明。雇用流动人口的单位和个人不明确自身的法律责任，为了达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对“谁管理、谁负责、谁用人、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原则置若罔闻，不如实呈报外来务工人员的底数，贪图方便，存有侥幸心理，随意留用“三无”人员等违反流动人口管理规定的比比皆是，极大地减弱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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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调研报告

我从小是没有哥哥弟弟的，家里面清一色的女孩子，所以每当听别人谈起自己的哥哥、弟弟时，内心又是羡慕，又是妒忌。高一的时候，我意外地有了一个弟弟，这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这个弟弟其实只是我父亲朋友的儿子。父亲的朋友是浙江温州人，在上海从商。由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子女是无法在上海正规学校正式注册入学就读的，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获得良好的教育，于是他拜托我父亲把他的儿子公证为自己的干儿子，从而获得担保，以此来取得进入上海名牌学校的“敲门砖”。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心中埋下了对上海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体制不公正问题的怀疑的种子。

此后又亲眼目睹了父亲的一些来沪工作的外国朋友为自己子女的教育奔波忙碌、四处求人的辛酸苦楚，于是对上海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不公正问题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但真正触动我去进一步深入对这样一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调查和探讨的，是一次偶然的支教的经历。

虽然曾经有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过支教对象的情况，可真正目睹和经历了却依旧带给我深深的震撼。

那是一个用小小一块不足百平方米的空地作为操场，有着十几个如同防空洞一般晦暗拥挤的教室和明媚笑容的学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坐落在曲折的小径深处，和周围林林总总的房屋混杂在一起，一点儿也不起眼。

走进一个高年级教室，发现大伙儿围坐在一起，各个手里捏着牌，凑近一看，竟然是“斗地主”。在场的老师很尴尬地向我们解释说，由于近期操场维修的缘故，下课以后就不允许学生去操场活动，但打牌这样的事学校是明令禁止的。我们佯做理解状，内心却忍不住犯嘀咕：这些学生的课余生活竟是如此低俗而单调，社会上的低级趣味竟是如此猖狂地侵蚀着他们的校园文化。

上课铃响了以后不多时，一个其他班级的同学冲进我们所在的教室，慌慌张张地对我们身边的教导主任说，老师，教室里没人上课，同学们乱作一团，现在怎么办？教导主任显出为难的样子说，老师不在，我也没辙啊，你让大家先自习吧。小小一件事，却反映出学校管理体制的松散，让人忍不住为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前途捏一把冷汗。

而据我所了解，情况与之相近甚至更为糟糕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并不在少数。

形成众多流动人口子女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亦即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所致，这多多少少牵系着“三农问题”，而教育更是事关我国民族命运的重大命题，有此双重要义在身，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一、调研背景

据统计，1988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为106万人，到90年代前期已经翻了一番，1993年达到251万人。在xx年上海进行的建国以来第一次流动人口普查中，外来流动人口总数达到387.11万人，流动人口规模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名列前茅。xx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和统计局进行的全市19个区县332040个样本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全市外来流动人口总数已经增长到499万人。xx年底全市登记的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流动人口412.6万人，占市常住人口总量1745万人的28.6%。

1988～xx年部分年份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增长情况表

单位：万人 年份 1988 1993 1997 人数 106 251 237 387 499 （资料来源： ） 在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一个显要特征是：流动人口中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形式在增加，外来人口中少年儿童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仅以上海市1997年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为例，在237万外来流入人口中，15岁及以下的少年儿童有19万人之多，15岁以上的少年儿童以及这两个年龄段在校生的人数总合均为34万人左右。另外，在外来人口15岁及以下的少年儿童中，在沪读中学（12-15岁）和小学（7-11岁）的人数仅占适龄儿童样本总数的38%和72%，有近四成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少年儿童不在校学习（见下表），这些数据昭然若揭地反映出我国现行义务教育制度的漏洞、在保障公民权利问题上的欠缺以及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不公正，而这恰恰是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初衷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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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2017最新）

图1

图2

图3

编者按 XX年毕节5名留守儿童因在垃圾箱生火取暖，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阴影还未散去，XX年6月9日晚，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死亡，悲剧又一次上演，引发了社会对留守儿童生存命运和困境的深深关切和担忧。来自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55万，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已达205.7万，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情感贫困程度比物质贫困更为严重。XX年5月，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状况调查”，并最终形成了题为《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九个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的课题报告。我们编发此报告，目的是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关注他们学习、生活和心理面临的诸多问题，让上述悲剧不再上演。

农村留守儿童成长面临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问题

1.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凸显

在过去一年中，有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遭遇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自然灾害等各种意外伤害的留守儿童比例都高于非留守儿童，其中前四项分别高5.3、1.6、3.9和3.1个百分点(图1)。意外伤害的发生源于留守儿童安全防范意识和知识的缺乏，但更多的是父母及监护人履责不到位。

2.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不足

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有20.4%的留守儿童自评学习成绩偏下，82.1%的人有过成绩下降的情形。留守儿童学习不良行为较多：没完成作业(49.4%)、上学迟到(39.6%)、逃学(5.5%)的比例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8.6、4和1.3个百分点;不想学习(39.1%)和对学习不感兴趣(43.8%)的比非留守儿童高5.6和3.2个百分点。

然而，有九成多留守儿童认为学习重要，其学习态度与状态的差异，一方面缘于普通农村学校培养目标单一与留守儿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学习知识一旦脱离自身的发展基础和需求，学习兴趣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与留守儿童自身的情况有关，因为缺少有效监督和应有的学习辅导，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较差，问题积累多了，势必影响学习的自信心。有58.1%的留守儿童表示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没人帮助，比非留守儿童高出5.8个百分点。

3.留守儿童社会支持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

留守儿童的家庭支持弱化，“你最信任的人是谁”“你和谁最亲近”“你的心里话主要跟谁说”“遇到困难你会向谁求助”“谁经常鼓励你表扬你”5种情况的平均百分比，非留守儿童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母亲、父亲和同学朋友，留守儿童则是母亲、同学朋友和父亲。母亲仍是留守儿童最重要的社会支持，但可以看到，留守儿童来自父母的支持较弱，而朋辈性倾向明显，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30.5%的留守儿童认为校园里或周边有不良帮派团伙，25.7%认为有同学加入不良帮派团伙，分别比非留守儿童高4.3和1.4个百分。老师对留守儿童的支持更多地体现在学习辅导上，情感支持相对欠缺。此外，还有17.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主要来源是自己，这表明他们感知不到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状况是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预测变量，社会支持弱化使得留守儿童消极情绪更多，经常感到烦躁(46.0%)、孤独(39.8%)、闷闷不乐(37.7%)，以及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19.7%)的都多于非留守儿童。

4.留守女童负面情绪相对明显

留守女童的自我接纳程度更低，对自己总体上感到满意(76.5%)和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64.4%)的女童比例比男童低5.9和8.6个百分点，而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女童比例(40.7%)比男童高6.6个百分点。经常感到烦躁(47.6%)、闷闷不乐(38%)和无缘无故发脾气(21.5%)的女童比例比男童高3.7、1和3.5个百分点;女童自评父母外出后，自己比原来抑郁、焦虑、爱发脾气、胆小的比例也高于男童。此外，有42.7%的留守女童经常觉得孤独，不仅高于留守男童6.2个百分点，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个百分点(图2)。

总体来看，留守女童负面情绪多、孤独感强。其原因：一是性别的差异使留守女童更需要父母的爱抚;二是家庭和学校的情感支持不能满足留守女童的心理需求;三是传统的社会角色期待加重了留守女童的心理负担。留守女童的家务负担远高于男童，也高于非留守女童。在为家庭转移更多劳动负担的同时，留守女童承受了更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与父母外出带给她们的心理影响叠加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她们的身心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她们未来的发展。

5.留守男童问题行为令人担忧

留守男童问题行为多，学习及校园生活中的障碍也多。留守男童迟到(41.8%)、逃学(7.4%)、受老师惩罚(73.5%)的比例比非留守男童高5.3、1.9和5.4个百分点;不想学习(40.4%)、对学习不感兴趣(44.8%)、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64.4%)、没完成作业(54.8%)、成绩下降(83.2%)的比例比非留守男童高3~10.7个百分点，也都高于留守女童。

某县综治委的同志说留守男童是当地犯罪青少年的重要群体，称他们为“110的后备大军”。其原因：一是缺乏有效的监管，这是留守男童不良行为相对突出的直接原因。男生成熟较女生晚，更需要来自父母的监控，否则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难以理解、掌握和内化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从而导致价值观和行为偏差。数据显示，留守男童更赞同诚实守信的人容易受欺骗(55.1%)、一夜成名的人令人羡慕(47.1%)和做好事经常得不到好报(39.0%)等说法，比留守女童高4~6个百分点。

二是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男童影响较大，本次调查中有91.9%的留守儿童父亲外出或双亲外出。父亲外出缩小了儿童的生活和活动空间，也使得家庭中缺少权威形象，使男孩的管教和监督变得更为困难。此外，对于男童而言，父亲还提供了男子的基本模式，供其参照和认同，父亲远离不利于留守男童的性别认同。

6.青春期叠加留守使得初二现象更为显著

初二留守学生在学习及校园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更多，上学迟到(49.8%)、逃学(8.7%)、不想学习(62.8%)、对学习不感兴趣(67%)、听不懂老师讲课内容(86.3%)、遇到问题没人帮助(68.4)、没做完老师留的作业(62.7%)以及被老师惩罚(75.2%)比例均高于初二非留守学生，分别相差2.3~14.4个百分点。

初二留守学生与父母的关系更差，经常和妈妈交流(64.3%)、经常和爸爸交流(57.9%)的比例低于初二非留守学生4.1和8.7个百分点，而被父母训斥吓唬(22.8%)的初二留守学生比例最高。唯有初二留守学生把同学朋友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43.4%)，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母亲，其中的某些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初二学生处于青春发育期，身心急剧发展变化，存在着种种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具有叛逆、盲目、易受外界影响、情绪变化大、成绩两极分化普遍、违纪违规频繁等特征，又具有可塑性、主动、追求独立等特点。对于初二留守儿童来说，青春期的影响与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叠加，放大了种种问题。

7.父母外出对小学四年级儿童影响更大

在四年级到初三6个年级的留守儿童中，过去一年，有3.6%的四年级儿童遭遇触电，比例最高;而非留守四年级儿童为1.5%，比例最低。在上网的留守儿童中，有26.9%的四年级儿童玩网络游戏，9.9%在网上浏览色情暴力内容，在6个年级中位于前两位。此外，有10.6%的四年级留守儿童在生病后选择自己忍着。

外出父母及代理监护人，因为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长大了，已经适应校园生活而又尚未面对升学压力，容易对其放松监管。这不仅使得他们更易遭受意外伤害，也忽视了他们一些不良品德和行为的滋生和发展。按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划分，十岁左右的儿童正是道德水平从他律向自律过渡的关键阶段，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引导。

感觉父母外出后自己更容易被欺负(23.7%)、被歧视(19.8%)、性格比原来内向(41.7%)、胆小(18.9%)的四年级留守儿童比例在6个年级中也最高。他们经常想念父母(76.7%)、担心见不到父母(59.2%)、担心父母不爱自己(34.6%)的比例最高，比初三学生高21.3、25和11.1个百分点。

8.寄宿留守儿童对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

寄宿生的日常生活习惯较差，曾用吃零食代替吃饭的寄宿生(49.6%)比非寄宿生高10.5个百分点，平均每天睡眠9小时以上的寄宿生(15.2%)比非寄宿生低5.9个百分点。学习和校园生活状况更糟糕，上学迟到(49.2%)、没完成作业(54.6%)、不想上学(45.6%)、对学习不感兴趣(48.9%)、听不懂老师讲课(62.9%)、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56.7%)、成绩下降(78.5%)以及被老师惩罚(67%)的寄宿生比例均高于非寄宿生，相差5.9~12.6个百分点。

寄宿留守儿童各种需求的未满足程度高：一是学习辅导不足，不能满足寄宿留守儿童的学业需求。寄宿生表示晚自习经常有老师答疑的仅有四成(40.4%)。二是生活单调，不能满足寄宿留守儿童的精神需求。寄宿生学习之余或节假日最经常做的是在宿舍和同学聊天(50.1%)，其次是在室外锻炼、玩耍(38.5%)和看电视(24.5%)。三是情感支持不足，不能满足寄宿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七成多(76%)留守儿童表示在住校期间想家，仅两成多(23.9%)表示生活老师会经常找他们谈心。四是管理不到位，不能满足寄宿留守儿童的成长需求。寄宿学校的软硬件设施较差，生活卫生设施配备与维护状况不容乐观，就餐满意率仅六成多;安全状况堪忧，有87.5%的寄宿生表示宿舍中发生过丢失财物的现象，57%表示宿舍里有同学拉帮结派欺负别人。

低龄寄宿趋势明显。有35.2%的留守儿童是从小学就开始寄宿的，其中15%从小学四年级及以下就开始寄宿，寄宿留守儿童从小学高年级不断向下延伸，少数学校还出现了一年级甚至是幼儿园就开始寄宿的现象。

9.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整体状况欠佳

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儿童最多，占51.7%，其次是父亲外出的，占40.2%，母亲外出的最少，占8.1%，但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问题最突出。他们生活习惯更差，网络不良行为更多，意外伤害更多，对留守生活的负面体验也更高;学校表现更糟糕，遭受欺负的比例更高;在自我接纳和人际交往方面，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表现矛盾，他们觉得自己更有用，同时也觉得别人比自己运气好;他们觉得自己更受人欢迎，但不愿意和别人谈话聊天;他们认为自己的好朋友更多，但无助感最强。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对亲子依恋的研究结论是：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他深信，早期依恋特征对个体后期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早期依恋的发展是不可逆的，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虽然面临学习生活中的重重困难，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最低，但他们没有放弃对自己和生活的信心，仍旧表现得积极向上，他们中有94.4%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比父亲外出的高2个百分点;有87.8%对未来怀有希望，比父母外出的高6.3个百分点(图3)。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不同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等，促使城市居民逐步突破了传统单位体制的局限与束缚，开始寻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方式。“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改革思路要求政府和企业将大量的社会和服务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会或者市场来承担。因此，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已成为时代之需。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管理中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对大城市的区级建制进行合并重组，形成市、区两级政府。区之下的基层管理体制在1954年之前有三种类型：一是设街道人民政府，如武汉、大连；二是设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如上海、天津；三是不专设机构，只在公安派出所内设民政干事，承担领导居民的有关工作，如北京、重庆。街之下均不设政府组织，由居民在政府指导下自行组织居民委员会、防护组、防盗组或者居民组等[1]（P188－192）。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统一规定：十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应当设立街道办事处；十万人以下五万人以上的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如果工作确实需要，也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派出机关。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参照公安户籍段的管辖区域设立，一般每一百户至六百户设一个居委会，由各居民小组推选的委员7－17人组成。企业职工居住集中的住宅区或者较大的集体宿舍，可以设立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委会的工作。这样，街居两级组织的名称、性质、任务和机构设置实现了全国统一。自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正式进入国家政治制度的视野。

从封建社会的“什伍”制、“邻保”制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思想都是以对居民个人的控制为基础。街、居体制建立的初衷也秉承了这一思路。1953年6月8日彭真在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我们现在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同时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即使在现在工业较发达的城市中，仍有很多不属于工厂、企业、学校、机关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这种人口在有的城市中，甚至多至百分之六十以上。为了把街道居民逐步加以组织并逐渐使之就业或转业，为了减轻现在区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在很多城市中除建立居民委员会外，还需要设立市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我们的意见是设立街道办事处。[2]（P241）”这就是说，国家通过机关、学校、企业等行政化色彩浓厚、功能无限放大的“单位”实现了对体制内居民的控制，还需要设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管理那些没有正式“单位”的体制外的城市居民。因此，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事实上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包括党政机关、团体、企事业在内的党政单位、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等。它吸纳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组织形式。二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他们的管理对象是极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市区政府无法透过“单位”与这类居民发生关系，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作用就可以发挥了。可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单位”在整合城市社会、行使城市管理职能上发挥的是主体作用，街居组织只是必要的辅助和补充[3]（P121－124）。

改革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街道和居委会的权力很小，功能有限。除了国家主要通过“单位”传达各类城市管理信息，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和资源分配，街居自身处于边缘性地位外，区政府各类职能部门还在街道设立了相应的对口单位实行所谓的“条条”管理，于是“区政府政策实施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然后再由各局传达到街道各所，街道办事处只是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宣传和动员，以及随同税务人员和工商人员进行检查等。[4]”尽管在改革前的二十多年中街居组织的职能有所扩张，机构也不断膨胀，功能的虚拟性有所改观[5]（P29－34），但其边缘性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创办托儿所（幼儿园）、副食品经营网点、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有限度的社会保障等，也都是以为“单位”外居民提供服务为主，并不侵入传统的“单位”内居民原有的利益圈。二是“单位”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和服务职能，起到了“把市民组织起来”的作用，压缩了社会权力的存在空间。在“低工资、高就业率”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为居民及其家属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服务。源于军事供给制的“单位”制度承担的不仅是经济职能，更多的是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后勤服务等职能，这种复合功能特征使它具备了超强的动员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把街居组织的城市管理职能压缩在数量极少的无单位居民范围内。三是造成居民工作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区域分离。对单位体制内的城市居民来说，“单位”就是其福利共同体，按照国家政策和规定负责为其分配工资、福利及各种政治、社会资源，大到就业、升迁，小到结婚、吵架，“有事找单位”，与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没有太多关系。街居组织由于无法介入居民生活，不可能有效实施社会管理①。四是强化了居民的身份特征。在“单位”与街居组织的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城市居民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身份特征。有单位的可以根据单位性质享受相应的政治、福利和社会待遇，没有单位的则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由于个人在单位中的不同序列及单位在整个单位体系中的不同序列，使得具有不同单位身份的居民拥有不同的社会感受。单位的封闭性特征则使单位外人员很难有机会流入单位内，单位与单位之间的成员流动也大都借助“关系”等非正式资源。

19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个体私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城市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的转型对传统的二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挑战。一是“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迅速转化。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弱化了“单位”对职工的约束力，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大量“单位人”开始向单位外流失。过去，“单位”可以决定职工的政治、福利甚至社会待遇。现在除工作外，职工需要向“单位”寻求帮助的内容越来越少，职工越来越多的个人隐私可以不必在“单位”内坦承。另外，大批国有企业的破产或准破产以及职工“下岗”也迫使“单位人”丧失单位依托，迅速转化为“社会人”。二是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除传统的行政事业单位外，出现了大量不具备“单位”体制特征的组织。比如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民办非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据1999年的统计，仅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吸纳了8300万人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12％[6]。三是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由于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打破，城市居民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开始涌入城市，使得城市流动人口空前增加。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市的流动人口都达到上百万人。流动人口显然无法纳入“单位”体制中管理。四是“单位”职能开始向社会转移。单位办社会的后果是制造了大量的后勤服务人员，工作效率奇低。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高校后勤管理改革以及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等的目标就是把“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转移出来，使“单位”只从事自己的本业，其余的交由社会来办理。“单位”的服务功能、福利功能、保障功能以及政治宣传功能正在弱化，居民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正在向纯粹的雇佣关系发展。五是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就业及弥补财政的不足，街居创办了大量经营性组织，其经济职能迅速膨胀，街办经济、居办经济发展迅速。城建、市容、社会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社会救济金发放、再就业培训等过去闻所未闻的工作统统压向街居。“街居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就是最形象的描述。六是居民的社区参与要求愈来愈强烈。包括福利分房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密切了居民与居住地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去没有人关心的治安、绿化、卫生、违章建筑等成了居民们人人心系之的头等大事，促使他们越来越关注并渴望参与街居组织的决策过程。上述六个方面的变革表明，“单位”制度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在走向衰落，其整合社会的组织功能不仅日益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走向瓦解。因此，以“单位”组织为主体，以街居组织为辅助的城市二元基层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新形势，进行相应的变革。

二

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从承接企事业单位转移社会服务项目的需要出发，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对社区服务的内涵作了定义，明确了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1991年5月31日，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谈到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推进社区建设的要求。1992年10月，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这样，以开展社区建设为标志，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逐步深入，城市基层基础工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如前所述，附着在“单位”身上的政治、社会、教育、保障等功能迅速剥离，单位组织的整合作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先后开展了社区建设试点工作。200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自此，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入全面转型时期。

上海市在探索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方面起步较早，1995年就开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试点，以街道为核心推动社区建设，通过调整“条块”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下放管理权限，促进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7]（P28－36）。沈阳市则从构建新型社区组织体系入手，按照有利于实施管理、有利于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将全市2700多个居委会调整为1277个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社区居民委员会。1999年1月，民政部发布《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国各城区中选定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进行全面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验，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发展。目前，大部分城市的社区规模调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也已逐步建立健全，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已初步形成。

从近些年来各地开展社区建设的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从单位主导型向街居社区主导型转变，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弱化单位的复合功能。主要是指国有经营性单位和国家财政供养单位继续分离办社会的职能，逐步与所办的幼儿园、食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服务性机构脱钩，通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把单位的后勤保障逐步推向社会，实行市场化管理。二是通过简政放权，强化街居职权。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区政府的授权，街道办事处享有或者扩张了综合协调权、执法权、处置权、监督检查权等，从而能够行使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对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便民服务、精神文明建设、街区建设等进行有效的管理。武汉市江汉区按照费随事转、财随责走，责、权、利相配套的原则，把职权和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使社区居委会有职、有权、有钱。三是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这是新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组织基础。对原来的居委会按照居民居住的自然地缘关系、社区资源配置、适度的管辖人口和人们的心理认同等原则进行重组，以适应功能扩张、人口居住密集度增加以及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客观情况。调整后的社区居委会规模一般在1000户至3000户之间。原来从属于各单位的家委会也一并转制为社区居委会。四是加大居民社区参与力度。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是社区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证。目前的居民社区参与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参与渠道有所拓宽，参与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除了三年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外，日常议事和决策的参与制度也有所完善。北京、上海等地都开展了居民直接选举居委会的试点工作，并准备大面积推广。沈阳、武汉等地在社区内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社区内的重要事项。居民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到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决策中来。

向街居社区主导型体制转型反映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治理现代化国家的新理念，对于当代城市基层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体制关注的不是基于行政区域划分后的控制，而是对人的关怀，强调的是与居民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日常事务。从管理目的来说，由过去的控制向服务转变。单位体制限制人口流动，固化了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强调资源在单位内部的相对公平的分配。通过政府－单位－资源分配－职工实现城市管理的目标。社区体制则以服务为核心，强调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大力发展社区事业，努力为社区居民营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人文居住环境，并不关注居民流动或其工作单位的变更。实现城市管理的链条是政府－社区－居民。从管理形式来说，由过去行政命令式的统治向强调居民参与的治理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社区体制则强调透明、回应与参与，要求社区事务的处理、各项措施的制定、实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从而拓宽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对话渠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方式。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导向下放权力是街居社区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海、北京等地都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下放部分管理权，赋予街道办事处更多的权限[8]，街道也同样向社区居委会下放权力。政府权力的回缩为社区组织的发展释放了更多的权力空间，不仅为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等法定性社区组织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促进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晨练队、法制宣传队、秧歌队等非法定社区组织的发展。街居社区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社区不总是为了“管”居民，居民也不再“躲”社区。社区成了居民实现利益诉求的必备通道，居民愿意为社区发展出策献力。当居民与社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生活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社区，能够通过参与各种法定性或非法定性社区组织的活动，对社区事务的处理“说三道四”，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受单位的束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为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打下了基础。

三

推动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性工作是开展社区建设。尽管目前全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可喜局面，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单位体制在城市基层管理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基本态势。许多城市开展的社区建设尚处于示范和总结阶段。总体上说，目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处于初始阶段，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人们经济收入及福利分配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最具活力的社会成员仍然集中于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5]（P199）。但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体制正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街居社区体制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完善，正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

社区主导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主张合作、参与、效率、共享，符合当代治理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理念。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以善治为目标。“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9]（P326）”这一体制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区事务交由社区自己管理，强调居民与政府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将“善治”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10]。对照善治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性六个基本要素[11]，可以发现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第一，行政化倾向诱发了社区管理机构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合法性是指被社区居民内心所体认并服从的权威和秩序，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关系。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居委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按照街道办事处的指令开展基层社会管理工作，并没有被居民体认为“自己的组织”。各地在社区建设中重构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社区管理机构多数由户代表象征性选举产生，即使是在直接选举的地方，也都采取先选后聘的办法。功能上与过去的居委会没有实质性差别，主要工作仍然是承办“上级”部署的任务，工作人员的薪酬亦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在社区管理机构看来，政府是老板，社区居民是管理对象。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表达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

第二，居民参与不充分导致居民与社区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出现断裂。社区是居民生活的环境依托，只有居民知道社区真正需要什么。社区管理机构如果不了解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就会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所以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必须容纳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建立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协调的、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居民参与普遍不足，参与机制很不完善。一方面，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供居民参与的事项极少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居民对参与的价值和作用表示怀疑，缺乏足够的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另一方面，居民缺乏通畅的参与渠道。常常是社区管理机构感到有必要了，就召集居民来开会、布置、传达，或者是政府有关部门提了要求，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赶快组织居民。即便是在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的社区，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定，居民代表只有“听”的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缺乏一套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或规定作支撑，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居民参与的缺失影响了社区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

第三，法律滞后模糊了社区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界线。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社区各类组织和居民都必须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法律没有清楚地划定社区组织、居民之间的权利界线，就容易引发争议，造成管理的低效率。如果法律的规定得不到遵守，也同样不可能实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目前涉及城市基层社区的法律有《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居委会组织法》。前者制定于1954年，后者于1990年颁布实施。由于制定时间较早，这两部法律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对居委会结构、功能、范围、组织、产生等方面的规定就与当前社区建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也可以说已经突破了法律所调控的范围。关于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街道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将居委会“改造”为自己的“派出机关”，形成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等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也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效、协调的社区管理机制的形成。

第四，职能转变不到位妨碍了社区管理的成效。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如果居民没有足够的权力参与社区的选举以及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就不可能热心于社区事务，所谓的善治也就丧失了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功能模糊不清。有些方面越位，包揽了过多的应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职能；有些方面又缺位，对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中介机构、社会工作团体的培育、指导不力，对介入社区发展的专业性非政府组织的“资助性投入”不足[12]。另外，还存在着职权不足的问题。虽然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也都按照重心下移、费随事转的原则开展了简政放权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条条上的实权部门并不情愿将权力下放给街道，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基层管理新格局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由于职能转变不到位、责权利不对等，街道的管理尽管门类齐全，但效率并不高。街道对社区权力的制度性侵蚀，又削弱了居委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阻碍了社区自治的正常发展。

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是构筑新型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各地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应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社区立法进程。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尽快制定《物业管理条例》、《社区服务办法》等一系列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后的《居委会组织法》应吸收近些年来各地在推行社区建设过程中创造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使之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适应。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各地应从实际出发，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社区内各权利主体的活动。

二是深化街道体制改革。重点是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认真转变职能，进一步理清与区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之间不同的职责定位和相互关系。一方面要努力完善自身职能，依据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确立街道办事处对辖区管理负总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从深化“服务”入手，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开展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并从制度上约束街道的“创收”冲动，使其专致于指导、监督和资金、政策上的引导。尤其要彻底摈除街道随意向居委会下派任务的制度根源，使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落到实处。

三是推动居民利益社区化。以街居社区整合城市居民的关键在于居民利益社区化。当社区与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时，居民的生活重心自然就会转向社区。因此应当强化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愿望。从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社区建设本身就是居民利益社区化的重要表征，只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显不足。由于“单位”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许多职工与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仍然非常紧密，这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表现的尤为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将单位的服务功能向社区转移，特别是政治、福利、保障功能等，降低职工与单位之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之外的其它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得到体现。

四是努力构建社区参与平台。参与冲动的强弱受制于社区与自身利益的关联度和参与渠道是否通畅。在城市，由于工作单位不同，居民们尽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彼此却大都不认识。人文环境的陌生弱化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因此必须努力构建适宜的参与平台，使居民的参与冲动能够有机会释放出来。构建居民社区参与平台应以居民代表会议、居民议事会、户代表会议等法定性平台为主，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秧歌队等非法性平台为辅。

五是促进社区自治制度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基础和依托，社区自治应走制度化之路，逐步健全和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使社区居民切实享有对社区自治组织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以及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要依法选举社区自治组织，逐步推广直接选举制度；其次要规范居民日常议事程序，不同的社区要依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议事规则；再次要推行区务公开，社区事务的决策情况、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都要及时向居民公布，便于居民监督。

六是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基层社区的需求也逐步向多元化迈进。过去那种以退休老人为主体的居委会成员结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社区需求。因此，应将社区工作者及相关的社区专业工作，纳入正规的职业范围，促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同时要加强社区工作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和岗前培训，尽快造就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调查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最近，我们在分管主任带领下，对我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听取了计划生育局负责同志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与经贸局、公安局、卫生局、民政局等13个部门、4个乡镇（街道）的有关领导和部分人大代表进行了座谈。现将调查情况综述如下：

一、主要成绩

为深入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市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采取得力措施，紧紧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主题，抓基层强基础,抓后进促平衡,抓改革上水平，全面深化依法行政和优质服务，整个计划生育工作呈现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良好势头。今年上半年，在全市上下共抗非典的特殊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继续保持了健康发展的态势，全市人口出生3773人，计生率99.9%，女性初婚2395人，晚婚率95.7%，出生婴儿性别比105.1。从前段情况看，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领导重视，加大了计生法规及政策的宣传力度。市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充分认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把人口发展规划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经常听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和完善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层层签订了XX年度人口目标责任书，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定期进行检查考核，及时兑现奖惩，实行一票否决。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层层举办普法培训班，集中开展计划生育“一法三规一条例”宣传月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领导分别作电视讲话，通过印发材料、张贴标语、知识竞赛、～团～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遵守计生法规的意识，为贯彻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矗

（二）基层基础工作得到巩固。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抓后进促平衡，加强了基层计生队伍、阵地、制度、信息化建设，在全市开展了优质服务三级联创活动；依法完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采劝分类指导、协议管理、综合施治”的措施，形成了依靠村级抓管理、依靠乡级抓服务、依靠市里抓督查的工作格局；对人口出生安排、节育措施落实、政策兑现及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等，定期张榜公布，提高了“热点”问题的透明度；开展了以清理人口出生瞒、漏、错报和节育措施落实为主要内容的清理清查活动，强化了基层计划生育责任，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奠定了基矗

（三）依法管理水平有了新提高。市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以贯彻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契机，健全完善了计划生育执法责任制等十项制度，认真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对生育证发放、证明出具、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方面的执法程序做了明确规定，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坚持村级监控、双向制约、司法保障原则，狠抓计划生育协议管理，严格执行育龄群众《七不准》，科学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依法约束村民的婚育行为，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

（四）优质服务工作不断加强。市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以争创“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市”为目标，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深入开展“问计于民”调研活动，全面实施了服务站室建设标准化、服务范围系列化、服务程序规范化、服务队伍专业化、服务质量优质化和服务思路人文化的“六化”战略，促进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贯彻实施。近一年来，诊治了近万例妇女常见并多发症，发现不育症患者1648例，治愈25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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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返乡农民工问题调研

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省部分县市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给当地社会治安、人口管理和劳动就业等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返乡农民工问 题引起了各级的高度重视。我们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发放调查问卷、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深入到有关部门、乡村，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了解到了一些实际 情况，作了一些初步探讨，提出几点对策。

(一)、返乡农民工反映强烈的几个诉求

一是社保诉求。返乡农民工反映最多的是社会保险 问题，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大部分农民工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务工多年，所在务工单位基本上为农民工交纳了社保金。但农民工返乡时，无法将社保关系转回 本地接续，单位缴纳部分不能转出，只能退回个人部分，损失很大。他们要求尽早实现社保统筹，返乡后能够正常接转社保关系。

二是创业诉求。调查 发现，返乡农民工中，有意继续外出务工的19人，占40.5%;希望在附近找工作的5人，占10.6%;希望在家务农的13人，占27.7%;希望自主创 业的10人，占21.3%，比如搞养殖和种植业，但资金问题是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其次是技术和项目。某村民返乡投资生猪养殖，已投入10多万元，当前迫 切需要资金支持。据他反映，金融部门发放的“惠农卡”贷款门槛较高，手续复杂，难以拿到贷款。

三是其它诉求。主要是增加就业岗位，开展技能培训，实现就地就业;简化户口、签证、身份证等证照办理和补录手续，方便外出务工和生活;简化农村合作医疗程序;加大外出务工人员维权力度;降低高中阶段教育收费等等。

(二)、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情况

春节过后，当地组织了一次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有76家单位(其中沿海地区12家)参与招聘，提供就业岗位6300个，工资待遇在800-1200元 左右。据统计，有1万多人进场求职，达成就业意向5120人，现场签订就业协议2853人。据劳动部门反映，当前返乡农民工求职就业具有几个特点：

一是农民工求职不够理性，普遍对企业降薪不太适应，好高骛远。

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存在“有事找不到人、有人没事做”，如某纺织企业招人就乏人问津，不愿意干。即使有，都是年龄偏大，属“4050”人员;而1家企业招2名会计，却引来近50人应聘。

三是高薪、高技术职位招人依然困难，农民工技能和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如2家公司招聘的经理、主管和锅炉工程师等无人问津。

四是本地就业比例高，在签订协议的2853人中，有2250人是本地企业，占79%。五是农民工希望获得培训。招聘会期间，有711名农民工报名参加培训，目前已有1384名返乡农民工参加了免费培训。

(三)、农民工返乡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1、矛盾纠纷呈现增多趋势，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事件。(1)土地承包纠纷集中。土地承包纠纷在各地普遍存在，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后，由于生活困 难、利益驱动等原因，强烈要求收回原承包土地，与现承包人多次发生矛盾，引发毁损青苗、打架斗殴等事件，严重的还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由于各类建设加快，土地征收补偿金额加大，特别是城郊结合部。另据预测，土地纠纷爆发的高峰期将出现在三四月份的春耕期间以及十月前后秋冬 播期间。

(2)债权债务纠纷严重。农民工返乡后，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碰头，引发纠纷。主要是村集体与返乡农民工之间的债务纠纷，其次是返乡农民工之间、返乡农民工 与留守人员之间的债务纠纷，再就是返乡农民与其它主体之间的债务，比如企业等。某村返乡农民工李某，给当地某企业借款10多万元，因该企业经营不善，多次 讨要未果，面临血本无归的可能，而且和他一样借钱给该企业的农民工还有7个左右。(3)户口婚姻矛盾突出。一是户口问题。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外流动频繁，与 所在地户籍部门长期失去联系，错过了几次户籍整顿，加上故意躲避税费而销户，以及违法生育等原因，致使户籍资料不全、遗失，口袋户口、黑户口现象增多。部 分农民工在外结婚，因为没有户口，未办理结婚证，导致小孩上户困难。某村返乡农民工要求补录户口11户，有8户无结婚证。二是婚姻矛盾。农民工长期在外务 工，婚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加上工作难找、工资不高，返乡之后，婚姻矛盾增多，特别是本地与外省市通婚较多，出现纠纷调处较难。某乡司法所春节期间调解纠 纷7起，其中涉及返乡农民工2起，且都是婚姻纠纷。(4)邻里之间的老纠纷爆发。农民工返乡后，接触磨擦增多，因耕地、宅基地、人际关系、生活作风等引起 的邻里纠纷上升，特别是“算老帐”的多，报旧怨的多，私了的多，大多数不经过法律程序。返乡农民工中，普遍存在借返乡之际把在外期间不能了结的纠纷做个了 断的想法，突出的是要了结留守老人或孩子之间的纠纷，极大地增加纠纷调处难度。某村2户留守老人(其子女均外出务工)，为宅基地纠缠不清，发生冲突，多次 扬言等子女返乡后，要作个了结。(5)交通事故纠纷不容忽视。农民工大量返乡，导致人流、车流增多，特别是农村以摩托车居多，车辆手续不全，性能不强，安 全意识欠缺，致使交通事故多发，引发纠纷。

2、侵财性犯罪案件上升，破案难度加大。尽管和往年相比，刑事、治安案件没有明显的上升，但是仍 然呈现高发案趋势。而农民工集中返乡后，导致矛盾迭加，管理难度加大，特别是极个别人在生活压力下，可能会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两抢一盗”等侵财性案件 增多，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破案难度加大。

据当前调查情况，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盗窃案多发。特别以盗窃摩托车居多，某镇去年底破获1 起盗窃摩托车案，经查实，系2名外出返乡人员作案。而在少数偏远山区乡镇，出现了多起以前很少发生的盗窃人情款案件，涉案金额较大。二是作案手段智能化。 据调查，农民工返乡后，从发案情况进行分析，局部地区犯罪行为手段出现新变化，犯罪意识更为大胆，性质更为恶劣，作案技巧明显提高，出现智能化倾向。某镇 春节期间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出现了防盗门被整块撬掉的新型案件。三是作案手段暴力化。某镇去年全年无1起抢劫案，今年正月初六早晨发生了1起抢劫中巴车 司机案，案值6000多元。据公安部门初步侦查，极有可能是返乡农民工作案。四是流窜作案增多。返乡农民工中的违法分子多流窜作案，并与外地犯罪分子相串 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加之治安信息没有共享，案底难掌握，防范打击难度大。五是少数有前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同期返乡，不安定因素增多。六是公复场所寻 衅滋事增多，性质更加恶劣，多次发生吸毒、打架斗殴等案件。

在建设南京现代化标志区进程中强化流动人口管理的思考

“一城三区”城市扩张布局中，作为城市新中心和现代化标志区的河西新城，对城市化进程和沿江开发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随着河西新城的建设全面加快，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搞好这部分人员的管理，维护地区的稳定，成为创建“全国最安全城区”活动中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对河西建邺新区的流动人口进行了专题调研，拟就在建设现代化标志区的进程中如何强化流动人口管理谈些认识。     一、流动人口的现状及作用     现状     原江东部分地区、建邺区后，流动人口成倍增加。基本状况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规模总量看，具有增幅性。区划前，建邺区流动人口保持在5万人左右，区划后达10万多人，随着奥体中心等标志性建筑全面开工，流动人口还会激增。     从从事职业看，具有广泛性。除了雨润等产业化集中用工外，大多数从事建筑、收旧、贩运、种植、加工、餐饮、服务、拾荒、游医等职业。     从人员来源看，具有地域性。主要来自于省内的苏北地区，省外的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等省份，其中河南籍占30%，安徽籍占30%，苏北地区占20%。     从居住地点看，具有边远性。流动人口大多居住在环境比较差、卫生设施缺乏的城郊结合部地区，居所多为工地工棚和简易民房。     从滞留时间看，具有不确定性。时间在一年以下的占50%以上，一年以上至二年的占20%左右，二年以上的占25%左右。     从年龄层次看，具有青壮年性。在流动人口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仅占9%左右，18岁以上至50岁的劳动适龄人员占80%以上。     从文化结构看，具有不适应性。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不到10%，多数人员只能从事体力型职业，远不适应新城建设发展的需要。     作用     对于流动人口，我们应该具有一个客观、正确的态度，看到他们对新城建设和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他们是城市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许多重点工程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劳动，缓解了城市中一些苦、累、脏、杂、险工种劳动力缺乏的矛盾；二是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流动人口大多从事第三产业，弥补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社会服务行业网点的不足，满足了市民的生活需要；三是带来了项目引进、资金流入。外地来宁落户和投资经营的企业，为经济发展了注入了活力；四是沟通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扩大了消费市场，促进了经济繁荣，增加了财政收入。因此，从根本上说，流动人口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开发，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     二、流动人口带来的问题及原因     在肯定流动人口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诸多新问题：     1、城市设施的压力加大。10多万流动人口聚集到建邺，他们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给生活服务、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很大压力，有些方面处在超负荷运转。     2、社会治安的隐患严重。流动人口来自各地，成分复杂，尤其是流窜犯罪分子夹杂其中，是社会治安的重大隐患。一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从刑事案件发案情况看，流动人口作案占整个刑事案件的57.3%；二是侵财型犯罪突出。流动人口作案的侵财性案件达80%左右； /> --> 城郊结合部地区居民、村民出租的私房成了不法分子落脚、结伙的场所，成了卖淫嫖娼、赌博涉毒、制假贩黄、非法游医的窝点。     5、监管约束的严重失控。一些流动人口居住集中地无党团组织，无行政管理，成了“自由王国”。     6、计生管理的难度加大。流动人口青壮年居多，育龄妇女占流动人口妇女总数80%以上，许多人没有流出地的生育状况证明，超生、逃生现象屡有发生。     7、在管理上出现“四大矛盾”。当前，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遇到了许多新问题，管理上的矛盾较多，突出表现在：一是大规模的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薄弱的管理力量的矛盾。以建邺区为例，建邺区常住人口23万多人，而流动人口也有10多万人，比例接近2：1，急切需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管理队伍。然而现有的管理机制大都是临时性的，一些工作还未真正管到位。二是无法可依与执法不严的矛盾。流动人口管理中，一方面，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备；另一方面，有些已出台的政策法规未很好地执行。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存有很大空间。三是强化管理与优化服务的矛盾。在强化管理的同时，应建立一套完整的服务机制，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目前为流动人口提供完备的服务机制条件尚不具备。四是条条管理与属地管理的矛盾。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中街道、社区（村），很难协调得动省、市属的部门和单位，更难以对这些部门和单位进行制约。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难到位”：首先，认识难到位。一些部门和单位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认识不高、重视不够，不能适时调整管理措施，被动应付，满足现状。其次，协调难到位。对流动人口管

理是一个系统复杂工程，往往涉及公安、市容、工商、文化、计生、房产、卫生等许多部门，有的地方和部门是重收费轻管理，甚至是只收费不管理，没有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造成一些非法游医、制售假文凭和劣质食品加工窝点屡禁不绝。第三，教育难到位。流动人口大多来自于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文化水平较低，又没经过专门的劳动技能培训，而针对流动人口开展的法规教育、文化补习、技能培训等还比较缺乏。第四，服务难到位。从总体上说，流动人口属社会的弱势群体，而根据他们的生存状态提供心理疏导、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劳务中介、技能培训、房屋租赁、婚育指导、入托入学等方面空白点还较多，不能适应外来流动人口日益增多的趋势。     三、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人口流动既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遇到的新的课题；既是一个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共性的问题，又是在建设xx城市新中心和现代化标志区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避其短而扬其长。近年来，建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从更新思想观念，转变指导思想，改进工作方法等方面入手，不断探索管理工作新路子，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和措施： 1、不断更新思想观念，树立平等相待的意识。《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样平等地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的权利。据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在管理中，必须树立平等相待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流动人口凭劳动挣钱、创业是主流，为我们的城市作出了积极贡献，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在态度上热情，从感情上贴近，变“反感”为理解，变“?html> /> --> /> --> /> --> ?00条，公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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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统计工作问题调研报告

房地产业作为民生的重要问题，目前备受关注，有关房地产业的信息也日渐成为各级政府、广大群众、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普遍关注的热点，加强房地产业的统计工作，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XX年，国家统计局创立了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制度，把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从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制度中单独列出来，这表示出国家对房地产业的重视。笔者作为一名房地产统计工作人员，深感责任重大，同时，随着房地产业企业的增多，统计的难度也在加大。为搞好这方面的工作，特针对房地产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作简单探讨。

一、房地产开发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统计制度缺乏完整性

（1）房地产业统计的范围单一。房地产业是从事土地和房屋的投资、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它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活动。目前房地产业统计的范围仅限房地产开发企业，而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活动在制度上还是个空白。

（2）统计指标设计重投资轻经营。在日常房地产统计工作中，计划总投资、本年完成投资，商品房建设投资、土地开发投资等投资指标涉及较多，房地产企业经营状况的统计指标如收入、利润、税收等经营指标涉及的较少。另外目前房地产二、三级市场已经形成，而房地产业的统计制度还残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烙印，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日趋复杂、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实际不符合。

（二）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房地产开发统计采用的是全面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在实际工作中，随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增多，全面定期统计报表的操作性难度加大。具体表现在：

（1）房地产开发统计基层表收集难。一是人难找。目前许多房地产开发企业没有固定的统计人员，一遇到统计局要报表，老总总是临时指定人员来做，往往是这个月报表做了，下个月又不做了，统计人员变动频繁，培训又不及时，经常造成房地产开发企业漏统，或者填报的基层表质量不过关。二是按时上报难。按照制度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基层表一般均在月底前上报统计局，方不影响统计资料的汇总和上报，在现实中，总有些企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无法按时上报。从客观上讲，房地产开发企业月底才能结账，如果不给企业一定的时间，企业就无法完成统计工作，如果碰到星期六或星期天，上报报表会更加困难。三是全面统计难，目前房地产开发统计采用的是全面定期统计报表的方式，统计范围包括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商品房建设公司及其他房地产开发单位。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逐渐增多，县市级统计人员缺少，一个人往往要从事许多工作，再加上房地产统计报表上报的时间紧，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2）房地产统计报表填报难。据填报房地产开发情况的统计人员反映，如果要填好统计局的一套报表，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一是报表指标太多太细。例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投资、资金和土地情况共有40个指标，40个空格；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施工、销售和空置情况29个指标，168个空格，在年报中在加上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报表，又要增加44个指标，44个空格。二是逻辑关系很复杂。一套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指标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房地产按用途分组的投资额与房地产施工面积是有对应关系的，房地产竣工面积、房地产竣工套数和房地产竣工价值是相对应的，所以在填报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时，刚开始接触统计报表的人员往往感觉到很头痛。三是填报的指标搜集难。据填报房地产统计报表的人员反应，填报房地产开发报表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工程部、财务部、销售部三部门配合。如果房地产统计人员不与工程部销售部去联系，填报数据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如本年完成投资额指标来源于施工企业填报的“工程进度报告单”或“工程价款结算帐单”，如果施工单位没有或施工单位不能够按时提供，统计人员又怕麻烦，很容易造成投资额数据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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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婚检问题调研报告

一、背景

从xx年10月1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婚前医学检查不再是强制、必须，而是知情、自愿选择。从“强制”变为“自愿”，是我国法律、法规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人权的具体体现。不再强制，并不等于婚检不重要。婚检可以避免家庭和下一代的不幸，它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预防出生缺陷的一级预防措施（注：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措施是：一级为婚前医学检查；二级为产前诊断；三级为新生儿疾病筛查）。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预防出生缺陷”是《母婴保健法》《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颁布实行的主要宗旨之一。同时《母婴保健法》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签订证明。婚检也是法律上赋予公民的义务。

二、婚检的内容

婚前保健服务包括婚前卫生指导、婚前卫生咨询、婚前医学检查。婚前卫生指导是关于性卫生知识、生育知识和遗传知识的教育。婚前卫生咨询是对有关婚配、生育保健等问题提供医学意见。婚前医学检查是以男女生殖系统、重要脏器如心、肝疾病、性病等指定传染病、遗传病、精神病检查为重点。

三、婚检的意义

婚检不同于普通的体检，是不可替代的，是对男女双方负责，更是对下代负责做出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实事。婚检是疾病控制的手段，对检查出来的性病等传染病能予以及时治疗，避免传给对方或下一代；对家族中的遗传病，提供优生信息，避免有缺陷的婴儿出生；进行孕前指导，做到科学、合理安排生育计划；指导先天性心脏病妇女的怀孕事宜，避免分娩时发生意外甚至导致死亡。婚检是目前妇幼保健工作模式“婚前保健—孕期保健—产时保健—产后保健—儿童系统保健”的龙头。许多人因为没有婚检，而使后续的保健工作无法及时进行，导致梅毒儿、出生缺陷儿发生率不断上升，更关系到《妇女发展纲要》《儿童发展纲要》中“提高母婴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孕产妇死亡、降低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指标要求的实现。

四、近几年我区婚检的情况

在xx年之前，我区的婚检率均在90%以上，在全市乃至全省都是排名在前位的。xx年10月1日后，我区和全国各地区一样，由于人们对婚前保健重要性认识不高以及一些片面的错误认识，我区的婚前保健工作快速下滑，接近零婚前保健状态，对能否进一步提高我区妇幼保健“孕产妇系统保健管理”“儿童系统保健管理”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现用一组数据说明xx年前后我区婚检情况：

年份 应检人 实检人 婚检率 疾病总人数 性病 遗传病 精神病 生殖系统病 内科病

1390 1318 94.8% 268 3 0 1 178 85

1250 1166 93.2% 178 5 0 0 140 28

1492 1476 98.9% 193 10 1 0 94 88

1420 980 69% 74 0 0 0 36 38

1574 30 1.9% 2 0 0 0 1 1

1794 6 0.3% 0 0 0 0 0 0

1678 14 0.8% 1 0 0 0 1 0

1668 20 1.1%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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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警察心理健康问题调研报告

劳教制度自创立以来，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劳教人民警察正是这一制度的忠实执行者。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物质生活多样性、复杂性的出现，劳教人民警察工作场所的封闭性，交流学习的滞后性，劳教警察这一群体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其心理现状不容乐观，令人堪忧。因此，研究和解决劳教民警的心理健康意义重大，也迫在眉睫。

一、心理健康的概念

从广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一种高效而满意的、持续的心理状态。从狭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活动的过程内容完整、协调一致，即认识、情感、意志、行为、人格完整和协调，能适应社会，与社会保持同步。身心健康是生活的前提，更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二、劳教人民警察心理健康的现状及问题

劳教人民警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接触面比较狭窄和其他社会压力等一些问题，导致我们的劳教人民警察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心理健康问题。通过对某所78名劳教警察的调查分析，其心理健康问题存在以下六个方面: 1、六十多名劳教民警经常感到精力不足，萎靡不振，容易犯困，特别是工作稍长，就注意力不能集中，思考困难，工作效率明显降低，即使充分的休息还是会感觉很累，做事经常丢三落四，说话常常出错，记不起刚经历过的事 。

2、数十名劳教民警感到无缘无故的焦急、紧张和恐惧，莫名其妙的担心，坐立不安。

3、多数劳教民警都有对自己做法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虽然明知道没有必要，但却总是无法摆脱。如总是怀疑自己是否把门锁好、煤气是否关闭，电灯是否熄灭等，常驱使自己反检查才能放心。还有就是反复洗手，虽然已经洗干净，没必要再洗，但控制不了自己，反复地想去做。

4、个别劳教民警只要进入管教区就紧张害怕。如劳教人员生病，个别的民警就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传染，虽然医生说不会，但还是会忍不住担心害怕。

5、少数劳教民警经常感到心情压抑、郁闷，常因小事大发脾气，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常常自卑、自责、内疚，常感到脑子反应迟钝，思考问题困难，遇事老向坏处想，对生活失去信心，总感觉前途暗淡。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的心理压力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调节和缓解时，心理压力就会转化为行为的反向动力，使人出现一些反常行为。因此，重视劳教人民警察心理健康，减轻其心理压力，对进一步做好劳教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造成劳教警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

1、工作场所的封闭性

劳教场所大多处于偏僻的地方，劳教警察每天都在高墙内工作，使他们进行反思和交流的机会较少。而劳教所与地方党政机关部门之间联系、联谊等交流活动甚少，加上劳教工作方式的不变性，使他们与社会变化的多样性不相吻合，时间久了，劳教警察与社会的差距在逐渐的拉大，使一些劳教警察产生了孤僻、自卑、封闭的心理。

2、工作性质的特殊性

由于劳教警察每天接触的是劳教人员，而劳教人员又是心理疾病的高危群体，过多的直接面对社会的阴暗面，加上劳教警察本身对心理健康知识的匮乏，不能很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因此劳教警察的情绪、性格、心情难免受到不良影响，心理健康状态难免遭到破坏，造成有的劳教警察酗酒、思维混乱、压抑、情绪不稳定、脾气暴躁、遇事易激动、自制力差等各种心理问题。

3、工作职责的繁重性

劳教人民警察的工作虽然比较单一，但是工作职责确异常繁重，一是劳教人民警察长年累月的工作在第一线，时间长，任务重，压力大是劳教警察长期面临的工作状态，心理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二是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健全完善，依法、文明、科学管理劳教人员的要求逐步提高，责任追究力度逐年加大，劳教人民警察的工作压力随之加大。三是劳教人民警察长期超负荷工作，但缺少必要的心理辅导与矫治。时间久了，就可能出现忧郁烦闷等倾向。而劳教人民警察情绪的不稳定性，又容易导致劳教人员的不稳定性，最终造成场所安全隐患，危害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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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农民工培训问题调研报告

农民工培训是个系统工程。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开展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妥转移，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全总也明确提出，各级工会要充分利用工会的学校资源和社会教育资源，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笔者针对目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着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目前现状

调查发现，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一些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而用于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政府没有足够的农民工培训保障体系，一些企业也不愿培训。

二、问题及原因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财力、物力，各级工会也多方努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首先，从农民工整体来看，对文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有着强烈渴望和迫切愿望，但具体到单独的个体和实际的培训工作中时，却不然。据调查，不少农民工参加培训都是各级政府下达指标，农民工对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另一方面，一些有学习热情的农民工却由于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参加培训。

其次，从农民工分布情况看，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往往为民营、外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认为，工人只要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能干”、“够用”就行，对农民工技能升级和有关思想道德、安全、维权等方面的培训热情不大，使不少农民工只能长期从事低级体力或简单熟练工种。

第三，农民工教育培训具有教育对象分散且流动性大、教育层次不齐、教育时间不定、约束力不强等特点，这使农民工教育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一些农民工受自给自足思想束缚，视野较窄，缺乏长远性和开拓性。

2.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使其很难摆脱心理上的自卑。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之间的反差，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怀有偏见，使其在城镇寻求自我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受到挫伤。又由于其在城镇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因而其对城市也怀有一定戒备和恐惧。

3.不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不知该不该学、学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另外，多数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虽然不支付培训费用，但仍需支付车票、伙食费、住宿费等费用。

4.由于城市企业在用工制度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农民工自身先天的不足，他们中的不少人目前还没有谋取固定工作，甚至连劳动合同都没签过。这种短暂的工作状态，使他们只能选择得过且过方式。很难激活其潜在的培训需求和培训热情。

5.一些培训课程的设置不符合农民工就业的实际需要，按规定每个农民只能享受一次免费培训，而根据农民工择业的需求，常常掌握二三门技术的农民工才能更好地找到工作。

6.用人单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有较多投资。一些企业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实施培训。这就导致一些农民工虽打工数年，但在职业技能方面并无长进。所以，一遇企业结构调整或技术改造，便被淘汰出局。因此，不少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科技和生产水平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于是出现了一边是大批农民工进城打工，一边是用人单位发愁招不到人的“民工荒”难题。

三、对策及建议

农民工培训将是我国今后教育的一个新增长点，国家正在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级工会来说，既是艰巨的任务，也可能是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各级工会应有长期的眼光和规划，在尽快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要逐步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管理，使之科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工会在农民工培训上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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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于网络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及的市场经济形式，作为主要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络的监管主要包括规范网络经营主体、监管网络经营行为、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三个方面。规范网络经营主体主要指的是网络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监管网络经营行为主要包括网络不正当竞争和网络欺诈行为，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范围较广，主要表现为：网络消费合同履行问题，主要表现为延迟履行、瑕疵履行、售后服务无法保证;网络格式合同问题，主要存在着减轻、免除经营者责任的条款及其他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网络支付安全问题和网络消费者隐私权保护问题。国家工商总局要求加强网络市场监管，要求严把网络市场主体准入关，按照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严格对经营性网站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依法注册登记。并且，对网络衍生的虚假广告、商业欺诈、不正当竞争、商标侵权、传销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互联网违法行为予以查处。实际上，监管对象和内容始终被界定在上述三个方面。

二、网络违法行为相关主体的责任承担，当前的网络违法行为除比较明显的市场准入行为之外，更多的是涉及到广告、合同和不正当竞争方面。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无照和超范围的网络经营行为。这里面有一个是否监管到位的问题;二是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包括虚假宣传与虚假表示、低于成本价销售、商标与域名冲突、网站名称与企业名称及域名冲突、违法提供有奖销售(服务)、采用超级链接技术擅自使用他人服务内容、诋毁他人商业信誉等行为。三是网络商业欺诈行为。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网络发布虚假信息，欺诈外地的消费者及经营者。 对网络违法行为主体的责任承担应该明确为“行为者承担”原则，实践中以互联网内容提供商违法行为比较突出，以假公司发布网络广告为例，互联网服务商往往对其提供的发布内容没有适当、有效的审核程序，从而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由此可知，互联网服务商在网络违法行为发生时往往担负较为被动的角色，但无论怎样，都必须对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第三方承担直接或连带责任。

三、针对网络违法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分别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公司法》、《广告法》、《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来分别予以规范，根据其违法行为的性质和规模，可以按实际情况做出罚款、取缔、警告等行政处罚。

四、当前工商部门对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管手段主要包括：一是强制性的定期年检;二是各种方式的巡查;三是根据举报线索追查个案;四是不定期的短期集中整治。上述监管手段已经无法应付瞬息万变的网络市场监管。一般来说，违法的网络行为发生时间普遍较短，改头换面的速度较快，而且由于互联网信息量相当巨大，对网络信息的过滤和分析都需要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具体分析，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网络违法行为有五大难题：一是对违法行为的管辖权确定难。依据《行政处罚法》第20条和《工商行政管理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4条的规定，行政处罚应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

调查方式：问卷

调查内容：在校大学对社会诚信问题的调查问卷(详见附录)

组织管理：小组长：何杨

执笔人：俞哲明杨丁俊

结果分析：

现代学生普遍都非常重视诚信，将诚信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尺来衡量一个人。但以此为基点，很多大学生都没能以身作则的做到诚信待人，诚信为人。在一方面，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对一个人的社会观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即对是否能做到诚信起到影响作用;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以各种各样的或有或无的理由作为自己无法达到诚信的掩体。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纸醉金迷”的错误享乐观，“拜金主义”的扭曲价值观，已经使人们淡忘了古人所强调的“德”，“诚”。取而代之的是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忽略其他的影响。

在调查报告中的第15题，很大一部分同学对未来社会的诚信度持悲观态度。而由第3题，第10题，第16题，第17题来分析，正是由于这个社会中大家扮演的都不是绝对诚信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太多的虚虚假假扮演着反面角色，使大家对这个社会的诚信体系保持的保守态度。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一些有悖于道德的方法来实现自我保护。这也印证了先前提到的，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这样做是否会对他人或是集体带来的危害。

就第9题的结果来看，几乎100%的同学选择了不会。据此分析，我想，在人们心中，还有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的存在，在这条底线之下的做法是大多数人无法容忍的。

值得注意的是第7题的结果，很多同学出乎意料的放弃了朋友，和亲人的选项，转而选择了网友。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21实际，几乎每个人都在上网，很难相信，他们都在向陌生人倾诉着自己苦恼，分享自己的秘密，发表自己的看法，发泄自己的不满。这也再次敲响了社会诚信体系的警钟，作为祖国的未来，他们已经放弃了相信他们本应该最相信的人。治理这种现象的方法，根据第13题的统计结果，政府诚信显得尤为重要。

价值思考：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可见,在古人看来,“诚信”乃是天下人团结一致的基本保证,是为人之道,是人们所需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诚信的基本道德内涵是务真求实,诚实守信,不妄不伪,真实不欺。所以诚信的缺失，特别是大学生诚信的缺失将会严重的影响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

想象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诚信，那么一切社会保障将不复存在。国家的政策，法规，律法无法取得效果，社会公平、公正无法实现，社会秩序将处于混乱无序状态。

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的经济交易必须是建立在讲诚信、讲信用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经济交换的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经济信用是诚信的最主要体现,诚信是经济信用的坚实基础和依据,而经济信用是企业、居民等任何微观层次的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基本支柱;而失去诚信与经济信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对于经济活动的主体而言,其危害是毁灭性的。而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领域,诚信更是维系正常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桥梁与纽带,是折射真善美和社会良知的一面道德之镜;而失去诚信,人与人交往的基本状况就受到了威胁,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美好、和谐的生活状态就会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精神奢望。

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在国家机器与政策运行、政治与法律、经济交往、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都发挥着基础性的、保障性的作用,是绝不容动摇的,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一,具有特殊的调节功能和导向、示范功能。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社会中的相对高素质人群，诚信的缺失所引发的“不良效应”会更加明显，更加深远。而且大学生诚信缺失所引起的消极影响具有一定的潜伏性和隐蔽性。由于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尚未真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诚信缺失的危害尚不能充分体现出来;但是,当他们毕业后融入社会,分布到祖国各地、各行各业后,诚信缺失所导致的严重危害就会真正凸显出来,所以学校的诚信价值观的教育对于引导大学生讲诚信起着十分重要的核心作用。

现实意义：

大学生的诚信与否对和谐校园是否能成功构建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法制不健全、竞争无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我们大学生中还存在许多不讲诚信的现象。比如：有的同学考试作弊;有的同学擅自更改学习成绩，在毕业推荐表上弄虚作假;有的同学无故拖欠学费，把父母给的学费任意挥霍;有的同学不按时归还助学贷款;有的同学利用网络的虚拟特性，随意侮辱欺诈他人，或散布流言蜚语，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是与大学生的称号、父母的期望、党和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如果不及时纠正，养成不良行为和习惯后，将来很难有所作为，有的甚至会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学校在公民诚信道德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因此，有必要开展相应的诚信教育帮助在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一种理想层面的道德修养，学生普遍认同。然而当代大学生面临着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就业方面，这使得大学生的命运更加坎坷。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大学生应对这种急剧变化的情况的素质能力受到自身社会阅历的限制，在诚信方面容易出现偏差。就此次调查结果，及本小组从网上搜索的近几年来数位专家、学者对大学生诚信状况开展的调查研究的结果均表明当代大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在行为中表现出诚实守信，但在现实中却表现出知行不一。

大学生作为国民中的优秀分子，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否具备诚信的品德是事关高校人才培养能否顺利推进的重大问题，是新时期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然而不幸的是大学生出现诚信危机的现象却呈不断滋生蔓延之势。这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关于发展低碳经济问题研究调研报告

三、创造条件率先突破抢占发展先机

有关专家预测，低碳经济将是第五次经济浪潮，必将给社会经济生活各个层面带来巨大变化。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根据这一实况，湖北在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上，应创造条件，率先突破，抢占发展先机。

（一）尽快制定湖北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根据国际国内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湖北省能源供需现状，为抢占先机，必须尽快制定湖北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在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上，必须重点做到以下几个结合。

一是要与“一带两圈”发展战略相结合。为构建湖北成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加快发展步伐，湖北省委省政府结合本省实际提出了“一带两圈、双轮驱动”发展战略。而低碳经济战略是提升“一带两圈”战略的重要载体。为确保“一带两圈”战略的有效实施，应把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融于“一带两圈”之中。

二是要与“两型社会”建设战略相结合。XX年12月武汉城市圈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武汉城市圈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作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如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向何在？显然切入点是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而低碳经济因具有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特征，发展低碳经济与“两型社会”建设正合其时，因此，低碳经济应与“两型社会”建设总体方案有机结合，通盘运作。

三是要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相结合。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优先发展低碳产业。所谓低碳产业是指能源利用效率高、排放低、污染少的产业及应用前景广的新能源产业等，包括先进制造业、节能建筑、服务业和新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等。目前，湖北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全省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基本相同，但能耗所占比重相差较大。XX年，第二、三产业每万元增加值能耗分别为2.05吨标煤和0.35吨标煤。按此计算在湖北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构成中，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是非工业部门的8.1倍左右，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需要多消耗能源约120万吨标煤。与此同时，工业内部不同行业能耗差别也较大，XX年，火力发电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等这六大行业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为3.72吨标准煤，比电子信息等七大先进制造业高出2.8倍。可见降低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将是降低全省万元gdp能耗的主要可行手段之一，而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最有效的途径。要把服务业的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逐步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要通过发展低碳产业，促进全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四是要与节能减排战略相结合。根据国家总体部署，“”时期，湖北单位gdp能耗水平要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以上，大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到85%以上。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大力降低煤炭、石油等高碳产品的消费量。有关专家预测，“”时期，我国很有可能制定并出台降低碳排放量的考核政策。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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