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颁奖视频观后感(实用20篇)

焊接，也称熔接。焊接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军事紧密相连。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现代武器尤其是坦克的出现，对金属焊接工艺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埋弧焊、药芯焊丝电弧焊、电渣焊等自动或半自动焊接技术先后问世。

“不学好一门技术，你一辈子将一事无成。”刚接触焊接时，老师傅的话让卢仁峰深受触动，他不想碌碌无为度过一生，希望干出一番事业。老师傅干活时，他盯着看，默记操作要领;吃饭时，他甚至把筷子当成焊条，把桌子当成试板，反复摸索操作技巧。

然而，就在他逐步成为技术骨干时，一次意外事件，让他的焊接人生一度跌入低谷——左手被剪板机切掉。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手，但小手指和无名指被切除，中指、食指彻底丧失功能，只有大拇指第二节保留了部分功能。

当时，别说是辅助焊接，就连端杯水都很困难。

那是卢仁峰最迷茫的时候。厂领导和工友们都劝他换个工种。要离开心爱的装甲战车，他舍不得;要告别让他痴迷的焊接事业，他更不甘心。

“一定要战胜这些困难!”这时，一种信念强有力地支撑着他继续从事焊接。

出院后，卢仁峰第一次试着举起焊枪。结果让他很失望，左手根本起不到辅助作用，焊上去的零件很难保持垂直、精准。他不得不反复割下来、焊上去，别人一次能完成的焊接，他要两三次甚至十次。

卢仁峰的心情五味杂陈。这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小提琴家第一次登台演出，当乐曲进入高潮时，小提琴的G弦突然断了。他并没有停止演奏，而是不动声色地接上了另一首曲子，听众沉浸在优美的乐曲中，没有人注意到断了的G弦，演出最终获得成功。

卢仁峰明白，现实生活中也有“断弦”的时候，演出中断弦，换新弦不过耽误几分钟，人生中的“断弦”却未必还有“新弦”可换。如果想要成功，自己只能尝试用“剩下的琴弦”继续演奏。

卢仁峰做了特制的加厚隔热手套方便左手卡住零件，用牙齿咬住焊帽护住脸部。每天他加练强化基本功，常常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起来后，牙齿咬出了血，脸部肌肉酸痛、冷汗直冒。等他完成一天的“功课”时，厂房里早已空无一人。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单手焊接，他一练就是5年，厚厚的手套磨破了四五副，以超人的毅力，一跃成为厂里焊接技术的技术大拿。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经历了8次手掌修正手术，卢仁峰在与病痛的抗争中，逐渐掌握了单手进行焊条电弧焊、氩弧焊等十几种焊接方法，更是完成了“短段逆向带压操作法”“特种车辆焊接变形控制”等多项创新成果。

一次，某军品项目制造设备突然出现长达45厘米的裂纹，而当时市场上没有相应备件。“我来试试!”卢仁峰主动请缨。在没有相关资料可借鉴的情况下，他硬是在水中奋战了50多个小时，最终焊接好裂缝，控制了高压水流，成功修复了泵体。“带水带压焊接技术”，也由此诞生。

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株经历四时的小草，那么感动就是春风，温柔而清新，轻抚着小草柔嫩的躯体。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条九曲连环的河流，那么感动就是河边的杨柳，柳絮拂动时，轻柔而远扬，陪伴着河水流过遥远的河程。

感动，是追梦的艰辛过后的一份舒心豁达。我自小就有着一个远大的理想――成为一名作家!我知道，自己的文笔不怎么样，表达能力也不强，然而，我明白到追求梦想，就必须在平凡的生活中不断奋斗，尽管路途遥远而艰辛。终于，我揣着一份感动的心情，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成功，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时，我感动落泪了!虽然这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成功，却是我生活上的一道斑斓的风景线，一回想起它，感动油然而生。

感动，是挫折的苦痛过后的一份心灵的安慰。生活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洋，我们的小船荡漾在这片汪洋时，变幻莫测的灾难向我们袭来。也许这时，我们需要的是身旁温馨的话语送上的一丝丝感动。这如19世纪，美国的一位创造奇迹的著名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她的生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无声无色的世界里，海伦.凯勒经历了比常人超出几千万倍痛苦的心路历程。然而，是她身边一位默默无闻的缔造者――沙利文小姐，在海伦的生活中，支持她，教育她，使她从安慰中重拾人生目标。读着海伦的自传，就能读出海伦内心深处的感动。

感动，是孤独的寂寞过后的一份知己情。是的，一个人可以在雨中看枝条摇曳，体会孤独，留意雨丝的缠绵，独品大漠驼铃的隽永。在看风、看雨、看月亮的日子里，融化寂寞。笛福笔下的鲁滨孙的生活，就是一个借鉴。在荒岛上长达28年的生活，与世隔绝!然而，野人星期五的陪伴是鲁滨孙生存的动力之一。直至两人依依惜别，鲁滨孙终可告别寂寞之时，心如潮涌的感动溢于书中字里行间。当我们品味着《鲁滨孙漂流记》，也就是在品味着一种独特的感动。

生活需要感动。感动，一个湛蓝的港湾、一曲潺潺的旋律、一片悠悠的云彩……当我们在艰辛、痛苦、寂寞等的洗礼后，不妨感受一下那份让心灵栖息的感动，从感动中且看潇潇风雨，参悟生活!

感动或许有很多，也许忘了很多，但是那一份感动却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里。

记得那是一个寒假，天气异常的寒冷，这时候的我正要回老家见爷爷奶奶，或许太久没见，也许他们的头发又白了，皱纹又长了。还记得小时候他们经常带我去爬山，种田，捉虾…，生活多姿多彩，总是一向陪伴我，长大后，与他们的接触少了，但是每次他们话语中都是浓浓的关心，充满温暖。带着这份怀念与感激，很快回到了家里面，依旧是清新的味道，让人怀念的过去，小时候的味道。两位老人真的老了，但是对我温暖的笑容，温暖的话语未曾改变。

那几天，我过的很开心，时间不知不觉悄悄的流走了，我又要回去上学了，爷爷奶奶们每一天还多炒几个菜给我吃，只要见我吃的开心，他们也笑了，这小小的举动，令我大大的感动。最后我要回去了，爷爷奶奶还劝我多留下来几天，但是并没有强求，依旧见叫我好好读书，好好听话，好好吃饭。这普通但是的话语竟是满满的暖意。

爷爷明白我要走了，匆匆的出去了，一开始我并未在意，但是见着越来越冷的天气，我有些着急，于是出去找爷爷，只见远处的田里，见者一个忙前忙后的身影，我跑过去一看是爷爷奶奶爷爷在田里摘菜，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额头布满满满的细汗，手也冻的通红，但是丝毫没有放慢手中的速度。爷爷见到我，微笑的问我喜欢吃什么，我指了指绿油油的青菜。不久，我就要回去了，我拿起行李，和爷爷奶奶告别，爷爷把他刚刚摘好的菜我爱吃的菜都给我了，看见他一个人忙碌的身影，满是感动，我的眼眶红红的，泪水在打转，坐到车上，看着越来越小的两个身影，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看着嫩绿色的蔬菜，心里暖暖的。

或许感动没有大事件，没有华丽的语言，但是我却从普普通通的生活体会出感动，尽管是些唠叨，是些食品，但是这些东西都寄托了他们对我的爱，或许这才是感动。

“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女排精神是什么?

女排精神是中国女排的历史遗产，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之后的经验总结。

自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中以3:2力克当时的世界劲旅日本队，首次登上世界冠军之巅之后，接连登上领奖台，实现五连冠傲人战绩。可以说，这在一个排球竞技中几乎是不可及的成绩，真实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与所有运动队经历过的一样，中国女排也曾跌入低谷，也曾经历过青黄不接，三十多年来,战绩屡有浮沉,但精神从未沉沦。从“铁榔头”的洛杉矶，到“郎平妈妈”率队的里约，不抛弃，不放弃，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女排精神。

女排精神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更关键的是，它因契合时代需要，不仅成为体育领域的品牌意志，更被强烈地升华为民族面貌的代名词，演化成指代社会文化的一种符号。它一直与女排的得失、沉浮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成为评价中国女排的最难以割舍的标准。女排精神之所以备受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说到底，“女排精神”不是一两次胜利，也不是一两个冠军就能证明的，它并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正如郎平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女排精神一直都在传承，并不是说赢了比赛才有女排精神，如果这场比赛输了，我认为队员们依然很努力。”这样的女排精神，正是我们喜欢中国女排和提起女排就满满正能量的原因。

1962年2月，当时中国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为了让全研究室人员尽快都精通核动力，彭士禄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人在反应堆研究室内开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

8月1日，中国短跑名将苏炳添收获了“一辈子最好的回忆”，他先是在奥运百米半决赛中跑出9秒83，成功晋级决赛，创造亚洲纪录，成为电子计时时代第一位闯入奥运百米决赛的亚洲选手。2小时后，在决赛赛场上，他又跑出9秒98，再次突破10秒。

当晚，他的身影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跑道上。起跑线前、8位选手中，他是唯一一个黄皮肤。此前的半决赛，他以9.83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创造个人最好成绩，大幅刷新亚洲纪录。中国人第一次挺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苏炳添，一举创造了历史!

选择坚持，选择成功。再过二十多天，苏炳添就32岁了。这个数字，在短跑界已是“高龄”。田径赛事就是如此残酷，身体这项“资源”无法持续挖掘。过了28岁这道门槛，大部分选手会新陈代谢变慢，体能下降，成绩止步不前。就像此次“飞人大战”，苏炳添是唯一的“80后”。在他之外，年龄最大的选手是27岁，而那正是黄金年龄。

早在20__年，曾有记者问苏炳添：你觉得你现在的弱点是什么?他回答说：“年龄。我今年26岁，再过两年就28岁了。”6年前，就视年龄为弱点;6年来，他硬是跑赢了时间，超越了年龄的局限!梳理媒体报道，这6年，他遭遇低迷、伤病，一次次考虑退役。但他又一次次选择相信，选择留下，选择坚持。他说：“我觉得上天在一直考验我，但是没关系我有这个耐心……我想我真的还可以跑，选择留下来，希望继续突破。”这份坚持、坚韧，让他以近32岁的年龄惊艳世界。

勤能补拙，事在人为。在田径圈，公认的黄金身高在1.85米左右，比如加特林1.85米，鲍威尔1.88米。而苏炳添只有1.72米，没有明显的“身体天赋”。早在中学时，老师曾带他几次去市体校，但都没有被教练看中，因为“觉得他身材太矮，将来没有发展空间”。然而苏炳添日复一日，认真、专注，把每一次训练做足、做好。教练袁国强曾这样评价：“他是我带过的最自觉的队员。十年来，在训练场地上他只要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就绝对是在训练，从不偷懒。”

作息规律，按时起床睡觉，从不抽烟喝酒，即便在家庭聚会上也不吃禁忌食物，即便在外参加活动也会坚持做基本训练……在苏炳添一次次打破记录的背后，是一个关于勤奋的、经年累月的“漫长”故事。

突破自我，挑战极限。在半决赛前，苏炳添面对镜头，把大拇指和食指摆出一个“一厘米”的手势。有网友调侃，这是“拿捏得死死的”。其实呢?苏炳添说，就是想提醒自己“进步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哪怕是0.01秒，背后都是千难万难，是精雕细琢，是全力突破。20__年，他以偶像刘翔为参考，调整了起跑脚;20__年，他改变了摆臂动作，尝试改善脚掌落地后的发力——那时，他已经29岁了。

百米10秒是黄种人的极限?苏炳添第一个冲进10秒大关。百米半决赛就是亚洲人的决赛?他成为进入电子计时时代的首位亚洲选手。更快、更高、更强，“老男孩”苏炳添做到了。他的不懈坚持、突破自我、挑战极限，正是中国人对体育精神的最佳诠释。

让我们再一次祝贺这位奥运健儿苏炳添，我们要学习到他身上坚持不懈，突破自己挑战极限的精神。

无论在哪里，无论干什么，朱彦夫心中始终装着一件事，那就是将自己所经历的难忘事件写下来，以告后代。牺牲战友的临终嘱托催促着他去写，残废人自强不息的信念鼓舞着他去写，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召唤着他去写!

当时迟浩田上将了解到朱彦夫的事迹后，专程赶往沂源县看望朱彦夫，称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并称赞他“虽然失去一只眼睛，但更能把人生看得透彻。”并高度评价了_支持丈夫带领群众致富的牺牲精神。之后，迟浩田上将先后三次给朱彦夫写信，鼓励他把当年抗美激战中的壮烈情景写下来，传给人们，让人们了解历史，推动国防教育。1989年9月的一天，朱彦夫对妻子说：“我年轻时拿过锄杆子和枪杆子，但这两杆子过早地夭折了，我思量来思量去，我得用笔杆子再作贡献。”“迟部长也说过好多次了，你是该写!俺明日就给你买纸和笔墨。”妻子高兴地说。

写书对一个失去双手、双脚的特等残废人而言，其艰难不言而喻。但有妻子的支持，他充满信心。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从没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开始只是笨拙地学读，摹仿着写：写书信、写报告、写新闻。也许是战争血与火的经历使他刻骨铭心，也许是朝鲜战场的惨烈使他没齿不忘，每每落笔，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那些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战友的身影。他先后学写了《庄户天王》、《救险记》、《悼青山》和《异人梦》，全部是烈士或与烈士有关的故事。生活，尤其是战争生活，成为他创作的源泉，战友，是他作品中堂堂正正的主人公形象。他写书写得很苦，也写得很累。一到阴天，四肢的截断面便向外渗血水，疼痛难忍，_便用药棉不断给他擦拭伤口。他累了，她便给他轻轻捶背，夏天天热，没买风扇前，她坚持用蒲扇为他驱热。有一次，一位搞创作的人看了他的部分初稿，不屑地说：“就是再比这好上十倍，也出版不了。现在都喜欢看谈恋爱、跳舞的，这样的书没人看!”这一句话，使他萌发了辍笔的念头。妻子第一次冲他发了火：“你要是不写下去，对得起你牺牲的战友吗?对得起迟部长吗?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再好卖咱也不写。这书你尽管写，能出最好，出不了咱当家史”想起妻子对自己的莫大支持，他满脸愧疚，禁不住又热血沸腾。“《极限人生》中的‘根限’两字，是指身体上的极限。对我来说，身体是残缺不全的，这就要以没有极限的奉献和追求来弥补”用两只残臂夹笔，写得累了，他就用牙咬着笔写。这些年来，他究竟咬坏了多少支笔，碰翻多少墨水水瓶，连_也记不清了。口涎、坏眼睛渗的水、胳膊断处流下的血水和汗水时常会浸湿稿纸，模糊了字迹，只好重写。为此，_没少动脑筋。后来，她找来块小塑料纸，垫在丈夫写字的残臂下，他每写几行，她就把塑料纸移动一下起初，儿女们劝他口述，他们记录，可他总觉得那样少了一些思索的空间，表达不出内心的真情实感。更重要的是，他把写作作为磨砺意志、自强奋进的重要途径。因此，他还是坚持自己写，自愿找罪受，找苦吃。这种罪、这份苦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很多时候是生理之外的。别的不说，光是那一天学没上过的知识饥渴，就时常把他逼得心烦意乱，焦头烂额。多少回，为了一个情节的描述，他会不吃不喝地憋上几天;多少次，为了一个词甚至一个字，他会搬来字典、词典，一查就是几十分钟、几小时!就这样，他起初每天写几十个字，后来每天能写几百个字。有时候半夜里想起什么，从床上爬扯半天才爬起来，开灯写下来，把妻子吵弄醒了，两个都睡不着，就拉咕呱

到1996年5月，他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长达4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他长长舒了一口气，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认为，这部作品无论从构思、语言，还是描述和遣词造句上，都不能同作家的作品相比。但他觉得，在一桌盛筵上，出现一道味道迥异的“清拌苦苦菜”，不是更能显出山珍海味的诱人浓香吗?他决心把这部小说出版出来。从此，_又陪同丈夫踏上了艰难的送稿路。人民武警报的一位记者看了《极限人生》的手稿后，深受感动。“《极限人生》对人怎样战胜生理上的缺陷，对人怎样活着提出了强烈的叩问和挑战，对普通人和伤残人都是一种极大的引导和激励。”

《根限人生》从创作出版发行，始终离不开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黄河出版社编委看了《极限人生》的书稿后，立即决定出版。时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上将闻讯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欣然提笔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并为朱彦夫亲笔题写了“铁骨扬正气，热血书春秋”的条幅。1996年6月，《极限人生》以33万字的篇幅出版印刷。朱彦夫在书评中写道：“我把《极限人生》这篇拙作幻化成烈士的遗愿，勾化成一曲悲歌、一副挽联奉献于烈士，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宽慰。如果读者能从中汲取到做人的力量，我就不会因空耗时光而差愧了。”在极短的时间内，第一次印刷的3万册《极限人生》销售一空。为满足更多读者的愿望，黄河出版社又作了第二次印刷。

朱彦夫的事迹传开后，齐鲁大地掀起了学习朱彦夫的热潮，朱彦夫也被中组部表彰为“模范共产党员”。面对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妻子，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的日子，要是说我干出了点事，那百分之九十的功劳是你的，没有你，就没有我朱彦夫!”此时的他动了感情，泪水从墨镜后悄然流下。如今，朱彦夫的一部新作即将问世。这仍然是一部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素材的作品。

4岁时就毅然参了军，194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少年从军保家卫国，血洒疆场、身体残疾;退伍后，拖着残躯带领乡亲建设家园，并将自己的经历体会写成小说，用坚强意志和为民情怀书写着自己的“极限人生”，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1947年，14岁的朱彦夫报名参加解放军。

1950年，朱彦夫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双腿膝盖以下、双手手腕以上截肢，失去左眼，成了一级伤残军人。朱彦夫从部队回到家乡后，

1957年，担任村支部书记。上任伊始，朱彦夫拄着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逐门逐户察访民情。他的主意慢慢拿定：治山、治水、造田、架电。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在张家泉热火朝天地展开，一干就是10多年。

张家泉三面是山。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解决，张家泉村就永远吃不饱。朱彦夫带领张家泉村村民，先后将荒地“赶牛沟”“舍地沟”“腊条沟”变为沃土。为了让群众早日用上电，朱彦夫在妻子的照顾下，跑上海、南京、胜利油田、陕西联系材料，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让张家泉村于1978年结束了点油灯的历史。

1982年至今，从村党支部书记岗位退下来后，他用嘴衔笔、残肢抱笔，历时7年，七易其稿，创作完成了两部震撼人心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亲笔题写书名并题词：“铁骨扬正气，热血书春秋”。

很多人对朱彦夫的了解,始于他33万字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一位没有四肢，没有左眼，右眼的视力只有0.3，没上过学，但参加过上百次战斗，三次立功，十次负伤，动过47次手术的特等伤残军人，用超人的毅力，向自己挑战，向人生挑战,他就是被誉为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朱彦夫。

6月17日9时22分，他和战友聂海胜、刘伯明乘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火箭的托举下飞向太空。

这是汤洪波的首次太空飞行。

汤洪波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小乡村，从小听着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长大, 心里早早种下一个英雄梦。

1995年秋，校园里的一纸招生通告让汤洪波心潮澎湃：空军招收飞行学员。

“我要守卫祖国的蓝天。”体检、考试、政审，一路“过关斩将”后，汤洪波顺利被录取。

可入学后，汤洪波遭遇了学业上的“拦路虎”——体能成绩班里垫底。如果体能通不过，就会被淘汰。怎么办?一个字，练!汤洪波每天风雨无阻，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一年后，他的体能成绩从垫底“跑”到了优秀。

“我一直加倍努力，争取实现更大进步。”汤洪波说。

空闲时，他总是拿着飞机模型一遍遍比划起飞降落;夜深人静时，他还在脑子里一次次“演练”操作飞行，琢磨眼手脚如何更好地协调。就这样，他的飞行成绩经常获得满分，战友们都评价他是“教科书式的飞行员”。

毕业时，队长跟他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选择飞直升机还是战斗机?”

“战斗机!”

“你选择留在内地但飞行次数少的地方，还是偏远但飞行次数多的大西北?”

“飞行员生来就是要飞行的。”汤洪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北大漠。

20__年，我国开始选拔第二批航天员。此时已经担任飞行大队大队长的汤洪波义无反顾报了名，并于20__年成功入选。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汤洪波说。

天空太空，一字之差，却是巨大的跨越——航天员要完成体质训练、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等8大类上百个课目的训练。这些训练既挑战学习能力，更挑战生理与心理极限。

20__年12月，汤洪波梦想成真，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乘组。

可模拟失重训练，一度是汤洪波“迈不过去的坎”。

“训练服加压后像一艘人形飞船，硬邦邦地套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动。”汤洪波说，“刚开始，我一穿上训练服，心里就特别烦躁，恨不得马上出来。”

那段时间，汤洪波寝食难安。“训练都完成不了，还谈什么飞天呢?”他心里暗暗自责。

起初，汤洪波不敢把这种自责和痛苦告诉家人和同事，怕大家替他担心。后来，他请教执行过出舱任务的刘伯明，并且请工作人员把训练服的温度尽量调低，让心情冷静下来。经过多次训练后，他终于越过了这道难关。

“经历过这些极限考验，以后哪怕再难再苦，也都能扛过来。”汤洪波说。

对于这次飞行任务，汤洪波很有信心。他说：“首先，我一定要确保每个步骤都零失误。其次，保证每天身心健康，以免让地面的工作人员担心。”

一路走来，妻子夏宜一直给予汤洪波支持和鼓励。

来到航天员大队后，大量的学习训练使得汤洪波没空照顾家庭，夏宜独自一人边工作边带孩子，从不给他拖后腿。

夏宜在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服工程室工作，她参与了这次任务舱内工作服的研制过程。

“航天员在我心中，航天员的安全在我手中。这是航天员中心科研人员对航天员的庄严承诺，也是我最真挚的祝福。”夏宜说。

妻子爱写毛笔字。这次汤洪波上太空携带的个人物品中，有妻子贴心制作的小卡片，上面写满寄语。

儿子是名中学生，从小就崇拜爸爸，立志要当飞行员。这次出征前，儿子郑重地对汤洪波说：“爸爸，你要安全回来。”

20__年，西藏自治区墨脱公路通车的次年，当地群众听闻县上请来一位医术高超的“门巴族老大夫”，十里八乡的人们慕名求诊，甚至有骑马骑驴赶来的。

这位“门巴族老大夫”就是吴天一。墨脱通车后，他赴实地开展高原病调查，还很快学会用门巴语交流，以至被群众误以为是门巴族的大夫。

了解吴天一的人，都惊叹于他的语言才华：出生在塔吉克族家庭，读书时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学修过俄语，到青海工作后自学成为“藏语通”，如今英语也不在话下。

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曾主持一场大型田野调查，历时数年，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收集到大量的临床资料，最终提出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作出了科学系统研究，影响深远。

田野调查时，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艰辛相比，吴天一更关注工作怎样得到藏族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可吴天一有办法：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能用娴熟的藏语沟通，得益于吴天一日积月累打下的底子。早在1958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他就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奔赴青海支援西北建设，初到高原就开始自学藏语，后又长期坚持练习。

为牧民罗松杂巴治病的事，时隔30多年，吴天一仍记忆犹新。

罗松杂巴的家在海拔470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秋智乡布甫村。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因患腿疾连帐篷门都迈不出。一番检查下来，吴天一确诊罗松杂巴患有关节炎，给他开了抗风湿药，还定下热敷、活动韧带等全套治疗方案。1个多月后，当田野调查团队再次途经此地，罗松杂巴站在帐篷外，带上儿子、孙子一同手捧哈达，等着献给“马背上的好曼巴(曼巴，藏语意为‘医生’)”。

田野调查也是大型义诊，具体惠及人数，吴天一没有特意统计过，“应该有上万名群众”。“那次，我和同事们骑马已走出很远，一回头，罗松杂巴家的大人小孩还在朝我们挥手……”回忆至此，吴天一掏出裤兜里的手帕，擦拭着湿润的眼眶。

“我们没有辜负这身白大褂，换来了藏族群众对科研的理解支持。”吴天一的论文，写在雪山草原上。

昨晚如约打开电视机，准时收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节目。

与往年一样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末日年”里面，又有很多已经死亡的“草根英雄”在感动着中国。他们有国之大器的精英，也有百姓草根的凡人，却都以不同的伟大事迹感动着这个麻木而又世俗的国度。

我看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催泪弹”，使人在刚刚过去这个喜庆的春节假期里，还获得有一个感受悲情的时刻。每一个获此殊荣的“英雄”其实都表演了一场悲剧，他们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的是永远的痛。一贯擅长煽情的央视就不能厚道点呀，能不能不这样矫情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一边观看一边猜想，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又被那些人和事所感动过呢?由于是同行，我首先想到了“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还想到了“最美司机”吴彬，还有更多创造了许多“国之第一”纪录的人，尽管我这一票并不能有什么作用，并不能算数!

看完节目后，泪眼婆娑，还有一点遗憾，吴斌师傅为什么没有入选呢?按说吴斌师傅当时的行为其实是全社会都需要践行的基本准则，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大环境下。也许是由于吴师傅的英雄行为只有短短的几十秒钟。张丽莉老师如果凭借着对学生的爱心和工作的认真努力获得此荣誉，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只可惜她是坐着轮椅上台领奖的。

感动之余，我也有更深的思考：

1、精神的觉醒

感动中国到昨天就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其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让我们看到了国人一种从物质至上到精神至上的转变。与发展迅速的物质水平相对比，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落后了太多太多，以至于被西方某些国家称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但是，感动中国的传承与发扬让我们看到了国人对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感动中国，其实是国人对优秀精神的一种寄托，是虚无缥缈的灵魂与现实接轨的媒介，是美好品质发扬传承的载体。

2、榜样的力量人性的力量

《感动中国》，与其说是对道德模范、学术精英的嘉奖表彰，不如说是对崇高精神、优秀精神的宣扬与传播，当获奖者的事迹通过感动中国传遍大街小巷，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他或她俨然已经成为了亿万中国人的榜样，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与其说是被获奖者的无私感动，不如说是被他们人性中的那种真善美感化、激励，那些崇高的精神在我们内心翻腾，化作一种独特的动力，使我们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向他们学习，社会的风气因此而改变。这就是感动中国的力量，是榜样的力量，更是人性的力量。

3、时间的流逝带走感动

每年都有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人们选择坐在电视机前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心情似乎一直很沉重，眼泪总是停不住，但典礼结束以后，人们又恢复了之前的一切，内心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似乎人们把感动中国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宣泄途径，把一年的泪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流干净，第二天重新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麻木不堪地活着，期待着下次感动中国。不信的话，可以扪心自问，你能叫出几位曾经感动过你的他或她的名字?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遗忘了吧。不管怎样，我希望被遗忘的仅仅是名字，是符号，而不是其背后蕴含的一种精神。

关于聂海胜的英雄事迹你知道多少?聂海胜是继杨利伟、翟志刚之后排名第三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飞队伍成员，也是他们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神舟六号”飞船于10月12日发射，聂海胜成为两名航天员之一，一时间聂海胜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聂海胜与几位被招飞的同学被送到长春航校后，虽然对当地的气候很不适应，但他时间铭记取母亲的嘱托，抛开全部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练习之中，致使各项目标都完成得十分出色，成为学员中第一个放单飞的人。

上天飞翔不光简简单单说说而已

一次教官让他给我们讲一讲飞翔体会，一贯不善言辞的他只说了一句话：“啥也不想，只管飞”事实上，飞翔远不像他表述的那般简略，每一次登机前，他都手拿模型将飞翔线路、飞翔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反反复复演练数遍。付出总有回报。初教、高教机飞翔毕业，他要比别人少飞几十个小时。后来，他以优异的成果提早毕业，被分配到南昌某飞翔部队。

聂海胜在很多人里面成为了一名航天员

聂海胜深知母亲吃过许多苦，每次给家里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特别是在他成家之后，总是想办法让母亲多享点福。在南昌时，聂海胜就几回接母亲到部队居住。后来，聂海胜调到北京，又两次接母亲到北京过春节，还每个月给她寄生活费。1998年1月，我国第一个航天员大队在北京航天城宣告成立。聂海胜凭着杰出的体质和优异的飞翔才能，在参选的1506名优异飞翔员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14名航天员中的一员。

20__年2月，聂海胜带着妻子、女儿回枣阳探亲，母亲和姐姐快乐地弄了一大桌子饭菜。饭桌上，母亲从儿子的神色中猜出他必定接受了重要任务。尔后大半年，聂海胜果然没有打过几回电话，后来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原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进入倒计时，聂海胜已全身心投入到全封闭练习中去了。20__年10月，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总算从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顺利升空。而这时母亲却因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当她从医院的电视中得知自己的儿子是“神舟五号”三人首飞队伍的一员时，不由得热泪纵横。

自己的妈妈看着儿子是航天英雄自豪的流眼泪

冲着电视画面中的儿子哽咽着说：“孩子，你是母亲自豪，你是家园的自豪啊”当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家园传开后，人们纷纷手捧鲜花涌进医院向这位“航天英雄”的母亲表明祝福，白叟一边拱手道谢，一边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我生病的事传出去，以免影响海胜的工作。

”事实上，白叟有一个心愿：这一次，儿子没有升空，下一次地争夺上去啊！然而，聂海胜还是知道了母亲生病的消息。他知道，母亲将他们兄弟姐妹拉扯大不容易，应该回去看看她，在她身边尽一尽孝道。所以，他特意请假，乘飞机回到家园，当他出现在母亲的病床前时，白叟流泪了，冲着儿子一个劲地埋怨自己：“我这把老骨头不争气呀，把你给连累了。

在北京，聂海胜有个温馨的家，妻子聂捷琳也是一名军人，跟他在同一个单位，是搞医学研究的。女儿聂天翔今年11岁了，十分活泼可爱。跟所有航天员的家庭一样，这个三口之家，是围绕着“航天”二字运转的，也十分友善，这是飞翔员的传统。自从聂海胜紧锣蜜鼓地备战“神六”，每个月都可贵回一趟家，聂天翔说她都快忘掉爸爸长什么姿态了。她还说她十分敬服奶奶，说奶奶不仅养育了爸爸，而且还积极支持爸爸的工作，是一位了不得的女性。在聂海胜完美归来之时，女儿聂天翔将自己亲手折叠的纸鹤挂在了刚刚在太空中度过四十一岁生日的聂海胜的脖子上。

1958年，年仅23岁的吴天一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高原建设青海。当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来到青海，吴天一发现这些建设者都不同程度有心慌、头疼、胸闷等高原反应，有的甚至因此献出了生命。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迫切地想要医治好这些身体有病痛的高原建设者。

然而，高原病当时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还尚属空白，吴天一摸着石头过河，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但是具体的发病原因以及相关应对之策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一研究，就是60多年。

“守护好高原人民和高原建设者的生命健康是吴天一的初心，也是他一生的价值追求，正如他所言：‘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李晓东在宣讲会上说。

据李晓东介绍，在超过半个世纪的高原医学研究生涯中，吴天一院士常年与高山、冰川、雪地、草地为伴。“60多年来，他不仅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安第斯山、落基山、天山、帕米尔和喜马拉雅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探索”。

1979年至1992年，吴天一主持了历时10余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大调查，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每到一个地方，吴天一就问哪里的海拔最高。在他看来，高原医学研究必须要去高、偏、远的地方，不落下一户一人，才能准确掌握疾病分布和患病因素。

1982年，吴天一在进行高原病大调查时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当时他乘坐的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在开创和发展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过程中，吴天一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全身14处骨折，40多岁双眼患上严重的白内障，耳朵鼓膜被击穿，年事渐高后，心脏还装了起搏器。

60多年来，吴天一院士及其科研团队推动我国高原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所创建的慢性高原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作为国际标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20__年在国际上统一应用，为高原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首个以我国地点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今年已经86岁的吴天一坦言：“现在我年纪大了，主要责任是带好我的团队，培养好年轻的接班人”。

王晋说，吴天一院士常常勉励他们——“时代在召唤、祖国在召唤、青海人民正展开双臂欢迎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走进大地，走进生活，你就一定会成功”。

“走进大地，走进生活”是吴天一高原医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在进行高原病普查的时候，他骑着马，赶着驮满仪器的牦牛，饿了吃点牧民的青稞糌粑或自带的干粮，晚上同牧民一起睡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帐篷里，深夜点着酥油灯整理数据资料……

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吴天一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吴天一院士正是以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年轻一辈。就像院士所说，年轻一辈生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度，拥有伟大的使命和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更应该珍惜这些机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王晋说。

20__年4月25日，53岁的郎平又回来了，她再次回归国家队担任中国女排总教练，中国女排又有了主心骨。

20__年，国际排联公布的世界排名，中国仅列第五位。伦敦奥运会未能跻身四强。很多人把这时的女排形容成一块“烫手山芋”，无数人劝郎平，不要去接。

“接!为何不接?三十年前我可以，三十年后依然没问题!”郎平依然霸气，只是额头上略微松弛的皮肤，以及眼眸深处偶然显露的疲惫，才能让我们想起，郎平，已经不再年轻了。

这时的郎平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天知道她经过了多少思想斗争。膝关节曾动过7次清理手术;双胯一边做过一次手术;再加上腰椎间盘突出……郎平苦笑道:“我已经可以发一个残疾证，而且不知道是几级了。”

身体不堪重负，但作为教练要全程跟随训练，亲力亲为。而且郎平在出任国家队总教练前，已是广州恒大俱乐部教练。这样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好吧，你们现在有多差，以后就会有多出色!”郎平大手一挥，指向旁边的训练馆。十八米长、九米宽的场地就此成了炼狱场，郎平冷酷地将手背在后面，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没有人知道她们花了多少时间修炼内功，只知道中国女排，好像，慢慢回来了。

和八年前一样，郎平依然是女排赛场上唯一一位女性主帅。她有够男人的强悍一面，破釜沉舟地换人，果断且结果完美的战术调整，以及足够冷冰冰的训诫，“我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我没人换你了，只能看你自己了”;她也有很女人的细腻一面，把队员们视作自己的孩子，像妈妈那样时刻注意着自己的言行以避免影响女孩们的心情，“我特生气，但又不能表现出来……我只能一直鼓励她们，让她们放松，因为人一紧张，肌肉动作的反应都不一样”，流着泪拥抱队员时，也不忘轻声在耳边嘱托:“你今天表现得很好，很勇敢。要记住今天的心情。”

在里约，一位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高级官员在观看女排赛后留下如是评论:“女排赢球靠的是团队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郎平的用人。她真正做到了有勇有谋，将每一个队员的特点都发挥了出来。”是的，郎平上演了王者归来。

中国地大物博，能人辈出。20__年，有一个叫张培萌的青年打破了苏炳添的记录，并且还是大幅度打破。张培萌不仅短时间内连续跑出两次10秒04和1次10秒整，还在全运会上10秒08的成绩打败了苏炳添。张培萌在世锦赛上跑出的男子10秒的亚洲黄种人最佳成绩，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苏炳添感受到了同时代的天才选手的速度。但是苏炳添没有就此消极，反而把良性的竞争当成了一种更好的促进。终于苏炳添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20__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比赛男子100米决赛中，苏炳添以9秒99的成绩获得男子100米第三名。这个成绩打破了10秒00的全国纪录，并且也在正常风速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第一位进入9秒关口的亚洲本土选手。20__年，苏炳添再次征战里约奥运。在里约奥运会100米半决赛，苏炳添以10秒08排名第14位。

1930年2月4日，顾诵芬出生于江苏苏州。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时的飞机轰炸声成了顾诵芬儿时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日本飞机频繁在头顶上空盘旋，炸弹爆炸震得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顾诵芬说:“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就这样，报国的种子在他心里埋下了。

顾诵芬10岁生日时，叔叔顾廷鹏买了架航模飞机送他，他视若珍宝。父亲见他这样喜欢航模，便也买了一架给他。最初的航空梦想，便从小小的航模上诞生。此后，他先后求学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航空武器装备是现代战争的首战装备、决胜装备。建立独立完整并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航空工业，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1951年，顾诵芬毕业后分配到航空工业局。当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国家拿出“60亿斤小米”建设航空工业，航空工业局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于1956年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玻利维亚高原所先后邀请吴天一去美国从事研究工作，被吴天一拒绝。他说，“我的一生要奉献于青藏高原。”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__年，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当时，吴天一已经75岁高龄，又是桃李满天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却坚持要去灾区参与救援工作。他的同事和家人担心他的安危，百般劝阻，但他说，“这是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的地震，我们要以共产党员的精神战胜高原地震灾害”，带领医疗队前往灾区。在灾区，他往返于各个救治点之间指导抢救高原病患者，在医疗点为后辈们讲解高原病防治救援知识，在临时居住点宣传科普防病知识。震后，他又将这些宝贵的高原医学救援经验加以总结，分享给了国际各方。

吴天一今年已是86岁高龄，依旧凭借着饱满的热情和求知的精神，在青藏高原继续进行高原医学研究工作。20__年末，《吴天一高原医学》一书出版发行。这本历时4年，共340万字的著作，凝结了吴天一60多年来在高原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该书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个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高原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为高原医学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指引，同时也对高原卫生保障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0__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天一颁授勋章。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吴天一院士曾经说过，“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高原医学研究。”60多年来，他深深扎根于青藏高原，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高原医学的研究工作之中。从一名普通医生，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始终保持着为民服务的初心、矢志报国的理想、求实进取的追求和甘于奉献的品格。在漫长艰辛的奋斗历程中，他用脚丈量大地，用心服务人民，用科学报答祖国，用最真实的经历和最昂扬的精神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赤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一名医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的职业精神。吴天一坚守着高原医学研究的阵地，矢志不渝地探索科学与真理，将高原医学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一生只做一件事，却将这一件事做到极致。他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职业精神，为年轻一辈树立了榜样。

正如吴天一的学生和同事、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副院长王晋所说，“看着吴天一院士日复一日从不停歇地工作，无怨无悔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确实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我们作为吴天一院士的学生，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一定会以吴天一院士作为榜样，争做科技强国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将不断地在科学技术历程中砥砺前进，吴天一院士的科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回顾40多年来的人生路，朱彦夫感慨万千。“这些年来，失败是主要的。每做一件事，都意味着上百次、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失败。经过无数次失败，我才找到成功的路子。每千成一件事，我都深深意识到千万次失败的价值以及妻子对我的全力支持。”

婚后不久，朱彦夫见村民们绝大多数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决心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办一所夜校，教群众识字。想法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妻子的支持。于是，他们便拿出自己积攒起来的残废金，办了一所夜校，朱彦夫任教员。每天晚上，他都坚持去夜校授课，起初是妻子背他去，一年后他能走了，便自己去。有一次，他在崎岖的山路上摔倒了，脸被石头划破了几个口子，残臂断截处也受了伤，自己爬不起来，直到家人来接他，才在妻子的搀扶下站起来。看他被摔得鲜血淋淋的样子，妻子心疼得直掉泪。“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我必须得好好地教下去。这点伤不要紧，我以后小心点就是了，你放心好了。”朱彦夫轻轻地安慰着妻子。从此，为了丈夫的安全，她坚持送接丈夫。

1957年，朱彦夫被全村8名党员推选为村支部书记。组织上考虑到高度残废，料理自己生活都十分困难，没有同意。朱彦夫便“拄”着拐杖，拖着17斤重的一双铁脚，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走给公社党委书记看，同时表态，不干出个样子来绝不罢休。_说：“只要俺能走，彦夫就能走。他对党有说不完的恩情，为能继续为党做事，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再大，他也知道怎样对待困难，他不会向困难低头。让他干支书，俺相信他能干好。”组织经过研究，同意他担任张家泉村支书。

张家泉村虽处在沂河的上源，但分布在几个山梁上，山路崎岖，每年春、秋、冬三季，连村民的生活用水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用水浇地了。朱彦夫意识到要彻底改变村子的落后面貌，必须先解决用水问题。为带领村民们找水，他实在拖不动假脚，就用膝盖跪行。村民们感动了，重新充满了信心。“朱书记两口子为了咱们吃了多少苦啊，咱要是再打退堂鼓，还有良心吗?”到1960年止，张家泉村先后打井9口，解决了村民的生活用水问题。到70年代初，张家泉村终于打出了第一眼大口井——龙王庙大口井，并修建了一条1500米长的水渠，结束了村里无水浇田的历史。之后的几年里，张家泉村又接连打了两眼大口井。张家泉村山地贫瘠，缺少平地，过去粮食不够吃一直困扰着村民们。“当村支书大小也是干部，要不能让群众过上温饱日子，就对不起老少爷们啊!”朱彦夫心想。于是，经过周密计划，他带领群众经过两年奋战，平整荒坡，填平两个大沟，造成了一块60多亩的旱涝保收的小平原。到60年代初，朱彦夫又带领林业队在荒山坡上开出了一个大苹果园和一个花椒园，从那开始，张家泉的村民们口袋里开始有了零花钱。直到今天，这个苹果园和花椒园仍然为村民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为了让村民们早日用上电，朱彦夫在妻子的搀扶照顾下，拖着残疾身体先后乘火车跑上海、南京、胜利油田、陕西联系材料，经过7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点油灯的历史。这期间的出差费用，全是他自己的残废金。为了凑足出差费，_宁愿穿打满补丁的衣服。有一次，她见二女儿朱向荣的衣服太破了，便许诺给她扯点布做件衣服，可是最终也没能兑现。朱彦夫关心群众疾苦。村民蔡光生有心脏病，因为家里穷，治不起，朱彦夫每个月从残废金中拿出20元给他买药治病(当时朱彦夫的残废金为每月42元——作者注)。

朱彦夫夫妇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在生产队里，几个孩子可以到庄稼地里帮大人摘棉花、刨地瓜、切瓜干，可就是收花生时不让去，怕孩子吃花生，养成坏毛病。有一次，年幼的朱向欣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到地瓜地里挖了两个地瓜，放在火里烧，被朱彦夫发现，他硬是让哭成泪人的女儿把1元钱送到生产队会计手里作为赔偿。朱彦夫当了25年村支书，没拿一分钱的报酬。村里因工作需要招待上级来人，他只参加过一次，还硬是交了1元伙食费。

1982年，朱彦夫因患心脏病辞去村支书职务。考虑到朱彦夫的身体状况，经组织研究决定，朱彦夫全家迁往南麻镇，可他和妻子仍放心不下张家泉村的群众，每年都要回张家泉村看望乡亲们，与群众共商致富路。

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推动了飞机的跨代发展。我国开始飞机设计之初，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完全空白。苏联在当时对我国进行的援助仅限于制造，关于设计方面的技术坚决不提供。

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他在大学学的是螺旋桨飞机，现在需要设计喷气式飞机，而且徐舜寿提出要采取两侧进气，不能用机头进气，国内没有先例。

当时听说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的国外文献，他便动身从沈阳来到北京，借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他潜心学习研究国外资料，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顾诵芬随后又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初教6飞行品质出色，为我军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飞行员。

一刻不停，顾诵芬转身又投入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研究。当时国内一无超音速风洞，二无工程适用的数值计算能力。他依靠扎实的理论功底，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顾诵芬对航空的兴趣始于燕京大学附属小学读书时期。当时，哥哥顾诵诗就读于市区里的崇德中学，学校里的学生用硬一点的纸板做滑翔机，用橡皮筋弹射。哥哥把学校里做好的滑翔机拿回家里，带着弟弟顾诵芬在空旷处放飞。在天空中翱翔的飞机模型吸引了年幼的顾诵芬，他以极大的兴趣与哥哥一起开始制作，一起在外放飞。入读中学后，他又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本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传记——《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这是苏联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的自传。

“1937年七七事变，有天早上把我炸醒了，日本飞机排得很整齐往西边去，紧接着就是炸弹响。1939年我们到上海，二战快结束的时候上海(日军驻地)经受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所以我知道二战美国人之所以占优势，就是他们的空军厉害，所以航空非常重要。”

不久后，顾诵芬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51年，顾诵芬大学毕业。因为抗美援朝，我国急需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上级组织决定，这一年的航空系毕业生要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面对母亲的不舍，怀揣着航空梦想的顾诵芬，踏上了北去的火车。与他同一批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飞机设计和航空技术研究部门，唯有他被留在了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机关。一心想设计飞机的顾诵芬，因此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开心。

关爱学生 无私奉献

“只有有爱心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有作为的学生。”张丽莉时时刻刻用心诠释“师爱”这两个字的真谛，用自己诚挚的爱去温暖每一位学生。张丽莉爱笑，她的微笑总能激发学生的“兴奋点”。学生谷志超不喜欢学习语文，张丽莉就特意在课堂上让他朗读课文，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微笑着夸他“声音有磁性，很好听”。一段时间之后，谷志超的语文学习成绩明显提高。张丽莉有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课堂上，她的一双大眼睛从不放过每一个学生，在她的注视下，全班同学都有一种被关注的感觉。“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当不好的老师。”张丽莉经常这么说。

在一个个细节之中，张丽莉从一点一滴关心着“家”里的每个孩子。体育中考时下起了雨，她把自己的伞给了学生;冬天，有的同学不吃早饭，她就自己掏钱买来一箱桃酥放在班级后面;为了让学生多上一会儿自习，她亲自动手，把班里的卫生整理得干干净净。学生张旭很小就失去父亲，和重病缠身的妈妈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20xx年，张丽莉接手张旭所在班工作，听说张旭的遭遇后，从自己每月不足1000元的微薄收入中，拿出100元资助他。为了保护孩子的自尊，细心的张丽莉每次都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把钱交给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