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协议书精选3篇 协议范本怎么写【最新12篇】

篇1：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代理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江西三人行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原告周委托，指派我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庭审前我认真核实相关证据、查找法律根据，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清楚了解，现结合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与被告签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基于该合同享有的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以及《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原、被告所签的编号为GF-20xx-0171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即使该合同没有合同编号，没有签订日期，也不能以此瑕疵否认该份合同的法律效力;故原告基于该份合同依法享有要求被告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权利。

二、被告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承诺办理产权手续、收取原告购房款等行为系景德镇市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行为在原、被告所签的编号为GF-20xx-0171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委托代理人一栏清清楚楚写上了被告熊名字，且在合同的尾部也有XX公司盖的公章，在出卖人一栏同样有熊签字，正是基于此，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熊就是XX公司对外的处理事务的代理人;正如《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的：“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其意义在于维护代理制度的诚信基础，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正常的民事流转秩序。本案中即使凯达公司未授权熊方明对外处理公司事务，原告基于合同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凯达公司与熊方明之间构成表见代理关系。所以，熊方明签订合同、收取原告全额购房款、向原告出具承诺产权过户等行为均应视为是XX公司的行为。

三、XX公司股东支系本案适格被告，且应当与被告熊承担连带责任为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1、原告在起诉时，到工商部门查询了凯达公司的工商基本信息，该基本信息上载明XX公司于20xx年8月16日已经被吊销，其公司股东为周和支;据原告了解，周已经死亡。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公司意志以外的公权力运作的结果，属于强制解散公司的范畴，是公司违反了法律与行政法规(包括《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中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解散。公司解散又必须经过清算以及注销两个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凯达公司既然已经被吊销，那么公司就有法定义务进行清算，清偿完公司清算之前的公司债务，这其中就包括原告基于买卖合同对XX公司享有的房屋过户登记请求权(债权)。但XX公司在公司被吊销后没有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清算、注销程序，那么此时，就有必要否认公司法人人格，进而要求XX公司股东替公司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2、被告支在庭审之中向法庭出示了一份鉴定文书，拟证明支非XX公司实际股东，其股东身份系XX公司伪造其签名所致，故其无需与被告熊方明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认为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被告支兴林免责的事由。因为公司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信力，该种登记属于商事登记，并使商事登记的外观具有足以使他人信赖的特性，善意信赖登记外观的人就此能取得权利。从公司工商登记公信力的内涵出发，不仅在登记正确的情况下，登记所表现的权利是真实的权利，对社会公众具有绝对的可信性，而且登记错误时也不能颠覆登记对于权利状态的表述，这种状态对于社会公众同样是真实的，正确的。公司工商登记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从我国公司登记制度的设立本意以及公司登记公信力适用的三大基本原则(保护善意相对人利益原则、对第三人有利原则、法定义务不能免除原则)来看待本案，原告的权益完全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综上所述，原告房产至今没有办理产权的原因完全系被告不诚信的行为所致，故原告恳请贵院支持其全部诉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时参考并盼望予以采纳。谢谢!

代理人：江西三人行律师事务所

律师 李俊杰

20xx年八月二十日

篇2：分期买卖合同纠纷处理_合同范本

分期买卖合同纠纷处理

分期付款买卖，是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分次向出卖人支付的买卖合同。分期付款买卖也是一种特殊买卖，其根本特征在于买受人在接受标的物后不是一次性支付价款，而是将价款分成若干份，分不同日期支付。出卖人在分期付款买卖中还可以提出设立一些其他的特别约定，以逃避其风险。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所有权转移的特别约定。本章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条款。该条款可以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分期付款买卖的出卖人为保证自己能按期收取价款，可以约定买卖标的物虽交付买受人，但出卖人保留其所有权，买受人全部支付价金或者在买受人支付若干期价款或者已经支付的价款达到全部价款的一定比例后，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方能移转买受人。

根据合同法，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合同解除。当事人也可以事后经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的，对方可以不经催告解除合同。这些是合同解除的一般性规则，合同法分则如果针对具体合同规定了一些特殊性的规则，那么就是适用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本条有关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的规定就是对总则有关规定的具体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

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据此，可要求支付全部价款，不拿回标的物。也可解除合同，拿回标的物。同时按照月付款数额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

甲方可对撤回的机器作适度的评估，并据货款与评估之间的差额作为损害赔偿金，联同已收取的货款，抵销债务，如有余额则退还乙方。

第十一条 甲方需保证机器的性能完全与说明书(如附文)相符，且交货后一年内自然发生的故障，甲方亦需负责修理。

第十二条 机器交货后经三个月的，除前条规定的情形外，甲方不负保证所有瑕疵的责任。即使交付后三个月内，亦只容许交换机器，因机器故障而发生的损害，甲方不负其责。

第四条：甲方自乙方首付车款后，应向乙方交付所选车辆，并保证乙方交纳养路费后可以直接运营。逾期交付车辆甲方应赔偿乙方支付车款10%的违约金，交付车辆手续欠缺影响营运，应赔偿乙方所购车型相同车辆的营运利益。

第五条：乙方应按期支付车价款，并按期交纳车辆检验费、养路费用，逾期支付，应承担拖欠车价款10%的违约金，除客观情况并经甲方同意外，逾期30日支付车价款，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车辆，乙方应支付使用车辆期间的折旧费。

第六条：自甲方交付车辆之日起，乙方即取得车辆的经营权、使用权、管理权。合同期内，依法自主经营，自行雇佣司机和随车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对第三者造成损害或车辆损毁、雇佣司机伤亡等事件，与作为车辆出卖方的甲方无关，由乙方承担各项赔偿或补偿责任。

第七条：合同期内，乙方未交清所有车价款之前，甲方保留该车所有权，乙方不得变卖，抵押，转让车辆。

第八条：合同期满，乙方如约履行合同义务，取得车辆所有权，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我国保险法兼采两个法系的制度，如《保险法》第10条称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当事人为投保人似采取大陆法系制度，但《保险法》第12条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则是采取英美法系制度。就保证保险而言，表面上似乎是购车人为他人(汽车经销商)的利益(收回车款)投保并缴纳保费，实际上是购车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取得经销商给予的售车信用、防止在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时丧失对车辆的所有权等)而投保并因此将保险金的请求权让渡给第三方(经销商)。所以笔者认为，保监会对保证保险作出的解释更接近英美法，较为合理。

与保证保险相关且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是信用保险，它是指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债权人)的信用贷款和信用售货提供担保的保险。主要有出口信用保险、国内商业信用保险和投资信用保险三种，分期付款购车信用保险是国内商业信用保险的一种。保证保险与信用保险的主要差别在于主体的不同：如果投保人为汽车买受方，是保证保险;如果投保人为汽车销售商，就是信用保险。在西方成熟的汽车保险市场上，汽车销售商以购买者的信用为保险标的投保的信用保险，保费由销售商缴纳，受益人为销售商自己，在其遭遇市场风险，出售抵押或保留所有权的汽车等情况下仍不能收回全部车款时，可以从保险人那里获得不足部分的赔偿。而购车人以自己的信用为保险标的投保的保证保险，保费则由购车方缴纳，受益人也是购车人本人，购车方可以在其收入流中断不能如期还款的情况下由保险人代为付款，而依然拥有所购汽车，但当购车者收入恢复后，有向保险公司偿还所垫付资金的义务。事实上，购车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都以购车方的信用风险为标的，在本质与功能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两者是独立的险种，一般而言信用保险的风险大于保证保险。在我国，有人主张用信用保险代替保证保险，[6]实务中，也有将保证保险涵盖在信用保险之中或将两者合并为一个险种的，如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开办的机动车辆分期付款售车信用保险、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开办的汽车分期付款信用保证保险等。这是不太恰当的，容易产生混乱而出现诸如名为保证保险实为信用保险等情况，不利于当事人的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保持一致。

二、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

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合同究竟是保险还是保证，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实际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保证保险是一种由保险人开办的担保业务。”[7]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其《分期付款购车合同履约保险条款》第3条就规定：“本保险是《购车合同》的从属合同，保险责任为一般保险(保证)责任。”(也有保险公司如中保财产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将保险责任认定为连带保证责任)。由此引发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对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的争议。因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05条的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形式(如证券投资基金、中央企业债券以及最近允许保险公司购买的电信通讯类企业债券等)，是不能用于保证担保的，实践中曾有保险公司对外进行担保业务(主要是水险业务)而遭受处罚，处罚的原因就是超越了其经营范围，属于违规操作。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曾认可个别保险公司可以从事担保业务，但因为与《保险法》的强制性规范相违背，其做法及效力值得商榷。[8]即使在国外，保证保险业务也并非任何保险公司都可以办理，而是要由政府保险管理部门批准，政府对这种特许权的控制比较严格。如美国财政部每年要对保证保险人资格审查予以公布，同时每家公司承保业务都有明确限额。申请保证保险业务的公司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专业化的核保队伍及严格的信用调查机构等。

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可保风险”这个概念的理解。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定义保险为：“一方当事人因为约定的对价而对另一方当事人承担补偿其因为特定风险造成特定事项之损失的合同。”这里的特定风险是“未知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11]即保险人承保的应该是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损失的发生必须是意外的和非故意的，超出投保人可以控制的范围，且与投保人的任何行为无关。在汽车分期付款销售中存在着多种风险，如购买人因人身意外伤害及死亡或因收入减少而降低或丧失还款能力的风险、汽车市场的价格变化而导致的购买人放弃分期付款而追偿款又不足以充抵车款的风险、购车人根本无偿还能力或偿还能力不足，而隐瞒真相，故意欺诈套取资金的风险、汽车销售商因有了保险而疏于对购车人的资格审核造成的风险等。[12]其中，有些损失具有确定的概率分布，能够作出较为精确的测量，可以纳入保险的范畴，有的风险如欺诈风险则更多取决于当事人的主观因素，不具有可测性，如果用保险方式加以转移，比较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中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机率也能统计出来，保证人可以依据此项统计收取一定费用。这也是保证演变为保证保险的内在动因之一。[13]笔者认为保险公司承保时应该根据其自身技术条件水平予以区分，以明确其保险责任的范围。对其不适合承保的风险宜在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中注明。现实中，保险公司往往对此未作详细区分，加之保证保险的对象与保证担保的对象在功能上趋向一致，在范围上可能发生重合，因而有人认为，对保证保险合同性质的判断，应当关注具体合同的约定。如果保证保险合同的约定与保证一致，该合同就等于保证合同;如果约定的内容与保证合同差别很大，就是保险。这种意见是比较中肯的

三、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合同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1.汽车分期付款保证保险合同与汽车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关系

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实际上包含三方当事人、两种合同：汽车销售商(或者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下同)和购车人签订汽车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购车方与保险人签订的保证保险合同。这两份合同在法律地位上是主从合同关系还是各自为独立的合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买卖合同对保险合同的影响力和这两种合同纠纷是否应合并审理。如果承认保证保险合同的从属性，就意味着保险合同以买卖合同的存在与生效为前提，不能单独存在。买卖合同变更或终止，保证保险合同也应变更或终止;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或撤消，保证保险合同也将失去效力，所以两种纠纷可以合并审理。一些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时，就经常将保险人追加为案件第三人。如果买卖合同与保证保险合同各自为独立合同，则彼此间效力互不影响，因此汽车经销商起诉购买人与起诉保险人是两种独立的诉，不应合并审理。

从有关保险公司制定的法律条款分析，对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不可能不涉及买卖合同关系，如果不允许合并审理，对三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难以彻底解决，且给当事人增加诉累。至于保险公司在案件中是作为第三人还是作为共同被告值得探讨。至于买卖合同的争议是否影响保证保险的索赔与理赔，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具体情况。如果买卖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当然谈不上保证保险合同的索赔和理赔等履行问题。实践中较常发生的是，在买卖合同履行期内，经销商和购车人就分期付款合同达成变更协议或者向第三人转移债权债务，而没有反馈通知保险公司，导致保证保险合同失效。如果是买卖双方针对合同效力以外问题(如所购车辆的质量问题)产生争议，可能影响购车方付款义务的，在争议取得最终结果前可以判令中止保险合同索赔理赔与追偿等有关程序，待明确后再行解决。

2.保证保险合同中汽车销售商的信用审核义务

在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中出现的问题较多与汽车销售商与有关金融机构未履行自己义务有关。在分期付款购车中汽车销售商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保障其债权的实现：如对购车人资进行信审查、在汽车上设定第一顺序的抵押权、或是保留车辆所有权等。当购车人投保了保证保险时，如果销售商怠于行使自己的这些权利会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损害保险人的利益，因此经销商的这些权利就变成了它对保险人的义务。由于目前分期付款的法律环境不完善及其他一些原因，经销商的所有权保留等制度还只是处于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层面上，几乎无法操作。[

3.分期付款购车保证保险合同中的反担保问题

保证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承保时，往往要求购车人提供充分的反担保。在可以用于反担保的抵押或质押的财物方面，考虑到如果用变现能力较强的股票或债券的话，那么客户可以直接将其提供给经销商或金融机构作为担保，没有理由投保保险;而如果用房地产作抵押，因为我国房地产市场还不太规范，操作起来又很麻烦，因此通常是用汽车本身作抵押物。由于购车人购车时已经首期支付了一定比例的车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目前我国《担保法》上规定的汽车抵押尚未落实，各地车辆管理部门没有普遍开展汽车抵押登记，汽车只有使用证书而没有产权证书，加上汽车的流动性很大，全国汽车管理的联网建设尚待完善，因此仅以购车合同标的(轿车)抵押担保是远远不够的。

篇3：河南某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_合同范本

河南某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

原告达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鹤壁分公司。

负责人张志良，该公司经理。

被告河南鹤辉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美仪，该公司董事长。

本院在审理达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鹤壁分公司与河南鹤辉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达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鹤壁分公司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经合议庭评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撤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胜庆

审 判 员 牛再田

审 判 员 罗惠莉

二○一0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高海燕

篇4：陆某诉四川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_合同范本

陆某诉四川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

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武侯民初字第245号

二审判决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民终字第8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九寨黄龙机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寨黄龙公司)

委托代理人：尹冬生，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军

基本案情

1、1999年10月28日，大连保税区大星国际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星公司)发出拟设立由陆军任负责人的中国西南办事处的通知，但该通知于XX年12月18日作废。

2、XX年7月18日，陆军以大星公司西南办事处的名义，并私刻印章与九寨黄龙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订货合同》一份。

3、在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前，九寨黄龙公司于XX年7月1日由陆军指定，向成都宇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航公司)的账户支付了订金5000元。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后，九寨黄龙公司于XX年8月13日由陆军指定，向宇航公司的账户预付货款16000元。XX年8月14日，陆军以大星公司西南办事处的名义向九寨黄龙公司交付了价值80570元的吉爱思彩瓦及附件。XX年7月29日，陆军以大星公司西南办事处的名义向九寨黄龙公司交付了4328平立米的吉爱思彩瓦，每平方米76元。XX年8月29日，九寨黄龙公司由陆军指定，向宇航公司的账户付货款50000元。九寨黄龙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均是由宇航公司出具收款凭证。

4、XX年6月21日，陆军通过宇航公司账户向大星公司付清了吉爱思彩瓦及附件的全部货款。九寨黄龙公司使用完第一批吉爱思彩瓦后不久，第一批吉爱思彩瓦便由桔红色变为白色，九寨沟县建设规划局函告九寨黄龙公司不能使用该品质的吉爱思彩瓦用于九寨沟景区的建筑物。

5、陆军为追索货款，以其私刻的大星公司公章与法定代表人印章，制作了授权诉讼的委托书，并以大星公司的名义，于XX年8月向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一次诉讼，并经庭审查明，大星公司在XX年8月前就已更名，遂裁定驳回了大星公司的起诉。XX年，陆军以本人名义向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九寨黄龙公司也提起了反诉，但在审理中，双方均申请撤回起诉。XX年1月，陆军以本人名义向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次诉讼。

原告诉称

原告陆军诉称：陆军以大星公司名义与九寨黄龙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后，陆军按照合同的约定向九寨黄龙公司提供了货物，九寨黄龙公司至今尚欠货款419898元。 陆军虽以私刻的大星公司公章与九寨黄龙公司签订了合同，但九寨黄龙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请求撤销合同，因此，九寨黄龙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陆军支付 货款和违约金;至于九寨黄龙公司提出的质量问题，由于双方之间是凭样品买卖，九寨黄龙公司在收货时对质量问题并未提出异议，主张的质量瑕疵也未通知陆军， 拒付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陆军请求判令九寨黄龙公司支付货款419898元及违约金278392元。

被告辩称

被 告九寨黄龙公司辩称：陆军与九寨黄龙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其诉称的《工矿产品订货合同》由于是陆军私刻大星公司西南办事处印章与九寨黄龙公司签订 的，因此，该合同与陆军无关，陆军无权依此合同向九寨黄龙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至于陆军提供的货物，由于在安装后短时间内就出现了颜色变白的现象，存在严重 的质量问题，九寨黄龙公司有权拒付货款。九寨黄龙公司请求驳回陆军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工矿产品订货合同》是陆军以私刻的大星公司西南办事处印章，并以该办事处的名义与九寨黄龙公司签订的，大星公司也未对此予以追认，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九寨黄龙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给陆军货款4148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78392元，共计693290元。

2、驳回陆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诉辩观点

九 寨黄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工矿产品订货合同》是九寨黄龙公司与大星公司签订的，陆军不是 该合同的相对方，因此，《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在陆军与九寨黄龙公司之间无任何拘束力。由于陆军提供的彩瓦存在重大的质量问题，九寨黄龙公司有权拒付货款。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陆军的诉讼请求。

陆军服从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判决

成 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大星公司办事处在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时并不存在，故该合同因一方主体不存在而不成立，且对九寨黄龙公司不发生约束力。九寨黄 龙公司在知道彩瓦是陆军提供的情况下，未行使撤销权，故陆军与九寨黄龙公司之间的事实买卖关系成立。陆军交付的产品，经九寨黄龙公司安装使用后，在短期内 发生色泽变化的现象，显然存在质量瑕疵，九寨黄龙公司拒绝支付货款的抗辩理由成立。再则，陆军依据《工矿产品订货合同》提起诉讼，并要求九寨公司依该合同 支付货款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其所依据的合同不成立，在一审中也未变更其诉讼请求，故陆军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原判对金池公司与众合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成立并有效、金池公司支付的20万元为定金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予以改判，众合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三)、(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武侯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陆军的诉讼请求。

篇5：欧美进出口公司与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_合同范本

欧美进出口公司与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原告诉称：原告与美国aig,llc公司签订进口卫生纸切边合同，美国aig,llc公司向被告订舱出运货物，货到目的港后，原告提货时发现货物与合同约定不符，实为化纤废料。

原告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向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申请开立了以美国aig,llc为受益人、有效期为XX年10月12日的不可撤销90天信用证。根据信用证条款规定，最后的装船期为10月5日。10月28日原告才被告知货运抵天津港。原告怀疑被告倒签提单。庭审中原告将诉因变更为被告预借提单。原告认为，被告预借提单的行为给发货人美国aig,llc公司提供了发出与合同不符货物的机会。由于被告协助发货人伪造装船提单日期，使发货人恶意换货的欺诈行为得逞，使原告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因此提起诉讼。

被告在庭审中答辩称：被告签发的539551号正本提单是多式联运提单，符合多式联运提单在接收货物后签发提单的特点;提单约定的运输方式为ipicy-cy，且由托运人装箱点数施封，原告收到与提单记载不符的货物，实为托运人的欺诈行为，与承运人无关;被告忠实履行了运输义务，原告所称的预借提单没有法律依据。

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查明，XX年9月13日原告作为买方与美国aig,llc公司签订进口卫生纸切边合同，双方约定，价格为cif中国天津新港，总价款51000美元，支付方式：不可撤销90天信用证。起运港芝加哥，目的港天津港。由美国aig,llc公司负责订舱。9月17日原告向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申请开立了以美国aig,llc为受益人、有效期为XX年10月12日的不可撤销90天信用证。根据信用证条款规定，最后的装船期为10月5日。10月5日被告作为承运人签发了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aig,llc;收货人凭指示;接货地伊利诺州芝加哥;承运船舶新秦皇岛00040航次;装货港加州洛杉矶;卸货钢中国天津;运输方式ipicy-cy;提单签发日期和地点伊利诺州芝加哥XX年10月5日。“新秦皇岛”轮10月2日抵洛杉矶锚地，10月6日开始装货，10月9日0245时装货完毕离开洛杉矶港，10月20日抵达上海港，原告货物转“国泰”轮于10月27日运抵天津港。

另查明，原告在10月19日到银行承兑并拿到提单，后发现缺少ccic商检证书，按照国家进口废纸规定，没有出运港的ccic商检证书货物不能在目的港通关。原告于10月29日向天津ccic申请补办ccic商检证书，天津ccic检验结果是该批货物主要为无纺布，其他为木浆和高分子吸收体。上述货物不符合中国环境保护标准的规定，我国海关责令货主退运该批货物，不准许该批货物入关。

再查明，我国交通部《关于加强承运进口废物管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承运我国允许进口的废物的承运人必须在托运人、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满足下列4个条件后方可接受订舱：一、提供我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签发的进口废物批准证书;二、提供我国商检机构或我国国家商检局制定或认可的检验机构签发的进口废物装运前检验合格证明;三、提供贸易合同的正本复印件或其编号或收货人的书面确认;四、提供收货人的详细名称、地址。第四条规定：承运人应签发记名提单，不得签发指示提单。本案被告没有要求托运人提供我国商检机构或我国国家商检局制定或认可的检验机构签发的进口废物装运前检验合格证明，签发的提单是指示提单。

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原告确认原告为本案所涉货物(现在天津新港，未报关)的收货人;二、原告承认在货物的进口和赎单等环节均有过错;三、被告承认在承运过程中违反了中国交通部《关于加强承运进口废物管理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条;四、被告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过错，同意支付人民币40万元给原告作为原告货款和履行本协议第五条、第六条约定义务的全部费用。该费用在签订本协议后7天内支付人民币10万元，余款在原告履行完毕本协议第六条约定义务后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五、原告负责处理包括但不限于货物的退运、转运或罚没事宜，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原告保证本人或任何第三人在处理货物退运、转运或罚没时不给被告产生或带来法律上的任何不良的或消极的影响;六、原告承诺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所占用被告的10个集装箱无条件交付被告。如原告不能在上述期间交付被告集装箱，则原告由此承担自XX年2月28日后产生的滞箱费用。滞箱费用按被告最新公布的滞箱费用标准计算加倍收取，在此之前的滞箱费用免除;七、原告承担本案全部保全、诉讼费用。

分析

本案是一起海上集装箱运输合同纠纷，原告是以承运人倒签提单提起的诉讼，在案件审理中又将起诉理由更改为承运人预借提单。在本案中承运人是否存在预借提单的行为呢?如果预借提单事实存在，与原告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被告认为其所签发的提单是多式联运提单，因为它是在芝加哥接受的货物，而且提单上明确写明ipicy-cy，所谓ipi是指内陆公共点运输，因此被告不存在预借提单的行为。但是承运人从内陆公共点已接受货物，其责任期间就已开始，在ipi后面又强调交接方式cy-cy，自身是矛盾的。“新秦皇岛”轮10月2日抵洛杉矶锚地，10月6日开始装货，被告在10月5日才在芝加哥接受货物，有违常理，因此有理由相信被告如此签发提单是为了规避承担由于倒签提单可能产生的风险。但就本案而言，不管是预借提单还是倒签提单，都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参预了欺诈行为，因此承运人与原告进口的货物是我国不允许进口的废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承运人违反了中国交通部《关于加强承运进口废物管理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条的规定;正是由于没有中国北美商检的检验证明，才导致废料运至我国港口，作为与托运人直接交接货物的承运人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篇6：长葛市第三粮油供应站诉杭州铁路分局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_合同范本

长葛市第三粮油供应站诉杭州铁路分局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长葛市第三粮油供应站(以下简称粮油供应站)于1998年4月23日在郑州铁路分局长葛站托运玉米五车，货票记载到站为杭州铁路分局宁波北站，货物重量及计费重量均为61吨，每车玉米670件，每车运杂费543551元，五张领货凭证的收货人均是张岩(河南省粮食贸易公司工作人员)。随后，粮油供应站依收货人张岩的要求，将五张领货凭证邮寄给在宁波市良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茂公司)任经理的同学薛飞。承运当日，粮油供应站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长葛市支公司货运险长葛市代理处投保货物运输综合险，被保险人为张岩，投保金额30万元，交纳保险费1200元。同年4月28日、5月1日、5月2日，五车玉米到达宁波北站后，该站依据宁波市人民政府下发的市政(1988)55号文件批转的《关于宁波铁路北站货物疏运暂行规定》，将五车玉米交宁波铁路北站客货运输服务公司，该服务公司在上述日期内又将五车玉米交于宁波市汽车运输总公司。1998年5月7日，良茂公司向宁波北站出具介绍刘孝君提货的介绍信，从宁波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将五车玉米提走。1999年4月7日，粮油供应站到宁波北站查询时，宁波北站货运安全室阮时平向其出具了“请客货运输服务公司查交付情况，共五车”的字据。1999年4月16日，收货人张岩向粮油供应站出具证明称：至今未收到这五车玉米，未给任何单位、任何人出具有关身份证件。

1999年4月26日，粮油供应站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称：被告所属宁波北站在未见到领货凭证及张岩身份证明情况下，将争议货物让与其没有关系的“宁波铁路北站客货运输服务公司”提走，致使货款无法收回。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货款及包装费损失43.3万元，赔偿运费及保险费用67881.60元，赔偿追索货款支出的差旅费5000元。

被告杭州铁路分局答辩称：原告是于1998年4月23日托运的货物，宁波北站至次月2日先后将货物交付给持领货凭证的收货人，已交付完毕。原告于1999年4月7日才来人查询货物，已超过《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所规定的索赔时效，丧失了实体请求权，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货物运单是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的主要形式，故《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货物到站应向货物运单内记载的收货人交付。本件货物运单记载的收货人为良茂公司，又有良茂公司的介绍信及有关领货凭证，故对持证人办理了交付，此不构成误交付。因按货规规定已将货物运单随货交给了收货人，现已无法取证。但根据编组记录、卸货记录、发站回函，均能证明货物运单载明的收货人是良茂公司;特别是良茂公司提货时出具了与五车货物票号、车号相符的领货凭证，表明原告已将领货凭证即领货权利交给了良茂公司，良茂公司是真正的收货人。原告因发货后未收到货款，欲将商业风险转嫁给已履行正常交付义务的铁路运输企业，不符合《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

【审判】

郑州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按铁路运输的规定填写了运单，提交了所运货物，交纳了运杂费，与铁路运输企业建立了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未按货票和领货凭证记载的收货人交付，属于误交付。被告辩称五车玉米运单记载的收货人是良茂公司，却又提供不出该运单，应负举证不能的责任。误交付行为发生后，被告未编制货运记录。原告于1999年4月7日到北站查找货物时得知误交付，至同月26日向法院起诉，不超过《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关于承运人同托运人或收货人相互间要求赔偿的时效期限180日的规定。除去丢失的1件货物不属于到达站的责任外，被告应赔偿原告五车玉米款37991656元、运杂费2667755元、货物运输保险费1200元。原告请求被告支付的包装费及其他费用因缺乏证据不予认定，其主张的差旅费因不属于货物运输规定赔偿的范围，亦不予保护。依照《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三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三款，《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该院于XX年1月31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铁路分局赔偿原告粮油供应站玉米款、运杂费、运输保险费407794.11元。

二、驳回原告粮油供应站关于运输玉米包装费、利息及差旅费的诉讼请求。

杭州铁路分局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称：1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对领货人张岩未如期提到货早已“知道”，其诉状中的表述即是明证。拖了近一年的时间因货款未收回而到宁波北站查找该批货物由谁提走，原判关于被上诉人在时效内不知权利被侵害的事实认定，显然不能成立。(2)《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五十四条第一项、《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对赔偿时效期限起算均有规定，且其内容经国家公布，明示于众，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被上诉人“应当知道”。被上诉人未在已知的法定索赔期限内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其实体权利已经丧失。2原判适用法律不当。3本案不构成误交付。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多份按货物运单记载的书证，均记载本案所涉货物的收货人是良茂公司，交付时已按《铁路货物运输规程》三十四条规定办理，货、单一并交付给了运单记载的收货人。4上诉人企业已依法分立，原所属宁波北站已移交萧甬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萧甬公司)，上诉人现已非本案诉讼主体。请求二审法院裁定变更萧甬公司为本案诉讼主体，依法改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粮油供应站答辩称：其是在张岩明确答复未收到货后前往宁波北站追查时才知道张岩确未收到货。从1999年4月7日宁波北站书面同意查询至我方起诉未超过六个月，未丧失追偿权。铁路货物运输中运单、货票和领货凭证所记载的收货人是相互吻合的，未经发货人同意，他人无权变更。上诉人称运单记载的收货人是良茂公司，但又不能提供运单，所罗列的编组记录、卸车记录及货运记录，都不能和货票、领货凭证对抗，应负举证不能的责任。

一审判决正确。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还查明：1998年4月24日，粮油供应站作为供方与需方良茂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约定品种玉米，以实收数为准;供方货到需方宁波北站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货款，价格、数量以双方协商后需方电报为准。1998年5月4日上午，良茂公司收到粮油供应站吴金刚发来的传真件，内容是五车玉米的车号。1998年5月15日，良茂公司以汇票方式给吴金刚汇款16万元。另上诉人提交的编组记录、卸车记录上记载的收货人是良茂公司。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铁路运输合同纠纷，当事人向铁路运输企业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180日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粮油供应站于1998年4月23日办理托运五车玉米，随后将领货凭证寄给良茂公司经理薛飞，5月4日良茂公司收到粮油供应站发来的关于五车玉米车号的传真件，5月7日良茂公司从到站将五车玉米提走，5月15日粮油供应站收到良茂公司给付的部分玉米款16万元，此时粮油供应站就应当知道所托运的玉米不是由领货人张岩领走，粮油供应站即应在自此时起180日内向铁路运输企业请求赔偿。但粮油供应站于1999年4月26日才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显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故上诉人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关于其现已非本案诉讼主体的上诉理由，因上诉人未当庭举证，故不予审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该院于XX年9月1日终审判决如下：

一、撤销郑州铁路运输法院一审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粮油供应站的诉讼请求。

【评析】

处理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如果超过诉讼时效，一切赔偿都无从谈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托运人向铁路运输企业的索赔时效为180天，但诉讼时效如何起算，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意见认为应自运到期限届满后第30日起算;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自铁路企业交给货运记录的次日起算;第三种意见认为应自原告向到站查询得知误交付时起算;第四种意见认为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第二种意见明显不妥。因为本案情况特殊，承运人一直未编制货运记录，当然不存在交给货运记录的事实，所以不能以交给货运记录的次日作为起算日期。第三种意见也不妥，因为从本案情况看，托运人并非在查询时才得知误交付。第一种意见的不妥之处在于其引用的自第30日起算，是司法解释对于承运中的货物发生损失或逾期的一般规定，并非对误交付的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交(1993)14号《关于运输货物误交付法律责任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指出：“承运人应编制而未编制货运记录交给收货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因此，第四种意见是正确的。原告作为托运人与良茂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后又将车号告知，随后又收到良茂公司的汇款。在其于5月15日收到良茂公司的汇款时就应当知道货物已被良茂公司领走，其权利被侵犯。所以，以此时间作为起算日期，是恰当的。

被告能否构成误交付也是处理本案的一个难点问题。被告向法庭提交了多份按货物运单记载的书证，如编组记录、卸车记录，这些记录均记载货物的收货人是良茂公司。但是，领货凭证上显示的收货人是张岩。根据《铁路法》的规定，应以货物运单记载的收货人为准，但双方都不能举出货物运单。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判定哪个证据效力更高。通常来讲，领货凭证与货物运单是一致的，并且在发站经过承运人的检查，在效力上高于编组记录、卸车记录。但难点在于，本该托运人举证的货物运单，其未举证，却只举证了领货凭证，给法院认定事实带来了难度。

责任编辑按：

在本案中，原告托运的五车玉米，从其与案外人良茂公司签订有玉米的供货合同、合同约定的到站为宁波北站、1998年5月4日原告向良茂公司传真五车玉米的车号、此后收到良茂公司的部分货款以及原告依领货凭证上收货人张岩的要求将五张领货凭证寄给良茂公司的经理薛飞这些事实来看，实际是为了履行与良茂公司的供货合同中其作为供方的交货义务。在其已实际收到良茂公司给付的部分货款时，无论是货物运单，还是领货凭证均已失去了主张提货权利的效力，且表明其从此时起应知其权利(全部货款的差额)受到侵害。也就是说，无论货物运单、领货凭证上的收货人记载为谁，只要托运人(发货人)与真正的实际收货人，也即托运人作为合同供方与合同需方之间发生托运的货物交付的有关指示和实际结算关系，就应该认为托运人已放弃了凭货物运单向承运人主张误交付的权利。特别是在本案这种情况下，作为托运人的原告的有关行为，实际上已成为作为到站的被告向良茂公司交付货物的基本原因。因此，在原告自己十分明确真正收货人是谁，且又在真正收货人提取货物中起了帮助作用，并接受了真正收货人的合同部分对价的履行情况下，原告就尚未收到的部分货款向到站的被告主张权利，应属转嫁商业风险的行为，是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原告只应当向其合同需方主张供货合同下的权利，不能再依运输合同主张其作为托运人的权利。从上述意义和本案事实上认定，被告向良茂公司交付货物的行为是构不成误交付的。故而既便原告依运输合同享有的追索时效尚未超过，其诉讼请求也是应当被驳回的。

篇7：北京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_合同范本

北京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

上海凯泉给水工程有限公司诉北京金钱豹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

()丰民初字第00855号

原告上海凯泉给水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凯文

委托代理人安福琴

委托代理人孙浩亮，北京市长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金钱豹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光旭

原告上海凯泉给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凯泉公司)与被告北京金钱豹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钱豹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凯泉公司委托代理人孙浩亮、安福琴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钱豹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凯泉公司诉称，XX年5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水泵销售合同(07040098)，合同总金额314 347元，后变更为339 873元。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供应水泵，后原告依据实际情况给被告送去水泵。时至今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45 568.9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给付拖欠原告的货款245 568.9元和自XX年11月20日起诉之日起至开庭之日止合同总金额339 873元的0.2%/天的违约金119 63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金钱豹公司既未作书面答辩，亦未参加本院庭审。

经审理查明，XX年4月23日，上海凯泉公司与金钱豹公司签订水泵销售合同(bj070098)，约定：由上海凯泉公司为金钱豹公司供应水泵，合同总金额314 347元，交货期为XX年5月18日，付款方式为预付30%，货到初验合格付至75%，调试合格付至95%(XX年11月1日前)，5%质保金一年内结清(调试合格后12个月内)。若需方(即被告)延期付款，将承担本合同列定总金额的0.2%/天作为违约金赔偿给供方(即原告)，且累积计算。XX年9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原合同中2台50wq/s201-4切碎式排污泵变更为2台100wq/s411-15的切碎式排污泵，电控柜1台，合同金额由原来的314 347元变更为339 873元，交货日期变更为XX年10月20日，其他条款按原合同执行。合同签订后，金钱豹公司按合同约定付给上海凯泉公司原合同金额30%的预付款94304.1元，上海凯泉公司依约分别于XX年5月23日、5月31日、10月29日向金钱豹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

......

篇8：上诉人何日升因技术培训合同纠纷一案_合同范本

上诉人何日升因技术培训合同纠纷一案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江中法民终字第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日升，男，194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新会市古井镇竹乔龙龙田村。

诉讼代理人李燕安、谭文正，广东贯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会市宏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力公司)。住所地：新会市会城镇河南汇泗里8号101.

诉讼代理人陈亮才、刘朝灏，广东腾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日升因技术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会市人民法院()新法民初字第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查明：上诉人何日升经新会市文联副主席林德贤介绍，到被上诉人宏力公司学习浮雕蜡烛技术。双方口头协商有关事项后，宏力公司于XX年4 月5日向何日升出具一张保证书，内容为：我们传授给你的现代高科技光控音乐浮雕蜡烛技术，你们生产工艺产品期间若出现有关此技术的知识产权纠纷，均由我单位负起法律和经济责任。同日，何日升即向宏力公司支付了24000元的技术咨询、资料、劳务费。

同年4月6日、4月18日和7月9日，宏力公司派由林德贤带何日升到恩平市多艺五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艺公司)参观学习共三次，多艺公司还向何日升提供了有关浮雕蜡烛技术的说明书。此后，上诉人何日升以被上诉人宏力公司不是上述技术的合法所有者，不能传授技术给上诉人，其严重违约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严重损失为由，诉请原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返还24000元。

又查明：宏力公司是1997年7月31日成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摄影器材、扩印设备、感光和冲印包装材料等。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学习现代高科技光控音乐浮雕蜡烛制作技术，由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对原告所学习技术、期限和所学程度等因没有明确规定，其责任过错方面无法认定。但被告已带原告到恩平学习现代高科技光控音乐浮雕蜡烛制作技术三次，恩平多艺五金化工有限公司将该技术制作说明书交给原告学习制作技术，被告对原告学习该技术已履行义务。原告认为自己未学会该技术，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相关证据证实，故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日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7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何日升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所谓传授在字面上理解是“教会”之意，上诉人所学程度理应为完全掌握该技术制作的要领和诀窍，但被上诉人至今仍未教会上诉人该项技术，因而被上诉人有过错，要承担违约责任。二、本案应为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纠纷，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带上诉人到恩平学习三次就作为履行义务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提供的汕头光大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的发票与上诉人毫无关系，其无权收取上诉人18000 元。四、原审认为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自己未学会现代蜡烛技术是错误的。五、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

被上诉人宏力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应为有效的居间合同，光大公司是培训方，上诉人是在光大公司的安排下到多艺公司进行培训，而被上诉人只是联系、介绍上诉人到光大公司学习技术。二、按照合同约定，被上诉人的义务是到上诉人到多艺公司学习。三、退一步讲，即使双方之间是技术培训合同，被上诉人也履行了培训的义务。被上诉人本身虽然不具备培训的条件，但运用了公司以外的资源来培训上诉人。四、传授是把学问、技术教给别人，至于学习方能否完全掌握则不是教授方的责任。五、宏力公司将何日升交来的24000元中的18000元，作为技术资料与接产费付给了培训方光大公司。光大公司也向宏力公司开具了发票。

上述当事人在二审诉讼期间没有提供新证据。

根据上述当事人确认的证据、事实以及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的认证，本院因此确认了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技术服务合同关系，具体来说是技术培训合同关系。该合同就是培训方宏力公司为委托方何日升进行特定技术培训而订立的合同。在培训合同中，如果没有特别约定，那么委托方应提供技术培训的基地、设施和实施条件，认真制定培训计划，配备合格的师资，保证完成培训任务。培训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给委托方的学员解决某一特定技术问题的知识，使之具有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能力，因而也是培训方的主要义务。结合本案，宏力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就是要传授给何日升浮雕蜡烛技术，使其具有生产该产品的能力。上诉人何日升主张双方之间是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宏力公司主张双方之间是居间合同，但是宏力公司从未向何日升提及汕头光大公司，也没有促成所谓委托人何日升与培训方光大公司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向何日升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不具居间合同的构成要件，故本院对宏力公司的上述主张亦不予采纳。至于宏力公司声称已将24000元中的18000元支付给光大公司的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整。

作为一家专营销售产品的贸易公司，宏力公司没有任何技术培训的基地、设施和实施条件，在收取了何日升支付的报酬后，也没有对何日升制定培训计划以及配备合格的师资，只是派人带何日升到恩平多艺公司参观学习三次，向其发放一份说明书，根本不算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也不可能达到委托方何日升预期的合同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二条的有关规定，作为培训方的宏力公司没有任何技术培训的实施条件，没有制定培训计划和配备合格的师资，来对作为委托方的何日升进行培训，导致培训结果达不到合同目的，依法应当承担免收报酬等违约责任。上诉人何日升请求宏力公司返还24000元技术咨询、资料和劳务费，理由充分，应予支持。

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本案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被上诉人宏力公司主张已履行了合同的义务，那么就应由宏力公司举证证明其具有培训的条件，对何日升已制定培训计划以及配备合格的师资，通过一系列的课程以后，只要委托方具有正常智力，就应该掌握约定的浮雕蜡烛技术。但是，宏力公司无法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宏力公司已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判令驳回何日升的诉讼请求，处理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三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会市人民法院()新法民初字第549号民事判决。

二、新会市宏力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24000元给何日升。

一、二审受理费共1940元，由新会市宏力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其俊

审 判 员 陈耀强

代理审判员 曹富荣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仲冠

篇9：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上诉状_合同范本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上诉状

原告：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________

民族：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____年龄：_____________民族：_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住址：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_被告：_________________名称：______________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___

案由：_________________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诉讼请求：_________________

1：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市人民法院

原告(签名)：_______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篇10：北京御水香伊商务会馆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_合同范本

北京御水香伊商务会馆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案

原告北京兴百合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百合公司)与被告北京御水香伊商务会馆(以下简称御水商务会馆)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XX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张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兴百合公司委托代理人徐洋，被告御水商务会馆委托代理人任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兴百合公司诉称，XX年9月17日我方与被告签订了书面的纺织品销售合同，合同约定我方给被告供应棉纺织品，货款总额为49 165元，并于XX年9月30日交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合同生效时付10 000元，收到货物后付清余款即39 165元。但被告收到货物后，欠我方20 000元未付。被告的订货人员为我方出具了欠条一张，记明所欠余款20 000元于XX年11月10日前付清，但至今被告仍未支付货款。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0 000元及利息880元(以20 000元为基数，按照年百分之四点四，自XX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XX年11月10日止)，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被告御水商务会馆辩称，销售合同的订购方为“碧桂园”，该合同是原告与其他经营主体签订的。我方没有张涛这个职工，原告与我方没有发生过销售关系。我方并没有向原告支付过任何货款，其合同签订、履行期间，我企业尚未成立，原告起诉的主体有误。故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XX年9月17日，在工商局核发御水商务会馆营业执照前，御水商务会馆人员张涛以御水商务会馆的名义与兴百合公司签订了《北京兴百合纺织品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由兴百合公司向订购方提供床单、被套等货物，货款总额为49 165元;订购方在合同生效后预付10 000元;订购方收到货，验收合格后即付清余款，即39 165元，后余款金额变更为39 505元。XX年10月31日兴百合公司将货物送至尚未核发营业执照的御水商务会馆处，御水商务会馆收货后，支付货款19 500元，并由张涛在收据上签字确认，收据上写明了付款单位、金额、余款解决方式等内容。张涛在该收据背面书写：“所欠余款贰万元正于11月10日前付清”，并签字。后兴百合公司多次向御水商务会馆主张该货款，但御水商务会馆仍未支付。综上，御水商务会馆尚欠兴百合公司货款20 000元未付。

另查，在御水商务会馆的企业登记档案中，XX年9月7日的预核准名称投资人名录表的“投资人名称或姓名”栏中有张涛的名字。XX年5月30日的北京御水香伊商务会馆第二届第一次股东和职工大会决议：同意张涛加入本企业;同意选举张涛为企业监事职务。XX年11月12日的北京御水香伊商务会馆第三届一次股东和职工大会决议：同意将原股东张涛持有的该企业的股权2.5万元转让给新股东白世鹏;同意免去张涛的监事职务。御水商务会馆营业执照上所记成立日期为XX年5月21日。

再查，北京市碧桂园康体俱乐部于XX年10月30日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吊销营业执照。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北京兴百合纺织品有限公司销售合同》、收据、欠条、工商局企业登记档案、XX年9月28日原告向被告询问张涛情况的录音，被告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虽然御水商务会馆营业执照上所记成立日期为XX年5月21日，但张涛于XX年9月7日即已成为御水商务会馆的预核准名称投资人，其后于XX年5月30日正式成为御水商务会馆股东并担任监事职务。故张涛在《北京兴百合纺织品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以及张涛为原告在收据上签字确认并在收据背面书写欠款数额和还款时间的行为应认定是御水商务会馆人员张涛在企业设立过程中代表该企业的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设立后的御水商务会馆承担。现原告兴百合公司持双方签订的《北京兴百合纺织品有限公司销售合同》、XX年10月31日的收据、XX年10月31日的欠条、工商局企业登记档案、XX年9月28日原告向被告询问张涛情况的录音，各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环环相扣，相互印证了御水商务会馆欠兴百合公司20 000元货款的事实。综上，兴百合公司与御水商务会馆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各自义务。兴百合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御水商务会馆就应履行相应的支付货款的义务。故兴百合公司要求御水商务会馆给付货款的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对御水商务会馆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往来，原告起诉的主体有误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兴百合公司要求按照年百分之四点四计算利息，本院认为于法无据，予以适当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御水香伊商务会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兴百合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二万元。

二、北京御水香伊商务会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北京兴百合纺织品有限公司利息(以二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企业的存款利率计算，自二○○七年十一月十日起计算至二○○八年十一月十日止)。

三、驳回北京兴百合纺织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百六十一元，由北京御水香伊商务会馆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篇11：枫林公司与东灯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_合同范本

枫林公司与东灯公司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

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南京枫林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林公司)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与南京东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诉讼代理人，现本律师就本案争议焦点、法律事实及如何处理，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一、本案原被告之间纠纷应定性为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

原被告于XX年7月23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买卖合同的标的庭院灯，数量1490盏，单价每盏850元，总价款：1266500元，在备注一栏中双方明确约定：光源为飞利浦，灯具样式参照购买方提供的实样……合同签订之时，原被告双方也对庭院灯样品进行了现场认定和封存，原告在庭审时也明确承认其应当按照碧瑶湾花园一期已经做好的庭院灯作为样品，并现场拍摄了照片，由此可见双方达成的书面销售合同完全符合凭样品买卖合同的构成要件，故依法应当认定为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

二、原告交付的货物(庭院灯)与样品不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属于根本违约行为

XX年7月31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200盏庭院灯，该批庭院灯经监理公司(江苏华宁交通工程咨询监理公司)验收发现存在严重问题，并被监理公司认定该批庭院灯不符合设计和使用要求，不得进场安装使用，必须立即退场(详见监理工程师通知单)。故本代理人认为，原告未能依据双方约定交付合格庭院灯，系违约行为。

三、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效力合法有效

被告在收到监理公司通知单后，在与原告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依法于XX年8月4日书面通知原告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该解除合同通知书已经送达原告。代理人认为，被告行使解除权是建立在原告违约且拒绝对庭院灯整改的前提之下，根据《合同法》第94条及96条的相关规定被告行使解除权行为合法有效。

四、鉴于原告的违约行为及被告承接工程工期影响，被告在依法行使解除权之后又及时与其他的灯具公司签订了灯具销售合同，从其他公司处购得庭院灯进行了安装，目前所有灯具虽已安装完毕，但仍延误了工期，工程发包方将有可能根据工程承包合同的约定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对此，被告将保留追究原告的相关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本代理人认为，原被告双方的合同关系应定性为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严重违约行为，被告依法行使解除权于法有据，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当依法驳回。

篇12：南通市东南贸易公司与南京铁路分局南京西站铁路货物运输合同赔偿纠纷案_合同范本

南通市东南贸易公司与南京铁路分局南京西站铁路货物运输合同赔偿纠纷案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南通市东南贸易公司与原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南京铁路分局南京西站、原审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南京市玄武区供销合作总店岔路口百货商店、原审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南京市生产资料总公司以及一审第三人北京宣武区紫光包装运输服务公司等铁路货物运输合同赔偿纠纷一案，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1996年7月24日作出(1996)沪铁中经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1997年11月27日，本院以(1996)沪高经监字第85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1993年4月22日，一审第三人北京市宣武区紫光包装运输服务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公司”)从北京北站发运两车钢材，收货人为南京第二钢材市场部。次日北京北站根据“紫光公司”变更收货人的申请，向原审上诉人南京铁路分局南京西站(以下简称“南京西站”)发出变更收货人的铁路电报。货运到南京西站后，原审上诉人南京市玄武区供销合作总店岔路口百货商店(以下简称“岔路口商店”)持购销合同、付款凭证等，在原审上诉人南京市生产资料总公司(以下简称“生资公司”)储运经营部的协助下，以南京第二钢材市场部的名义，从“南京西站”提走货物。

原审认为，托运人未按规定在货运中途站或到站变更收货人的行为无效，“南京西站”按原运输合同交货并无不当。原审被上诉人南通市东南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公司”)并非铁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无权直接向“南京西站”提出赔偿请求。遂判决：一、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1993)宁铁经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东南公司”的诉讼请求。

“东南公司”再审提出，“南京西站”收到更正收货人的铁路电报后，仍向没有领货凭证的其他单位放货，过错明显，应承担错放货的责任。请求撤销原判，重新处理。

本院经提审查明：1993年3月，原审被上诉人“东南公司”与“北京大中商贸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公司”)签订购买直径6.5mm线材的合同，并向“大中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60万元。同年4月12日，“大中公司”将其给“东南公司”、中国电子物资苏浙公司(以下简称“苏浙公司”)各发一车计两车共100吨线材，通过北京市宣武区蓓蕾玩具厂，委托一审第三人“紫光公司”办理铁路运输手续。“紫光公司”套用“XX73号铁路运输计划”将该计划的原收货人南京第二钢材市场部作为收货人，自己作为托运人向北京铁路局北京北站(以下简称

“北京北站”)办理托运手续。同年4月23日，“东南公司”从“大中公司”取到领货凭证后，即对该凭证上的收货人南京第二钢材市场部提出异议，并要求更正。当天，“北京北站”接受“紫光公司”的更正申请，将这两车货的收货人分别更正为南通崇川联运公司驻宁办事处转东南贸易公司、中国电子物资苏浙公司，并向到站“南京西站”发出更正收货人的149号铁路电报，“南京西站”收到该铁路电报后并无异议。

同年4月25日，两车线材被运抵“南京西站”后，“南京西站”仍通知南京第二钢材市场部的上级单位、原审上诉人“生资公司”储运部提货，该部因南京第二钢材市场部并非真正的收货人而未予提货。同年5月5日，原审上诉人“岔路口商店”持与其他单位签订的购销合同、发货传真、至“生资公司”储运部请求协助提货。“生资公司”储运部在“岔路口商店”要求提货的介绍信上批注同意，并加盖公章。“岔路口商店”持该介绍信至“南京西站”将“东南公司”的一车50吨线材提走。当天，“北京北站”站长又向“南京西站”发出重申上述更正收货人的48号铁路电报。5月16日，“南京西站”电告“北京北站”，称收到48号电报时已经交货，变更收货人的要求无法执行。

1993年5月5日，直径6.5mm线材的南京市场价为每吨人民币4050元。

“东南公司”持领货凭证提货未着，状告“南京西站”发错货物，要求“南京西站”赔偿货款人民币20万元。

本案一审判决前，“南京西站”另案起诉“生资公司”、“岔路口商店”，要求返回本案系争的一车50吨线材，经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已调解结案。

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付款凭证，货运委托单、货票、铁路电报、领货凭证以及有关证人证言等证实，证据确实、充分，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争货物的销售人“大中公司”、铁路运输的托运人“紫光公司”均证明“东南公司”系该批货的购货人、收货人。“东南公司”通过正当途径取得合法的领货凭证，应是铁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有权从“南京西站”提取货物。“东南公司”提货未着，系“南京西站”无视发站变更收货人的电报通知，将货放给没有领货凭证的单位所致。对此，“南京西站”应向“东南公司”承担赔偿货物损失的责任。我国现有铁路规章并未规定铁路货运的发站不能变更收货人，“南京西站”在收到变更收货人的149号铁路电报后也未提出异议，故本案变更运输合同收货人的铁路电报应属有效。另“南京西站”就自己错误放货的责任曾另行起诉“生资公司”、“岔路口商店”，该案已审结，并早于本案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故“南京西站”与“生资公司”、“岔路口商店”的纠纷本案不再予以审理。

据此，依照《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1996)沪铁中经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南京铁路运输法院(1993)宁铁经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

三、南京铁路分局南京西站赔付南通市东南贸易公司货款损失人民币20万元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20元由南京铁路分局南京西站承担。